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一夜，我茫然了？
　　八只期盼的眼睛都落在我的身上。我知道她们凝视的眼神里在等待什么？我又能告诉她们什么呢？
　　仰望渐渐降临的黑夜，从小到大不知经历了多少昼夜，而这一夜却是最黑暗的一夜。身无分文，彻底的无产者，就是一个乞丐。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学过雷锋，也当过雷锋。我接济过别人，却压根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入到被接济的边缘。我发过誓就是饿死也不能不劳而获，灵魂深处就没有想过得到别人赐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孙晓梅哭了，米兰哭了，樟梦怡要报警，瓦西里嚷着回家。我脑子也进水了，思维出现超常发挥。勉强地说道：“算了。我们现在是谁，都说不清楚，谁会相信我们，就算是警察又能咋样，谁让我们幼稚，没有带任何证件。如果报案，我们就是自投罗网，被关进派出所，我们还得配合他们的调查。这样，我们不就全暴露了。弄不好他们还会让学校或家里人来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麻烦了。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想回去，我们怎么回去？”
　　樟梦怡带着哭腔说道：“都怨我，对不起大家，是我连累了大家，让大家出门跟我受罪，都怨我。”
　　“梦怡，你不要自责，我们是自愿的。我们不会怪你。你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那，你休想把我们甩掉。”
　　“大家能理解就好。现在，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咱们到公园待一宿吧。反正，我觉得咱们不能这样窝窝囊囊地回去。不行，咱们，明天先找点临时工活干，就是不给钱，只要有饭吃就行，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想办法回家。”
　　夏日的夜比较短，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黑夜茫茫，长夜难眠。黑风潇潇，也挡不住奔波了一天的我，倒地便睡得跟死猪似的。
　　我坚信：只要有事情做，就饿不死，就能有回家的钱。天刚亮，我们就分成两路去找活。樟梦怡和瓦西里一组，我和米兰、孙晓梅一组。就在这条街上找，这样大家都有个照应。
　　事情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要用心找就能找到活干。跑了一天，脚底都磨出茧了，即没有找到活干，反而招来一肚子白眼，或是被人嘲讽，依然像一只无头的苍蝇，碰壁的时候还在喊：前途是光明的。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在南门十字街东边一栋二层楼房边遇到了樟梦怡。看得出来，也是一无所获。两天了，基本上没有进食物，樟梦怡都瘦了一圈，她的情况更糟糕。
　　樟梦怡找活干的经历充满了惊险。太阳已经升到树尖，热浪把城市烤的火辣辣的发抖。她的衣服已经洇出了汗渍，后背上像似挂了一张地图沟壑纵横，疲惫不堪地发现一家饭店在招工，就闯了进去。店里的工作人员像看大猩猩一样不怀好意地盯着她，樟梦怡走到一个面善的阿姨前问道：“要临时工吗？”这个阿姨打量着樟梦怡，阴阳怪气地说道：“真新鲜。现在，我们国营店，哪有自己报名的，你走错店了。我问你，你是外地的？”
　　樟梦怡告诉她，自己是外地人，那女的也告诉她：“你有介绍信吗？没有，我告诉你，你就别找了，快点回家吧，别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两只双眼像支钩子一样落在樟梦怡的身上，诡秘地问道：“你是逃婚出来的吧？我见得多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会保密的。想找活干，这个忙，我可以帮。要不然，这样，你到我家先住下，我帮你找，怎么样？”
　　樟梦怡被她那双眼睛吓住了，没有回答她的话，转身像一个小偷逃离现场一样离开了饭店。
　　无路可走的五个人又聚到一起，说起找活干的不幸，不是痛骂，而是沮丧。总结一下，没有证明，想干什么都干不了。这里用工是调配制，要到劳动局登记分配，没有户籍就不能登记。所以，遇到白眼，一点都不奇怪，万幸的是没有遇到坏人。
　　二楼的东山头下，有一家做蒸馍的小店。开店的是一个四十开外男人，带着一顶小白帽，一件白色的大挂紧紧地贴在虎背上像贴了一张地图一样沟壑凹凸，熊腰间系着一条花布带，白大挂上有油渍洇着，像几朵谢了的花瓣一样镶在上面，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灰不唧唧搭在脖根，两头悬在胸前甩来甩去的，不时地随手抓起一角擦擦额头上的汗珠。一米见方的案板上堆着一堆和好的发面。旁边的蒸笼顶上敞开着，上边圆滑的白面馍馍堆在一起。
　　望梅止渴并没有安抚我的肚子，却发出冥冥的哀鸣，那声音凄凉得让我心寒。我看了一眼瓦西里，他不敢看我。我知道这个强汉子也无法抵御饥饿的侵蚀，在女人面前他还是保持了男子汉的浩气，而肚子的嘶鸣却让他无地自容。再看看三个女生，她们似乎要比我坚强，没有饥饿的嘶鸣，没有撕心裂肺的的嚎叫，但脸上的阴云却顽固地弥漫在两颊。
　　我的胃早已经瘪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纠结在一起难受难忍。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吃一口馍。就在昨天下午，乃至晚上，我还在坚持要学习上甘岭，要学习红军。可现在，饥火烧肠，才正真体会到饥饿是一种什么滋味，什么叫饥不择食，望着那笼白晶晶的馍馍真的是饿虎吃樱桃---馋红了眼。
　　我不敢正视她们的目光。我必须有所作为。我知道现在是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我脱掉自己的绿军装，拿在手里，慢慢地走到做馒头的中年人跟前。哝哝地说道：“老乡，我是沙河人。前天，身上的钱被小偷抢光了。我们已经饿了两天了。你看，这件军装，是一件新的，来时才穿上。我看，和你的身。求你能给我换几个馒头不，再不吃点东西，我们真的走不动了。”
　　戴白帽的中年人仔细打量着我，像审视一个坏人一样从头到脚看了三遍，问道:“叫什么名字？来这里干什么？”
　　“叫程国庆，我们是学生，要毕业了，说是到省城看一看，就来了。没有想到，钱被人偷光了。”
　　“学生，不好好在学校念书，跑这里干什么？走吧，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我不死心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苦苦地哀求着，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最终感动了上帝，打动了店主。中年人用白纸包了几个白馍递到我手里，热乎乎的一股热流流进我的心田，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道了声：“谢谢！”转身要走时，中年人叫住我，把衣服递给我，说道：“你们有困难，可以找警察。”
　　我再一次说了声‘谢谢’。几个人蹲在屋檐下，总算吃了点东西。
　　这一夜我们去了火车站。候车厅里，灰暗的灯光下，每个凳子上不是坐满了人，就是躺满了人，有大人有小孩，走路都不方便。几经周折，总算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地方，坐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到十二点后大厅的工作人员开始盘查，我们五人既没有车票也没有任何证明被带到一间灰暗的房子里。房子里已经有不少人了。这时，来了一个穿警服的民警，看了我们几眼，指着我，让我拿出证明来。我坦白地说道：“我们是学生，第一次出门不知道要开证明。”民警又问道：“有学生证吗？”我从容地回答道：“前天被小偷偷走了。”民警说道：“你挺会编故事的。”樟梦怡没有耐心地说道：“他说的是真的。当时，我们就想报警，他们威胁我们不让报。我们是外地人，他们可凶了，手里拿着刀，我们害怕，所以，就没有报警。”民警见孙晓梅低头不语，便问道：“你从哪里来的？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没有买票？”孙晓梅似乎没有听到或是觉得不是在问自己，也没有抬头。民警用皮鞋尖触碰到孙晓梅的黑布鞋，动作很轻，就是提示的感觉。孙晓梅抬起头慢悠悠地说道：“你不是问过了吗？”“我现在问你。回答我的问题。”孙晓梅歇斯底里地近似于怒吼：“你别问了，我们是无辜的。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关在黑房子里。我们是外地人，你们本地人就好吗？我们的钱，我们所有的用品都被你们的人偷光了。我们现在穷的一无所有，你还要我们干什么，你们不去抓小偷反把我们抓起来，你们尽的什么职责。”孙晓梅越说越激动，两行泪花顺着两颊涌了出来。
　　民警的态度很和蔼，见孙晓梅情绪激动，并没有与孙晓梅争执的意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捐，递到孙晓梅手里，让她揩一下泪水。等孙晓梅平静下来后，继续问道：“告诉我们，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也好帮助你们，早点与家人联系，早点回家团圆。”
　　一阵沉默后，我讲出实情。民警便告诉我们，想回家其实很简单的。你们找到沙河市在省府的办事处，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我眼前一亮，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到办事处去呢？找办事处，就相当于一个人到外国，出了问题找大使馆一样，这是求助。樟梦怡却说：“这里又不是外国，就在百十公里外的沙河，找办事处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他们，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想也对。接下来我们只能诚恳地接受了民警的处罚：打扫候车室的卫生。
　　我觉得机会来了。什么机会？逃的机会。
　　我思考着这样才能逃出去，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醒来时，房子里已经有微弱的亮光了。
　　樟梦怡睡得不踏实，冰凉的地板上阴森森的，屁股挨着地就像进了冰窖一样，寒意袭人却没有影响她们的睡意。她们的确累了困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个女生挤成一堆，睡得如同死人一般。这会儿即使有人把她们卖了都不知道怎么被卖的。
　　门终于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开外的民警，手里提了一个热水瓶，放到桌子上，喊道：“孩子们，起来了。”
　　我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他粗粗的声音震醒的，他的声音粗狂豪放，有一种不容抗拒的穿透力。
　　我们几个像似犯人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站在了屋子中央，垂着头等待着发落。
　　“娃娃们，你们不用紧张，先摸把脸，喝点水，就去打扫卫生。这个活要赶早不赶晚。角角落落，凡是能看得见的地方都要干干净净，地如平镜，垃圾箱一尘不染。干得好，早饭管你们吃饱。干不好，还得继续干，干到我满意为止。”
　　我们在擦脸，他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道：“放着好日子守着爹妈不过，逞什么能。要床没有床，在光地板上睡一宿，你们还睡得着？”
　　我揉了一下困乏的眼，甩着手上的水珠，声若细丝地回答道：“还行，我还没有睡过这样的床，真有点房是房，床不是床，算是领教了。”
　　我觉得这个民警对我们并没有敌意。我们打扫卫生时，他就没有出来，在房子里看刚送来的早报。我猜测着，他是不是有意识地给我们一次机会呢？如果是，就好办了。如果不是，是钓鱼，问题就麻烦了。
　　候车室的卫生本来就有人打扫，我们来帮忙，她们却不干了，就像老师一样，指点着地板这样擦而不是那样擦。我和瓦西里爬到一人多高的门上擦玻璃。门上的两块玻璃脏得都不透明了，黑黢黢的。一上手，好厚的一层灰尘。一兜，洒了一脸一身。肯定地说，这两块玻璃有年头没有擦过了。今天逮住我们，看我们是学生就这样欺负我们。有的时候，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的。我俩的动作很慢，不想一上去就很快地擦的明镜如初。站在哪里正好可以观察外面的情况。外面已经是人潮蠕动，等待着大厅开放。我觉得，逃离的希望就在人群涌进之时。果不出所料，卫生刚打扫好，那个民警就来了。他站在哪里就像一尊大佛，很慈祥地说：“干得不错，去吃饭吧。”他看我们很卖劲的样子。接着说了句：“吃完饭，你们就回你们的办事处，我已经跟那里联系了，会有人接待你们。孩子们，现在，到处很乱，不要乱跑。前两天，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可漂亮了，从外地来投亲戚，结果一下火车钱包就被偷了，还被坏人糟蹋了。后来，这个女孩子跳楼了。所以，你们不要乱跑，爹娘养你们不容易，要知道感恩，就老老实实待在家。”
　　樟梦怡很有感触地说道：“都是我们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多谢你的谆谆教诲。我们一定回家，再不乱跑了。”
　　我们的诚恳或许感动了民警，他招呼我们到食堂大厅，给食堂的阿姨交代一番之后，我们就围在一个四方桌旁，食堂阿姨端了一盆小米稀饭，一盆白馒头，还有半盆酱黄瓜。我们像饿狼一样吃得‘吧嗒吧嗒’作响。民警看我们吃得样子，摇着头走了，走着走着他回过头来小声说道：“从这里顺长江路往下，走到红山路西，问一下办事处，他们会想办法帮你们的。”
　　他的摇头和后来那句话很让我敬佩。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他的脸，却凝视着渐远的背影。也许是一个人在困难时，遇到了救星一样，即使一滴水，一句温暖的话，都会在那一刻触景生情，感激万分。尽管是一瞬间，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许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了，但你的身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也就在这一瞬间，我的逃亡计划诞生了。
　　首先是饭一定要吃饱。现在是火车站方向，我们要上那去找到回家的路，怎么样才能安全回家呢？我不想去找临时工而受到别人的白眼，就是再难也要回家。这一刻，我真的想家，真的要回家。这句话我不敢对樟梦怡说，我想，女孩子心里恋家会比男孩子更强烈，她就像一根导火索碰火即燃。我自以为我很坚强，而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很脆弱，就别说女孩了。吃饭时，她们的表现没有让我看出一点软弱。没有笑声却被笑声更深沉，那种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是坚毅。
　　食堂里就我们五个，在那里吃着白面馍，思量着自己藏在心里设想。最后，每个人口袋里装了两个，悄悄地离开了食堂。在广场上敬慕地望着自己一生就来过一次吃过一次饭的食堂，也敬慕地望着广场上矗立的雕像，深深地行了一个军礼，便直奔碾子沟汽车站。
　　樟梦怡还是坚持不能去办事处，就是走也要走回家。一百多公里算不了什么。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时一夜就走完了二百四十里。我们一天不行两天，总会到家的。我说这样也行，所以，去汽车站不是为了坐车而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我们并没有走多远，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遇到一位维族老人赶着一辆毛驴车。我便上前搭讪，才知道老人家是赶巴扎去。我就把我们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苦述了一遍。老人家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答应稍我们一程。我让樟梦怡三个女生坐上，我和瓦西里跟在车后面走，一路走一路说，不知不觉上了一条柏油路上。老人家告诉我们顺着这条路向西走，有个加油站。
　　加油站要加油的车辆排成长龙，公交车上的乘客都要下来，在加油站门前等候，车加满油出来，再依次上车。我注意了一下，上车时检查的不严格，甚至不检查，就一涌而上。这是个机会，先混上去再说，可我们五个人目标太大。混的办法不行。加油站出口有一个缓冲地段，我们来到哪里等候，过来一辆车，就招手，可没有人理我们。眼看着一辆辆车从眼前过去，怎么办？又过来一辆车。我豁出去了，心一横，站在路中间招手。
　　车在距我一米地方停了下来。驾驶员破口大骂：“小子，活腻了，找死。”
　　车停了，我的信心更大了。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你骂死我，我也会对你不发火的。我走上前去，哀求道：“师傅，我们是学生，一个女生发高烧，实在走不动了，行个方便，拉我们一程。”
　　驾驶员是个年轻人，旁边坐了一位中年妇女。驾驶员顺着我的眼神，向路边的樟梦怡看了一眼。孙晓梅坐在路边上，要死不活地被樟梦怡米兰搀扶着。
　　“不是我不想带你们，实在没有地方。”
　　“我们坐上面就行了。”
　　这是一辆拉煤的车，一路的煤尘把我们化妆成黑人一般。
　　年轻的驾驶员不错，他把我们捎到昌吉市边上，312国道边一个清真餐馆旁，让我们下来，叫我们到里面擦把脸。下了车，我们一个个就像非洲黑人一样脸是黑的，就两只眼睛发着光，相互打量了一凡，自己都憋不住笑了。瓦西里洗的时候，鼻子没有洗干净，我呢？耳朵跟就没有洗，笑话还有，不说了。那天我们是晚上到的家，回家脱了裤子才发现整个身子都染的跟黑地图似的。
　　下车后，驾驶员问了我们的情况，我就照实说了。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在路边帮助我们拦到了一辆军用敞篷车。让我们坐上，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个烤包子。
　　上了军车，车上有两条长椅，已经坐满了人。看上去跟我们一样穿着绿军装，区别就在于他们有领章，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其中，坐在前面的一个年纪大一点，没有带领章的和两个年轻的军人，站了起来，招呼樟梦怡三个女生坐到靠椅上。他和另两个和我们一样，围成一个圈，背靠背，坐在中央。
　　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一路上，我们说了好多话。特别是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他一说出他的名字，我好像就有一个条件反射，肃然起敬。这个名字在前几年的报纸上见过，是部队技术标兵。文革初期还批判过他，好几年都没有见过这个人的消息。他不是南京军区的吗？他怎么会在这辆车上？而且就坐在你面前，我有一种荣幸和惭愧。一切戒备被消除后，便是谈笑风生。我不可能多问，也不便于问。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从国家大事，到边境线苏联军队陈兵百万，毛主席用兵如神，说得多了，人多，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调侃，不知不觉一切烦恼烟消云散，一切似乎都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时间很短，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后来，我到了沙拐湾插队，惊讶地再一次见到了这个人时，才知道他叫王道根，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名字不一样，我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