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十)(十一)(十二)

　　十
　　反右斗争后，正值寒假尾声，父亲回到学校后，和学校领导一起去县城南部的西庄苗圃采购苗木；日以继夜的栽树，一连几天，硬是把校园绿化了一遍。开学后，各校老师都返校复课，由于反右，各校都有教员被划成右派，因而教员就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教学任务没有丝毫不变，教育行政部门也未给学校增编制，缺编的老师全由在校老师担当，也无人认为负担过重。
　　同时，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老师们除了教书外，还要去支农。父亲所在的城关小学，当时每个男教师每人都有一担自己的粪桶，上面用毛笔公公正正地书写着“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每个老师就担着一担粪送到了离县城约3公里处的和平农场，为其积肥。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的老师是真的被大跃进所鼓舞。除积极参加大跃进劳动外，还用血书写成“大干苦干”的小字报贴到墙上，引起师生围观，也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但也有的老师对这种一边教书，一边参加劳动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看法，便写下“大干苦干完了完了”的小字报贴到血书旁。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便组织人员一一排查，比对字迹；最后连公安人员都出动了，但也没查出个什么名堂。
　　1958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正值大跃进期间，父亲他们所有参加集中学习的老师们还为县委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当时全国都在放卫星，报纸经常刊登这里亩产过万斤，那里亩产过十几万斤的新闻，县里的领导也蠢蠢欲动，想创造个奇迹一鸣惊人。正是水稻扬花灌浆的季节，一片稻穗长势喜人，过不久，定会是金黄的稻浪。这片庄稼眼看要成熟了，却在县农技人员的指挥下，几百名老师将十多亩稻田的稻子连根拔了起来，然后移栽在一块亩把的小水田里。小水田一下子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金色的稻穗，像金黄色的绒毯，密不透风。为了通风，农技人员还在田里装上了无数个通风管，用鼓风机鼓风排气。有位老农路过，痛心疾首，直呼：造孽啊！被革命的群众听到后，不由分说的把他捉起来，直接送着了位于西门岭的县看守所。而田里的形势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星期，这块田的稻穗渐渐由金黄变成黑褐色，最后完全变成了一堆枯草。县里的领导怕丢丑，一把火把这十多亩稻穗全烧成灰。卫星没放成，白白损失了几万斤粮食。那个直呼造孽的老人，却下落不明。
　　这一年，荒唐的事一件接一件，亩产万斤的疮疤还没好，闹剧还没结束，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学校的老师们也不示弱，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没有人怀疑，没有人提出异议，更多的是噤若寒蝉。当时，每个单位都建有高炉，每个公社空旷的土地上都是高炉林立。如果是真正的炼钢高炉，那肯定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的高炉前，“工人”黑压压的一片，晚上炉火映红了整个天穹，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当一座高炉炼出铁水来，都是一片欢呼声。
　　父亲他们土高炉的燃料是伐树后烧成的炭，原料则是从百姓家收购回来的破钢烂铁，或者去学校附近的小港、小河里淘铁砂。学校有个湖南籍的女老师日夜守在高炉前拉风箱，太劳累了，竟晕倒地高炉前。但她苏醒后，也不愿意去休息。
　　经历了前段时期的反右，这些大小知识分子们像洗了脑一样，不再以苦为苦，相反则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学校还组织学生们去淘铁砂，淘铁砂的工具与工人用的原始工具差不多，每个学生手持一个菱形的小木盆，在河里挖一小盆砂后，把盆里的东西反复摇动，让水把沙一点一点地冲走，留下的就是铁砂了。当时父亲所在的城关小学学生多，一天下来，也可淘出几千上万斤的铁砂来。铁砂放进高炉，经过高温熔化后，竟真的流出铁水来。
　　但这有什么用呢？铁水产量小，凝固成了一个小铁砣，但对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据父亲回忆，他们当年刚到崇阳时，山上山下都是绿色葱郁，乔木、灌木随处可见，可大炼钢铁后，凡是交通稍微方便一点的地方的大山小岭都变成了光秃秃，一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没能恢复。
　　人们都去炼钢铁去了，农民们竟本末倒置，山上的油茶果熟了也没有人去采摘。学校便组织学生上山去把农民的油茶果采摘了回来，没想到，采摘的油茶果居然有上万斤之多，打出的茶油以千斤计。父亲他们把这可贵的茶油储藏好，为学校师生改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时，学校还搞起了开门办学，即把学校的课堂搬到矿山、工厂、农村。白天、晴天，就让师生们在工厂、矿山干活，在农田里种庄稼，晚上、雨天就上课。尤其是夜色笼罩的矿山、农村，课堂的大汽灯明晃晃的，各种昆虫围着汽灯嗡嗡叫，老师费了九二虎之力，那声音还是无法完全听清的。说起上课的教室，或是大树下，或是农民的堂屋，或是废弃的厂房，学生坐的或是一把小凳，或是一块木桩，或是一块石头，课桌就是自己的膝盖头。只要有一块黑板，有一支白粉笔，老师们就可以开讲了。
　　这还不算，当时还刮起了一股风，叫做办“共产主义学校”。所谓的“共产主义学校”，就是将全乡镇的学生全集中到一起，吃、住、读一体化，军事化管理。每班除老师上课外，还配置有很多的保育员，给孩子们做饭、洗衣，安排住宿。这些孩子主要是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生，因为初中生基本是全住校了。“共产主义”学校的孩子们吃饭不花钱，但由于年纪相差太悬殊，太小的孩子不好招呼，往往吃喝拉撒全不能自理，甚至上课都是大的嚎小的哭；这个睡错了地方，那个找不到鞋子，教室、宿舍一片混乱。学也学不好，吃也吃不好，虽然一个班有二三个人专门服务，但仍然感到人手不够。没搞一个学期，“共产主义学校”就办不下去了，夭折了。
　　十一
　　1958年教师暑期集训结束后，父亲与母亲就结婚了。那个年代的结婚，没有半点的罗曼蒂克。父亲所在的城关小学，给父亲分了两间房子，他们两个人把各自的铺盖卷到一起就算结婚了。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糖果也没有，惟一的是用大红纸剪了几个大大的双喜字，贴在窗户上，就表示父母亲结婚了。放在今天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即使与祖父母在民国时结婚时比，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只能说那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年代，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他不惜向一切旧的、过时的流弊宣战。
　　婚后，母亲虽然编制还在路口的棠棣小学，但已被学校派到孝感大学学习深造去了。那个孝感大学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即母亲原来读中师的母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要说有很大的提高也是假话。改革开放后，那个文凭还被认账，母亲就成了正而八经的专科毕业生。当然，去孝感大学读书，至少有一点好处，生活条件要比在石家祠堂好得多。
　　而此时，父亲则被任命为崇阳县城关小学副校长。刚上任的滕校长踌躇满志，很想干一番事业。当时的学校校长是一名党外人士，不怎么管事，所以学校的大事、小事，完全由父亲里里外外一把手。但父亲非常尊重校长，凡事和校长商量着办，俩人配合默契，学校的工作有声有色。学校的教学水平在当时的崇阳同类学校中那绝对是一流的，这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值得牛逼的是父亲他们的校办农场也办得好。
　　在人家大炼钢铁，粮食没人收的时候，他们弄回几万斤油茶籽，榨了几千斤茶油，学校农场的水田里种了稻谷，旱地里种了小麦，都获得丰收；同时，还派了一个工友在农场里养猪，两头母猪，三四十头成栏猪。从1958年下半年起，每个周六，当学生都离校了，工友就用一辆拖拉机从农场里拖一头猪来，校园里就有了杀猪声，而操刀的竟是校长。他家是屠夫出身，他也有一身杀猪的好手艺。每到那样的时刻，校园就是一片欢笑声。大大的汽灯，发出的光就像小太阳，整个校园都笼罩在白晃晃的光芒之下。只见校长的刀从猪的颈部进去，真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随着汩汩流出的血此后，猪就殒命了。
　　校长把猪泡到滚烫的开水中，确定浸透后，用一只钩子钩在猪的后腿骨的缝隙，然后挂在一只木梯子上，猪头朝下，他便开始给猪刨毛，浸泡好了的猪毛很好刨，刀到之处，毛就纷纷落了下来，校长刨猪的响声都是欢快的。围观的老师越来越多，看到校长娴熟的刀法，大家啧啧称赞，没有丝毫的鄙视和不屑。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年代，除了会教书外，还会点农活和其他动手能力，是挺受人尊重的。
　　当晚，每位老师都有一碗猪肝、猪血、心肺汤，还能分到半斤猪肉，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城关小学的伙食好在县城各单位中是有名的，连教育局的领导想打牙祭，都得变着理由到城关小学来。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每个周六，父亲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后来实在是太树大招风了，才停止，但偶尔也能杀头把猪改善下生活。所以，当别人认为1959年粮食紧张，生活不好过时，城关小学的老师们倒没有这种印象，因为他们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以至后来，父亲他们昔日的同事遇到了一起，还恋恋不忘那段生活。这一年，父亲因为工作出色，在年底的评先表模大会上还受到了县人民政府的通报嘉奖。
　　父亲在县城关小学如鱼得水时，母亲则在孝感大学重新做着她的学生。在孝感大学，生活没法和父亲他们比，但也比在石家祠堂的棠棣小学要好百倍。这种学生生活本来是很好的，但没想到，母亲发现怀孕了。她刚上学时，一点也不知道，和同学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深翻土地和各种体育运动。就这样，只有8个月的姐姐提前来到了人世。因为还没远没到预产期，母亲什么也没有准备。等发作时，还是同学们手心脚乱的把她送到了医院，并东拼西凑一些婴儿所需的物品，是同学们在关照母亲的分娩。
　　等到姐姐降临时，母亲的同学们才发电报给远在鄂南的父亲。无奈，父亲正在县里参加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不能请假，只好发电报给汉阳老家的祖父母，老实巴焦的祖父母不知所措，也没有去过孝感。没办法，父亲又只得给黄陂的外公发电报，由外公把母亲和姐姐接到黄陂住了一个月。姐姐满月后，父亲才到黄陂，接母亲和姐姐又重回孝感继续她的大学学业。父亲帮着母亲在孝感大学旁边租了一间房子，置办了一些必须的家具。一切安顿好后，父亲又去汉阳把姑太请到孝感来，照护母亲和姐姐。母亲一边把产期丢下的功课补起来，还要跟上学校的新进度，还要奶孩子，忙得焦头烂额，一下子瘦了好几斤。
　　母亲生姐姐时，与父亲在城关小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孝感大学正值粮食紧张时，有粮票也买不到米，母亲只能吃很稀的粥度日。汉阳老家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其时，他们就更困难，靠我的姑妈在社里劳动打回一点菜糊糊，勉强把日子过下去。好在我的外公是黄陂一带的名医，条件稍微好一些，给了母亲多一点接济。母亲在孝感，一切问题都得自己搞定，父亲远在鄂南，想帮忙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加上那个年代的人干工作不要命，像父亲这样的积极分子就更甚。
　　父亲回忆说，除我姐姐出生他不身边外，其他兄妹三个，只有我出生时，他在身边。我最小的弟弟出生时，正是父母倒楣时，他们都在远离城关几十公里的青山水库办学习班，实际就是挨整。母亲快分娩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都不准母亲回城去医院，更遑论让父亲陪着去了。后来，还是工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干预，母亲才得以回到县城生我的小弟弟。在医院里，由于无人照顾，我的这个小弟弟差点夭折了，幸好接生医生有经验，才捡回了弟弟这条小命。而父亲整个月都在接受批斗，母亲过着没油没盐的日子，要不是一个同学的母亲给母亲送来一只鸡，那整个月子里是什么营养也没有的。
　　每每想到这些，父亲就老泪纵横，感到对不起母亲，也对不起他的四个子女。但这哪能怪得了他呢？我反复说过的，任何裹挟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终究是悲剧。
　　十二
　　母亲在孝感大学学习一年就毕业了，那一年是1959年。她终于离开了棠棣小学，来到了白霓中学任教。白霓是崇阳的第二大镇，也是一座千年古镇。它位于鄂南三县中心，处于崇阳盆地东缘，东连咸宁，南接江西，西通湖南，北邻赤壁。这里有建于明清的石板街，青石路，朱大门，马头墙，斗拱楣，雕栏画柱，檐牙高啄，古朴典雅。
　　白霓中学就坐落在白霓桥旁，一条明澈见底的小圳从校园穿过。母亲在这里教书，心情是愉悦的，姐姐也跟在她的身边，让她工作之余，有了极大的寄托。
　　父亲于这一年，调到了崇阳一中。从教小学到教初中，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到一中后，担任的是初二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任语文老师。初任初中老师，又是二年级的语文老师，父亲是不敢马虎的。为了备好一节课，父亲到处查找资料，购买必要的工具书，硬是把课备得滚瓜烂熟。课是教得成功了，但更难搞定的是当班主任。因为这个班一年级时，是由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带，加上他是南方人，语音很重，所以，这个班就要自由散漫些，学习也不怎么用功。
　　父亲接手后，首先抓班干部，一个个的谈心，从关怀他们的生活入手，到学习，到成长，把原本死了心的干部的心拉了回来，使他们一个个成了父亲的助手；其次是与学生同听课（除自己上课外），同做课间操，同参加课外活动；第三是培养典型，把好苗子树立起来，让典型引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应。当时，班上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他是参加工作后，发现知识不够用，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的。因此，他对学习抓得特别紧，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浪费。父亲就让他现身说法，这个学生说起自己辍学的经历，以及工作后因为知识不够很多工作都做不好，相反拖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后腿，说到伤心和情深处，声泪俱下。极具感染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给学生们以震动。同时，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们的心态，父亲索性把自己的行李一卷，搬到了男生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上课。每一节课，父亲都会第一个站在教室的门口，迎接学生们的到来，就是以这样的行动来感动这些学生们。经过一个学期的约束和调教，这个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调皮捣蛋的班变成了全校的文明班；无论是学习，还是纪律，还是体育，还是劳动，还是集体活动，都在全校名列前茅。学校为了表彰父亲，推选父亲参加了1959年度崇阳县、武汉市（当时孝感专区划为武汉市管辖）文教方面的群英会。
　　父母参加工作的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那是一个改造旧社会旧思想的年代，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容不得半点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言不合就是右倾。1959年，从上到下的反右倾运动波及了到了崇阳这个小城。在教育界也开展反右倾运动。从“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根本没有涉及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等问题；而是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上纲上线，涉及的对象也是一些“老运动员”。
　　当时的崇阳和通城合为一个县：崇阳县。合县前两县的工作是有差距的，平时老师们言谈中议论的或是崇阳怎么怎么好，通城怎么怎么差；或是崇阳怎么怎么差，通城怎么怎么好。加之有些人有一定的历史问题，所以在运动中就上升到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加以批判。但被批判的人不服，说是违背了中央的政策，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对批评者反批评。参加批判的人也感无趣，因而总是心不在焉，整个批斗会就开得比较沉闷，冷冷静静。幸好在这个运动中受批判的、受处分的人不太长时间就予以了平反昭雪，虽然如此，但照例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