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四十三
　　在路口时，政策就相对宽松多了，但一家人一起回去过年却是非常奢侈的事。又互了一年春节，正月初二，母亲带着我回黄陂拜年，那一次回乡之旅，让我刻骨名铭心。父亲把我们送到路口镇上，凛冽的寒风中，小镇空荡荡的，少有行人，每家的门板都上得紧紧的，可能还沉浸在梦乡里。只有隔三差五的鞭炮声和弥漫在天空的硫磺味才让人感到这是在过年。
　　我无暇关注这些，只是紧盯着县城的方向，渴望有车过来。通常，大年初二，从县城开往地区所在地温泉的班车只有一趟，有时可能还没有。果然，我们在小镇里等了大半个上午，还是沒有班车来。其他的车也沒有一辆。父亲说：“可能是天太冷了，今天没车了。”我深深地失望了，我是多么想回故乡去啊。母亲安慰我说：“大过年的，车发得晚，再等等。”于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依然在小镇的路口等着。
　　大概在寒风中等到了十一点多，从县城方向的远方公路隐隐传来马达声。我的耳尖，仿佛是顺风耳，连忙对父母说:“爸、妈，有车过来了。”父母说:“真的？”我肯定地说:“是的！千真万确。”果然，一会儿，一辆卡车开了过来，顿时，我失望了。不是班车，货车是不会带我们的。但我还是很期待，父亲也决定去碰碰运气。当卡车快靠近我们时，父亲走到路旁边，朝卡车扬了扬手，没想到卡车竟停了下来，摇下玻璃。父亲迅速踩上踏板，顺手递给司机一支香烟，本来有些恼怒的司机，缓和了些。父亲和他说了原由，又塞了包香烟到他的上衣口袋里。他才爽快地说:“上车吧！”听见司机的话，我真是喜出望外，和母亲一起上了驾驶台。母亲见了司机，连声说:“师傅，过年好！谢谢了！”司机还算亲切地回了句:“不客气！”司机发动车，车缓缓启动，我隔着车窗，向父亲挥挥手。很快，小镇就消失在视线里，村庄、山峦、树木“嗖嗖”地远去。我的心激动得快蹦了出来，又可以回到外公外婆身旁，又能吃好的，喝好的，又能看戏看电影。要知道，那可是一个物质上饥馑，精神上贫乏的年代啊。
　　车到了崇阳咸宁交界的苦竹岭，问题出现了，只见苦竹岭积着厚厚的白雪，不少地方还结了冰。车轮一接触，就直打滑。卡车没有防滑链，无法行进。司机一筹莫展，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我们和司机都走出驾驶台，一下来，就不禁打了个寒颤。还是司机法子多，只见从车斗里拿出草垫，垫在轮子下，同时找了些石头，一点一点往上开；上岭还好说，下坡就更危险了，期间有几次几乎失控，好在司机是个老手，都化险为夷了。就这样精卫填海式的方式，直到下午五点，花了六个小时，才翻过苦竹岭。
　　到温泉时，已是晚上七八点，万家灯火，像一片灯海。可惜，我是过客，不是归人。和司机道个别后，母亲就去找了家旅店住下。草草洗了下，就睡了，明天可还要赶路呢。很快，我就梦周公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母亲就牵着我，匆匆赶上去咸宁火车站的公汽。到火车站后，普客已沒有了，只有临客。临客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准数，好不容易排老长的队，才在人群中抢到一张站票。即便这样，我和母亲也是满心的欢喜。站在月台上等火车时，看到向北延伸的铁轨，心早已飞到了江北小城外婆身边。然而，火车还没来，听说晚点，最终，本该上午10点半发出的车，一直到下午1点才到。火车黑咕隆咚的，一上去，一股牲畜味刺鼻而来。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潮水般的人挤到了一角落里。好在母亲紧牵着我的手，才没被挤散。闷罐车改的临客终于开动了，行进在京广线上，什么也看不到，只感到走走停停。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足足开了4个多小时。到武昌时，已是5点多了，母亲说，看来今天是回不了外婆家了。
　　下了火车，准备出站时，母亲看到有一列开往孝感花园的临客正在上客，便上前问，到横店停不？得到肯定后，我们像获得天外惊喜般地没有出站就先上了车。母亲看了看时间，说，如果正点话，今晚就可到黄陂。我听了很是兴奋，但天不遂人愿，这辆车也是走走停停，它得让所有的快车和普客，我们到横店时已是晚上8点多。横店站异常简陋，下车的人稀稀落落，我们穿过地道，急匆匆地赶往汽车站，去碰碰运气。在等车时，我对母亲说:“妈，没有车，我们走回去！”母亲抚着我的头，说:“好远的！”汽车站里等车的人还不少，看来会有车的，心中的希望又升腾起来。真的是运气非常好，春运期间，又增了一趟加班车，虽然是一辆卡车车斗装了个帆布雨棚改装的，但于其时渴望回家的我们来说，已经够好了！
　　终于，当黄陂城关前川的灿烂灯火迫近眼前，当文教巷外婆家的灯笼映在面前时，我的一行热泪亲切地流满脸颊。故乡，我又可以卧在你的怀抱里，感受你的热情，向你诉说别离的思念；外婆，我又可牵着你的衣襟，感受你的温暖，听你讲那些动人的故事；外公，你喷香的酒香还会醉着我的，你的一手行书，又能让我临摹几回。呵，你们可触到了我“嘭嘭”的热切的心跳么？那是游子的一腔热爱的情愫啊！
　　而今，再回老家，虽然时间上缩短了，但除了看故乡的山川草木还依稀外，却与外公外婆阴阳两隔，那可是长长的永不得见的距离......
　　四十四
　　父亲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关注时局的变化。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的党籍问题。这多年得不到解决，不是父亲的问题有多重，而是因为有当权者在从中作梗。父亲当然知道是舒老大。自来路口高中后，父亲知道学校的教导主任舒志先生与舒老大关系密切，所以父亲不止一次对舒主任说，自己的党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就是来自舒老大的阻力。父亲是有意说给舒主任听的，他想舒主任一定会把话传传到舒老大耳朵的。
　　父亲相信历史将宣布他是无辜的，对此，他充满信心。但父亲的平反真是一波三折。还记得，县委组织部部长舒老大的亲信、石XX副部长对父亲说的话吗？待他觉悟了，会找父亲的。看来，他还一直没有觉悟。于是，父亲的申诉信仍然像雪片一样的飞向地委、省委组织部。两级组织部的同志接到父亲的申诉信，回应是积极的，一听是开除党籍的处分也是非常重视的，并表示一定会督促崇阳县委进行甄别落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没有了下文。要想石副部长这样的组工干部“觉悟”何其难哉？舒老大的势力熏得崇阳一片乌烟瘴气是何等的积重难还？
　　但阳光是谁也不能垄断的，坚冰既然已被打破，有谁能阻碍历史前进的脚步呢？1980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春风进一步深入人心，父亲看到报纸报道多少沉年积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更坚定了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于是，父亲专门去县城，找当时主管文教的艾副县长，专门说到了党籍问题。艾副县长对父亲说：“老滕，现在没有人外看你，又没有人把你怎么样……”父亲不等艾副县长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艾县长，现在确实是没有人外看我，也没有人把我怎么样。但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怎么一到我，就不能落实政策呢？太阳就真的照不到崇阳的天空，就真的照不到我的头上？”
　　艾副县长听了父亲激动的话语，陷入沉思中，嘴里不停的发出“嗖鱼刺”的声音，并来回在他家的客厅里打转。艾副县长的为难，父亲是能理解的。因为艾副县长虽然资历深，但终究只是一名副县长，参加不了县委常委会的决策；而舒老大是县委常委，那是县里的决策者之一。舒老大对父亲问题的态度，全县人民都知道，艾副县长何尝不知道呢？在沉默了几分钟后，终于，艾副县长不转圈了，对父亲说：“老滕，这样，现在雷（雷世华，当时崇阳县委书记）书记不在家，县里的工作是朱（朱达宝，当时崇阳县政府县长）县长主持，你给他写封信，把你的诉求写清楚，我向他讲讲你的情况，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父亲从县城回校后，连夜按艾副县长的意见给朱县长写了一封申诉信发了出去。主要内容是申诉1963年“隐瞒成份混入党内”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为了印证这个观点，父亲也介绍了入党前，组织有一个调查材料，汉阳县华英公社党委证明是“中农成份”，并盖有朱红的公章……请求县委对1963年的结论进行甄别、复议、平反。
　　信发出一星期后，没有任何回音。父亲想，不会又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吧。那时没有电话，只得靠双脚跑。于是，父亲又到县城，去县委会找朱县长。父亲到达县委会时，正是吃午饭时间，父亲走到朱县长家门口，朱县长一家正在吃午饭，父亲不好意思打扰他，就在外面来回踱步。看来，朱县长的中饭一时半刻不会结束，父亲准备离开，下午再来找。这时，朱县长出来了，朱县长个子不高，但显得很精干，一双眼睛透着智慧，也许他感到有人在外面晃，应该是找他办事的。父亲见他走出来，便迎上去，喊了一声：朱县长。朱县长他对父亲说：你是找我吗？是不是有事？父亲连忙对朱县长说：“朱县长，您好！打扰了。我是路口高中的老师，叫滕书翰，给您写了封信……”
　　不等父亲说完，朱县长快人快语，马上就把话接了过去：“哦，你的信我收到了，已经批转给了县委组织部，他们近期要找你的。”父亲连连谢过朱县长，又立即返回路口高中给学生们上课去了。
　　父亲回学校一个星期后，县委组织部通知父亲到县委组织部对材料。父亲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县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告诉父亲，得下午才能对材料，因艾副县长要亲自参加这个对材料的会，由于他上午临时有别的事，来不了，只好改到下午。父亲也没有什么意见，毕竟等了十几年，只要能解决，还怕再等几个小时？可到了下午，艾副县长仍然不能来，但对材料的事不能再等了。于是，艾副县长派了文办的一个秘书，代他来参加会议。
　　这个会开得不长，首先是县委组织部的一名同志念了1956年父亲入党时，孝感师范学校党委向汉阳县华英乡党委发出的一份公函，和华英乡党委在函调上证明父亲出身“中农”成份的复函；接着又念了一份1963年父亲家乡生产队写的一份材料，说父亲出身“富农”成份。念这个材料时，父亲就隐隐约约感到，崇阳县委组织部在玩一个套路，一个生产队的材料，而且是1963年的，怎么能去否认生产队的上级一级党委1956年出的证明材料呢？父亲当即指了出来。组织部的老爷们没有想到父亲这么敏睿，一下子就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但他们是鸭子死了嘴壳硬，显然不这样认为，他要证明的是他们一贯正确，也许是舒老大授意的，压根就不想给父亲平反，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舒老大及其跟随者就说过，崇阳县所有的人能平反，就是滕书翰不能平反。这和中央某些人说过的“谁都能平反，而彭德怀不能平反”是不是如出一辙？组织部的同志继续说，生产队的材料上说，“中农”成份是当时土改复查时工作队干部点的一个“阴阳头”，意思是说他们骑墙，当祖父面，对父亲家默认的是“中农”成份，对生产队默认是“富农”成份。说完就不再说什么了，要父亲表态。
　　父亲发言时说：“凭你们宣读的两份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我入党时家庭是中农成份，因为有1956年汉阳县华英乡党委的证明材料，和我在入党时（1956年）交待的家庭成份是一致的。不管后来（1963年）生产队出什么材料，都不能改变1956年的事实，你们说什么‘阴阳头’，那你们就是认为生产队的证明合法有效，而上一级党委华英乡的证明是无效的？显然是笑话，你们不会如此幼稚吧？因此，你们给我下的处分结论‘隐瞒成份混入党内，开除党籍’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按党中央的政策应予以纠正，给予我彻底平反。”
　　在这样的铁证面前，组织部的一干人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有一个人暗示父亲，不知是谁，只要不再上诉了，结论会很快下来。父亲说，只要你们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他就不上诉；如果你们处理不公正，仍然按极“左”的那一套对待他，他就保持向上级党委申诉的权利。组织部的人没表态，不会给父亲交底的，父亲也心中无数。
　　事后父亲回忆，当时自己也没很高的政策水平，如果要求崇阳县委对老家的事作一个甄别，即便崇阳县委不会管汉阳县委的事，但也可以给汉阳县去一个函，不也是可行的么？但父亲，一个从极左年代刚刚走出来的人，对形势的估计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也不知中国的春天会不会是乍暖还寒。
　　这次事隔一个星期后，崇阳县委组织部的文件就下到了路口文教组，文教组长请父亲去取文件。对父亲的结论正式下来了，父亲展纸一读，深感失望，对崇阳县委组织部执行党的政策的水平有一种义愤填膺和悲怆的感觉，他们就是在回避和忽悠，死不认错。在文件中只字未提“隐瞒成份”的问题，只是写了关于家庭成份问题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而父亲没有及时向党组汇报。这个写文件的人是高手，左缠右绕把责任全推给了父亲。因而，撤销了1964年给父亲开除党籍的处分，而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按期取消。
　　父亲对这个结论，仍然采取申诉的态度，但再也没有人理会，因为他们认为只能这样了，这已是最好的结论了。加上一些认识父亲的人也劝父亲说，老滕，你的问题过去都是认为铁板钉钉，不能翻案的（指舒老大在各种场合所说），今天他们能给你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已经向你投降了，已是很大的进步，实属不易。就不要再折腾了，向前看，也不要再纠结了。同志们是好心，加上父亲对当时的政策也不是十分明了，或不甚了解吧，如是，也就没有继续向更上的上级申诉，等于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了这个结论。
　　父亲每每回想这些往事都是深深的遗憾。尤其是没有抓住全国大平反的机遇，到汉阳县把家里先由“中农”再到“富农”的事情搞清楚。究其原因是父亲对当时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不完全了解，更主要的是，在阶级斗争的氛围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心有余悸，怕当权者说是反攻倒算。却不知，当时中央已下通知，为全国的地富反犯右摘帽，只要当时人写申请，那些压得人不能喘息的帽子就能一风吹。但我的祖父就硬是不写申请，因为他的心目中，就从来没有接受过那顶实际已戴了几十年而且给了沉重压迫的“富农”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的负责人为了宣传他的政绩，让人代祖父写了一纸申请，才摘了帽，也是幽了一默。
　　四十五
　　父亲彻底平反了，还补发了几百元的工资，他除了补交开除党籍期间的党费外，还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当年在大市中学时，有一辆二手飞鸽牌的自行车要卖，父亲想买下来，人家要价40元，却因囊中羞涩而作罢。现在好了，一切有了新的开始。父亲头上的一顶硕大的帽子摘掉了，他本来就勤恳工作，现在热情更加迸发出来了；而且，母亲也不甘示弱，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母他们的工作早就被大家所认可，现在父亲的组织问题解决后，许多荣誉接踵而至：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劳动模范……
　　父亲有一次被评为咸宁地区优秀教师在温泉出席表彰会议，居然和杨XX（一个文革中的跳梁份子仍然窃取着教育领导岗位，也许并不少见多怪吧）的位置紧邻，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和杨XX说。杨XX见父亲也在受表彰之列，极不自然，但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后来，会间休息，父亲去上洗手间，却与杨XX偶遇，父亲把尿尿到老高，用拖音喊了句杨校长，就不再说话了。杨XX那个气啊，全写在通红的脸上。
　　父亲从温泉回来后，把见着杨XX的事说给母亲听，母亲还一劲的埋怨父亲狭隘了。母亲是善良的，她总认为杨XX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那个时代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也一直认为，反复说过，任何裹夹在大时代的小人物都是悲剧，连棋子都充不上，充其量只是个炮灰。但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杨XX他们就是挟私报复，公报私仇，而且他们一点也不忏悔，在父亲看来，他们是不可饶恕的。也是啊，父亲在文革十年所经历的遭遇，怎么能够释怀呢？
　　况且，舒老大仍然还是父亲的阴影，只要有机会，他是不甘心让父亲活得舒服的。1983年，父亲参加全县教师集训大会时，县委文教办公室主任陈振华同志找父亲谈话，也是征求父亲的意见，说组织想调父亲去苏塘高中任校长，也安排母亲到金塘中学任教导主任。那样的话，举家就要迁往苏塘。陈主任还说，组织要父母在苏塘干满五年。苏塘位于崇阳的最东边，与江西的武宁、修水搭界。一般人都不愿意去。但父亲历来听组织安排，不管这个组织曾经是多么刻薄的对待他，抛弃过他，但他仍然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随后，父亲还参加了全县中小学领导干部集训大会。可就在这时，事情又出现了波折，会议期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龙济生找父亲谈话，说苏塘太远，你一个外地人，还是去近一点的地方吧，改任石城高中校长。父亲听了，真的没有什么怨言，对龙部长表示：共产党员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父母都作好的赴任的准备，但集训大会结束后好久，父母均未接到组织的调动和任命文件。父母也没有去问，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去当什么校长的想法，只想本本分分地当好一个老师，不受任何歧视就不错了。所以，他们的心中没有任何波澜，一而既往地教好自己的书。
　　事后父亲才知道，任高中校长，得组织部备案，而舒老大正做着组织部长，他怎么会让一个他要整的人去做校长呢？给小鞋穿还找不到理由呢。是他一票否决了父亲的任职。对于此事，文办的陈主任很是气愤，他找父亲谈话并劝父亲：老滕，要想得通，没有什么。以后，他死了，顶多只比你多一个花圈......主任说的“他”，父亲当然知道是指的谁。父亲对陈主任说，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比起“文化大革命”戴那么重的帽子，一个校长算得了什么呢？也有熟悉这件事的人对父亲说，“他”死了，又未必会比你老滕多一个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