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十三)(十四)(十五)

　　十三
　　由于父亲出色的表现，组织决定送父亲去武汉市委党校参加青年政治干部为期一年的培训。武汉市委党校创办于1951年9月，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市委的重要部门，是武汉市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市委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父亲来到武汉市委学校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此期间，父亲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听取了一些国际国内形势的讲座，重点研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学校组织学员进行了讨论和辩论。讨论的重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后来才知道上面组织父亲他们学习这些理论，是中苏论战的思想准备，是中央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武装人民的重大举措。
　　在武汉市委学校学习期间，父亲回了一次汉阳老家。那是一个周末，当时只放一天假。下课后，已是傍晚时分，父亲归家心切，也没看时间，坐上一路公共汽车就往东西湖去，到东西湖的慈惠农场时，已是掌灯时分，没有了公汽。外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摸黑走到江边，好在摆渡人还没休息，父亲坐摆渡的船过了汉江，然后步行十几公里，回到老家时，鸡已叫了头遍。祖父祖母连忙给父亲开门，煮了一碗面条给父亲充饥。
　　父亲从武汉市委党校培训结束回到崇阳后，县教育局又将父亲改任崇阳一中专职团干。根据学校党支部的分工，父亲主要做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的崇阳一中从初一到高三有三十多个班级，光靠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管不过来的。于是，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全团的组织机构，他根据当时学校的团员人数，提出了改团总支为团委的建议。在党支部的支持下，父亲以崇阳一中的名义向团县委打报告申请将校团总支改建成团委。团县委对校团总支的工作进行了调研考察，很快批复同意将一中团总支晋升为团委，父亲是崇阳一中团委的第一任书记。
　　团委成立后，父亲带领团委一班人首先在全校组织了读书会，组织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请专家给青年学子们介绍好书，然后组织讨论，谈体会，大大的激发了莘莘学子的学习热情；其次是定期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到城关附近的人民公社参观，看人民公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激发广大学子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第三，经常请老红军老游击队员来校讲老一辈的革命史，传统教育使学生们感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这期间，还经常组织大家大唱革命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红梅赞》等是必备的歌曲。校园里总是歌声嘹亮，那种昂扬向上，充满激情的年代感染了无数的人们。
　　在加强对学生们的思想鼓动外，父亲还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父亲与青年教师是同龄人，所以和青年教师主要是交朋友来做工作，父亲根据各个青年教师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禀性，和他们交心谈心，并请他们对团委的工作提意见。而且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特长，事事把他们推上前台，让大家了解他们，也让他们在学校有存在感。这些都很好的激发了青年教师的热情。青年教师也愿意和父亲交心，也愿意把思想深处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对他们的困难、困惑也总是积极的想办法，为他们排忧解劝难。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教师也进入暮年，但他们和父亲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学校领导、同事对父亲任团干的那几年的工作十分的肯定。他们有时也一起聚会，回忆起那个火红的年代，他们也感到了年轻了好几岁，并说：和老滕干的那几年是最舒心的几年。父亲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含笑，在心灵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父亲虽说是崇阳一中的专职团干，但并不专，还兼任61届高一（一）班的班主任。那时的学生上课上得少，大多的时间是在劳动和活动中度过的。父亲就带着他们班上的学生到大集山下开荒整地插红苕。大集山位于县城的北面，诸山丛集而得名，还有纱帽山之说，也有说崇阳县名自“崇山环绕，大集之阳”而来。在山之南麓，有大觉寺，其时已废。但此地三面环山，聚水藏风，宝地也。《崇阳县志》有如是记载：“集福寺，大集山麓，一名大集寺，久废，相传开山僧遇虎于途，推之而归，号伏虎禅师”。
　　父亲那个年代，哪有如此雅性？他们的心事全然不在胜日寻芳上，而是一心一意开荒整地。为了赶上插禾梗苕（早稻收割后插苕叫作插禾梗苕），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他的学生们扛上锄头，从县城出发，走到大集山时，天才放亮。他们用刀将葳蕤的荆棘斫掉，然后用锄头将土深翻一遍，除尽杂草及草根，将地整成一垄一垄的，每一垄间起了深深的沟。早出晚归，中午就在山岙里，吃着自己带的干粮，喝着山溪涧的泉水，父亲说起来一点也不觉得苦。
　　经过几天的奋斗，在大集山下就开出了十几亩旱地来。他们让农村来的学生从家里带来苕藤，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趁着傍晚天气凉，再将一段一段的苕藤插到地里。为了让它们成活，父亲带着学生从溪涧挑来一桶桶的水，一瓢一瓢地点到苕根上，虽然天气越来越热，气温也越来越高，在父亲他们的精心打理下，地里栽的十几亩苕全成活了。一片绿油油的苕藤很快将开垦过的土地全覆盖起来，父亲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很有收获感。转眼就是夏天，在最热的时候，父亲带着他的学生，顶着烈日，将这十几亩地的苕藤全翻过遍，那长长的苕藤足有几米长，有的开始在地里生根，不翻过来，将会影响根部的苕结果。翻一天苕藤，弯着的腰简直直不起来，但父亲和他的学生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然真的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人。
　　到了秋天，苕丰收了，挖出来的果实足足堆满了几间教室。父亲其时已调离了崇阳一中。但学生们还是给远离城关的父亲寄了一大麻袋的苕，父亲收到苕时，脸上绽开了花。
　　1961年的暑假，崇阳县委的文教部长给父亲打招呼，让他到母亲任教的白霓中学去开一块菜地种点菜，因为母亲在那带着两个小孩生活，实在是有点困难。父亲感到这是县里领导对他的关心，心还是暖暖的，就高兴地去白霓中学，找了学校的一块荒地，垦了一块不小的自留地，忙了一个暑假，种了些白菜、萝卜。等长出苗来时，暑假也快结束了。当父亲准备回一中上班时，突然接到了县教育局的一纸调令：到母亲任教的白霓中学任专职团干。父亲这才知道，县文教部长的关心竟是为父亲的调动埋下伏笔。好在父亲已经觉得亏欠母亲太多，也乐意从县城调到镇上，与母亲一起工作，对家庭也有些照应，因而父亲是愉快地接受调令的。这也是父母亲第一次同在一个单位工作。
　　在白霓中学后，父亲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他的团干身份中。在学校里，他热心地向学生们宣传共青团，经常通过组织讲座、座谈会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吸引青年人了解共青团组织，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还在初中部宣讲少年先锋了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同学们为什么要入队，入队与入团之间的关系等？并在每个班级建立团支部、中队部，聘请大队总辅导员、中队辅导员，在学生中大力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父亲就像一团火，把青年学子们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跟着共产党走，那是他一辈子都不曾改变过的信仰。
　　父亲除了当团干外，还兼着一个初三班的班主任，没日没夜的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而却忽略了母亲和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好在那个年月，大家都一心为公，母亲也就没什么怨言。这期间，他们的大儿子，也是我的兄长，因脑膜炎，在医院里治疗了将近一个月，最后，不治而夭。父母亲痛心得不得了，但很快繁忙的工作占据了他们的整个身心，丧子之痛刚抛到了脑后。父亲在白霓中学的时间不太长，随着白霓中学校长调任县教育局长，父亲也随之调到县教育局工作。
　　十四
　　父亲回城关教育局工作后，母亲仍然一人带着孩子在白霓中学任教，他们俩又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对两地分居，那个年代的人是没有，也不敢有怨言的。何况半边户（一人在城里工作，一人在农村参加劳动）的老师也不少呢？
　　父亲在县教育局，主要是负责普通教育这一块。在那几年内，父亲凭着一双铁脚板跑遍了崇阳的山山水水，所有的中小学都留下他的足迹。
　　靠近江西边陲的苏塘，离县城有几十公里，父亲一年内就走了两遍，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一双脚走。有一次正遇下雨，山洪不期而至，父亲走到港口时，港口的一座桥被山洪冲得无影无踪。父亲没法，只好沿着小港逆流而上，找到一座小石桥才得以渡河，过了河后，再往回走到通往苏塘的大路上。天气恶劣，一路泥泞，当夜幕降临，油灯燃起，父亲才到金塘小学。父亲的衣服被雨淋得不拧都会滴出水来，又饥又渴。学校领导原以为父亲不会来了，当看到父亲站在他们面前时，又讶异又感动。
　　此行，父亲的目的就是调查中小学的校舍情况，当看到金塘小学又破又旧的校舍时，不禁潸然泪下。连夜召开座谈会，把校舍弄清楚，并和校领导们商量怎么改造危在旦夕的校舍。事办完了，第二天，等不得雨住，又沿着黄羊河南下。黄羊河泛滥着洪水，一些木桥被冲得七零八落，父亲弯弯曲曲找小路，抄捷径，到黄羊小学后，仔细察看了该小学的校舍，并和师生们进行了座谈，了解了农村小学的教学和生源情况。
　　然后，翻越石子岭直下高枧小学。高枧小学位于与江西接壤的大湖山上。大湖山，位于崇阳县的东南方，海拔1238.9米，为该县最高峰。大湖山脉绵延十几公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尤其风大。据传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曾到过大湖山，并留下一首诗“大湖山上八千秋，接成金丹水转流，九龙吐出云霄雾，一轮明月滚金球”。诗确实不咋地，估计乾隆爷也不会来鄂南这穷乡僻壤，但大湖山曾经是红军打游击的地方却是事实。
　　著名红军将领陈寿昌就曾在此战斗直到牺牲。父亲专门瞻仰了陈寿昌烈士牺牲的老虎洞，老虎洞其实是个村落，在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离高榄乡还很有一段距离，而且道路弯曲，可谓九曲十八弯，时而在山脚，时而在山顶，去一趟很不易，但父亲对烈士崇拜，非要去朝圣。他到老虎洞后，经过当年红军的一座医院，听当年与陈寿昌为邻、只有七岁的老乡讲陈寿昌牺牲的经过，父亲不仅对这位牺牲时年仅28岁的早期红军领袖肃然起敬，对烈士“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先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英雄气概更是敬佩不已。
　　看完烈士遗迹后，尽管这里林壑尤美，民风古朴，但父亲再无心看山观景了，他要像革命先辈那样，忘我的工作。忙完工作后，他又得往下一站赶。又一个清晨，天仍然下着雨，父亲从高枧出发，沿古市河而下，靠近河边一条羊肠小路，长满了芭茅，父亲从中穿过，不时被芭茅锋利的叶片划破手臂，伤口被雨水一淋，钻心的痛。但父亲管不了这多，只顾一门心思，往下一个目的地赶。一个人走了几十里山路，那时的植被好，生态也没有破坏，野猪甚至狼都会时常遇到。当到达古市小学时，父亲回望那刚刚走过的莽莽群山，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也有些后怕起来。
　　在古市小学完成规定的动作后，父亲翻过古市岭，便到了华陂畈，这在崇阳的崇山峻岭间是难得的平畴，也是崇阳的三大粮仓之一。望着一望无际的田野，父亲的心豁然开朗，变得轻松明快得多。在华陂小学，父亲见到的校舍比前面的几个学校要好得多，这里毕竟离县城已很近了。父亲从乌龟石过轮渡，这里是隽水的一段，水面宽阔，其时还没拦河筑坝，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更高。渡船是小木船，人来得差不多后，船工一声“开船了”，父亲就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上了木船。船工一撑长篙，小木船就驶入河心，颠簸十几分钟后，就到了隽水对岸，回到家里，也是擦黑。
　　父亲这一行，历时三天，全程靠一双铁脚板，徒步经过塘口、横岭、金塘、高枧、黄羊、古市、华陂，行程一百多公里；走访了十几所中小学，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整理出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供教育局决策者参考。随后，又奔赴白霓、路口、石城、沙坪等地的中小学调研，为这些地方的学校发展、建设提供了参考资料。
　　父亲是一个对待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人，肯出蛮劲，也舍得出蛮力，还不惜命。因而总能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教育局的工作，他是如鱼得水。做普教工作，少不了的就是去学校听课，去得最多的是设在区里的完小（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乡里的小学就去得少些，因为那里有的就是几个教育班。每听一节课，父亲都要做详细而完整的笔记。而且在听课的过程中，思考如果是我的话，我该怎么讲？课后则和授课老师交流探讨，总结得失，把自己感觉到的优点和不足一一指出来，对某些问题还直接给出自己的建议。这种方式，被听课的老师都很接受。
　　回到教育局后，父亲把自己听课的过程、感受、得失和建议，写成文章，在教研室和同事们商讨。那时的县教育局还没有办这种类型的刊物，为了让父亲的研究心得让全县的普教同行们交流借鉴，教育局以文件的形式将父亲的文章发往各校，让各样的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教学情况，开展教研活动，以改进教学。父亲回忆说，在教育局数年期间，教育局以这种形式，发文不下百篇，对各样交流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父亲在教育局期间，不仅注重教学和研究，而且还热衷学校的文体活动。在1963年底，为了活跃学校的体育活动，在父亲的倡导下，县教育局决定组织全县学校的篮球比赛，以检验师生员工的体育运动。父亲是当然的组织者，从报名、抽签，裁判的聘请，场地的选择，请领导和运动员的吃住娱乐，全由他一人操作。正比赛期间，我出生了，而父亲忙于比赛，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母亲，每天不按时将饭送给母亲竟是父亲能完成的最大的事。用一位老熟人的话说，那一个多星期，父亲简直忙得焦头烂额，但父亲对比赛能圆满完成还是感到很开心。开心过后，当然也有对母亲的愧疚，而母亲竟然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十五
　　父亲在教育局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领导为了多方面培养父亲，又派父亲去农村住队，以了解农村更多的情况，为日后的提升作好准备。正当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时，空中飘来了一片乌云，就是这朵朵乌云将父亲正含薄欲出的光芒遮蔽了。
　　1963年秋至1964年春，全国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汉阳老家的生产队负责人又旧事重提，指名道姓说祖父是富农成份，又掀起了祖父不是中农的风波。虽然经过1951、1957年和1959年的交量，祖父胜利了，队里不敢把祖父划成四类分子、专政对象。但暗地里总是和祖父过不去。到了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生产队里的负责人就一口咬定祖父家是富农。祖父母据理力争无果，终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成了戴帽的“五类份子”之富农。
　　父亲远在鄂南的崇阳，根本就不知道家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这还不算，生产队负责人的目的还远不是这，他要整垮的除了祖父母外，还要整的就是我的四叔和父亲。四叔虽然在农村，文化也不高，但明事理，对于生产队负责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抵制和辩驳，而且做农活也是一把好手，还有一手理发的好手艺。所以，每次在批斗祖父母时，总是把我的四叔当陪斗，四叔稍有一些抗争，丧尽天良的生产队负责人就把四叔用绳索五花大绑，还时常将他打得皮开肉绽。另外一个就是父亲，因为父亲远在崇阳工作，在他们的眼中吃商品粮就是一种风光，他就是要让你风光不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父亲的工作予以剥夺，回家在他们的监督下劳动。这些丧心病狂的人居然还有一个口号：就是要让祖父家的未婚男子娶不到媳妇，让已结婚的妻离子散。都说农民质朴，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质朴，他们坏起来一点也像是农村人。像老家生产队的负责人及其同伙，哪里还有一点人性？简直比禽兽都不如。
　　于是，生产队负责人以组织的名义给崇阳县委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检举揭发父亲家是富农成份，而不是中农成份。当时的崇阳县委有关负责人“左”得很（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也难怪），接到这份检举揭发信后，震惊不已，很快就责令县教育局让父亲反省。教育局收到县委领导的指示后，父亲当时还在农村住队，连忙通知他回到县城，一回来，就被关进教育局的一间黑屋子，据说是教育局设置的专门反省室。一张床，一床被，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煤油灯，还有一沓白纸和一支笔。父亲就在这间黑屋子里，点起煤油灯，反省过去。不能与妻儿见面，妻儿也不知他关在何处。
　　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父亲把前因后果以及所知道的家里为成份的问题与生产队、工作组的争端全部写了出来。他以为向党组织说清楚了，甚至是倾诉了就能得到同情。父亲显然还是太嫩了，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阶级斗争，这些所谓的忠诚都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时的罪状、把柄。但父亲仍然反复强调，他入党时家里的成份就是中农，有外调的材料和他的交待相吻合可以佐证。但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宁左勿右是一代人的标记，你的表白呀，你的争辩呀，你的申诉呀，全没有人听。加上父亲工作中表现太好，不免遭人妒忌，于是，他的灾难就不可避免的来临了。很快，组织的处分就下来了，结论是“隐瞒成份混入党内，开除党籍，行政免于处分”。
　　父亲接到这个处分后，如泰山压顶，大雨倾盆，惊愕万分，他孜孜以求，不惜为之奉献生命的党就这样轻易地把他抛弃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觉得这样的处理不是实事求是。于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开始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主要是信函）之路。
　　这以后，父亲分别向孝感地委、湖北省委以至中共中央发出了无数申诉书，像祥林嫂一样诉说着巨大的冤屈，可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只是到了1965年的3、4月份，崇阳县监察委员会书记张文斗同志找了父亲谈了一次话。说父亲发给各级党委的申诉信都转到了崇阳县委，他们都看到了，就不要再写类似的信件了，这个问题要等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再解决。张书记的一席话，明确的信息是说父亲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对于父亲来说，不啻是寒夜的温暖，夏日的清风，父亲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像长夜里迎接黎明的晨光一样，浑身充满了激情。再也没有向上级党委反映过自己的党籍问题，一心等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到来。
　　在这个时候，父亲的不少朋友也为父亲的遭遇打抱不平。曾是父亲的直接领导，后调至崇阳县汉剧团当书记的陈全义同志就对父亲讲：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呢？起码要留一个把（方言，留出路的意思。指对待父亲最严重的处理也只能是留党察看），怎么开除党籍了呢？可好景不长，一场轰轰烈烈的更加摧枯拉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仅没有解决父亲的问题，反而给一些陷害父亲的奸佞小人提供了绝妙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