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二
　　在这段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间，并不只有父亲遭受不公正待遇和被批判。与他同时挨整受批判的还有教导主任沈征福老师和丁震寰老师。之所以写他们，是想说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人的炼狱，而是一场全民的灾难。
　　沈征福老师1953年毕业于大冶师范学校（当时崇阳属大冶专区管辖），可以说是一名小学的全能老师，经过多年的努力后，被提拔为学校的教导主任，就当时来讲，他是崇阳县小学教育界出了名的金牌教导主任。而且沈主任善长于算术教学，他能把较为抽象的算术问题，生动地、具体地向学生讲清楚，说明白。教育行政部门和县教研室时常请他到有关教学片区讲课，向老师们传经送宝。
　　这样一名好老师，好教导主任，沈征福在生活中却遇到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他的长子沈淀，1-2岁时，因生病，医院诊断后，开出针剂。但由于护士不慎错配了药，一针下去，沈主任的长子右脚从踝骨以下向后翻，使之成为一名瘸子。经他多次维权，虽然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偿，但儿子却终生残疾。沈主任认为，这都是不认真、不负责任所造成的，因而，他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对工作不负责的行为疾恶如仇。由此，他对教育界领导、教师中出现的各类不良行为总是积极批判，而且不惜上纲上线；对于一些偶遇的不平事，也总是不分熟人生人一概“拔刀相助”。这种性格，使得他与城关一小的校长杨XX格格不入。
　　加上，沈主任是搞教学出身的，平时和教师们谈教学是相当投机，也和教师们走得近，而杨XX由于热衷于搞行政，基础知识较有欠缺，平时教数学只能教低年级的，三年级以上的课程，就很有些吃力。本来，杨XX应该和沈主任如相互配合，相互补台，就相得益彰，可他们但却与之背向而行。而且，杨XX总喜欢摆校长味，对教师爱理不理，给个脸也总是马面木嘴，皮笑肉不笑，所以就没有教师愿意真正的亲近他，除了投机分子外。杨XX看到沈主任的群众关系好，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并且起了无名之火，还怀疑沈主任搞小团体，对付自己。这样，杨XX就越想越多疑，越多疑就越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总想找岔子整沈主任一下。
　　终于机会来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XX便网罗一批人对沈征福主任发起攻击，说什么沈是反动学术权威，沈一贯不服领导，沈自高自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沈征福主任打成黑帮。面对突而其来的凶猛的“大革命”，沈主任并不慌张，一方面用铁的事实反驳杨XX的诬蔑之词；另一方面，向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负责人、城关镇武装部长李XX反映，并以极端的语言抗争：如果像杨XX这样无端的诬蔑，我是要杀几个人的。这样的语气，吓得李XX也不敢对沈乱来。
　　中央“5.16”通知（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达后，县里的领导知道自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通知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崇阳县次次运动都拿教师开刀，次次整人民教师，教师队伍中哪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此，在教师界的运动进行了四十多年就草草收场。但县有关领导仍抓住群众不放，把一部分人留在单位等待处理，另一部分人则贬到更基层。沈征福既得罪了校长杨XX，又得罪了工宣队负责人李XX，自然是受贬的对象。于是，沈征福就被贬到和平区鹿门小学当教师去了，没有任何理由，教导主任就随之撸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红卫兵所到之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呈摧枯拉朽之势。北京的风很快就吹到了崇阳这个穷乡僻壤，无产阶级造反派们向县委县政府发动了夺权进攻，很快就夺了他们的权。沈征福也顺着这场革命的洪流很快杀了回马枪，从鹿门小学回到城关一小，夺了杨XX的权。稍后，沈征福就被选为城关一小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但杨XX不甘心自己的失势，处处跟踪造反派没能得逞，相反还被造反派们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吓得要死。
　　沈征福当了崇阳县城关一小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一方面组织师生复课，一方面对杨XX在城关一小的胡作非为进行批判，再者通过新小教总部（当时教育界的造反派组织）组织对舒老大进行全县性的大会批判，还将舒老大到各校进行游斗性的小会批判，批判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违反党的精神政策，对教师打击报复，批判他用非法的手段将本应下放的老婆、女儿的户口留在机关。大多批判内容是属实的，但也有些内容是子虚乌有。这种煎烧饼的批判方式，父亲是不以为然的。将来舒老大一旦得势，沈征福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果然，1970年，全国各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本来是清查“5.16”分子，但沈征福的厄运来了。他由原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服从领导、骄傲自大的罪名，再加一项打击报复革命干部（指批判舒老大和杨XX）的罪名，又和父亲一起遭到了舒老大和杨XX的批斗。舒老大和杨XX本想将沈征福和父亲一样置于死地，开除他的党籍和工作籍，让他在政治上得不到翻身。但苦于找不到沈征福更多与政治挂钩的材料，更由于沈征福的一个本家兄弟时任X区委书记，在不同场合为其申辩，加上区委书记能和上层沟通.最后，沈征福只被贬到乡下小学当一般的老师，而没有像父亲那样“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
　　和父亲同挨批斗的丁震寰老师则是一名解放前就参加了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受过民国教育的丁老师风度翩翩，温尔文雅，颇有君子之范。他不仅文史地、理化生知识了得，而且体音美的能力也不凡，是县教育界鼎鼎大名的教学骨干，曾担任过县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指导过全县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美术功底强，1958年创办崇阳报时，还一度调往崇阳报社担任美术编辑和版面设计师。以后，崇阳报停办，县教育局要调他回原单位教研室上班，他认为教学一线更能发挥他的特长，于是，调入城关一小做了一名老师。
　　丁老师在城关一小如鱼得水，可以把自己的教学理念贯穿到实践中去，也很受学生和家长好评。比如他主张在学生中读经典，并将《论语》作为他班级的诵读教材。和所有专注于教学的知识分子一样，丁老师他很有个性，对当时杨XX搞的一套极左的东西，不是很感冒。比如，杨XX要在学校里搞“红海洋”活动，即在学校所有的墙壁上用红色广告颜料书写毛主席语录，他觉得有些庸俗化，但碍于当时的环境，还是按杨XX的要求做了。但由于丁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又是地主，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虽然历次审干、肃反都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审查，结论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仍属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待人处事都不锋芒逼露，说话做事，还是很谨小慎微，逢人一脸笑。就是这样一种驼鸟活法，让他躲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成为运动对象，文革初期，全县教师40天的批斗集训，他也没有成为挨什么整。只是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杨XX为了显示自己的斗争成绩，表现自己的觉悟高，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丁震寰老师给“揪”了出来。
　　杨XX抓不到丁老师什么辫子，“揪”出来，也没有强有力的材料可供批判。只得把丁老师主张学生读经当成是资产阶级的复辟，把他的历史问题翻出来，并要求丁老师继续交待他的历史问题。这时候，丁老师是坚持原则毫不退让的。在回答杨XX和追随者的讯问时，总是那么几句话：我的问题以前都是交待清楚了的，这个组织上是做了结论的，再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打死也没有。杨XX为此也感到很苦恼，很尴尬，但他又要出政绩，好到他的主子那里去邀功。只得恶狠狠，皮笑肉不笑地对丁老师说：你不老实，后果归你自己负。丁老师也没把杨XX的话当回事，只以不语来对付他。杨XX不死心，指使有关人员去搜集丁老师的所谓材料，除了历史上已作结论的那点事外，再没有发现新的可供上纲上线的材料。待杨XX向他的主子舒老大汇报后，舒老大也无计可施，只得将丁老师调离城关一小，一场闹剧才算结束。
　　在所谓的批斗中，除了极少数极“左”者和他们的追随者外，广大的群众是讲道理的、执行政策的。当父亲将自己的入党经过的实际情况向大家讲述后，不少人是同情的，虽然敢怒不敢言的多，但也有人敢于对父亲身上的罪名进行质疑。因为批斗会上，每个参加的人是要发言的。极“左”者言语恶毒，帽子满天飞。然而，大多数人轻描淡写，隔靴搔庠式，但也有敢怒敢言者。如父亲的同事黄启兰老师，在批斗大会上，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滕书翰的问题，要么滕书翰是黑帮，要么杨XX校长是走资派。可滕书翰把当时入党的情况讲得清清楚楚，可见他不是隐瞒成分混入党内的，也不是要为他的家庭来翻案。杨XX校长也不是什么走资派，他只不过是执行党的政策，而把政策当成自己报复他人的工具的投机分子。黄老师的发言，一语惊四座，引起轩然大波，没人想到他竟敢如此说，真是太大胆了。父亲都不敢相信，杨XX就在当场啊。这杨XX听了后，那个脸啊，是红一块白一块，他只昨歇斯底里对黄老师吼道：黄启兰，你是十足的反革命，与滕书翰一丘之貉。还没说完，批斗会上哄堂大笑，原来，杨XX把“一丘之貉”中的“貉”字读白了，读成了“各”。黄启兰根正苗红，又没什么辫子抓在杨XX手上，后来，杨XX也只能说说而已，无可奈何他。还有女老师张昇兰的母亲，虽是一个文盲，但却懂得做人的大道理，她教育她的女儿，要实事求是，批斗他人千万不要讲过激的话，所谓“说话留一线，以后好见面”。多朴素的话语啊，但对张昇兰老师的影响是深远的。张老师在以后任何批斗会上发言，不管再大的压力都坚决顶住，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即使要说，也从不说过头话。在那个非正常年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十三
　　在父亲接受崇阳县教育局战线的批斗和种种栽脏陷害时，远在江北汉阳老家的新集大队二生产队的跳梁小丑们也没有闲着。父亲在崇阳的蒙难的推手少不了他们，尤其是生产队的负责人。当父亲被开除党籍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甘心，因为父亲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还吃着商品粮。在他们的眼光中，吃着商品粮，就是他们不能比拟的，只有把父亲弄回来和他们一样当农民，他们的目的才达到。
　　于是，崇阳、汉阳两地的小丑们早就建立了相互的信息共享，杨XX不止一次的高兴地说：打倒滕书翰离不开汉阳的革命同志。汉阳的应声虫们也不止一次对我的三叔、四叔说：你们的大哥就要被遣送回来了。家里的叔叔们听后，错愕得很，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是不是真的的？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汉阳的小丑们说过此话不久，父亲终于被舒老大和他的跟随者杨XX他们进一步打倒，在开除党籍的基础上，这次又被开除了工作籍，而且“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将交由汉阳的小丑们掌握。对于父亲来说，灾难还刚刚开始。
　　父亲要被遣送回家了，杨XX又生一恶毒的计谋，要将我们四兄妹中两个的户口注销，随父亲迁回汉阳老家，明确表示对父亲要“斩草除根”，并给父亲沉重的一击。但父母据理力争，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子女的户口随母亲，这就是我们后来怎么都改成母姓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是对杨XX之流倒行逆施的控诉。由于父母的强烈反对，也有当时主持正义的群众的声援，而且党的政策是硬杠杠的，没有他们可钻的空子，杨XX之流也害怕了，胆怯了，不得不修正他们的方案，因而他们的毒计最终才没能得逞。
　　父亲终于被迫要离开他自己曾主动选择而来，并已工作奉献了13年的山区县崇阳，要离开他终身愿意从事的教育事业，要离开他朝夕相处的可爱和不怎么可爱的师生们。说真的，父亲是难舍的，不忍的。父亲也是善良的，他总记得崇阳人的好，象舒老大、杨XX之流毕竟是少数。
　　在离别的头一天晚上，学生们在那样高压的情况下，仍然围在父亲身边，虽然不能过多的表露出自己的情感，但即使无声也是一种温暖。杨XX派人驱赶了几多回，但也赶不走父亲的学生们。而相反是越涌越多，家里逼窄的小屋子里，挤满了他的学生们。父亲担心他们会受牵连，会遭到杨XX以种种罪名陷害，让他们离开，但没有一个同学离开。父亲的眼睛湿润了，这个忍受过万人批斗而没有掉一滴泪的汉子，泪如泉涌。但他满足了，有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陪伴，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是充满希望的。
　　第二天一大早，遣送父亲他们（和父亲一样得罪杨XX的大多数都在遣送之列）的车来了。那是一种解放牌的货车，杨XX为了把父亲他们快快送走，不惜租了汽车队的车。当父亲踏上货车时，杨XX不准母亲送，也不准学生们送，还用草绳拉出了一条条长长的警戒线，把母亲和学生们隔得老远远。不承想，他们的心和父亲贴得是那么的近，就在汽车发动的一刹那，一个女生冲出了警戒线，快速跑到了汽车前，喊着父亲“滕老师，您要保重”；后面的学生也冲了过来，把车辆团团围住了，不让走。杨XX得知信息后，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对学生们说“都闪开，再不闪开，就都是反革命，统统开除”。而对杨XX的歇斯底里，学生们没有丝毫的退让，反而对着杨XX说：“还我老师！还我老师！”父亲见状，也心急如焚，担心这些孩子们，便对他们说：“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好意，但请你们让开一条路，让我们走。你们的路还很长，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失去你们的前途。历史终将宣布我们无罪，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父亲刚毅的脸，深沉的声音感染着学生们，学生们这才让出了一条路，让汽车载着父亲向赵李桥火车驶去。杨XX不让一个人送，连母亲也不让。唯一有一名叫杨仙桃的学生坐班车先到了赵李桥，是她送父亲上的火车。
　　杨仙桃是白霓桥杨家村人，门前的毛家河从大市流来，自东向南，在杨家村转了一弯，折向西。钟灵毓秀的毛家河给了杨仙桃娇好的容貌，好似不胜娇羞，可骨子里长着铮铮铁骨。她家里贫困，一度想辍学，回乡参加劳动，也能掐几个工分补贴家用。是父亲到她家里去走访，给她的父亲做工作，道理讲了一箩筐，最终才说服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同意她去上学，但学费又不够。父亲和母亲商量，便从自己的工资里挤一点钱来，供杨仙桃上学。就这样，杨仙桃才得以把小学学业完成。现在，她的老师蒙受不白之冤，她想都没有他是黑帮，还带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她只知道他是一位好老师。于是，毅然决然，只为了去送她的老师一程。
　　父亲到了赵李桥后，就看见杨仙桃在向他扬手，父亲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了揉眼睛，当他确认是杨仙桃时，父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那样的年月，连好朋友都能反目，连亲人都能划清界线，难为了这样一个豆蔻年华的小女生，竟能如此重情重义，不顾受牵连的危险，只为送别他的老师一程。父亲对杨仙桃说：谢谢你！可你不该来呀，要是杨XX他们知道了，你的书就读不成了，那不是我的罪过么？杨仙桃听了后，一个劲的摇头：我不怕，大不了不读了这书，这书教人是非颠倒，还不如不读呢。父亲直叹：傻孩子啊，傻孩子啊，快走吧。但杨仙桃没有走，而是默默地陪着父亲，一直把父亲送走。
　　杨仙桃陪着父亲买好票，又陪着父亲坐在候车室里等着北上的火车。父亲和母亲，以前为了赶时间，总是在赵李桥匆匆而过，从来都没有好好看看这座古镇。这次等火车倒是有机会，但又没好心情，还是没去逛逛古镇。
　　二十四
　　赵李桥镇地处鄂南边陲蒲圻县，与湖南省临湘县接壤，隔崇阳县40公里，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镇”之誉。赵李桥火车站建于1917年，是京广钱上的一个四等小站。这个四等小站却传诵着一个崇阳将军的故事，这个将军就是开国少将赵国泰。
　　说的是1959至1961年间，赵国泰回到故乡崇阳，正是闹饥荒的年代，得知乡亲们断粮了，只能靠挖野菜、刨树皮，吃观音土度日。他的心震撼了，打仗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人民谋天下吗？他不能不管，于是，一电话打到武汉军区后勤部的战友。战友接到赵将军的电话，听说要搞大米到崇阳救急，一时很为难，因为他的战略粮库里也没有大米，但赵将军又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战友的家乡遭难，他不能不顾，便给了赵将军一个信息，说是有一趟南下的列车将运载大米经过赵李桥，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没有告诉他。凭着军人的警觉，赵将军猜到了大米将运往何方？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只身驱车赶到赵李桥，直接找到站长，说：我是赵国泰，运往南方大米的列车什么时候到赵李桥站？你跟我说一声，如果不说，当心我会毙了你。站长见来人口气不小，气宇轩昂，但他掌握的是军事绝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赵将军见站长犹豫，拍起了桌子，说：我的站长同志，你告诉我吧，崇阳几十万老百姓等着救命啊，我们勒紧裤带支援别人，是图么事哟？站长被逼得没法，当然更是心里认可赵将军的说法。
　　于是，冒着杀着的危险，把南下列车的准确时间告诉了赵将军，因为那趟列车要在赵李桥加水。果然两天后，就有一专列经过赵李桥站，赵将军在此之前就按列车到达的时间赶到了赵李桥站，并通知崇阳县政府派人带上装大米的麻袋和运输工具到赵李桥。
　　那天，赵将军穿着少将服，早早站在赵李桥站的月台上，运粮专列徐徐停靠在赵李桥站，列车一停稳，就有一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跑下来，站成警戒队形。他们见着赵将军，匆忙敬礼:将军同志好！赵将军回礼后，找来他们的负责人，说明来由后，负责人说什么也不允许，那是要掉脑壳的事。一度，押粮的警卫士兵和赵将军形成了对峙。最后，赵将军对天放了一枪，对负责人说：今天是放也放，抢也得抢，这粮我是要定了，官司打到中央军委，就说是我赵国泰的错。负责人见赵将军说一不二，也懂得那些四野的兵就是野；再说，人家是将军，兵听将的，是天职。但负责人对赵将军说：将军，只能卸一车皮。赵将军一听：好，就一车皮。我要代表崇阳的父老乡亲感谢你！负责人哭笑不得，不掉脑袋就是好的。
　　一车皮白花花的大米啊，都是上等的好米啊。米被卸下来后，堆在赵李桥站的月台上，像战场的掩体一样。赵将军对县里的领导说：这些大米是用来救命的，全县人民每人30斤，任何人不得多吃多占，包括你们领导和我的家人；牢里的犯人即使明天要枪毙，今天也要给他们吃饱。县里的领导像鸡啄米样的点头。崇阳人用箩筐、麻袋肩挑背扛，脚步生飞；用鸡公车、板车、牛车运输，人欢马叫，好不热闹。将军为这事，还上了军事法庭，但他一个人也没牵涉，完全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后来，中央以事出有因，只属过错而没追究将军的责任。这个故事，崇阳人口口相传，多少人被将军所救啊。后来，将军蒙冤逝世，崇阳人民无不悲痛欲绝，派代表去旅大吊唁将军。父亲在赵李桥站等火车时咀嚼着这个故事，不竟感叹，将军形象伟岸正直，无不彰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像舒老大、杨XX之流哪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要让他们为民请命无异于天方夜谭。
　　火车来了，父亲在杨仙桃陪同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进了站，在父亲踏上北上的列车那一刻，杨仙桃哭了，父亲也是不忍看着他的弟子如此梨花带雨。只得快速上车，放下行李。车就开了，望着逐渐远去的鄂南的群山和破败的村庄以及越来越小的杨仙桃的身影，不知不觉，父亲也是泪眼朦胧，一种怅然若失袭上心来，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这个赵李桥送父亲的杨仙桃后来我们唤作“仙桃姨”，与我们家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连我女儿都喊她“仙桃奶奶”，比一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还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