度尽劫波(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四十六
　　事物的发展，往会是这样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往往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父亲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去苏塘或石城当校长了，在恢复政治生命后，也许是一件好事，得到了组织的重用。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舒老大的阻拦，没有去成，看似坏事，从后来父亲的人生轨迹看，又确实是十足的好事。
　　苏塘地处大山中，离县城远，生源有限，老师都不安心，工作肯定难搞。而且，如果父亲果真去了苏塘高中当校长，那么当时苏塘高中的余校长就会调走，父亲就和余校长没有了交集而缘悭一面，就没有后面调到地委党校的故事了。再者，在苏塘高中工作五年，父母亲的年纪都大了，再想往外调，就完全不可能了。那样，我们一家就会在崇阳这个曾爱过恨过的土地上扎根一辈子，仍然会罩在舒老大的阴影里。正是因为陈主任和尤部长他们想让父亲任职的计划被舒老大打破了，父亲得以留在路口高中继续任教，得以与苏塘高中的余校长认识并成为朋友，而改变后半生的命运。
　　1983年秋，苏塘高中的余校长调至路口高中任校长，父母亲勤勉的工作态度，认真的教学水平得到了余校长的认可；而且父亲也是全力支持余校长的工作的，余校长在路口高中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也是心情非常愉快的时期。这时，1984年，中共咸宁地委党校拟开办学历教育，余校长因得到党校一位领导的欣赏而调入中共咸宁地委学校主管教学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1985年，中共咸宁地委党校首招大专班干部学员，这时，急需一名学员管理人员。党校领导要先行调来的余校长推荐他的同事，余校长一下子就想到了父亲，无论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都是最好的人选。余校长把信息通报给了父亲，更重要的是余校长向党校领导作了推荐。
　　其时，母亲已调至崇阳师范任教，全家已搬至县城，从1971年离开县城再回来，已过去了14年，真是一别经年，河山依旧，故人已非翩翩少年。到崇阳师范后，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是红梅牌的，黑白的，十二寸。虽然是那么小，时常雪花点点，但终于不要上别人家去看电视了；尤其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们可以天天守着电视机，为中国军团呐喊助威。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把余校长传来要调父亲去中共咸宁地委党校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得到这个消息后，很是高兴，全力支持父亲离开崇阳。
　　父母其实在文革期间也尝试过调离崇阳，但那时的调动谈何容易？父亲家在汉阳，父亲的“文革”蒙难与汉阳不无勾稽，即使能回去，父母都不愿意去；那便只有黄陂了，外公也曾作过努力，凭他多年的行医认识的人，找了一些关系。曾经位高权重的，不是进了牛棚，就是远离了权力中心，目前当权的新贵，外公又看不中，也不认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接受的学校，发商调函来，崇阳这方面又死都不放，机会一错过，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加上父亲还是一个挨了处分的人，就更没有人敢要了。
　　父母想调离崇阳的心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蚕食殆尽。后来，只要是向北，他们就都愿意，这也是当年他们从大市调到田心的原因之一，只因为那里离家乡要近一些，那怕只一点点，于心灵也是一种安慰。
　　中共咸宁地委党校的李宗生校长，是赤壁人，瘦高高的，透着干练和精明。他有着对党的忠诚和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经验，他像渴望阳光一样对改革开放怀以无限的热忱，对百废待兴的党校教育事业，更是有一种抓紧做的紧迫感。于是，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建立一支好的教师队伍，因而就显得格外的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李校长对余校长的推荐高度重视，决定亲赴崇阳县路口高中进行实地考核。他到崇阳路口时，父亲正在上课，事先也没有得到消息，他也没有刻意找人座谈，更没有正式找人谈话，只是随意的和老师们聊，和学校领导聊，课间也与学生们聊。父亲的好人缘再次帮了他的忙。所有的老师都说父亲是一位敬业的好同事，学生们称父亲为“滕婆婆”，意旨父亲对学生的大事小事，一概的予以关心，把李校长一行都逗笑了。说起父亲“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人们人口诛笔伐那个丑恶的时代。
　　其实，父亲一直就是那样勤勤恳恳的工作，热忱待老师和学生，只要是任何一个出于公心的人，不要溢美之辞，也会说父母的好话的。李校长的考察是满意的，也没考虑父亲曾经受过处分，平反时还留着一个“大尾巴”，在那里就决定要人了，回去就办手续。当然，他找父亲谈话时可没说这些，父亲也是平常心来对待这次有可能的调动。
　　中共咸宁地委党校来崇阳考察并决定要调父亲的信息传到崇阳县城后，县里的行政部门开始阻拦；尤其是舒老大把守的县委组织部更是百般刁难，说什么崇阳调党校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同意调走。父亲看见这种情况，更是铁了心要调走，如果你和风细雨的做父亲的工作，或许他会回心转意。后来，县的头头们看父亲去意已决，就让管文教的副县长找父亲谈话；并允诺，只要不调走，父亲可到县城关中学、县一中、师范、电大任何一所学校任副校长。父亲不为所动，心想，你们不是说我政治上有问题吗？我就非要去上级党校证明我政治上的清白。父亲迫切需要换个环境，更要摆脱舒老大的魔掌。
　　县委有关部门为了造成即成事实，还正而八经地给父亲下了崇阳县师范学校副校长的任命。此时，中共咸宁地委党校办公室的陈禹九主任打电话给父亲，要求父亲不搬家，不上任。地委组织部不等崇阳的回函了，调令马上到崇阳。这样，父亲就没有接受崇阳县的任命，在路口高中继续当他的教书匠，这也是父亲几十年革命工作中唯一一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安排。他对未来有一种深深的渴望，他希望阳光早点照在自己身上，也希望阳光是和煦的，温暖的。由是，他对崇阳更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巴不得能早点离开，他从青春年少到人到中年，崇阳把他的大好年华都毁掉了。
　　调令到崇阳后，组织部长已经易人，新任组织部长庞熙民是大市人，虽然没有直接在父母班上读过书，但对父母在崇阳的遭遇是了然熟悉的，对父母在大市几年的付出也是知晓的。因而，庞部长是同情父亲的。但舒老大的势力还在，庞部长也不敢贸然放行父亲，但他也不会完全按舒老大的旨意办，虚与委蛇地周旋着。父亲也没闲着，也通过自己的途径想办法，地委组织部有一位副部长王心意是汉阳老乡，父亲通过同学认识了他，便把自己的情况简要向王部长介绍了，请王部长方便时，给崇阳打个招呼。王部长很愿意帮这个忙，便向崇阳组织部去了电话，。
　　庞部长接到这个电话后，本来自己的天平也是向着父亲的，便再也没有考虑舒老大的势力了，当然他也是有政治智慧的人，向主要负责人报告后；并对外宣称，地委组织部门催得急，实在是顶不住上级组织部门的压力，只得在父亲的调令上签署了同意放行的意见。这样，经过了大半年的博弈，父亲调动的事终于尘埃落定，于1985年秋季调入了中共咸宁地委党校；随后，母亲也于1986年春天调入地委党校。
　　四十七
　　从1957年到1986年，父母亲整整在崇阳工作了三十年，从当年的青春四溢的年轻人到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既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了“文革”十年磨难。当离开的那一刻，还是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当搬家的货车翻过苦竹岭时，父母流下了泪水，别了，这块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土地。当初第一次过苦竹岭的情景仿佛就像昨天一样，只是那时还是窄窄土路的苦竹岭，而今，早已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当时来的时候正是秋天，枯黄的巴茅草覆盖了满山，但一点也不显得荒凉。是啊，在一对年轻人的心中，即使是荒漠，只要有了爱，也会成为绿洲的。而今，春天已经来到，满山的映山红一丛丛里露放在山岙里，像擎着的火炬一般，她昭示着严寒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沉重在心的阴霾终于吹散了，给人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信念。父母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对未来仍然有着不小的渴望，投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更能激发他们的斗志。走吧，去迎接新的生活！
　　父亲调离崇阳，在崇阳教育界投下了巨大的波澜，他们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开除过党籍的人，居然党的上级党校还要？也有的人说，崇阳太不爱惜人才了，知识分子都会跑光的。后来，果然在崇阳的大多数外地人都走光了。现在都是崇人治崇，五湖四海不复存在了。也有的人觉得，父亲他们走了好，在崇阳总要受憋屈。
　　父亲去咸宁地委党校报到的那天，在县城偶遇了原路口公社第一书记，如今的崇阳县副县长饶天华同志。饶县长第一句就问：老滕，听说你调走了？父亲回答说：是的，饶书记（父亲习惯称呼），调地委党校了。饶县长听后，高兴得连连说：好哇！好哇！饶县长是一爽直的人，他曾经对父亲在他治下的工作生活给予了诸多的关心和照顾。他一连说出几个好哇，一层意思是说，父亲在平反前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崇阳是对不住他的，颇多同情；另一层意思也是对舒老大那样的当权者们的丑恶行径表示强烈的不满。
　　四十八
　　中共咸宁地委党校位于咸宁地区所在地温泉淦河边的青龙巷，环境悠静，森林覆盖率在90%以上。春天，那大朵的樱花如云、如霞、如霓，招得蝶飞蜂舞；夏天，竹园的楠竹如擎天柱，笔直向上，撑起一片清翠的苍穹，沁凉恬澹；秋天，猕猴桃满园，桂花飘香，令人流连；冬天，雪压松柏，那塔形的美丽，纯净无暇，给人心灵一种荡涤。这些绿得益于李宗生校长，李校长在党校除了爱惜人才外，最爱的就是党校校园的绿色了。党校至今都传诵着李校长的绿色故事。
　　你一进党校大门口，就可看见一公一母一对罗汉松，枝叶繁茂，绿影婆娑。可谁知道，它们是李校长用了6年时间才挽回来的生命。它们原本栽在温泉的中心花坛，刚栽不久，就不知为何出现枯叶掉叶的现象。不少人，还不乏所谓的专家都来看过，输营养液，却一滴也打不进去。李校长得知情况后，前去察看，终于发现了原因，原来是栽种不当，罗汉松的根被石头碍着，吸收不了水分。要重栽，由于种种原因作罢。李校长想，打点滴，滴不进去，那就采取原始的人工浇水。就这样，只要有一星期不下雨，就能准时看到年过七旬的李校长拎着水桶，从党校走到温泉中心花坛，给罗汉松浇水。6年，李校长坚持了6个寒来暑往，终于，罗汉松活了。后来，中心花坛改造，罗汉松的主人念及李校长6年来的“雨露”，无偿将这两棵罗汉松赠送给了党校。校园就这样，多了一道风景。
　　面对绿色满园的校园，父母是满心欢喜的来到党校工作的，而且，学校还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足足有120多平方米。这也是父母工作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住楼房，第一次住套房，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卫生间。他们是那种特别懂得感恩的人，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命”挨过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今，能平反昭雪，又能到地级党校工作，还能分到从没有过的住房，就像过上天堂般的生活。父母卯着劲，想在党校干一番事业，以报答党校领导的知遇之恩。
　　父亲一来，就担任85级大专二个班的班主任。二个班分成大专一班，也叫干部培训班，大专二班，也叫干部理论班。由于师资不够，两个大专班合起来上课，竟有104人，其中包括8名县处级干部。县处级干部中有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副县长；科局级干部几十名，一般干部就较少。两个班虽然是在一起上课，但班委会和党支部是分开的两个。日常学习、生活的组织全由党支部、班委会负责。父亲做的只是协调工作，这个协调包括学员与学校的协调，学校有什么要求，学员对学习、生活有什么意见，也包括学员与老师的协调；老师对学员有什么要求，学员对老师的授课有什么意见，也全靠父亲来进行联系沟通。当然学员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也该父亲来处理。父亲就是那种事无巨细都了然于心的管理者。
　　在母亲还没调来党校时，每个星期六，父亲总是要在学员们都离校后，他才匆匆去赶回崇阳的末班车，虽然有好心的同事对他说，党校的学员已不是年轻的学子了，大多的职位比父亲还高，用不着对待小、中学生那样的管理方式去管理。但父亲认为，虽然他现在的学员确实不是小、初、高中生，但他的学员在学习方面是参差不齐的，经历“文革”的人，读过什么书呢？因而，他们在学习方面遇到的问题不亚于那些高中生。因此，父亲每周日总是要出现在学员的宿舍，看有没有打退堂鼓的？看有没有学习遇到困难的？每天第一节课，父亲准时出现他的学员面前。父亲用他当教师几十年的火眼精晴和超凡的记忆力，一周内就把他的104名学员全面认识并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这两个班经过三年的学习，顺利毕业，父亲的三年班主任就告一个段落。
　　父亲不当班主任后，党校又开起了成人高考补习班，父亲重拾教鞭，担任补习班的政治教员，这是他在高中教学中最得心应手的课，他也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为了讲好政治课，父亲博览群书，针对成人的学习情况，不像对高中生那样灌输，而是更多的引导他们理解，感悟，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有关哲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让学员听得懂、记得牢，收到了学员的好评。在历年的成人高考中，父亲所教的政治课成绩都是最优异的。他还参编和主编了关于经济学常识方面的书籍，并获得了党校系统的奖励。以至咸宁医学院开办成人高考补习班时，都愿意请父亲去授课。他刻印的模拟试题，现在家里都还有。
　　父亲工作的精细，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师生的好评，先是提拔为组教科副科长，后任教务处副主任，与先期到党校并举荐他的余校长搭档，俩人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教务处成为全校的先进单位。父亲在工作之余，对当时的乡镇企业崛起非常感兴趣，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赤壁、嘉鱼等乡镇企业开展得好的地区去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并结合经济学的理论，去探究乡镇企业的发展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各种不同刊物上，在此基础上，父亲写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一书，完全由父亲一笔一划写成，几易其稿，后由湖北科技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并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和他一贯的教学水平，1993年被评聘为党校系统政治经济学专业副教授。不久，再次得到提拔，任行政科科长。
　　这个职位在单位里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个部门，也是最容易引起员工意见的一个部门。这之前，很有几任行政科长都虎头蛇尾，善始不善终，做不下去了。面对这种情况，父亲他会怎么做呢？首先，他不擅权，行政科还是有一定油水的部门，吃喝拉撒都管，大大小小的采购也不少，但父亲不揽这个权，充分授权分管副科长；其次，他处事公平、公正、公开，一碗水端平。父亲深知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所以他对事对人都一视同仁，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三是，他不多吃多占，也就是不贪，从不沾一点公家的小便宜。他说到做到，以身作则，因为他深知“善禁者，先禁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心底无私天地宽。因而，行政科的全体员工都服膺他，领导也信任他。1993年，他在行政科长的岗位上被提任为副县级调研员，但也没有退下行政科科长的职务，一直做到了退休，这在派系林立的党校是十分不容易的。
　　母亲来党校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站了三十多年的讲台，来党校后，学校也是安排她从事教学工作。但父亲认为，母亲教了一辈子书，吃尽了苦，在离退休不到五年时间，如果能从事教学行政工作，不再上讲台，是对母亲以前工作艰辛的一种补偿。于是，父亲找到学校领导，提出让母亲做做行政工作，就不上讲台了。学校尊重了父母的意见，为照顾她，就让母亲在办公室做档案工作。母亲把档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得到地区行署档案局的好评，学校档案室也上了等级。但后来评职称，如果一直在教学岗位上，评过副教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后来没有从事教学工作而与职称失之交臂，也成了父亲永久的遗憾。而母亲却淡然，没有表露出任何怨言。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为了照顾姐姐的小孩，而提前内退了。那一年，母亲52岁，仍然没有一丝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