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五
　　我记得，父亲是1970年夏天回汉阳老家的。父亲一回到新集二队，还没有停顿下来，生产队长就通知他去劳动。父亲说：我刚回家，你总得让我休息一会吧。生产队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就是不让你休息。面对这些地痞式的得势者，你能怎么样呢？父亲只得乖乖地劳动去。
　　回乡后，正逢农忙“双抢”，一抢夏收；一抢秋播。父亲在离开农村去上学时就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所以，回乡后，这些农活，倒也难不住他。夏收只要出力，父亲正值三十出头，有的是劲，担起百来斤的担子健步如飞。父亲很快就让父老乡亲刮目相看。这年的寒假，母亲带着孩子回到汉阳老家探望父亲，她还把全家五个人的好几个月供应的猪肉炒熟（为了防止变质）带回来，给全家老幼打了一个牙祭。这个举动，让塆里的善良的人们直夸，滕家娶了个好媳妇，而那些曾等着看父亲妻离子散的人们大失所望。
　　父亲回乡三年多，最难的是挑堤，所谓的挑堤就是围湖造田。那是个特别迷信“人定胜天”的年代，老家湖多田少，以粮为纲成为举国上下的圭臬，于是向荒山进军，向沼泽进军，向湖滩进军，一时蔚然成风。父亲他去的围湖造田所在地是索子长河，在当地又称西湖，长约30公里，当地人都习惯称之为“索子港”或“汉阳河”。索子长河水面面积约19平方公里，两头宽，中间窄，宛如少女的长辫。父亲去的时候，湖水结着一层薄冰，枯萎的芦苇一丛丛的站立在湖边，那白白的芦花，就像老翁头上的一顶银发，风一吹，苍凉感就无边漫延，全然没有“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的韵味。也是啊，在那个萧瑟肃杀的年代，哪有心情吟诗作赋？湖中间，残荷只剩下光秃秃的荷杆，那荷杆上的粉刺却分外清晰，即使雨来，也没有雨打残荷的声音可听。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来到索子河挖土，担土，挑泥，垒长堤的。
　　父亲被编进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一组。这一组的任务最重，环境也最恶劣。父亲回忆说，他先是挖土，被冰冻住的土地，一锄下去，震得虎口都要裂，而锄头落到地上的土地也只一个小白点。虽然是数九寒天，一时，父亲他们的外套就穿不住了，即使是单衣，汗也在他的背后洇成一片。到后来，一旦土挖松动后，随后就好挖多了。挖完后，父亲还要负责给担土的人上土，视担土距离的远近，有时父亲一人上二人，有时一人上三人，三人同时来，就有点手忙脚乱。后来，父亲也换着担土，一天要担二三十担土，在里把路之间要走二三十个来回。
　　挖土、上土、担土都难不倒父亲，但要站在齐腰深的湖水里筑堤就不是人能受得了的，而且湖水里还有虰螺，一不慎就会染上血吸虫病。刺骨的湖水浸在骨子里，父亲和农友们的嘴冻得乌紫，他们把他人担来的土一筐一筐的倒到堤岸边，一直到一条长长的堤坝筑成。而此时，父亲他们已精疲力朅，倒在工棚里就不想起来。而生产队长是不允许父亲他们这些“五类份子”休息的，虽然没有皮鞭，但他那高大分贝的吆喝和责骂声不亚于皮鞭。知识分子的颜面在大老粗面前，一文钱也不值。也许他打击你的就是这薄薄的脸面。
　　在“农业学大寨”，全国建成大寨县的运动中，汉阳县的造反派们也是不甘落后的，他们不是在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上下功夫，而是荒唐地要求在全县开展造梯田运动。汉阳虽然不像江汉平原那样，是一望无际的平畴，但也属平原向丘陵的过度带，并没有很明显的山林地带。只有靠西南部有一些山地。于是，父亲卷着铺盖去奓山造梯田去了。父亲回忆说，当时县里集中了上万人，住的是工棚，吃的是米糠饭，但那多人却无法摆开战场，最后，只得草草收场，劳命伤财，平原上修梯田，真是劳命伤财，成为一时的笑谈。
　　父亲回乡劳动期间，从思想上并不接受崇阳县革委会对他的处理，仍不断向各级革命委员会申诉，当时的崇阳县以军管会名义给父亲回过信，措辞完全是革命大批判的口吻，要父亲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父亲回信一一进行了驳斥。而寄给其他革命委员会的申诉信，则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崇阳县的回信也只是意在羞辱父亲一番。
　　父亲回到汉阳老家劳动改造去了，母亲也在崇阳县城关小学呆不下去了。杨XX之流怎么会让你一个反革命的家属在城关安安稳地度过呢？于是，在当年的9月，一纸调令把母亲贬到了离县城十几公里远的大市中学。
　　二十六
　　1970年9月的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学校操场面前，随后来了一帮学生，把我们家简单的几件家具几乎是丢上车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还有最小的弟弟先是坐进了驾驶台，车子准备发动时，杨XX叼着一支烟，露着胜利者的得意走了过来。他看见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坐在驾驶台里，便让车停了下来，并用手指着母亲说，到车斗里去，反革命婆子，还想坐驾驶台，门都没有。母亲只好打开车门，带着我和姐姐爬上车斗。这还不算，杨XX也真吃得亏，爬上车斗，用那双贼眼扫了扫，见没有什么东西，但还是顺手把我家的一把铁锹拿了下去。母亲说，那是我买的，你凭什么拿下去？杨XX头都不回，一句话飘来：我想拿走什么就是什么。那张丑恶的嘴脸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权力是多么任性啊，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一定会无法无天的。
　　大市中学位于大市，大市又称大市铺，南紧靠着大市河，马虎山西南山脚下，有大路东连雨山，通通山，至江西，西出白霓，到县城。明清年间，此处有米铺、面铺、铁铺，一应俱全，鼎盛时，有“白日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之誉，因而成为崇阳明清期间44市之一。大市中学就办在一座地主留下的庞家大屋里，高墙深院，三进三重，雕梁画栋，如果着上色，当颇为奢华。尤其是有一条清水圳从厨房边绕过，高高的水壁长满青苔，每家每户都有水埠头连着水圳，人们在哪挑水，浣洗，十分方便。我非常喜欢那条水圳，有事无事总爱去看那不舍昼夜的流水，并把自己折的纸船放进水中，看它顺着小小的涟漪越漂越远，仿佛把我小小的心事也带走了。父亲，你能看到么？
　　我们搬进大市中学时，只分了一间房子，还是一位王姓女老师调走后给我们家腾出来的。当时的庞家大屋已经破败，尤其是没灯的时候，庞家大屋则是阴森森的。平日里，有学生还好，一到了周末，学生们都离校了，就只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以及小弟弟住在宽大的庞家大屋里。风吹着山上的松涛，发出怕人的怒号，一波一波传来，令我们不寒而栗。当时弟弟还是一个婴儿，就在当地请了一个娭毑照看他。那老娭毑用一个陶罐给弟弟熬粥，粥熬好后，散发着稻米的清香，待粥摊凉后，再一勺一勺喂给弟弟。看着弟弟吸吮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后来，母亲的事多，我和姐姐要上学，就把弟弟送回了汉阳老家。于是，一家六口中，父亲带着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在汉阳老家，母亲则带着我和姐姐在崇阳。虽然不像“参”和“商”那样永不得见，但父亲与母亲隔着并不长的距离，要相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年，母亲去路口区培训，只有姐姐和我两人住在庞家大屋，每天睡觉前，母亲的学生们都要到家里来一次，用煤油灯把小小的屋子照个遍，确认无异物后，他们才走。我是一直睁着眼睛，不敢入睡，只是到了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时，才能进入梦香。
　　记得一到大市，我就发蒙读书，学校是新堰小学，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记得学校在何方？因为我的一年级，是在庞芳霞家的堂屋里开始的。庞芳霞家的堂屋也不小，三四十人坐在里面一点也不嫌拥挤。没有桌子，两个砖头一块木板，而凳子就是一砣石头，碰到什么样的就什么样，不规则，坐长了，屁股就痛。老师是一位刚回乡的知识青年，姓庞，名字好像叫文斌，大市上湾人，记得他很幽默，富有想象力；尤其是他用自己做的秤，称我们打回来的青草，竟和队上的秤一样的准。我们的书，一本是语文，一本是算术。书的第一课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每一次念，我们都是神圣而肃穆的。课本的知识是没学到什么的，但庞老师会经常带我们去山里演抓特务的游戏。在大市坳的山包上，我们用松树枝编织成帽子，匍匐在草丛里，隐在浓浓的绿色之中，一方要寻找到另一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认识了很多植物，也与很多动物相遇。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令人快乐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庞芳霞家的课堂上，突然发病，肚子痛得人痉挛抽搐，母亲知道后，连忙到学校背起我就往设在武长公路旁的大市公社卫生院跑。我迷迷糊糊的扒在母亲的背上，感觉母亲的脚步加快，心跳急骤，呼吸喘着粗气，过大市坳时，一阵风吹来，隐森森的。而母亲依然没有放慢步伐，到卫生院一诊断，原来是肚子里长了蛔虫，医生开了一瓶“宝塔糖”，让我吃了几粒就回家了。
　　二十七
　　在庞家大屋呆的时间不是很长，大市中学就搬到了位于武长公路旁的山包上。记得搬家时，是放寒假。当时的大市中学建设工程已结束，只是有些刹尾工作还没做完，到处是用剩的木材和半截砖头。刚刚搬好家后，恰恰下了一场雪，整个校园就掩映在皑皑白雪中。
　　大市中学与大市公社卫生院、粮店、食品所从北而南依次排下来，这里是石山大队第六生产队的范畴。大市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棵古老的香樟树，那时已经有几十年了，树冠挺拔，树形优美；尤其是那些枝叶，覆盖了小半个操场。山脚下有条河和一条小水圳，但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水，属于典型的季节河，冬天就没有了水。此时要吃水，只得到两三里远的明月堰去担水吃。那里有一口泉眼，日夜不停的冒出泉水来，水甜甘美，就是隔学校太远，实在是不方便，这一点比不上庞家大屋时。
　　搬好家后，大市中学就放了假，只我们一家三口留在那所新学校里，再就是还有几个护校的学生。我终日无所事事，母亲买了些鞭炮给我，我就在空旷的操场上，东点一颗鞭，西放一只炮，初来乍到，一个朋友也没得，显得形单影只，百无聊赖。
　　好在快过年了，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准备着过年的食物。那时，万事皆用票，粮票、油票、肉票、布票……但年还是得过的，母亲正在厨房炸馓子。母亲把面和好，醒一下，面呈金黄色，然后把它搓细且相连，扭成栅状或各种花样，撒上几点芝麻，放到热油锅一炸，就成了。炸好的馓子散发的香味弥漫在大市中学的上空，这才略显过年的味道。
　　开春后，我和姐姐仍在新堰小学读书，因为大市中学从庞家大屋搬走后，新堰小学就落脚到了庞家大屋。由于离大市中学有点远，我和姐姐都是早上去学校，晚上才回来，中午一餐，就是自己带米带菜在新堰小学搭伙，其时，很多学生都是如此。只是晚上放学时，由于我是低年级，放学早，姐姐是高年级，放学晚，我每次都要等她一起走，否则过大市坳时就有点怕。
　　有一次，姐姐要排文艺节目，得很晚才回家，我就没等她先走了。刚到大市坳，夜幕开始降临，我正跑起来快速通过时，一个比我大的男孩子突然从草丛中杀了出来，喝了一声：站住。突而其来的喊声，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停住了，他让我把书包打开，乱翻了一气，见没有什么东西才让我走。回到家时，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母亲不停的盘问，我才说出真相。于是，母亲决定把我转到就近一点的石山小学。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不愿意。我从那时起就是一个念旧的人，刚和新堰小学的同学熟稔起来，不愿意再和他们分开。后来，经不过母亲的劝说，我和姐姐都转学到了石山小学。由于石山小学正在盖新校舍，我被分到下屋胡家胡敏珠家的堂屋里读书。
　　堂屋黑阒阒的，尤其是一幅棺材紧靠着墙，与我的课桌只一尺之隔，我一走进堂屋就汗毛竖起来。于是，在同学中流露出新堰小学好的意味。不承想，一天上课，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石山小学容量有限，需要分流一部分人去新堰小学，愿意的举手！”我不知是诈，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也有几个同学在我的怂恿下，举起了手。当时可没有什么，回到家里，母亲就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一个劲地否认，没做坏事呀。后来母亲才说出真相，问我是不是想去新堰小学，还鼓动其他同学也去。我这才知道，老师竟把我当成了一个诱饵，引蛇出没事，也有同学竟然充当告密者。在我幼小的心灵，重重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一切都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