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十九)(二十)(二十一)

　　十九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最疯狂的年月，学校停课了，都涌进了革命的洪流中。那场革命中，每个人都要选边站，不可能有中立的立场。父亲在这个选边站的过程中，选择了“小教总部”造反派组织，但只是挂了个名，并没有参加实质性的活动。但对于一些批斗会之类的，不得不参加，对一些批斗对象也不得不发些言，正是一次发言，深深得罪了舒老大，而身陷万劫不复的境地。
　　那是在全县教师集训会上，每个人都要在批斗县教育局头头舒老大的会上发言。前面的发言都是漫骂、攻击，有的还出手捧了舒老大。轮到父亲发言时，他根据十六条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讲了舒老大利用手中的权力用教育局农场的红苕制成苕丝换米，解决其妻子的口粮的问题。就是这个被父亲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发言，后来成了父亲受迫害，日后平反受阻挡的总根源。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太较真，不圆滑，要是够圆滑点，说些不痛不庠的话，那后来的命运就会改写。
　　本来，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的胸怀应该比现在要博大得多，经历过多少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领袖也号召“有则改之，无则加免”；但也有一些胸襟狭隘之徒，不仅不反省己之过，相反将别人善意的批评记恨在心，一有机会就开始反扑。舒老大就是这样的心胸窄小之小人。
　　那段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除了开批斗会外，父亲更多的时间是和其他老师一起到离县城十公里处的鹿门乡的常岭山砍柴。天不亮，怀揣着几个红苕就上路了，等走到常岭山时，天已大亮。那时的植被非常好，不知名的杂木众多。父亲他们各自找到一块杂木丛砍伐，渴了就喝一口山泉水，饿了就吃一口自己带来的红薯，心情好时，还会摘一些山楂和阳桃什么的吃。每每那样的时候，父亲就会忘记运动和批斗，真恍如隔世，不知今夕何夕？恨不得长作常岭人，荷锄担柴归。每天要砍两担柴，每担总有一百好几十斤，担一担回家，另一担就掩在山中的荆刺中，下次来时，砍下湿柴，担担干柴回家。
　　父亲回忆说，在常岭砍柴，砍时不累，而且还是愉快的，尤其是和农村的农民打交道，更感到他们的纯朴。山民们看到父亲他们这些来自城里的老师们能干事，能吃苦，对他们生出很多亲切和怜悯来。不仅给他们加热带来的饭菜，而且把自己不多的菜也时常给他们添吃。后来，还让他们把湿柴放在他们的屋檐下晒干。但担柴回家则要困难得多，先是要把柴担到山岗上，再从山岗上往下担。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担百十斤柴下山，对膝关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脚打闪，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跌到悬崖下。
　　二十
　　父亲这样的日子没过好久，时间进入了1969年底至1970年初，被批斗过的舒老大被他后面的后台保了下来，官复原职，仍当他的教育局长。因此，他和他在城关一小的代理人杨XX一刻也没有放弃寻找机会整父亲。终于，时机到了，中央发出文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份子，这个活动本来与地方的关系不大，但地方的当权者们还是决定在普通民众中开展清查运动。教师又首当其冲，运动的对象也许他们早已心中有数了。依然掌握着教育大权的舒老大哪能放过整父亲的机会？特授意他的代理人，也可以说是他的狗腿子杨XX置父亲于死地。
　　那年，清理“五一六”份子的运动，决定集中在离县城约十公里的青山水库进行。青山水库此时正在建设中，它位于隽水右岸主要支流青山河中游，青山铺南，棺材山主峰西北处，主坝横跨盘山和葛家柴之间，因坐落在青山岩下而得名。1967年冬，动工兴建，没有机械，全靠民工肩挑背驮来运土运石，没有冲天的干劲是不可想象的。两年后的冬天，大坝进入浇灌阶段，调集了通城、蒲圻、鄂城和崇阳四县民工十数万之众。
　　而统领这支民工队伍的是当年在上甘岭血战过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副军长周发田将军。周发田将军，安徽省金寨县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7岁加入农民赤卫军，两年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11月被授予少将。周将军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副军长时，参与指挥的最著名的战役是上甘岭，据说，他是在坑道里指挥战斗的军事主官。回国后，1956年5月，任湖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9年2月，任湖北钢铁厂厂长，同年10月，调任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总指挥部副指挥长，1961年11月，任水利电力部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局长，随后，调任富水水库工程副指挥长，后一直在咸宁地区工作，最高也只是个顾问，主管逐业、水利、水产工作。1998年在咸宁温泉去世。
　　看过这个履历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周将军的职务是王小二过年，每况愈下。他可是和秦基伟搭班子的人，秦基伟后来当了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周将军在咸宁的轶事颇多，抗美援朝结束后，先是因作风问题被降为师长，又因作风问题被降为丹江口水利工程局长，传闻在丹江口大坝工地上的广播室里与女广播员调笑，因扩音设备没关，而广而告之，还是省长张体学亲自出面处理的此事。随后，又被降为葛洲坝工程局调度室主任（正处级干部）；后来，还是因为作风问题，一降再降，最后在咸宁终老。据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行人员中有一个是曾经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的。他问周恩来总理，周发田将军现在在哪里？把周总理问懵了，但总理就是反应快，说，周将军去南方视察去了。那个美国佬感到很遗憾，并请周总理代为转达对周将军的问候和敬意。
　　就是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把青山水库修成了，灌溉着华陂畈和崇阳的几百亩粮田。如今的青山水库早已成为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那一碧万顷的清澈绿水，映照着棺材山的青翠，白鹭纷飞，渔歌阵阵，要是有一道斜阳晚照，那美景就醉煞人。可当年在那里参加培训班的父母回忆起来，却是人间地狱，那是像杨XX般的鹰犬，真是共产党的败类，善良人们的活阎王。
　　父母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清理“五一六”份子的运动，也像前一次一样，想把姐姐和我送回老家，只带小妹一人在身边。但母亲在请假时，又得不到批准。眼看集训时间一天天的临近，父母心急如焚，只得求爹爹告奶奶，好在总有通情达理，而愿意为民请命之人。在大家的游说下，当权者没得办法，只得同意母亲把姐姐和我送走，但也只能送到赵李桥火车站。又得提前和远在黄陂的外公用电报联系好，外公赶到赵李桥火车站，把姐姐和我接回黄陂去。黄陂前川文教巷11号，就是我们儿时的避难所，外公外婆就像是雨点来临时的荷叶，给我们遮风挡雨。
　　二十一
　　母亲在青山水库参加学习班时，正怀着我的弟弟，挺着大肚子在青山参加运动；而且年幼的妹妹也跟在母亲的身边，妹妹一直在哭着要她的爸爸，而父亲却在另一个学习组里。直到临盆，杨XX也不同意母亲返回县城医院生产。蛇蝎之心，没有人性，只有那个扭曲的年代才会出现。还是一位贫宣队的女队员起了恻隐之心，她和杨XX交涉后，母亲才得以回到县城医院生产。
　　母亲是只身一人从青山回到县城家中的，不，和她回城的还有我的妹妹，不到三岁的小女孩。母亲回到县城家中，自己清理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住进了医院。住进去的当晚，母亲就生下了我的弟弟。当时的母亲带着妹妹住在医院，没有人照顾，连一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营养。那可是共产党执政21年啊，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了，这是共产党的初心吗？肯定不是，完全是被杨XX之流败坏掉的。母亲住院时，妹妹只有三岁，她们的饮食、起居完全由好心的医护人员照顾。而远在青山水库挨斗的父亲居然不知母亲已经生下了弟弟，更不可能回一次县城看一次母亲和他的小儿子，完全不可能有天伦之乐。直到母亲出院了，汉阳老家才送来了我的姑太到崇阳，照顾母亲坐月子。
　　父亲从青山培训班回到县城后，杨XX竟不允许父亲回家里住，几乎是用软禁的方法将父亲安排在一个男老师的宿舍里居住，吃饭也不让回家。母亲和家里人也不知父亲在哪里？母亲找到杨XX，问父亲哪去了？父亲也没有什么新问题？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杨XX扬着头，不屑地说，我就是要把滕书翰搞臭。他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母亲对杨XX说，滕书翰已经很臭了，再臭会把你熏死的。母亲说过完，也不屑一顾的扬长而去，不给杨XX好脸嘴。杨XX看着母亲的背影，目瞪口呆，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为了搞臭父亲，杨XX在学校组织每个班批斗父亲，那些小学生们能批个什么？只不过让父亲到每个班上站一站，让学生带头呼几声“打倒呀，批倒批臭呀，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呀”。更为无法无天的是，杨XX竟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抄了我们的家，一进屋就土翻箱倒柜。在一无所获后，竟将父亲1965年手抄的《毛主席语录》当作现行反革命的罪证（后来，这本手抄的《毛主席语录》没有要回来，父亲一直引以为憾事）。抄家的人对杨XX的所作所为也瞠目结舌，直呼杨XX疯了，连忙报告舒老大，舒老大都说杨XX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又不得不依赖杨XX这条疯狗，只有他才听他的唆使而疯狂乱咬。
　　杨XX见找不到新证据，便又翻老事情，极尽跳梁小丑之能事，罗列罪名，把父亲往反革命的营垒中整。并在舒老大的授意下，动用公、检、法侦办父亲的案件。即使在那种高压的红色恐怖中，父亲也是刚直不阿，对审讯他的公安人员郑重申明：他入党时的家庭成份是中农，这是实际事实，有当时学校的外调和汉阳老家党组织的证明；上课教手工不慎剪坏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纯属粗心大意之错误，与反对毛主席无涉；对待学生态度粗暴够不上反革命吧？审讯的公安人员也认为父亲说的有道理，便不予受理案件了。
　　杨XX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诬陷父亲有一台收音机，经常偷听敌台并与台湾用暗号联系。父亲义正辞严予以反驳：有一个矿石收音机不假，那是内弟转业时，部队首长送给他的，后转送了自己。由于崇阳地处山区，信号弱，连一般的新闻都收不到，怎么收得到敌台？你有什么证据是我收听了敌台？难道你也听过？杨XX被驳得无话可说。后来，公安部门把收音机拿回去听，什么也听不倒，就把收音机又还给了父亲。但舒老大和杨XX还不善罢干休，仍然在寻找和重新组织黑材料，并罗织罪名。
　　正在这时，汉阳老家的小丑们也想利用“一打三反”运动给我的祖父母致命一击，因为祖父母一直对把他们定为“富农”成份持异议态度，生产队长便趁这个运动来逼祖父母承认自己就是富农成份。便在队里组织批斗会，这还不算，并对祖父用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死祖父母。祖父在多次抗争无效后，在一个黑夜里从村子里出逃，一气之下，投了汉江。后被武汉市的民警救起。但他始终不肯露出自己的身价，以免连累妻儿老小。但最后还是被警察查到了祖父的身份，通知生产队给领了回去。并将这个情况写信给了崇阳城关小学。杨XX接到这个信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XX和舒老大们，经过六七个月的折腾，终于给父亲的问题结案了，结论是：划为现行反革命，把帽子拿到群众手中，开除公职，遣回老家劳动改造。那一年是1970年7月。
　　父亲收到这个结论后，认为不符合事实，便马上到县革命委员会组织部门反映，说明这个结论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希望进行复议。当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杨XX听到父亲去县革委会申诉后，气急败坏地又在学校组织了一场批斗会。父亲还真正表现出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他一手擎天，凛然正气，在会议结束时，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定会在城关一小的上空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