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筚路蓝缕：我的祖辈们
　　
　　倔强坚韧的曾祖父
　　
　　据父亲讲，他见过的本家族中的最长者，是他的祖父，也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我是没见倒过的，但不妨碍我对曾祖父的事情感兴趣。
　　曾祖父名叫滕良银，他的祖父叫滕锺福，人称福大爹。福大爹生有三子，名曰：标贤，启贤，榜贤。曾祖父是启贤的二子，生于1873年，一共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大哥良金，三弟良欢。兄弟仨稍有一点田产，靠着三兄弟在田地里起早摸黑，日晒雨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勤扒苦做，勉强能够混个温饱。
　　兄弟仨感情很好，娶了媳妇也没有分家。如果就是这样下去，不愁兄弟仨不发家致富。但好景不长，刚刚有几个钱的大哥良金，染上了赌博的不良嗜好。兄弟俩劝他不听不说，他还想用武力压制两个弟弟。良金后来欠上了赌债，竟瞒着两个弟弟偷偷把几亩薄田卖给了别人。兄弟二人知道后，那个怒呵，可想而知，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丢了，不和你拼命才怪。两兄弟一气之下，把大哥给绑了，要他归还田产。他哪有田产呢？田产已卖给别人了，而且他死也不说卖给谁了。
　　这以后，兄弟仨彻底成了无产阶级，感情也就自然而然的掰了。大哥良金出外谋生，一直杳无音信。育有一子，叫滕敦信，我父亲解放初期还见过，他一生无子嗣，后于1951年病逝。三弟良欢自大哥卖田后一直给别人打短工，多病早逝也无子嗣，其妻在日本人侵华期间亡故。
　　曾祖父遭家庭变故后，再也无钱置地，只得租地主的田种。但曾祖父还有一些头脑，晓得去做点生意。农闲时，曾祖父就从10里左右外的蔡甸镇贩一点米或捉十几个猪崽到附近的小集镇、农村去叫卖（汉阳县当地把这种生意称作八根系，原来挑担的一头有四根绳索系住，两边共八根绳索，所以称八根系）。凭着曾祖父和慢慢长大的祖父日未出而作，日落后不息的辛勤劳作，家里终于又有了一些积蓄。曾祖父又开始置地，到解放前夕，家里已拥有水田七八亩，旱地十亩左右。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但也为后来家族的苦难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
　　曾祖父为人直爽，但也较真。早年不知为何事与本塆望族陈姓（登雅堂）起了冲突，最后还对簿公堂。陈姓是县议员，而且为了取胜，居然将家丁打伤诈称是曾祖父打伤的，并抬到汉阳县衙（在今武汉市汉阳区显正街）击鼓喊冤。塆子里的人认为，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曾祖父这次是要倒大楣了，十输九不赢。但曾祖父毫无惧色，决心奉陪到底。曾祖父虽是这么说，但也忐忑不安，人家有钱有势，自己一介布衣，怎么能打赢？一些打抱不平的人觉得陈家做过了，他们中有县议员，是乡绅，不能这样欺人太盛。
　　于是，有人指点曾祖父到汉口去找当地著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肖斌律师出庭辩护。曾祖父辗转找到肖斌律师后，给他讲了原委。肖律师听了，义愤填膺，胸有成竹，劝曾祖父回去听信。曾祖父从汉口坐小火轮回蔡甸，一下船就碰到陈姓家人带着各种土特产上船，显然是去疏通关系的。曾祖父回滕塆时路过一个叫陈家塝的塆子时，有人对曾祖父说：“人家汉口找人去了，怎么办？”曾祖父豪气地说：“我顶倒！”别人笑笑说：“只怕你要用屁股顶倒！”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和人家有钱有势的人斗，哪有胜算？他是说曾祖父一定会输，输了的话，在公堂上是要挨板子的。曾祖父说：“那等着瞧好了！”
　　曾祖父也不知从哪来的信心满满。果然，过了几天，陈姓人家宣布撤诉，官司就这样“和”了。于曾祖父来说，当然是胜了，可以扬眉吐气，但于陈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输了。他们哪能咽得了这口气？这又为滕姓家族以后的蒙难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曾祖父一直活到公元1951年，享年78岁。那时我的父亲14岁。
　　
　　温柔隽秀的姑太
　　
　　在老家，称祖母辈的女人一般用“太”，这个字不读“tai”而读“tie”。因此，我们称祖父的姐姐，就是姑太。
　　姑太滕翠英（1901-1980）是曾祖父第一个妻子的女儿，也是我祖父同父异母的姐姐，她比祖父要大十七岁。姑太长得很漂亮，虽然我见她时，她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牙也掉光了，吃东西来，总瘪着嘴，一头白发皤然，满脸皱褶。即便这样，但姑太慈眉善目，那种饱经沧桑的美还是很有些影子。
　　但自古红颜多薄命，姑太的不幸,是从她的婚姻开始的。旧时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祖父与人指腹为婚，订下娃娃亲。想到，未来的姑太丈夫竟是一个体弱多病且四肢残疾的人，而且中风后半身不遂。即使这样,但婚约也是无法解除的，加上曾祖父又是一个执拗的人，更是一诺千金。这可苦了我可怜的姑太，她从嫁过去就没享过一天的福，只不过一年时间，姑太的丈夫就离世了，留下姑太孤儿寡母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姑太唯一的儿子也不幸夭折了。姑太在婆家的意义荡然无存，于是，刁钻的婆婆在利益的驱使下，起了歹意，为了一笔彩礼，竟想把姑太卖给他家。曾祖父知道后，本也不想管，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但曾祖父一方面还是有些心痛她的女儿，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为了姑太的贞节，自古一女不嫁二夫，便将姑太从婆家接回了自己家。姑太以后不再婚嫁，一直住在娘家，直到1980年去世。
　　我在滕塆小住时，姑太给我的印象总是静静的坐在堂屋里，“吱吱呀呀”的用一架老纺车纺着棉线，然后再由祖母把棉线织成布，这种布，俗称家织布。由于线粗，织出来的布跟后来的“呢子”一样厚，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穿这样的家织布。冬天还好些，夏天不透气，穿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姑太一边纺着线车，一边给我讲故事，家乡“贱三爷”的故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孩提时，祖母曾用姑太织的布，用一夜的工夫为我做过一条封裆裤呢。
　　1959年，我姐姐在孝感出生，母亲正在职读着大学，父亲在鄂南崇阳忙着教学脱不了身。便在孝感租好房子，将在汉阳的姑太接到孝感帮忙照顾我的母亲和姐姐。那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其时，姑太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一双小脚蹒跚地走在小城的街上，去国营菜市场买菜，菜的品种极少。菜买回来后，姑太便麻利地做饭，照顾母亲和姐姐吃喝，吃喝完了，洗碗涮锅，一刻也不停歇。
　　母亲吃了要去上学，姐姐嗷嗷待哺，姑太就开始哄着姐姐，喂着食物。刚把姐姐哄睡，又开始洗尿布，晾衣服，纳底做鞋。晚上，为了让母亲少起，姑太更是没有让母亲起夜。一直到母亲在孝感把大学读完，又随母亲回到崇阳。
　　我记事的时候，姑太便在崇阳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帮着父母带着孩子。这样的日子艰苦，但一家在一起也其乐融融。可好景不长，1966年，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当时学校的当权派杨XX构陷，打成“黑帮”份子，送到了青山水库参加学习班；同时，也不让我的姑太再帮我家带孩子了，说是欺负、剥削劳动人民。要把她从崇阳赶回老家汉阳，而且最可恨的是，杨XX竟然不让父母去送姑太返乡。要知道，姑太已是年近七旬的人了，字也不认得几个，要她一人坐汽车转火车，再坐船回乡，父母怎么能放心？于是，父母向杨XX争取能送姑太回乡，可杨XX恶狠狠地说：“莫痴心妄想，决不可能。”
　　后来，连贫宣队的代表都同意父母可出一人送姑太回汉阳，但杨XX丧心病狂，蛇蝎之心，硬是不准。他以为能吓倒我的父母，以为我的父母会向他求饶，可他想错了，父母再没有向杨XX争取什么。当然也是万般无奈，母亲只得发电报给我外公，让我外公从黄陂来崇阳接送姑太回汉阳老家。其时，外公也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一接到母亲的电报后，便连忙动身，转展两三天才到崇阳。然后，领着姑太从崇阳坐汽车到赵李桥，搭火车到武昌，再过江坐小火轮到蔡甸，再从蔡甸步行到滕塆。离家只三百米了，看得见老屋的房子了，外公目送着姑太回家后，才返回黄陂。
　　这之后，我便很少看到姑太了，即便看到过，也印象不深了。写这篇文章时，我已经记不起来这以后是否还看见过姑太，一直到姑太去世。姑太去世，我也不知，那时的交通不便，加上我正在外求学，父母就压根没有告诉我。当我成人后，我就感到父母在这些方面做得很有些欠缺，也许他们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也许他们对他们的亲人同样怀着浓烈的情感，只是他们忽略了下一代情感上的归宿。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后来，我们有能力回乡后，在每一个清明，我都会陪父母去给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上坟。那一年，回汉阳扫墓时，我发现了姑太的墓，便跪在她的坟前，为她点一支香烛，烧一叠纸钱，燃一挂鞭，叩三个响头，让姑太坟前的泥土沾在额头。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真正感到，过去那种屈辱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如禽兽般没有一点人性的杨XX等等极左之流们永远没有市场了。不思量，自难忘。
　　
　　性格反差的祖父与祖母
　　一
　　我的祖父名叫滕敦元（1918.3－2007.4），后来，他又为自己起了个“滕智珊”的名字，可能是嫌原来的名字不够洋气，而希望自己能像玉一样美好，并且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喜欢这个名字，一直到离世都再没改过，他的本名反而没几个人记得了。祖父在我的印象中，个子瘦高高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苟言笑，但骨子里透着一种刚毅和凛然之气；祖母肖元（1917－1995.7），个子不太高，说话快、急且多，一双眼睛总眯着，好似在笑，显得泼辣而有些得理不饶人。祖父沉默的性格与祖母话多比起来，泾渭分明，反差太大。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一点也不假。
　　祖父是独子，独子在今天是父母的皇帝，但旧时因为人少，没有兄弟姐妹，却是倍受欺凌的。不仅族内的强人会欺负你，塆子里的恶人无赖也会有事无事找上门来寻衅滋事。祖父10岁前，是居无定所的，靠曾祖父租别人的房子。10岁那年，在曾祖母的再三要求下，曾祖父这才借钱从滕姓公产中购买了一块宅地基，又买了一些木料，拉起了一栋三门的土坯房。由于族中强人规定，地界要从屋上的滴水处算起，所以房屋建成后，四周的沟也不准挖。以至突降暴雨，水就漫进了屋子，屋内一片泽国；即便雨停了，屋内的积水无处可退，也能划船。连门窗都还没装好，本来就体弱多病的曾祖母便撒手人寰。小小年纪的祖父就成为没有娘的孤儿。
　　曾祖父为了偿还做房子拉下的债务，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蔡甸镇做些小生意，或是贩十几头小猪走街窜村，或是挑担大米到官塘角赶集去了。仅有10岁的祖父就只能靠曾祖父出门时留下的烧饼度日，有时祖父也会烧火下面条、煮疙瘩，囫囵裹腹。由于家里还有两头水牛要放，本来还读着私塾的祖父只能辍学了。曾祖父一出门就是一年半载，祖父要见他都不容易。于是一个10岁的孩子，孤苦伶仃地守着三间陋室，白天还好过一点，只是到了夜晚实在难熬，阒寂的村庄，恕吼的阴风，吓得祖父久久不敢入睡。
　　祖父虽然没读多少书，但不影响他好学，而且特别聪明。到湖里放牛时，都不忘带一本书，而且只要能找得到的书，他都会想方设法找来，这样，放牛的几年时间，他等于读了几年书。在读书本上的知识的同时，他还向社会这所大学学习，天文、地理、人文方面的知识也晓得不少。还学会了农村婚、丧、嫁娶常用的礼俗，以及各种应用文的写法、格式。以致当地一些人家娶媳妇嫁姑娘，都会请祖父去当礼生（相当于婚礼主持人）。
　　祖父在乡村已能称作先生了，但他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他还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标准的庄稼好把式。当地主要农活“七子”（扬鞭子－牵牛耕田；种种子－播种技术：要求把稻谷、麦、豆等种子均匀地撒到田里去，是一种技术活；拿镰子－用镰刀割谷、麦等；掀谷子－用一种掀蓬的农具将打下的谷子、麦子、豆子掀出去，借用风力将杂草、灰尘吹走，留下饱满的果实；平耖子－将犁好的水田，用一种带齿的农具把水田耖平，为以后插秧、灌水、施肥作为准备；打爻子－将稻草扭成很结实的草绳，待收获时把农作物一捆捆地捆好，然后用冲担一担担地挑回禾场；堆堆子－打下谷子等果实后，剩下的谷物的秸杆要堆成堆，要求纵横平衡，不歪不倒，不进水……为人们做燃料和冬天耕牛的饲料作储藏）、四退（插秧、为田地的庄稼施肥、点播、锄草等农活特殊，进行劳作时往往要往后退）等农活样样精通，所以家里的水田和旱地，打理起来，非常的得心应手。
　　祖父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滕塆却是名人。靠着祖父的精明，曾祖父做生意也赚了一些钱，逐渐购置了十几亩田产，家里开始有了一些积累。
　　二
　　祖父成年了，已然是一个乡村农业的老把式，说婚的不少。最后，滕姓必须与肖姓联姻，才能巩固滕姓单薄的力量。于是，祖父在18岁时与邻村大他一岁的姑娘肖元（也就是我的祖母）喜结良缘。
　　肖姓在当地是大家族，人多势众，他们嫁肖家的姑娘一定要风风光光。祖母在待嫁时，一般在出嫁前一个月，家里就不安排她做重活，主要不从事农田劳动。这里有一句俗话：“蓄嫁胜当官，不做有吃穿”。出嫁的前一天要开脸，即由女性家眷用双线扯净祖母脸上的汗毛，标志着祖母要做大人，不能再称黄毛丫头了。开脸的那一天，男方家要送来聘礼，多少不限，以男方的家庭状况来定。但喜饼、爷娘饼（大喜饼2个）、酒是不能少的。祖父家虽说不殷实，但这样一样也不缺。女方的嫁妆由男方派来的人挑走，新马桶必须放两把筷子和4个红壳鸡蛋，筷子寓意快生贵子，鸡蛋则比喻生男孩。开脸的当天晚上，祖母家办了一桌酒席，请的是同塆子的10个少女陪伴祖母，说话唱歌，俗称“陪十全”和“陪十全歌”。
　　而祖父这方，也不能含糊，新房及家俱一应具全。接亲那天，祖父的花轿一到，祖母家就迅速关上大门，媒人从门缝使劲塞利是钱，祖母家方才开门相迎，祖母家的亲属那是要哭嫁的，哭的人越多越吉利。俗话说：姑娘是个丧，不哭穷得昂。祖母方必须延长发亲的时间，祖父方则必须接连放鞭，以示低头接媳妇，抬头嫁姑娘。但祖母方是不能放鞭的，否则有送祸害之嫌。祖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祖母接了回来。在滕塆，祖父家也是大摆宴席，三叩九拜，一样不少。这场婚礼当地还是轰动一时的。
　　祖母进了门，这样，家里的十几亩水田和旱地就多了一个劳动力。但即使是两个人，要打理这十几亩田地也殊为不易。像中国农村大多数农人一样，祖父母是异常勤劳的。说起勤劳，别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祖父母他们是“日未出而作，日落而不歇”。譬如插秧，白天祖父整理出水田，祖母插秧，晚上祖父母一起去扯秧，预计第二天所需的秧头扯齐后才收工。回家时，每个人还不忘挑一担秧头。往往已是月上东山，万籁俱寂，人们都沉浸在梦乡里。第二天，当朝暾喷薄欲出，邻人才出工时，祖父母的秧田已是绿油油的一片；再说收割，祖父母总是起午更下田割谷，以便让早割的谷子可以放在田里晒个半干，下午太阳落水时，全家老小一齐动手收谷子。那样的时候，祖母总带着我的父亲和叔叔、姑姑们一起搂抱子（把晒大半干的谷穗及其稻草一抱一抱地搂给祖父），祖父则将这一抱一抱的稻捆成“草头”（一捆一捆的稻子），捆完所有割完的稻子后，祖父再一个人挑到自家的禾场上，然后由祖母将一个一个的“草头”敲打，等祖父将田的“草头”挑完时，已是午夜，只有星星还在眨着眼睛，连虫子的叫声都打烊了。这时，祖母的敲打才停下来，和祖父一起把未能敲打完的“草头”码起来，一天的劳作才告结束。待田里的稻谷全收获完后，再将先码好的“草头”掀下来，解开爻子铺在禾场上，用牛拉着石滚把谷子从稻草碾压下来。几乎要忙一整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其辛劳可想而知。
　　祖父母种田不仅勤劳，而且很睿智，这主要体现在安排农作物时，注意打好时间差等方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年前，他们就把早熟的农作物、中熟的农作物和晚熟的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计算好，二季稻、麦（油菜、豆类）生产田计划出来。麦、豆种植和早稻搭配，大麦、豆类种植的作物，等到早稻插秧前将其犁入田里，既可做绿肥，又不影响早稻插秧；油菜、小麦则与中稻配套，插了早稻，收了小麦、油菜籽再插中稻；割了早稻赶插晚稻。也考虑季节与人力的问题。安排有的田是插晚稻，有的田是直播，我们那地方叫撒芒谷（直接把生芽的谷撒入整好的田中，不需要人工去插秧）。祖父母就这样打好时间差，做土地的主人，早、中、晚稻的播种一环紧扣一环。虽然人劳累些，但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祖父母的农作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逐渐成了当地的比较富裕的农民，也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当然是后话。
　　在协助祖父艰辛劳作的过程中，祖母还承担着养儿育女的重任，她一共育有五男一女，而且都长大成人，这在缺医少药的农村，不说是奇迹，也是殊为不易的。用家乡的话说，祖母是“粗也粗得，细也细得”。“粗”是指较重的农活，如割谷、插秧、锄草等；“细”是指女红，针钱活和纺纱织布。
　　据父亲回忆，自打他记事起，每到农闲时节，祖母就在家里纺线织布（我小的时候，也见过祖母纺线织布），她纺出的线粗细均匀，多为白色，那白线就像一根根银线，也有少许染色，那染料就是她从田边地头采集的绿草，将其捣碎，浸出绿色来，所以就有了绿线。因而她织出的布，除了白色居多外，也有格子的，那格子就是用绿线织出来的，有时兴起，还可织出一些花纹来。
　　祖母织的布，首先是为了满足全家老幼九口（含寡居在家的姑太）的穿衣问题，其次，也偶尔趁赶集时，换点零花钱或换点东西。祖母织的布有粗有薄，粗的用来做棉袍、棉裤，虽然穿着很显臃肿，但特暖和；薄的用来做衬衣、短裤，度夏时其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小时候就穿过祖母用她织的布缝的裤子。祖母心灵手巧，祖父下雨天穿的蓑衣是他用一种韦草编的，而雨鞋则是祖母做的大布鞋。布鞋怎么防雨呀？祖母有的是办法，那就是在夏天是给布鞋搽上桐油，桐油有防水的作用。但搽洞油是个技术活，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鞋帮太硬，穿起来打脚；少了，就不能防水。只能适度，而适度则没有一个标准，全靠手感，那是要日积月累的经验才行。搽好桐油后，在外晒干，钉上几颗靴钉，不仅防水还防滑。这种鞋子穿起来，冬暖夏凉，很受当地人的青睐。
　　三
　　祖父母都是行善好施之人，遇到讨米、要饭的人，不是给饭就是给米，从不吝啬。但祖父是外冷内热，从不喜怒形于色，而祖母则内外都热，是热心快肠的那一种，风风火火的，有时给人热情过度的感觉。当遇到邻里乡亲、隔壁人家缺米少柴时，祖母就像圣诞老人样出现在那家人门口，给他们送柴送米，搞得别人不好意思，只得一个劲地道谢。而且，祖母还是一个调解邻里纠纷的好手。
　　父亲同族的一位兄长，结婚多年，而夫妻双方感情不和，女方出走多日到汉口打工，回家后表示要与男方离婚，再去汉口另谋出路。祖母知道后，抱着“宁拆千座庙，不毁一桩婚”的想法，自告奋勇去当说客，她连忙去把女方接到家里来居住，并苦口婆心劝其回心转意，极力解开她的心结。同时，又背地找男方，让其亲自到祖母家来，向女方道歉，检讨自己的不是。由于男方真心诚意，女方又有了祖母的前期铺垫，女方终于回心转意，答应和丈夫回去过好日子。后来，果不其然，男耕女织，举案齐眉，并育有五个子女，家庭美满幸福。一直到老都念到祖母的热心快肠。
　　祖父母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也体现了开放和智慧。一等人忠君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祖父母恪守着中国传统思想。要求其子女们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做事。在祖父母那个年代，读书是至高无上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送得起孩子读书。祖父母通过自己的勤扒苦做，到子女能读书时，还是勒紧裤带送孩子们去读书。只是后来解放了，讲究成份，由于祖父母后来被划成了富农，我的父辈们，除了父亲读书读到了中师外，其他几个叔叔们就没有再继续读书了。尤其是我的三叔，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后被汉阳一中录取，却被小队、大队干部干预，硬是无中生有的以政治迫害的名义活生生的把通知书扼杀在校园而没有发出，让一个少年的求学梦嘎然而止。
　　祖父母叫天天不应，求地地无门，只得面对现实，让几个叔叔学种田，同时，积极联系乡村手艺人，让每个叔叔都学了一门手艺。二叔学圆木，后来成了名闻遐尔的木匠；三叔学铁匠，磨剪子铲刀，现在成了乡村一绝；四叔学理发，也成了当地有名的剃头师傅；五叔是跟着二叔学圆木的，不知是二叔有所保留还是五叔笨，五叔的圆木学得不怎么样；惟一的女儿，我的姑姑也送往潜江总口农场做了一名技术工人。
　　祖父母是一代中国农民的缩影，勤劳、朴实、坚忍是他们的写真。
　　四
　　即便祖父母如此勤劳，但在旧时农村还是只能混个温饱，尤其，祖父是个独子，独子是要受族内强人，塆子里的恶人欺凌的。除了前述的屋基不准挖水沟外，总有人往屋顶掷石头子，把门砸得稀巴烂，却徒唤奈何，只能长吁短叹。那里，自古以来，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独子不抽丁，也不交壮丁费。可祖父却每次都会抽到。为了一家老小，祖父只得东借西凑搞点钱去给保长上贡。
　　但花了钱却并不能消灾，抗战期间，乡下人组织什么民团，又拉祖父的壮丁，祖父又是花钱又是托人，还是没能躲掉。实在是走投无路，只好逃到汉口元章寺带发修行做了和尚。武汉沦陷后，祖父只得又逃回乡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拉夫、拉丁、收钱几乎是家常便饭。祖父为了躲避，不得不再次逃到汉口，担木柴卖，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解放前夕，省保安旅（家乡人称其为“倒坛队”，即到村子里什么都要，到各家各户搜坛搜罐）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有不怀好意的塆里人，对他们说：“独屋（祖父家在村东头是一独屋，不与其他屋相连）什么东西都有。”倒坛队不知是东头，还是西头，就奔西头独屋去了。在西头乱翻一气，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翻到，最后连人家一筲箕正准备吃的春菜都不曾放过，真是一群“刮民党”。
　　事后，西头独屋的人对祖父说起，祖父吓出了一身冷汗，同时也意识到塆子里有人在陷害我家。倒坛队里的这些人无恶不作，不仅抢东西，连人也抢。塆里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就被倒坛队的一群流氓兵痞抢走，拉入麦田，正准备行轮奸之事，一声号响，没想到部队要开拔，他们极不情愿地丢下那姑娘集合去了，兽行才没得逞，惊魂未定的姑娘就这样逃过一劫。
　　当时，不仅兵痞盛行，而且土匪也猖獗。地方上的一些惯盗趁局势混乱，白天踩点，晚上行盗。塆子里有户人家，做点小本生意，头天到蔡甸贩几十盒各种牌子的香烟，第二天担到小集上去卖，这也引起了匪盗的注意。有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一伙强盗破门而入，硬是将香烟和一些值钱的东西强抢走。
　　1949年5月，眼看共产党的解放军从荆州、汉川打过来了，国军的正规军早已溃逃，地方上的保安旅也是望风而逃。但他们在逃亡的时候，也不忘抢老百姓的财产，拉农民为他们当挑夫。祖父又被他们拉去，被关在人家的一间黑屋子里。祖父趁监视他的人不防或注意力不集中时，翻窗逃脱了，其实只是躲到了另一间屋子里。保安旅的兵发现祖父不见后，就跑到家里来找，在家里没找到，就把祖母押到亲戚家，一家家地寻找，仍没找到。
　　这时，祖母对那个兵说好话，并承诺去家里给他拿几十个鸡蛋给他。正在讨价还价时，另一个兵来喊，说部队要开拔了。这个兵恼怒地用枪托打了几下祖母才解恨。这样，祖母才得以脱险。如果不是这样，祖父的房子可能被烧，祖母不被打死，也会脱一层皮；如果祖父不逃脱，不死也难有好活。
　　那是个兵枪马乱的年月，国军兵败如山倒，越是这样，就越是疯狂。乱收费，乱摊派，今天修路费，明天城防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搞得人喘气都喘不过来。最使人头痛的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开始一元金元券换一块大现洋，以后跌成几百元、几千元金元券换一块现大洋。上午卖一担谷的钱，中午、下午就只能买一升米了。人心惶惶，匪患猖獗，一些泼皮无赖也结伙打家劫舍。
　　据父亲回忆，那时晚上只要听到狗狺狺，他们就吓得心惊胆颤。而且，宗族的黑良心的人见不得祖父过得比他们好，挑拨曾祖父与祖父的关系，祖母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回她娘家肖家（当地大姓）叫了一群后生来塆子里，把那些挑拨离间者痛打了一顿。这样，族人借此指责祖父不孝，要开祠堂动家法对祖父进行处罚。祖父只得请当地有头面的人出来调停，才得以看似了结，但祖父与族人间结下的梁子，其实一直没有解开，祖父母和父亲后来所受的苦难均与此有关。
　　五
　　1949年，共产党来了，汉阳解放了。和众多的贫雇农一样，祖父对新政府是衷心拥护的，干什么都是满满的热情。他积极参加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带头交公粮，步行数百公里去完成堤坊工程。时间进入了1950年，汉阳县的农村开始进行土改，滕塆成立了贫雇小组。贫雇小组长鉴于祖父的田亩、人口以及无剥削等因素，还看在祖父在减租减息中的表现上，推荐他担任贫雇小组中的中农代表，参加土改工作。祖父参加贫雇小组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参与划分本塆的地主成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极“左”的苗头，比如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将一些中农和富裕中农错定为所谓的“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其财产没收，人被斗、被打；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斗争地主、富农不讲政策，不给出路等等。搞得天怒人怨，风声鹤唳。
　　祖父他不只是一个参与者，又没有决策权，但由于曾祖父以及祖母与塆子里的有些人曾经有个过节，他们又无法撼动吃公家粮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些人就把气全撒在祖父身上。这期间，被划为地主成份人员的部分亲属，那些解放前一直欺侮祖父的塆（族）内强人，还加上其他一些方面与祖父家有嫌隙的人，几股势力暗里结合在一起，伪造事实，在土改进入划分中、贫农阶级成份时，对祖父进行发难。指出祖父家不应该是中农成分，应该是地主。
　　当时指导我们祖父那一带土改工作的区委书记尹XX，听了他们汇报的情况后说，他家是有一点田和地，但无剥削，无论怎样也不能划为地主。但发难者们说，他家请有“长工”。他们所说的“长工”，实指我的姑太，真实情况前面已有叙述，就是姑太的丈夫死了，儿子夭折后，其婆家要把她卖到他家，姑太为避婆婆所逼，被曾祖父接回了家。姑太是一个勤劳的人，在家里当然要做一些事情。何况姑太自己也是有成分的，她是小土地出租。尹书记听说家有“长工”，当场就表示，即使是这样，也只能划为“富农”。当时也未核对材料，祖父就稀里糊涂地被划成了富农成份。以后，所有的灾难都因此而起。
　　土改结束后，各个阶级的人要站队，由于祖父曾参加过贫雇小组，学了一些政策，因而他始终没有站在“富农”阶级的队伍那一队，并一直在走申诉之路。
　　1952年上半年，我们家乡开始土改复查工作，可祖父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晚上，贫雇组成员明惠突然来到祖父家，对祖父说：运田（祖父的小名），复查都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去申请？祖父这才晓得还有复查这一说。于是，祖父赶忙到有关方面进行复查申诉。当时区委尹书记对祖父说：我在新集批的富农，都是有大、小伙计（长工、放牛姓等）的，你的情况待我调查后再说。后来，通过复查，祖父的成份就被正式更正为“中农”。土地证上签发的是“中农”成份，祖父随后加入了供销合作社，社员证上也是“中农”成份，1954年选举，祖父母都有选举权，并发有选民证，那时的地主、富农是没有选举权的。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更是祖父母以后灾难的导火索。1956年秋，滕塆的庄稼丰收了，湖湾里，金黄的稻菽、火红的高粱、喷香的芝麻、饱满的黄豆，一垄垄的，沉甸甸的，十分喜人。祖母随合作社社员下湖收割，她趁吃午饭休息的间隙，与几个妇女到收割后的地里捡黄豆，这是当地非常见的一种捡秋行为。在路过一垄还没有收割的黄豆地时，生产队长刚好走过来，发现地里的黄豆有人撸了一把。他不问清红皂白硬指向祖母，说是她撸了的，占社里的便宜。
　　祖母哪是那种肯吃亏的人，便和队长争执起来，任凭同去的几个妇女作证，也无济于事，他就是要找祖母的不是，不由分说的扣罚了祖母一天的工分。祖母心中不舒服，总想找个地方出气。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合作社交公粮时，队长带领一伙人把已过秤的谷子，趁仓库管理员不注意时，又抬去过了一次秤。这件事不知怎么让祖母知道了，她想都没想就到汉阳县人民法院告发了此事。法院通过调查后认定为属实，便痛斥了队长，并勒令其退还多过秤的粮食，在全大队作检讨。
　　这件事虽然祖母胜诉了，但生产队长更加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由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不利于他们寻找机会报复，然而，他们是一刻也没有放弃报复的机会，一旦窥得时机，队长他们就会马上出手。
　　六
　　终于，他们等到了机会。1957年8月，全国掀起了针对刘介梅翻身忘本回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还辅之反地富阶级反攻倒算运动。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刘介梅，系湖北黄冈籍的一位贫雇农，解放前三代当长工，做乞丐，其祖父、叔父、母亲都饿死在讨饭路上。解放后，刘介梅从一介赤贫的农民当上了农会主席，后来还当到了区里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分到了6亩3分地，一头牛、全套的农具、一幢大瓦房，娶了媳妇，和以前的生活有云泥之别。但他开始梦想发家致富了，于是，刘介梅利用手中的权力，开了一座榨房，一时财源滚滚，又做起了放债收利息的生意。
　　后来组织合作社，他拒不入社，并以革命干部身份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被黄冈地区树为“翻身忘本”的典型，开展批判。后来，在组织的教育，或高压的政治态势下，刘介梅表示悔改，交出了自己的榨房，加入了合作社，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黄冈地区抓住这个典型，开设了“刘介梅今昔对比展览”，一时成为风景，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湖北黄冈县参观这个展览。毛泽东当年还就此专门讲过一段话：“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三代要饭。解放后翻了身，发家了，当了区一级的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
　　当时家乡的生产队长就利用“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和反地富反攻倒算运动向农会举报祖父是富农成份，以报1956年祖母揭发队长他骗取国家粮食之仇。队长吴XX纠集他的一些喽啰商议，并以一条烟一瓶酒买通当时乡政府负责人，组织揭发祖父反攻倒算。他们要把祖父反攻倒算做实，首先就必须确定祖父是“富农”而不是“中农”成份。队、村、乡有关人员层层串通，沆瀣一气，准备致祖父以死地。乡政府还调动了公安特派员。一切准备就绪。
　　其次是队里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会上，吴XX的小跟班跳出来批斗祖父并指认祖父是富农，并扬言，批斗会后逮捕祖父。正师范毕业准备去崇阳报到上班的父亲见状，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当时的乡政府负责人竟在会上向祖父要证明自己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的材料，他们忘记了1956年为父亲入党时函调而写过证明一事。还是祖父老道些，他听了这些要求后，向农会负责人提出回家拿自己不是富农的证明。起先，农会负责人不允许，还是公安特派员见得稍微多一些，认为这个理由成立，便同意了祖父的请求。父亲连忙陪着祖父回家拿来土改（地）证、供销社社员证、1954年选民证（当时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并在批斗大会上一亮，当时会议的主持者见了，目瞪口呆。先是不相信祖父的土改证是真的，当拿过来一看后，不得不承认那土改证货真价实。于是，只得尴尬地宣布批斗会结束，并对祖父说，你可以回去了。
　　虽经过1957年的较量，祖父母都赢了，也得到了队里大多数人的同情，他们始终都认为祖父母不是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犯人、右派）和专政对象，但队里的负责人吴XX却老和祖父母过不去，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扇阴风点鬼火，行诬陷之能事并给家里人使绊。如1958年父亲想将姑姑的户口转到他工作的崇阳县，他们硬要在户口上填上“富农”的成份而使事情办不成；三叔考取汉阳一中，通知书都来了，队里和乡里硬要以富农成份而扣发三叔的录取通知书而使三叔与中学失之交臂。
　　因为这样，祖父母心里总有一个疙瘩，总想找个地方讲讲理，好把事情搞清楚。如是，祖母总是拿着家里的有关证明材料，到有关单位申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上访。她一个农村妇女，没见过什么世面，又不识字，到汉阳县里又找不到门路，去了很多单位，总是因为不归他们管，敷衍一下就把祖母打发走。1959年的春季的某一天，她又去申诉，恰遇县里开三级干部会，她在会场外喊冤叫屈，队里负责人吴XX称是富农闹会场，而被治安处罚拘留。
　　在拘留所，她寻短见以死抗争，颈部受伤送医院抢救。拘留期间，公安局有关人员认真阅读了她的所有材料（包括以前发的土改证等）后，发现生产队里提供的信息有误，确定祖母是中农，不是富农，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伤好后予以释放。通知大队会计到县里领人并要求妥善处理，还将祖母的证件一并发还给大队会计。
　　可恨的是这个无良的大队会计和吴XX是一伙的，并没有将能证明祖父母是中农成份的土地证还给祖母，而是将这个最厉害的证件藏匿起来，祖母一时糊涂，也忘记把自己的证明材料要回。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平日里，表面不敢将祖父母当作五类份子对待，但一直在寻找报复之机的吴XX之流见机会又出现了，便一口咬定祖父家是“富农”。祖父母力辩自己不是富农成份而是中农。当时的驻队工作组看到这种情况，便对祖父讲，只要你拿出证明，我们就予以承认。但祖父母的相关证明早就被大队会计拿走了，到哪里能拿出证明呢？同时，在生产队的施压下，工作组对祖父母时行了刑讯逼供，不仅用绳索将祖父母反剪着五花大绑；而且还有一帮打手，有的直接用手扇祖母的脸，有的用木棒打祖父。祖父母已是上了岁数的人，哪经得起他们的酷刑拷打，用祖父后来的话说“简直把人都吓糊涂了”，也忘记了说当时证明被大队会计拿走了的事实；即便说了，也无人能听，无人能证明。只得低头不语，就是这个低头不语，让他们把富农的成份坐实，祖父母就是这样屈辱地被迫接受了这个不是事实的事实。苍天啊，哪里有说理的地方？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一打三反”运动的号召，祖父他们所在的生产队长又找到了整治祖父母的机会，你不是对划为富农成份不满吗？现在要让你心服口服。于是组织大范围的批斗会，将祖父母的手反剪着，既文斗口诛笔伐，更武斗打得皮开肉绽。祖父忍受不了这种无耻的斗争，在一个黑夜，愤然出逃，走投无路之际，想一死百了，投了汉江，用自杀的方式对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进行控诉。后被武汉市的民警救起，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字，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民警们还是查出了祖父的身份和地址，通知家乡的负责人到汉口领人。这之后，祖父母一直沉默着，逆来顺受地被这纷繁的世界斗争来斗争去。
　　七
　　直到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了，祖父母才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才有一点“富农”的意味。但他们仍然是沉默的，尤其是祖父更不怎么爱说话了，他来鄂南小住时，每天只歪着脑袋在院子的阳光下看书读报。而祖母仍然是那样心直口快，她好像一次也没来过鄂南（至少是我的记忆里），也许是她舍不得她的猪和鸡及地里的农作物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都在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为“五类份子”摘帽。在家乡，祖父、四叔坚决不同意这个所谓的摘帽。原因是，他们始终都没同意过那顶“富农”的帽子，哪有什么帽子可摘？村里要他们写“摘帽”申请，祖父、四叔坚决不写。那时，摘帽也是有指标的，必须在规定时间100%完成。可当事人坚决不写申请，就不能办手续。村里的干部们急得跳脚，也没有办法。
　　后来，还是一位后生灵光，自作主张为祖父他们写了一份“摘帽”申请书，上面也没有人去验证这申请是谁写的，反正见了申请就摘帽，这出闹剧才曲终人散。“五类份子”今天的人听来，恍如隔世，但那个混乱的年月，却是这类人头上的“紧箍咒”，不得乱说乱动，受尽屈辱。
　　三叔、四叔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找到村负责人和大队会计，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并羞辱他们“对毛主席不忠，不实事求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应向毛主席请罪；你们欺负了我们的父亲，罔顾事实，污蔑构陷，要向我父亲请罪”。生产队负责人和大队会计无地自容。也许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叔叔们的行动并不可取，但一个被压抑了二十余年的农民，他们能找出什么更好的方式呢？
　　在家庭成份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一则十足的冤案，按当时的政策是要平反的，而不是什么“摘帽”。只要上诉到有关部门，彻底平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家没有上诉，等到父亲平反后，还是没有上诉，过中原委，叔叔们后来说：“主要是对政策不理解，也怕秋后算账，到后来对政策了解了，农村的架构变得翻天覆地，班子拆了，人散了，去找谁？”但对于祖父和父辈们来说，这终是一杯苦酒，也是一个遗憾。唯一值得满足的是，祖父是村子里最长寿的人，叔叔们也个个丰衣足食。而整他们的人一个个死得早，后人中多不成器，还有一个成了贪官下了大狱，这也成了一个现象，可能是他们的良心不安吧。这也许对叔叔们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1995年的夏天，长江正涨着滔天洪水，祖母去世了的消息传来，我和父亲正在鄂南，连忙赶回汉阳。回到老屋时，祖母已躺在老屋的一块木板床上，与这个争斗了几十年的土地和村子作了最后的告别。而祖父则健康地活到了2007年，他去世时，已是四代同堂。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在村子里为祖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也狠狠地吐了一口恶气。祖父成为当时村子里活得最长的老人，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们早死化为了蝼蚁口中的一撮尘土。这也是不是一种造化弄人呢？万事都有因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