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十六)(十七)(十八)

　　十六
　　父亲被开除党籍后，在县教育局当然是待不下去了，于1964年秋季下放到县城关一小任教。按常理，父亲只是被开除了党籍，行政是免予处分的，他曾经当过专职团干、教育局的股长、城关小学的副校长，至少应该给他安排一个职务。可这次什么说法也没有。父亲心里肯定是有些想法的，但那个年月，无处诉说，也无人倾诉。好在，母亲已调到了城关一小，父母第二次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也是人生一乐吧。加上当时的城关一小的领导对父亲还尊重有加，也尽量保护着父亲的自尊心，使得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稍许有些安慰。父亲也勤勉地工作着，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即使有，也不能在人前露出来，因而与同事们共事也还感到愉快。
　　父亲在城关一小任教期间，主要任六年级的语、数课，有时也加一点常识课。父亲是一个爱动脑筋的人，不仅仅是教课，还带点研究性质。如他在上数学（当时称算术）课时，就琢磨如何让学生能听得懂，记得住，会运算。像教分数的乘除应用题时，先让学生复习分数乘、除法则，然后就是理解题意，再是确定运用乘法，还是除法。例如：某数是35，求它的七分之二是多少？父亲开始引导学生做这类型的题，应先把35分成七份，即35除7，求出1份是多少？求2份则将得数乘以2即可。由此，引导学生知道一个数是多少，求它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只得将此数乘以几分之几可得。
　　据此，引导学生观察后得出“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用乘法”的结论。然后让学生口诵心惟，法则就记住了。父亲说他上课从不满堂贯，每堂课起码留20分钟左右给学生消化、巩固，效果非常好。校领导和同事们对父亲的课堂教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学生家长也很满意。
　　父母都以为能这样平静地在城关一小教一辈子书那也是一种幸福。可1965年暑假，原来的校长调走了，新校长是原白霓区教育辅导组组长杨XX。杨XX是本县沙坪人，长得高高大大的，身材还不错，但那似鹰喙，人称鹰钩鼻的鼻子给人阴险的感觉。他来学校的消息传出后，城关一小的女老师白雪（其爱人与杨XX共事过，对杨的事比较了解）在与另一个老师闲聊时，谈到杨XX，说他“作风霸道”，喜欢“溜须拍马”，“和X女老师有男女作风问题”……
　　不知她们的八卦后来是怎么被杨XX知道的，也许是投靠者告的密。杨XX听后恼羞成怒，对两位女老师开始打击报复，同时，他更重要的要寻找信息来源。左分析，右揣摩，最后把信息的来源锁定在父亲身上，父亲是他最大的怀疑对象。因为父亲在教育局工作时，对杨XX的丑恶行径是有所耳闻的，但父亲一没有八卦别人隐私的习惯，二是自己正受着处分，一心想着的是平反和恢复名誉。杨XX怀疑是父亲给女老师们提供了饭后的谈资，只能说明他的脑壳进了水。是啊，父亲当时哪有那份闲心啊，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
　　父亲说，其实，他与杨XX的关系本来还可以，父亲在教育局时，杨XX曾主动为父亲从白霓带回过面粉、买过面条什么的（也许他曾将在教育局的父亲当作了未来投资的对象吧）；父亲也投桃报李，经常帮他处理一些他管辖的各乡、村学校发生的事情。自听了两个女老师的八卦后，加上父亲已从教育局受处分下放到了城关一小，再没有投资的必要了。于是，他对父亲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是父亲提供的资料。所以，杨XX一来校后就准备利用生活会的形式整父亲。但领导班子里的黄、谭两位副校长认为一来校就整人有些不妥，便极力劝阻杨XX，杨XX这才暂时打消了整父亲的念头，但他一直怀恨在心的，只要寻找到了机会，他是不会放过整父亲的。
　　十七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在小县城里，首先又是在教师队伍中展开运动的。要找革命的对象，还要分配革命对象的名额。父亲这个受了开除党籍处分、家庭成份又不好，加上杨XX一到校就准备挨整的人，自然成了杨XX革命对象的不二人选。杨XX在学校里收买喽啰，成立专案专班，到处搜集父亲的黑材料。运动一开始，大字报满天飞，尤其是《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城关一小的墙上顷刻间贴满了父亲的大字报，空洞无物的帽子一波一波的袭来。“为家庭翻案”、“对学生态度粗爆，甚至体罚学生”；还有一顶最大的帽子“对毛主席不满，反对毛主席”......
　　对于这些问题，父亲表现得很坦然，据理力争。“为家庭翻案”是不存在的，只是实事求是地反映“自己在入党时，家庭成份就是中农，有当时外调的记录在案，也有当地党委的证明材料，不存在为家庭翻案的问题，向上级党委反映问题也是党章赋予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对于“对学生态度粗爆，甚至体罚”，父亲承认有过此类问题，愿意向学生作检讨、认错；对于“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不满”更是子虚乌有的事。
　　但有一件事，父亲认为自己有错，也只是不小心所致。那是一件什么事呢？有一次为三年级的学生上手工课，内容是教学生们剪五角星。因为是下午的第一节课，父亲午睡后，到办公室时，上课的第一道铃就响了起来。于是，父亲从办公室的桌子上随手拿了一张旧报纸就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的父亲将报纸几折几叠，然后用剪刀剪出了五角星。学生们正惊叹于父亲的一张神奇的手时，突然有一个学生喊了出来：老师把毛主席像剪掉了。教室里一片哗然。
　　父亲把五角星正反一看，发现反面是一张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被他用剪刀剪坏了。父亲也吓得不轻。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这个错误是致命的，连忙向他的学生们检讨，一再强调是误剪，大多学生是原谅的。但当时的教育就是那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凡事都往阶级斗争上扯，于是就有多事者告了密，把父亲告到了校长杨XX那里。
　　杨XX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总算又找到了一条父亲的罪状。杨XX来后，父亲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连忙表白，是自己的疏忽，是有错，但自己不反对毛主席，并且说：再反动的分子也不会愚蠢到当学生的面反对毛主席呀。但杨XX根本就不听这些，他正愁找不到把柄，现在有这么一个好借口，不把你往死里整才怪。
　　于是，杨XX决定停课，发动城关一小的师生批斗父亲。一个小小的校长，就那么任性，说停课就停课。杨XX他还搞了一个创新，就是那数周期间，他将父亲一个班一个班的游斗。父亲戴着尖尖的，用报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纸板子钉的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不接受的，屡屡抗议杨XX无权给定性成现行反革命，因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父亲每到一个班，都站在讲台上，低着头，腰弓成90度，你要是弓得不够，就有学生死劲的“帮助”你，高年级的学生那力道会折得你的骨头直响，每次批斗后骨头都痛。
　　而且在批斗的过程中，还有学生揭发父亲对毛主席不满，诅咒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会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父亲在讲到地球、太阳的变化问题时，说地球、太阳也有生、有灭，现在的太阳大概已到了它的中年期，大约还有几十亿年，太阳就会灭亡，消失。这本来是个常识，但那时，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说太阳会死、会灭亡无异于诅咒毛主席。父亲在批斗会上申辩：这个常识不是他的创造，而是报刊上说的，怎么能说成是诅咒毛主席呢？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加上杨XX早就想拿父亲开刀，哪有父亲申辩的权利，即使申辩也是徒劳的。那时，我仅只几岁，但有记忆了。我见过父亲挨斗的场面。那是一个冬天，我正经过一间教室时，看见父亲站在讲台上，低着头，让一群年轻的学生批斗，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聒噪，好像要把房顶都掀掉。当我看见父亲赤着脚时，我的泪猛地流了下来。
　　这次批斗还牵连了母亲，一时说客群集，要母亲与父亲划清界线，要母亲揭发父亲，并要母亲与父亲离婚。一些跳梁小丑上窜下跳，一时好不热闹，但母亲总是一言不发，不屑与他们说上一句话。母亲的内心是痛苦的，在一次回黄陂老家，母亲把自己的境遇以及别人要母亲与父亲离婚的事情都和外公说了。外公听后，坚定地对母亲说：书翰他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群众运动就是假搞，历史将证明我的判断。母亲听了外公的话，更相信父亲不是什么反革命，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杨XX之流无计可施，只能将母亲批为富农家庭的孝子贤孙，把她划为不可救药的“四类分子”。我们后来问母亲，在那样的年代，你就没有想过和父亲划清界限？母亲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的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正直善良，我为什么要受别人的蛊惑呢？
　　十八
　　批斗父亲的时间持续了两周多，父亲不能回家，母亲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管我们，我和姐姐就像没爹娘的黑孩子。因为我尚年幼，家里在农村请了一个保姆带我。那年冬天，天特别寒冷，姐姐去上学了。保姆生起一盆木炭火，把我放在火盆边的童椅上坐着，她边洗衣服边照看我。洗服洗完后，她出去晾衣服。等她回来时，我已倒在火盆里。诡异的是，保姆出门时，我是面朝向火盆烤火的，而她回来后，我倒在火盆里，脸却没有朝向火盆，而是后脑勺倒在火盆里。保姆吓得大叫，赶忙把我从火盆里拉出来。还是邻居家有人，听到喊声后，急忙去批斗现场叫回我的父母。父母连假都没请，就从批斗会场赶回，把我送到医院抢救，经过医治，伤是好了，可后脑勺结了疤痕，用长头发都遮不住。
　　童年时，小伙伴们没有不取笑我的，到了高中，有一个与我为敌的同学专门取笑我，我也是挺自卑的，干什么都没有自信。现在想来，还真得庆幸啊，还真得感谢上苍的眷顾，既然生命中有这一劫，她这个结果却是最好的。因为，幸好是后脑勺倒向了火盆，要是脸倒在火盆里，那疤痕不就留在正面么？那么个丑八怪，怎么有勇气活在这世界上？
　　这次变故后，父母深深的自责，但他们也没有分身之法。那天为救我，双双没请假就擅离批斗会场，没有不同情父母的。只有杨XX不仅不同情，而且还说父母是罪加一等。他们一方面要挨斗，一方面又要牵挂着孩子。看到批斗无休无止，父母为了不让孩子再受影响，也为了轻装上阵，去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到老家去。父亲向杨XX请假时，杨XX不准还不说，还诬蔑父亲是想逃避批斗，是想抵抗人民民主专政。父亲一气之下，找到县里领导运动的大领导。大领导也不敢同意父亲回一趟老家，但同意把孩子送到赵李桥火车站。
　　原来就说过，赵李桥火车站是京广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回老家坐火车就只有到赵李桥。现在只让父亲将孩子送到赵李桥，真是领导的一种天才的想法。送到火车站怎么办？那么小的两个孩子怎么能自己回老家？那就只能让老家来人接了，可父亲家在汉阳农村，邮路不畅，祖父母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正在受着老家造反派的控制和打击，要他们派人来接孩子，显然不切实际。没辙，母亲只好写信给黄陂的外公外婆，与外公约定时间，让外公到赵李桥来接。母亲回忆这段往事，不禁老泪婆娑。不知外公收到信否？不知外公能不能准时到赵李桥？母亲那天是忐忑的去赵李桥的，虽然赵李桥离崇阳县城只有约四十公里的路程，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好像走了一个世纪。屈辱和悲愤一起涌上心来。好在，母亲赶到赵李桥时，外公已如约到了赵李桥，母亲把两个孩子交给外公带回黄陂，就连夜坐车赶回崇阳参加运动。
　　后来，批斗父母亲的运动升级了，全县教育界抓出的牛鬼蛇神不少，就决定开展为期四十天的集中学习，名曰办“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批斗父母亲和其他老师的场所。彼时的“学习班”，凡参加者没有不感到恐怖的。因为进了学习班，最轻者是处分，次重是开除，最重者是坐牢。父母进了学习班，迎接父亲的又是什么呢？他可已是被开除了党籍的人，再重一点，那不是要坐牢么？
　　好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即十六条）颁布了，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使是右派也要留在运动后期处理。这一文件下发后，崇阳县里的头头们慌了手脚，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所批斗的、被整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全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手拿粉笔的老师们。权大真理多，但他们始终不认错，反而装作镇定且一贯正确的样子，为了压制老百姓，由一位县领导出面在全县教师大会上歇斯底里的狂叫：我们学十六条，敌人也学十六条，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了坏人的当......但“学习班”是实在是办不下去了，老师又不是傻子，四十天的集中学习就草草收场了。
　　虽然批斗父亲的运动停止了，但对父亲这些整错了的人却抓住死死不放，连母亲这样的受牵连都也不放过。集中学习后，母亲被贬到了崇阳北边的山村小学鹿门任教，那里离县城有七八华里。父亲却没有安排工作，下放到城关二小劳动改造，等待处理。同时，杨XX拿着党赋予的权利疯狂报复打击父母亲，取消了我们一家的粮食补贴。父亲认为这样做是非法的，因为实行这个补贴是适应粮价改革，是为了不影响工薪人员的生活，有工薪就有补贴，父母都是工薪人员，即便父亲被开除党籍，但仍然是一名教员，是不能取消补贴的。父亲找杨XX理论，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竟以父亲是“黑帮”份子不予补贴。父亲对杨XX说，这个补贴是补在母亲名下的，母亲不是黑帮，也是不能取消的，你这样做是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的。但杨XX就是不改正错误，使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还是到了1980年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才由教育行政部门补齐了杨XX停发的全部补贴，这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真庆幸天亮了，杨XX的罪恶行径罄竹难书，他后来居然没有在“三种人”之列，真是天理不容。好在听说他短了命，得了一种怪病，不治而死，也算得了报应。父亲听了后，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这是后话，按住不表。
　　这时，学生的大串联像决了堤的洪流，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闯，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了，各行各业支离破碎。父亲结束了在城关二小的劳动改造，也被处理到了离县城十多里的新塘岭小学任教。于是，我们家母亲在北，父亲在东，又过起牛郎织女的生活。
　　此时，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北京起，各地的大中学生相互串连，相继成立了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如“东方红”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到全国各地宣讲“五一六”通知（即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精神，对于各地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人民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做法进行了修正。那些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受到了冲击。一时间，资本主义当权派（当然也有误伤）土崩瓦解，造反派一夜间夺了权。
　　由于城关一小的校长杨XX派人盯梢造反派，并向有关方面告密，后来不知怎么被造反派发现了，便组织城关一小的师生进行揭发杨XX，批斗杨XX。当造反派宣布开除杨XX党籍和工作籍时，杨XX连一个妓女都不如，当场下跪磕头，痛哭流涕，哀求造反派只开除他的党籍而不要开除他的工作籍；并声称，开除了工作籍，他一家老小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无法生活下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把工作籍看得比党籍更重要的投机份子竟然在共产党内混了一辈子，真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党的不幸。其实，造反派的口头开除不过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而已，但杨XX的气节之差，却可见一斑。据称，杨XX五七年反右时就想钻进党内而没有得到批准，不知反右一结束，他就混入了党内，其中充没充当告密者，就不得而知，给人无限的想象。
　　父母在这期间又双双调回了城关一小，正是杨XX倒霉时，造反派动员父母揭发批斗杨XX，父母没有说半句话。不是不想说，而是觉得对于像狗一样活着的杨XX不屑一说，还觉得说了是把自己的人格弄低了。但后来，杨XX又得势后，不仅不感恩父母亲的大人大量，反污父母亲当年没批他后悔了。父母听了只是淡淡一笑。
　　在城关一小时，我已有了记忆。我家住在教室操场司令台后的一片平房里，我家分有靠东边的两间屋，门口就是我家的厨房，一个火盆搭几口砖，能把锅升起来而已。侧边则是一个耳门，出了耳门，后边就是一座小山包。靠西边是（吴）步书姐的家，她家有兄妹几个，其中静书是我们的孩子王，小时候，我就是他的跟屁虫；再往西，是军旗和天旗家，军旗和我年纪相妨，也是小时候的玩伴。在那片平房里，我记得晚上睡觉，总和父亲一个被窝，如果是冬天，父亲就是一个暖炉，总把脚搁在他的身上，多暖和啊，可那样的时光不多，父亲挨整后，就很少在家。因为平房后是一个小山包，因而，每到端阳节，母亲就会在窗台上，墙角根，洒些六六粉，防蛇虫之类。
　　记得林彪一号通令之前，学校就在后山包里开始挖防空洞，学生老师轮班挖，我们小孩子就把那里当成了乐园，从里面跑进跑出，不亦乐乎。忽然有一天，长长的警报拉响，一声紧过一声，只听得有人喊：“敌机来了，赶快疏散。”母亲正在洗着头发，她催我们跟着大部队跑，我们也管不得那多，就随学校的师生跑到了后山。一到后山，黑压压的人都隐藏在山泖和草丛中，我看见有高射炮裹着草绿色的伪装，正对着天空，兴奋得不得了，拼命地往高射炮的地方跑，一点也不晓得怕。等警报解除了，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演习。我们回到城关小学时，母亲的头发还没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