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二十八
　　父亲在汉阳老家劳动改造已两年多了，却一次也没有回到崇阳看望母亲、姐姐和我。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此时还不是一个全部的自由人，他必须接受生产队长的监督，离开新集都要生产队长批准，何况去100多公里外的崇阳？
　　到了1972年春节，父亲决定说什么也要去崇阳看母亲和我们姐弟俩，生产队长先也是不允许。父亲后来义正言辞告诉他，他这样做是不符合中央政策的，如再不准，他将到县革委会去申诉。生产队长是个大老粗，一听父亲说到中央，他有一点害怕，于是极不情愿的批准了父亲的崇阳探亲。
　　生产队长批准后，父亲决定带着我的妹妹和弟弟迅速上路，生怕迟则生变。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父亲一手牵着五岁的妹妹，一手抱着两岁的弟弟，身上还背着一个包，带的是糠果炒米。在门口的汉马公路拦了一辆马口至汉口的班车。到汉口后，父亲他们仨坐上了过江的公共汽车到了武昌火车站，一到售票大厅，却没有了当天去咸宁的火车了。只好在武昌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社，宿一晚。那是，住店是要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是不可能有旅店收留你的，好在父亲是这方面的行家，临行前找生产队开了一纸介绍信。
　　当第二天天一亮，父亲再去排队买票时，外面竟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当时，父亲先前的计划是坐火车到咸宁，从咸宁再坐汽车过苦竹岭到崇阳，那样到母亲任教的大市中学要近一些。但一下雪，苦竹岭要是结冰，车辆就过不去了，汽车就会停开。于是，父亲便临时改变了行程，决定先坐火车到赵李桥，再从赵李桥去崇阳，那样就不要走山路了。即使下雪，一般估计汽车是会开行的，只是路程稍远些。
　　父亲买好南下赵李桥的火车票后，就带着妹妹弟弟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是离开崇阳两年多后的一次重返，父亲的心五味杂陈。但这是去见自己的妻儿，欢喜还是多于惆怅。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开开停停，到赵李桥时已是傍晚时分。雪仍然在下着，而且传来一个坏消息，汽车停开，何时恢复通行，还不知。父亲决定与其坐等雪霁，不如迈开双腿。便去火车站附近的土产杂货店买了一担箩筐，一根扁担（其实是一根未修理好的木棍子），为走回崇阳作准备。买好这些东西后，父亲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就起了床，出门察看雪情。雪覆盖着原野，一切都是白茫茫的，江南下这大的雪也实属罕见。而且风像一个撒野的孩子，横冲直闯，刮到脸上，就像刀削一般。父亲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真冷。但父亲没有犹豫，他从来不是一优柔寡断的人，有时还是一根筋，认死理。他把仍然睡在床上的妹妹和弟弟一只箩筐里放一个，又用自己的棉大衣和棉上衣将他们裹得严严实实里，他们居然没醒。父亲便担着妹妹和弟弟上路了。
　　父亲迎着风，踏着雪，迈开了第一步。这里离崇阳县城有40多公里，崇阳县城离大市中学还有10公里左右。一路上，同行者不少，只是他们两手空空，或很少的行李，他们在雪里边戏边走，显得浪漫和惬意。而父亲是担着一双儿女走的，开始，父亲和他们的速度没有两样，甚至走得更快，只是走了上十公里后，父亲的速度才慢了下来，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父亲踩着地上的雪脆脆的响，风削着父亲的脸，雪落在父亲的头上，一时，父亲身上的汗水和雪花融成的水渖在了一起，把那种父爱衬得晶莹剔透。
　　走到一个叫华楚坳的地方时，离县城只有15里路了，来了一辆探雪、清障的货车。路上走的行人都精疲力竭，纷纷扬手，希望货车能带自己一脚。货车司机见人多，而且自己车上已挤了不少人，就没有停车。有的徒手的行路人，跑着追着车，爬了上去。当汽车开到父亲身边时，车却嘎然停了下车，只见驾驶室里有人在向父亲招手，让父亲坐上车来。父亲喜出望外，连声说：谢谢！谢谢！便在车厢里的人的帮助下，父亲带着一双儿女上了车。父亲坐在车上，心生感慨，还是有好人啊。也许是他们看到了父亲担着一双儿女的艰难，也许是他们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父爱。什么时候，都有人性闪光的一面。他并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你的回报。
　　就这样，父亲节省了15里的体力。顺利地到了崇阳县城，其时已是晚上八九点了，家家都掩着木门，只有一丝丝灯火从门逢隙里漏出来。父亲百感交集，这个给了他无限屈辱的小城，连一丝温暖都不曾给过。今夜，又回到了这里，要是舒老大、杨XX之流知道这个被他们打压的汉子今又回来，而且是担着一双儿女走进小城来，他们是不是胜利者呢？父亲一刻也不愿意在这里多停留，决定咬咬牙，继续往前走，再赶一赶，今夜就能见到母亲和他的另一双儿女。
　　于是，父亲担着妹妹和弟弟继续夜行，走过城关一小的厨房时，他仿佛闻到了往昔食堂工友集会蒸出的饭香。街上的行人甚少，连路灯都懒洋洋。走到南门河，河水仍然在哗哗地流淌，过了南门河，小城的灯光就消失在夜色里，又漆黑起来，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着雪的反光，才能勉强知道向什么方向行走。父亲背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但他没有感到冷。走到十一点时，父亲在一个叫新塘岭的地方，又饥，又渴，又困，实在是走不动了。可这里没有旅店呀，只有一家供销社，其他都是民居。好像有一扇门缝里漏出了点点灯光，他便走上前去，想敲这户人家的门，看能不能借个宿？他试着敲了敲，一会儿，门开了，一妇人手擒着煤油灯，问父亲有何事？父亲把原由说了一遍，妇人喊来了她的男人，一个说着外地话，满身都沾着白白的棉花絮的汉子出来了，妇人把父亲的话向他复述了一遍，男人爽快地答应了，父亲连连说谢谢。夫妻俩把父亲和担子箩筐里的妹妹弟弟迎了进来，父亲刚把身上的雪抖落，妇人便打来一盆热水让父亲洗把脸，擦擦身上的汗和雪水，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又去厨房去给父亲做吃的。男人则在一间厢房里给父亲搭上铺。当几个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子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多么好的一对夫妻啊。那真是寒夜的一盆炭火，冬日的暖阳，一辈子都在温暖着父亲。父亲从和他们的简单交谈后，得知男人是浙江人，是一个弹棉花的手艺人，来崇阳后，和本地人结了婚，但还没有一子半女。那个时代的浙江人就在全国各地做生意，还真是敢为天下先。
　　父亲美美地在那户人家睡了一夜，体力得以恢复。第二天一早，那家妇人又给父亲做了早餐，还打了三个荷包蛋，父亲是满怀着感激离开新塘岭的。还记下了那户人家的姓名，只是后来平反回崇后，父亲再去找那对夫妻时，才得知，夫妻俩离开了崇阳回浙江去了。父亲一直到现在都感到遗憾，没有报答那对好心的夫妻，但心中永远祝福着那对夫妻，今天，他们肯定发家致富了。
　　父亲离开新塘岭后，继续担着一双儿女向大市中学前行。大市中学此时，已从大市新堰庞家大屋搬到了武长公路的石山六队的路边。得知父亲要来崇阳，那几天，我天天在大市中学的坡上的一棵法梧树上望从东北来的行人和车辆。车，是一辆都没看到，人倒是看了不少，可没有一个是父亲。难道是父亲不来了吗？还是路上出了问题？母亲说：肯定是被雪隔住了，因为那是那个时代常有的。
　　二十九
　　有一天中午，母亲正和我们吃着饭，粮店的老李气喘嘘嘘跑到我们家，对母亲说：梅老师，你们家来客人了，担着一双儿女。我们一听，是父亲来了，搁下筷子，都飞也似的往粮店方向跑。到路当中，就碰到了父亲。父亲把一双儿女放在粮店里，自己来找大市中学了。母亲看到父亲一人，连忙问：孩子呢？父亲说“放在粮店里”。母亲一听就急了，直埋怨父亲不该把孩子放在粮店里，发生意外怎么办？父亲也来不及和我及姐姐亲呢，就折回粮店去，两个小家伙还在箩筐里睡。父亲担起妹妹和弟弟就往大市中学走。刚到大市中学，妹妹就醒了，女儿见着妈妈，就从箩筐里蹦了出来，向母亲扑了过去，母亲搂着妹妹，一行眼泪夺眶而出，活生生的骨肉分离，是那个动乱年代给我们家庭的伤痛。
　　这是我们一家六口自1970年后的第一次团聚。父亲把他挣的工分省吃俭用，给我和姐姐一人买了一双皮鞋，是那种黄色的牛皮，毛绒绒的。虽然是穿在脚上，但人却神气了不少。与六队农村的孩子相比，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好得多。
　　为了父亲和弟弟妹妹来崇阳过年，母亲还带着我和姐姐磨了一次苕粉。那时的崇阳，物资特别匮乏，只有红苕产量高，尤其以苕粉深加工为盛。苕粉是崇阳人过年的必备，用它可以做成苕粉条，加上鸡蛋可卷成蛋卷了，包上馅还可做成肉丸子，等等。我们一家在崇阳也生活了多年，几乎认同了崇阳的所有生活习俗。磨苕粉，首先得有红苕，我家又没自留地，没种过苕，可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农民们只能满足自己，也没得地方买。但好在红苕收获的季节，地里的红苕总挖不干净，于是，我和姐姐就随队里的小朋友们去淘苕。
　　所谓淘苕，就是捡秋，即在农人的地里去捡那些收割后遗留下来的庄稼。这在农村，已然形成了一种习俗，没有人指责你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大多数农人（特别是那些远离喧嚣的山区农村）的胸怀，往往更接近一个真正人的本性。我和姐姐拿上锄头，在农民们收获后苕地里再翻一遍，一锄翻过去，总有收获，虽然有时也会白费功，但总体来讲，收获还是很可观的。一个人每天可淘得五六斤，几个星期天下来，我和姐姐淘得的红苕就近百斤，很快就解决了磨苕粉的原料问题。
　　于是，我和姐姐在六队同学家借了一个洗苕的大桶，在学校山脚下的小圳边（此时水丰盈），洗起苕来。盛满水，把苕倒入桶里，用一根木棒撞击着桶的苕，换水几次反复后，就将苕洗干净了。洗干净的苕要把它粉碎，磨成渣，再过滤。农民家的苕多，一般都是到加工厂去用机器磨成苕渣，而我家的苕少，不够机器磨的，只好手工刨。母亲找来一块旧铁片，用钉子钉出横竖密密麻麻的小孔，然后把它嵌在一块木板上，做成了一个刨子。反过来，将红苕在上面摩擦，红苕就成了一点点的苕渣，再用木杵捣细，这道工序就完成了。不过那是个力气活，也得小心，否则就会刨到手，我的手上就还有那时留下的伤痕。
　　红苕渣磨出来了，母亲就在木桶上搭起了三角架，再将一块干净的纱布系在三角架上，形成一个包袱，然后，把苕渣与水的混合物放进这个纱布包内，姐姐就均匀地摇动着那个纱布包，母亲和我则到小圳里不停的舀水往纱布里倒，这样循环往复，红苕里的淀粉就细细地顺着纱布的细缝流到下面的木桶里。桶里的苕粉逐渐沉淀下去，我们连忙把上面的一层清水舀出去，苕粉就形成了。冬天的太阳落起水来像迅忽的流星，刚刚还高悬的太阳眼看就要西沉了，我们不禁加快了劳动的速度。但天不知不觉就开始暗了下来，天上也浮起了一片乌云，渐渐起了风，一阵紧似一阵，我有点害怕，身上开始起鸡皮疙瘩，姐姐说：“要是爸爸来了就好了，我们就不怕了。”此时，母亲连忙叫我们收拾工具，抬着磨成的苕粉爬上山顶。回望周遭的村子，已是星星点点，不时传来狗吠的声音，反而衬出乡村的寂静来。
　　回到家里，母亲让姐姐生起火来，待锅里的水烧开后，母亲把揉捏成像面团一样的苕粉，放进了一只葫芦瓢里，用手轻轻的拍打，苕粉像机器压成的面条一样，落在滚开的水里。那些像蚯蚓一般的粉条在开水锅里起舞翩翩，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用了什么魔法把苕粉团拍到锅里？待母亲把苕粉做了一部分粉条后，我看了看那个瓢，原来，瓢底有着无数均匀的洞孔，这才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中国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剩下的苕粉先用清水漂着，等太阳出来后，把它晒干，想留多久就多久。
　　这在这样的忙年中，父亲担着妹妹和弟弟从汉阳回到了崇阳大市中学，一家人在动乱年月实现了第一次的团聚，吃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那年的春节才有了点团圆的味道。
　　三十
　　父亲回老家劳动改造期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无数次的申诉，但那个年代又有谁理你呢？直到1973年春节，父亲再一次来到崇阳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有关平反昭雪的文件下到了县团级。不少好心人，如大市卫生院的王志珍医生，迅速把从县城得到信息告诉了母亲，希望父亲借这个机会进行申诉。王志珍，父亲任崇阳一中团干时的学生，当年父亲还当过她的班主任，她对父亲一直很尊重敬爱，她从不相信昔日的老师是一名反革命。当知道中央有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后，马上想到了她的还在汉阳老家劳动改造的老师。她把信息告诉了母亲，让母亲转告父亲去申诉。
　　父亲在汉阳时，除了劳动外，一点外界的消息都得不到。现在，当父亲得知这个信息后，顿时像黑夜里见到了星光，但对政策还是不怎么了解，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反正是吃不准。但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连忙从大市赶往县城，找到当时的甄别办公室进行了解情况。
　　那天，接待父亲的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邹文光同志，邹部长很是热情地给父亲让座，并回忆说：您离开崇阳时就反映了这个情况的，也是我接待的，那时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支持您！父亲离开崇阳三年，何曾听到过这么温暖的话语？何曾见过一张热情的脸？而邹部长竟还记得父亲三年前找过他的，对父亲的情况依然了如指掌。父亲刹时感到一股暖流流过全身，激动的泪花直在眼眶里打转。邹部长鉴于当时好转的形势，还建议父亲过完春节后，就不要回汉阳了，就在崇阳等复议的结果。并寻问父亲现在住哪里？父亲说：住在大市中学，爱人在那里教书。邹部长听了说：好，就住那里，要落实政策的，等着我们的回信。
　　父亲满怀希望地回到大市中学，和母亲讲了见邹部长的经过，母亲也非常高兴，一家人团聚在大市中学，等着父亲的平反昭雪。但事情总是在你满怀希望时，命运却总会给你开个玩笑。父亲在崇阳等了两三个月，都没有消息，而汉阳的造反派们却一个电报一个电报的催父亲回去劳动。父亲只好又到县里找邹部长，邹部长没有说原由，只是说，等着，一定要落实的。看来，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后来，父亲从自己一个在组织部工作的学生处得知了原委。首先是管辖城关小学的县城关镇的副书记，原来也是教育界人士，后摇身一变混进了政界，与城关一小的杨XX是一路货色，可以说是可以共裤着的小人。父亲的案子他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原来就想置父亲于死地，现在怎么可能让父亲平反呢？那不是打他自己的脸吗？所以当落实政策的文件来后，他的思想是转不过弯来的，硬是顶着不办。其次是原教育局局长，现县文教办主任的舒老大，当年父亲蒙难的始作俑者，他也是绝对不希望看到父亲平反昭雪的。幸好有坚持原则的邹部长，他知道办理父亲案件复查的难度，他也想过很多的办法，最后，他决定绕过县城关镇，直接从组织部派员受理父亲案件的复查工作。
　　这期间，汉阳的那些跳梁小丑们错估了形势，见父亲在崇阳久久未归，到处嚷嚷，说父亲去找关系去了，找也没用，还是要回来的。仍然使出他们当年的惯用的伎俩，向崇阳县写信，要崇阳县敦促父亲快点回家。崇阳县把信转到大市中学，让大市中学催父亲回汉阳去。当时的大市中学校长饶武国，一是很同情父亲的遭遇，二是中央政策已来了，三是邹部长又让父亲等。于是，饶校长对转来的汉阳的信就没有理采，让父亲一心一意在崇阳等复查结果。没有经过长夜的人体会不到光明的巨力，没有经过寒冬的人不会体会炭火的温暖，父亲对那些在他困厄时给他关怀的人一直抱有感恩之心，没有他们的坚持和努力，父亲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又等了几个月，总算等来的复查的结果。崇阳县的文件说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把剪坏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不能当作反革命，但仍然认定是政治错误；二是把对学生的简单粗暴，视为是一般的工作问题，不予追究。但对置父亲死地的成份问题只字不提。组织上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主要是舒老大的势力太大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最后给父亲的复查结论，是将原来认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开除公职”改为“犯政治错误，开除留用。”当邹部长把这个消息用信函的方式告诉父亲时，父亲并没有喜悦，因为父亲认为，并不是说他的工作籍恢复了就百事大吉了。父亲不是杨XX之流，父亲是一个把党籍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他的政治生命仍然没有得到恢复，那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而，父亲一千个一万个不能接受这个复议结果。
　　于是，父亲又去县城，找邹部长，邹部长听了父亲的申诉后，很是理解，也钦佩父亲把政治生命看得如此之重，但也显示出了他作为成熟政治人物的智慧。他劝父亲，先把工作恢复了再说，其他的等待时机，有机会再申诉。父亲也不能太把邹部长为难，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副部长，他能左右的实在也不大，能一直为父亲打抱不平，在那个极端的年月已殊为不易。父亲只好暂时接受了这个结果。邹部长告诉父亲，崇阳县委的文件会很快会发给汉阳县委会的，让父亲赶快回汉阳办回崇阳的户口迁移手续。
　　父亲回到汉阳后，找到汉阳县有关部门，发现文件还没到。于是到邮电局去给崇阳县打电话，那时的电话可不像现在这样随便打，这般便捷。得先填电话单，然后由总机挂通，挂通后，再通知你去几号电话亭接听电话。父亲接通崇阳县甄别办公室的电话后，接电话的是一位姓黄的同志，父亲说起原由后，他问父亲是谁让他回汉阳的。父亲答是邹部长。黄就不说什么了，就让父亲去汉阳县甄别办公室去找，并说崇阳的文件已发出去了，应该到了汉阳。父亲说过谢谢后，就挂了电话。这样，一天就过去了。
　　第二天，父亲早早来到汉阳县甄别办公室去询问，不巧，负责甄别的周同志下乡“双抢”去了。接待父亲的工作人员见父亲的心情非常急切，就让父亲去“双抢”的地方找周同志。父亲问了地址后，连忙赶到周同志“双抢”的地方，在一群下乡劳动的人群中找到了周同志。又是一位姓周的同志，虽然此周不是彼邹，但音一样，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父亲。当父亲向周同志说明来由后，周同志连忙说，你的文件已到汉阳甄别办公室了，我回机关后，就给华英公社打电话，你去那里找他们办户口迁移手续。周同志果然没有食言，很快就给华英公社打了电话，当父亲去华英公社后，没有遇到刁难，很快，父亲便办好户口迁移手续。
　　当父亲要离开新集滕塆回崇阳工作的消息传遍村子时，祖父母、叔叔们自然是欢欣的，一些同情父亲遭遇的村民们也直叹老天终于开了眼。可队里的造反派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竟然拦住父亲，不让父亲离开；还说父亲是造谣，要追究他的政治责任。父亲把崇阳县平反的文件和华英公社办好的户口迁移手续一一亮给他们看，不敢把文件什么的全给他们，也留一手，不能犯祖母曾经的错误。队里的造反派们，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事实，也无可奈何，只得看见父亲的离去。
　　父亲归心似箭，搭马口到汉口的班车，再坐火车到赵李桥，然后坐汽车到崇阳县城，再从崇阳县城到大市中学。这一路，走了四年多，其中多少心酸，多少悲欢，有谁人能知？从风度翩翩之青年已经到了两鬓陡生华发的近不惑之年，父亲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好在他一想坚信，有见天日的那一天，有一个能挺起脊梁做一个真正的人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