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四
　　在大市中学最后两年，父亲是不愉快的。虽然和石XX任校长有直接关，但也和崇阳的小气候有关，也和国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气候有关。1975年的一个暑假，大市中学只有我们一家在学校里，有一天，学校的老师张小梅从县城来家看望父母，同时，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崇阳县副县长、父母的熟人颜振华伯伯被逮捕了。父母听到消息后，感到非常痛心，也预感到形势的恶劣，会不会又波及自己？那段时间，父母茶饭不思，更加沉默。
　　颜振华，湖北省大悟县人，据说当过李先念的警卫员，这个传说崇阳县都知道，我没考证，但他是新五师的战士是没有疑问的。逮捕他时，他仅45岁，是崇阳县的副县长。他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16岁入党，随后参加了中原突围。颜伯伯爱学习，也爱思考，敢于发表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因为在崇阳县的一干领导中，只有他能读懂马列原著。这在当时的大老粗为主的县领导中，显得鹤立鸡群；而且他爱给领导提意见，所提的意见又大多是实事求是的，于崇阳县情又更有针对性，但就显得主要领导无能，而常常让主要领导下不了台。
　　于是，当时的领导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可又找不到什么证据，“文革”开始后，主要领导公报私仇，即把颜伯伯一家下放到当时的大市公社，比我们家来大市还要早一些。因为我到大市中学时，颜伯伯的女儿颜芳就在大市中学就读。颜芳姐长得很漂亮，在《红灯记》中没饰演铁梅，而是扮的李奶奶，但演得维妙维俏，把老奶奶那种饱经风霜且革命意志坚定和慈爱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饰演铁梅的女孩姓项，她比颜芳姐要大些，但也是扮相隽美，唱腔优美，山洼里真有能人巧匠，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很深。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颜伯伯与当时主要负责人的矛盾越来越深，主要负责人看驯服不了颜伯伯，就直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逮捕。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相同，先把罪名定好，再去整黑材料找证据。
　　当时判他现行反革命的理由是他多次攻击、辱骂县委主要负责人。据后来复查颜伯伯案件的人回忆，案卷文书中竟然赫然列举的有一条罪状竟是“他多次通（崇阳方言骂的意思）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娘”。多么荒唐和可笑啊，骂一句共产党县委书记的娘，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年在延安，有老百姓误解而说，雷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也没有坐牢呀。然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这还真不是笑话。可见那时的生存环境多么的恐怖。
　　颜伯伯被逮捕后，他的儿子黑子哥还来过大市中学，带来了一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放给我们听，我们新奇得不得了。这以后，就没有看到黑子哥和颜芳姐了。听说，他们在崇阳呆不下去，书读不成，工做不成，只好投奔了他们在通城县的大姨。后来得到了证实，1997年我在通城一家金融机构当行长时，还在通城一中的球场上见过黑子哥。颜芳姐已是县人事局的干部，她的夫婿金院长已是通城人民医院的院长，把医院治理成了湘鄂赣边区的模范医院。当时，我还去过颜芳姐在医院的家，在那里见到了她的母亲陈伯母。
　　颜伯伯当时被判了20年，1976年，我们一家调到田心后，在一次县法院组织的巡回批斗会上，我和父亲还见到了颜伯伯。只见他穿着囚服，胸前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我心里特别的难过。但颜伯伯神态自若，表现出他一贯的刚毅和倔强。当批斗到他时，说从颜伯伯家搜到了大量的笔记和眉批，其中有颜伯伯在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的这么一句批语“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很浓的”，在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上批有“按巴黎公社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其实，颜伯伯的第一句批语是针对出版时的一篇序言所说的，序言并不是恩格斯所作；第二句批语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可当时的办案人员就是如此断章取义，凭这样的子言片语，就给颜伯伯“恶毒攻击伟大导师”的罪名，不是文字狱又是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据说颜伯伯的平反是鄂南第一案，遭到当时仍在崇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岗位的那位掌权者的极力阻挠。但这股势力终究抵挡不住吹来的春风，挡不住喷薄欲出的太阳，坚冰已打破，冰河已解冻，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在省委有关领导的关心下，颜伯伯终于无罪释放了，但他也已关押了整整4年。无罪释放等待分配工作期间，颜伯伯就住在白霓桥食品所，那是陈伯母住的地方。我和姐姐曾在那里见到了颜伯伯，他带着一顶藏青色的帽子，倚在桌子边。我们喊了陈伯母后，又轻轻唤了一声颜伯伯。他对着我们微笑着，没有说话。
　　颜伯伯平反后，官复原职，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重用，没干多长，就把他安排到县政协当了一个副主席的闲职。因为，“文革”中整人整得最凶的人，摇身一变，反而他们又成了被整者而得势，当上了新时代的新权贵，比变色龙还快，不知会不会遭天谴？
　　相比颜伯伯的遭遇，父亲还算是好的，起码没有牢狱之灾。那些年，在我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个恐惧，那就是，在那样一个极端的年代，我最怕那些穿着白制服的人到我们学校来。每一次，那怕是离得远远的，我都是心惊肉跳，生怕他们有一天会把父亲带走。那是一场噩梦啊，挥之不去。
　　三十五
　　父亲的成份和父亲所受的处分对家庭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在姐姐的升学上更是影响巨大。1974年，姐姐初中毕业，面临着升学和务农的两项选择，她才刚刚15岁。父母显然想让她继续上学，可升高中不是一件凭成绩就能办到的事情。父亲也才刚刚恢复工作籍，欲置父亲于死地的当权者还依然掌握着父亲这类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父母心急如焚，没有更好的门路可走，只得病笃乱投医。见人就找，凡是有一点关系的就去找，那段时间，父母就像祥林嫂。好在大市中学所在地的石山大队的支部书记，认为父母都是本分之人，干工作也是有口皆碑；加上书记的儿子也是父母班上的学生，他很郑重地签上了推荐信，大市公社的领导也加力推荐，终于姐姐被推荐上了白霓高中。
　　姐姐在高中两年，拼命地表现自己；不仅学习好，还有一付金嗓子，歌唱得特别好，一时成了白霓高中的名人。在到了入团的时候，同学们一致都推荐她入团，学校也通过了，可一到白霓公社就因父亲的问题而卡了壳。这样同一首歌，一连唱了八次，要是任何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都会打退堂鼓；但姐姐始终没有气馁，没有放弃，她依然表现着优秀。终于，在第九次的时候，也许是白霓公社的领导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执着的年轻人，也许是真正感动了上帝，姐姐终于加入了共青团。我后来，是一份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的，姐姐的故事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白霓高中看一位母亲的同乡兼同事，在那里遇到了儿时的玩伴，他见了我竟然当作没看见一样的把头扭了过去，我知道他是在和我划清界线。我只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岑寂不语。出了白霓高中后，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便带我去更新小学，看她的同事吴韵秀阿姨，我们沿着田塍小路，赶到更新小学时，吴阿姨见了母亲和我，很是高兴，连忙做饭，请我和母亲吃了一餐。我的心情才开朗些。
　　那个年代里，我有“两怕”，最害怕的是填各种表格，尤其是成份那一栏，我不知是填“中农”还是“富农”？填“中农”吧，怕别人说我隐瞒成份；填“富农”吧，那是五类份子。于是，只好填外公的成份“小土地出租”。好在乡下的学校对这些东西要马虎些，也没有人追究，加上我不加入任何组织，也省去很多麻烦。有一年开学，学校的老师在报名时，给我的成份栏里，填了一个“贫农”，我看了吓得张大了嘴，但没敢出声，连忙从教室里跑了出去。还有一怕就是高音喇叭，只要它一响，那种特别激昂的进行曲就让我特别的紧张，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每一次父亲被抓走，就是伴着这种进行曲的。我有了一种条件反射，生怕父亲又被他们拎去批斗。
　　三十六
　　1976年9月，我们一家即将离开住了6年之久的大市中学，离开的前夜，所有要搬走的东西已打捆，房里空荡荡的。白炽灯下，父母的学生们把窄窄的房屋围得水泄不通，坐的坐、站的站，和父母拉着家常，依依不舍，有的女生还哭出了嘤嘤声。母亲搂着她们，安慰着她们，看得我的眼眶都发热。过了子夜，他们还不忍离去。父母一再劝他们，他们才散去。
　　这群人中，我独记得饶正邦，他是大市新堰程家人，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材，壮实，个头也高，一双眼睛像牛眼，大得有点吓人。尤其是篮球打得好，代表学校、公社参加过不少的篮球比赛。他那转身投篮的技术潇洒又实用，是球队的主要得分手。后来，他凭篮球技术，被一所高中看中，升学无望后，留校做了一名工友，后自学，成了一名体育老师。他和父母的感情笃深，有农村孩子的那种天然的质朴，他坐在父亲身边，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陪伴着父母。他是那夜最后离开家的。
　　第二天一早，天阴沉沉的，就像学生含着铅云一般的心。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到家门口，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了，学生们争着搬东西，那怕是拿起一把扫帚也是好的。和父母交好的老师们也来了，和父母说着惜别的话，安慰父母，也盼望着父母常回来看看。如果有柳枝，他们也会像古人一样折柳送故人。唱一曲“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汽笛一声声，我和妹妹坐在了车斗里，父母带着弟弟坐在驾驶室。汽车发动了，缓缓开离大市中学，黑压压的学生跟着汽车蠕动，下坡上武长公路，上胡家坳。树被速度括走，大市中学的一绺平房校舍越退越远，学生们的手臂扬起森林，越来越细。别了，住了6年的大市中学，我的最美好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就留在那里了。烙在心中的记忆，一直到今天都是那样的清晰。
　　田心位于崇阳的东北部，与通山县、咸宁县接壤，苦竹岭、小岭是天然的屏障，因而田心则是北部进入崇阳的咽喉。我们搬家的车到达武长公路旁的田铺（田心公社的一个大队）时，已是中午时分，天下起了毛毛细雨。通往田心中学的路是一段泥巴路，被雨一浸，路就变得特别的泥泞，车开不进去了，只得把东西卸在田铺的路边。好在田心中学的师生们早已预料到了这个情况，他们已在田铺等候多时了。那时的家具真少，父母一直到大市后，才自己买木材打一个穿衣柜和四斗柜，来的学生又多，不废吹灰之力就搬走了。我抱着一只叫虎子的小白狗，妹妹一只手一只鸡，走进田心中学。
　　田心中学位于黑桥的一座小山包上，南边隔着一座茶园紧靠黑桥河边，雨后的茶园正郁郁青青，而黑桥河不宽的河面也是波光粼粼。学校当时有初中和高中一年年级，靠着茶园的是一栋二层小楼。小楼的楼板是木制的，走在木楼板上，木板就会发出咯吱的响声；楼上是学生宿舍，楼下是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东边和西边是一排平房，我家就住在东边的两间平房里，隔壁就是高中的教室。隔着操场的西边是黑桥小学的教室，含有初一，我将在那里读初中。南边和西边的交汇处是学校的食堂，而学校的北边是校门，校门外是操场。操场旁边有一座砖瓦厂。再远一点便是高高的山峦，黑黑的树影像一些威武的士兵。到的那天下午，我就带着我的小狗，在校园周边进行了一番侦察，直到母亲唤我回家吃饭。
　　父母之所以到田心来任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教育组长是原大市中学的副校长周步旦。好像是父母的老同事，路口镇上人，身材高大，而有一种婆婆心肠。他对父母一直持友好态度，并不怎么把父亲当作受过处分的人看。当时，田心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对父母的到来也持欢迎态度，以后的岁月也印证了山里人的纯朴，父母和他们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友情。
　　父亲初到田心中学时，教初二的数学，母亲则教高一的语文并兼班主任。原来说过，父亲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因而，教数学非常地得心应手，母亲则对语文教学更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