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七)(八)(九)

　　七
　　进入1957年7月，溽暑蒸人，如洪炉铸剑，三年快乐的学校生活转眼间就要结束了。校园到处响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送别》的曲子；但更多的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因而没有特别的伤感，更没有特别的愁绪和惜别，那个年代充斥着的是“西去的列车窗口”，憧憬去祖国广袤的土地建功立业，仿佛有着燃点极低的热情，瞬间就能点燃。因而更多的是战斗的歌声，嘹亮的歌声，而缺少了些许温情。
　　父亲和母亲他们毕业了，就要奔赴教学第一线了。按父亲的表现和党员身份，父亲被分配到孝感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工作，因为父母的恋人关系已经得以确定，母亲也被分配至孝感县城关新华街小学任教。这是个很不错的分配，学校也很人性化，连恋人关系都照顾得周到。
　　在即将去学校报到时，父亲得知鄂南山区崇阳县非常缺老师，而且没有人愿意去山区工作。他的政治觉悟上来了，便主动向学校党组织表示自己愿意去崇阳山区工作。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但放在当年，到艰苦的地方去，当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种时尚，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学校党组织对父亲进行了挽留，表示山区的生活、工作条件还相当苦，希望父亲慎重考虑，也和恋人商量再定。但父亲的革命热情已让他去意已决，也不必与恋人商量了。于是，党组织看父亲态度坚决，终于同意了父亲的请求，将他改分至鄂南山区崇阳县。
　　父亲的行动事先并没有和母亲商量，当父亲把分配方案改了的事实告诉母亲时，母亲并没有说什么，而是也表示愿意跟随父亲一起去鄂南山区崇阳县。有没有过思想斗争，我问过母亲，母亲只是笑了笑，没给我一个准确答案。这样，父母的命运进行了改写，后来三十多年的所有的磨难都与崇阳这个山区小县息息相关。有人说，如果不去崇阳，是不是就没有后面的磨难呢？这是一个罗生门的问题。也许不会遇到舒老大和杨XX，但在那样一个年代，也许会遇到王老大和张老大。所以，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即使能假设，也毫无意义。
　　父母的分配结果定好后，父亲便回了汉阳，母亲则回了黄陂，两人相约于8月14日在武汉见面，然后再一同去崇阳报到。父亲回到汉阳家乡后，又见证了批斗祖父并说他是“富农”的一出闹剧，虽然最后以祖父胜利而告终，但那种惊险和残酷无情的斗争无疑给父亲的冲击是巨大的。群众斗争的排山倒海之势不亚于一场红色恐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住，任何裹挟在大洪流中的小人物都只能接受悲剧的命运。父亲后来多舛的命运都证明这一点，但这种场面也仿佛给了他一种预演，当他得面对这种场面时，他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当父母在武汉见面共同奔赴崇阳时，父亲的心还是不寒而栗的。他没有向他的女友说出这分别几天的经历，他担心他的女友受不了。
　　八
　　崇阳，位于湖北省南陲，居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东界通山，南邻通城及江西修水，西接通城和湖南临湘，北连赤壁、咸安，距武汉155公里。崇阳，四面环山，层峦叠嶂，地处大幕山、大湖山、大药姑山之间。崇阳历史悠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因“四周崇山环绕，中土平衍，俨如天城”而始名崇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土于本县大市的商代铜鼓，距今已有3000多年，民崇阳县历史文化悠久的象征。崇阳还产生了两部汉民族的长篇叙事诗《双合莲》和《钟九闹漕》，具有万古不朽的文学价值。这里还是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党宣传部长、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的故乡，共和国开国少将赵国泰、殷承祯、雷国保也出自崇阳。当年，从武汉到崇阳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从武汉沿武长公路进入崇阳，这条路必经苦竹岭或小岭，山路崎岖，险象环生。第二条是从武昌沿京广铁路到赵李桥，再经崇赵公路到崇阳，这条路一马平川，无山路之险，无蜿蜒之苦。
　　父母第一次进入崇阳是经过苦竹岭的，当他们看到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旋转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母亲本来就晕车，在这一路山径上，她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心奔赴崇阳城。到达崇阳的那一天是1957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日，但是没有什么活动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父母到达崇阳后，先是去县教育局报到，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崇阳话太难懂了。崇阳话属赣方言的一种，这是由于崇阳地处湘语、赣语和北方话的结合部，加上又是历史上人口迁徙频繁的地域所造成的。崇阳话的成分显得古老而又复杂，是“研究古代文化历史的活化石”。父母在崇阳长达三十年，只能听懂崇阳话，而说不倒崇阳话。报到后，就在县教育局招待所等待再分配的通知。一直到8月25日，县教育局的分配下来了，父亲被分配到了县城关小学，而母亲则分配至了路口区棠棣小学。
　　棠棣小学在何方，父母一点也不知道，只能向同事们打听，坐什么车？怎么走？母亲去棠棣小学的那一天，父亲刚刚上第一节课，就抽不出身陪她去，连送都没时间。去乡下的公共汽车又只有早上一趟，过了这村就没那店。母亲只好自己一个人去。等父亲抽空第一次去棠棣小学时，才发现坐车到路口区下车后，还要沿着山路走三四公里路后才能到。那山路是羊肠小道，有的地方仅仅只能容一人，迎面来了人，稍有不慎就会掉到山下。
　　棠棣小学，说是小学，着实是办在一个叫石姓家的祠堂里。这座祠堂建在村子的一端，颇有些规模，有三进之多，是典型的徽派建筑，盖因此地居民多从江西迁来，那里属于古徽州。迎面是高高的马头墙，正门的柱子和门楣，皆是用石柱子甃成的，高高的门槛也是青石铺成，已长满青苔。门口的两尊石狮子，栩栩如生，但也不怒自威。
　　进得门来，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最大，东西两面各有九间厢房，厢房外的回廊组成一处天井，天井底部是一些的青砖，青砖的缝隙间，小草绒绒，隰郁葱葱。跨过天井，又是一个大厅，这是原来供奉石姓先人灵位的地方，也是族人议事场所。东西两边各有几间厢房。第二重院落之前是一人高的粉白的照壁，方方正正的回廊分出一个别致的小院，回廊的柱子应是珠红的，只是经过岁月的沧桑，已斑剥成暗红，有的地方已透出木柱的本色来。天井比第一重的要小一些，也是青砖铺底，苔藓丛生。
　　再往里走，就是第三重，是一片空空的院落。这就是母亲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她是这所学校惟一的外地人，好的房屋已成为学生的教室，她则住在祠堂的一间黑屋子里，几乎整天晒不到太阳。尤其是其他老师都回家后，就她一个人住在那里。父亲见了，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愧疚之心油然而生，搂住母亲说，跟着我受苦了。母亲却很平静地回答，没有什么。而是一个劲地说起她的学生，一个个都很纯朴，当地的学生家长也很善良，总有人给她送吃的，或请她到家里去吃饭。
　　父亲到棠棣小学后，便拼命地给母亲洗被子、担水、劈柴，仿佛要把这愧疚都弥补上。但父亲的假期也不长，又要返回县城上课去了。父亲甚至找个县教育局的领导，想和母亲调换一下，由他去棠棣小学，让母亲回城来，或把自己也调到棠棣小学去。但领导没有同意父亲的请求。后来，只要有假，父亲肯定是第一时间赶赴棠棣小学陪伴母亲的。
　　九
　　父亲分到崇阳县城关小学，这是县里当时最好的小学。领导安排父亲做了三年级的班主任，并任语文、数学老师。对于语文和数学的教学，父亲完全胜任，因为他的专业本来就学得不错，再加上认真备课，还带有研究性的（主要是指什么样的教材，怎样教才好？）讲授，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当时的县教育局教研室的老师们经常去听父亲的课，一致评价父亲的教学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和开创性。但父亲在做班主任方面，一开始就并不那么顺利，主要是对一些调皮的学生，教育的手段还不怎么多，除了常规的谈话、家访外，再就没有别的招。
　　正苦恼时，突然发现自己咳嗽不止，中午、晚上面颊发烧，到县医院一检查，竟是浸润型肺结核。那是痨病的一种，虽说当时医疗进步了不少，但谈核色变一点也不夸张。按当时的规定，是可以到武汉大医院里去做X光透视（因县医院无此设备）的，也可以申请离职休息半年。但父亲一直没有去武汉复检，主要是交通不便和教学任务繁忙以及学校的整风反右活动一个接一个。父亲采取严格的分餐措施，讲课不敢和学生亲近，与同事也保持距离，生怕传染给他们；同时按时吃药，加强体育锻炼。经过半年后，去县医院检查，医生发现父亲的肺结核竟然钙化了，身体奇迹般地康复。父亲回忆说，这多得益在孝师的体育锻炼，那时的劳卫制很严格，不达标，怎么能健康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恢复身体后的父亲满腔热情投入到学校的各项教育和政治运动中。此时，不期而至的“反右”运动像风暴一样袭来，任何裹挟在大时代的小人物都是牺牲品，他不可能左右、更不能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父亲就是这样被裹挟到漩涡中去的。
　　起先，组织上只说要大家帮党整风，怎么样帮？没有谁知道。要求党团员要带头对党提意见，采取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那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没有意见还不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与学校的事没关，说的是他自己大舅的事，大字报的题目是《好人也被划成了反革命》。
　　原来父亲的大舅，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还加入了共产党，是汉阳地区的早期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以脱党论，但他并没有叛变革命。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突然被抓，从汉口押解到汉阳后，他一直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在他再三请求后，有关部门才向他透露，在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晚上，与他同床睡觉的一个人被人枪杀了，怀疑是他告的密。
　　父亲的大舅听了后，大呼冤枉，反复申辩，和他一起睡觉的人，他压根不知那人是干什么的，也就不可能知道那人为什么会被人枪杀？更不知是何人枪杀了那人，请组织调查。当时还是比较讲究实事求是的，经过调查，当时汉阳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解放后任省水利厅负责人的肖XX证明，那个被枪杀者是叛徒，处决他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行动，与父亲的大舅无关。这样，父亲的大舅才得以解脱，回原单位上班。父亲就此对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根本谈不上是质疑。但有恶毒攻击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嫌，是当然的右派言论。当时，城关一小的党组织负责人比较仁慈，念及父亲年轻，刚参加工作，又是预备党员，再没鸣放其他攻击当地党组织的言论，就没有划为右派。父亲侥幸逃过一劫，想到就后怕，连忙给远在路口棠棣小学的母亲去信，让她如遇到此般事情，一定要三缄其口。好在母亲在乡下，乡下的运动普遍走过场的多，因而，比城里要松一些，母亲也没提什么意见。在第一次经历这样大的运动中，没有“失足”。
　　据父母回忆，1957年的崇阳教育界鸣放的意见，概括来讲，有涉及党的领导方面的，有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有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有涉及个人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说实在的，刚诞生不久的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这样那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少，大多数群众也真是为共产党好，才提意见，一点恶意也没有。但也不排除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刻骨仇恨的。比如有的人发言时，眼睛总是鼓得像牛眼一样圆，总是咬牙切齿地说：共产党凭什么得天下？人民政府哪是人民的？有一位曾经是旧军人的老师怒气冲冲地说：一滴尿尿在鞋子上都可分析成反革命。
　　他怕别人不理解，便解释道：尿尿在鞋子上，鞋子就会被腐蚀，鞋子是工业品，是工人老大哥生产出来的，你破坏了工业品，浪费了老大哥的劳动，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有的人对党的人事政策有意见，就画了一幅漫画《尿桶改饭甑》。画面画的教育局局长，拿着锯锯一个尿桶，旁边放着一排由尿桶改的饭甑。寓意是说，一些无能之辈，经领导改装一下，竟成了教育界的骨干——校长、主任……
　　很是辛辣，今天看来，也有讽剌意义。有对农业合作化不满的，如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条牛的头钻进了罈里去了，旁边配上“人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文字。人们一看此画，就知道其司马昭之心。大鸣大放中，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暴露无遗，可谓淋漓尽致。鸣放中的问题涉及范围几乎含盖一切方面，让人都糊涂了。如果共产党仔细甄别一下这些问题，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多好。也许当时的鸣放内容、总是有些过于尖锐，也许共产党的气量还没有修炼得足够大。加上一些基层的老粗们，哪能容忍得下如此激烈的意见。于是，决定召开全县教师大会，指出鸣放中有不少右派言论，要发动群众与其辩论。
　　辩论之前，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专门派员实地指导，来崇阳县指导大辩论的是孝感专区教育局局长，其人经历过中央反右运动。他告诉父亲他们，让辩论对象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然后再根据事实加以批驳，绝对要文斗，即以理服人，不可武斗。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真理越辩越明。方法知晓后，全县教师的辩论以区，或学校为单位进行。父亲所在的崇阳县城关小学由于人数较多，是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的。
　　父亲是单位的辩论会主持人，他严格按上级确定的精神，只文斗，不武斗。他先让有关人员坐下，让他充分发言，阐明自己的观点。期间有人想打断他发言，父亲都竭力让发言者把自己的话讲完，因为他信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理念。发言者把自己的观点阐明完了，然后由群众依事实进行批驳，批驳过程中，有些革命群众不满时，想对发言者动武，父亲总是压住，让不管是发言者，批驳者心服口服。参加辩论的各单位，少数也出现了武斗现象，领导小组发现后马上出面制止。辩论结束后，进入处理阶段，凡是历史反革命，本次运动又被划为“右派”的一律逮捕法办；对极右派分子且是共产党员的，实行“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工作籍；普通右派则留校监督改造。
　　在老师整风反右集中学习期间，全县教师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帮和平区下津乡修吴婆塘水库，这也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形式。这个水库是在隽水的一个支流上拦坝而成，在丘陵地区筑水库，其实是件很辛苦的事。主要是挑土方，这些长年没劳动的知识分子显得很吃力，但干劲却冲天。土方任务按各单位人数多少分配，全县七个区，将土方划成七等份，规定深度，把土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土越挖越多，堆得像一座山；地也越挖越深，像一口塘。周围的堤越筑越高，挑起土来要上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坡。
　　虽然是数九寒冬，但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教师们，没有一个退缩，人人挥汗如雨，起早摸黑，争先恐后完成任务；各单位也是你追我赶，生怕落后了。那片工地上，真是彩旗飘飘，歌声阵阵。这样不到一个星期，一座小型水库便修筑而成。当时的父亲还患肺结核在身，全然没顾自己的身体，和其他老师一样，挑起土来仍是满装快跑，干起来真是欢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