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穿皮鞋还是草鞋

　　通往大学的大道上,有两座山峰。一座叫高考，一座叫预考。高考犹可说也，预考不可说也。
　　1981年至1990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无一例外要参加预考。预考上了，才有资格高考。预考由教育局把名额分到学校，由学校自行命题，自行选拔优等生，并保证把他们送入高考考场。实行预考的近十年，多少莘莘学子苦读寒窗十几载，却无缘摸一下高考的大门就轰然倒下。万人抢过独木桥的大戏其实就在预选发令枪打响时的那一刻就进入了高潮。我不敢对预考制度作出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预考加剧了独木桥争夺战的紧张气氛，附带着制造了一大片高考冤魂。
　　那年，整个紫衣中学最忙的人不再是曾庆国校长了，而是副校长伍比德。曾校长主持的最后一件行政事务就是法事，之后就躺进了医院。那次法事因为是秘密进行，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还是被几个晚睡的学生看到了。曾校长跟在端公后面，恳请各路小妖小鬼不要打扰孩子们高考。和着端公依依呀呀的节奏,他响亮地声音在安静地校园里炸响：各位大神啊，孩子们考大学不容易啊，别打扰他们，别缠他们，求你们帮帮忙。我会烧一背篓纸钱给你们，如果还不满意，我再杀一头猪，一头猪怎么样？
　　那场法事之后不到十天，曾校长就病了。有人传言，他不应参加那场法事，他八字弱，火眼低，被鬼怪抢去了灵魂，药力已无法回天了。他想支撑着参加完高考再住院，可是身体却不听他的指令，他像一架跑了多年的牛车，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了。星期一那天早上，他拖着病体来到操场上那方平台上，按贯例准备来一通“星期一训话”，刚说了一句“同学们啊，我的先祖曾国藩说啊，这个这个”就轰然倒下。操场一瞬间就乱了,人群像洪水一样往外漾，又瞬间收了回来，他们齐齐地望着讲台，脸上的表情半是惊讶半是悲壮。他就这样住进了医院，而且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那方讲台。
　　排名第一的副校长伍比德暂时代替了他的职责。伍校长除了校长那一摊活路，还要兼职两个理科毕业班的数学。工作量巨大，事务烦多，用他的话说，他的头发忙得好像要竖起来了。他多次比喻说，这哪是人做的活路啊，就像绑在炮弹上，头发全部竖起来，身体与灵魂彻底分离。
　　伍比德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能当上副校长，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意外。他的生活总是出现意外：他意外考上了复旦大学，成为那年青柳县的风云人物；大学毕业时，他分配到上海这座他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意外地娶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就在以为人生就此一帆风顺时，意外地丢了工作进了监狱；他欲哭无泪绝望无助时，他又意外地恢复了工作重执教鞭，而且还当了副校长。
　　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故事有来历的人，这从他那满头的白发和瓶底厚的眼镜可以看出。伍比德于1962年毕业于复旦，分到上海一所中学教数学，第二年就讨了一个又嫩女嗲的上海女人做老婆，第三年就给他生了个儿子，隔两年又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小日子越来越滋润。
　　1966年,伍比德犯了事,被上面打成反革命,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了，送到内蒙古一个长满芨芨草的地方去劳改。六年后，当他披着满头的白发回到家时，妻子已经离去，同时还带走了他珍爱无比的一双儿女。伍比德在上海无立锥之地，只好背着书包孤零零一个人回了他的家乡，一个叫着紫衣区红包乡伍家大院的地方。到他出现在伍家大院时，没有人能认出他，他满头白发，脸色灰暗，瘦得像一支圆规。直到他走进厨房，拿起水瓢咕噜咕噜地喝完一瓢水，母亲才尖叫起来：“是比德啊，我的儿啊，你啷个这样子了?”父亲也惨叫了一声,那声音吸引住了伍家大院所有的人。人们围过来，把可怜的伍比德围在中间，他全身瑟瑟发抖。母亲接过儿子的书包，认为书包里会有人民币和全国通用粮票，结果除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啥都没有，老母亲叹息一声，说了一句“这是命，认吧！”就背过身去。伍比德三年后才恢复元气，找了一个地主的女儿（贫下中农的女儿谁肯）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开荒种地，养猪生子，割草打席，成了一个比农民都还农民的汉子。1982年，就在他打定主意老死于阡陌间的时候，组织出现了，组织给他平了反。那时，他和地主的女儿已育有一儿一女，拖家带口，再也无法返回那花柳繁华地了，组织人事部门经过协调，就让他在紫衣中学谋了公职。1985年，上面来了文件，提到各行各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这样的氛围下，重点大学毕业的伍比德被顺理成章地推举为副校长。
　　伍比德的主要标志是那头白发。那种白与其他白又不一样，纯然一色，白得晃眼，白得像一块白布蒙在头上，你休想找到一根黑发，伍白毛的绰号就是这样叫出来的。
　　伍白毛脑子里装的全是抛物线、各种函数、各种数列，中学的数学题他几乎从没有被难住过。在伍家大院的那些日子里，他一边饲养生产队的牛，一边证明国际上那道有名的数学难题“1+2”，生产队所有能用的纸，包括废报纸、包条面的面纸都汇集到他的家里，这些纸张的空白处最终被他所画的各种符号占领。这些可怕的符号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大家的猜测：要么他疯了，要么他已经练成了画桃符的端公。时间来到1978年的某天，伍比德无意间读到了一个姓徐的人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才得知中科院的陈景润先生于1965年已经最近地触到了“1+2”的内核，他听到消息之后，跑到后山的树林里哭了一整夜，天亮后火烧掉了那几麻袋画满符号的纸。
　　我读高一年那年，伍白毛差一点又出意外。他有一次在理科尖子班上公开课时，把二次函数的图形比喻成女人的屁股，他说：“你看你看，多乖啊，像女人的屁股，浑圆呢，性感呢！”为此，有人到教育局告状，说他是流氓，教育局大吃一惊，派人下来调查，情况摸清后温和地批评了他。教育局说：“这个伍校长啊，不能那么说，那么说是很色的，数学讲究精确，不能比喻。”伍白毛解释说：“数学是一门艺术啊，凡艺术应该性感！”那年头，性感这个词才还没有流行，社会还没有正式接受，因此教育局不高兴了，教育局说：“总之不能那么说，如果那么说了，学生会选择性地接受为色情，而不是数学！”
　　伍比德表面上非常谦恭，但骨子里却是很狂的。看人总是斜着眼，像是藐视。他在家里的中堂挂了一副字：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有人看了就告诉了曾校长，曾校长跑来对伍比德说：“老兄你这是要干啥，十步杀一人？太血腥了吧，你是校长，这样写要不得！”伍比德解释说这是比喻。曾校长说比喻也不好，毕竟是教师。伍比德很生气，头发都竖了起来：“这是李白写的，李白你总知道是哪个吧？我借的是李白的句子，要告就去告李白！”
　　曾校长和伍校长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这与性格与品质都没有关系，无职务有关。在单位里，副和正从来都无法建立正常的关系。不过，自从曾校长生病后，两人的关系就开始好转。伍校长几次去探病，安慰他好好养家，学校垮不了，有我们呢。
　　曾校长到底得的啥病？晓得的人很少,据探头探脑的消息说，曾校长得了绝症。我对此没有感觉，一个打过我耳光的人，不恨就是最大的谅解了，再也无法有更深的感情了。病就病了，与我何干？你死了，上面自会派新校长的。
　　我记得,离高考还有一百五十天时，伍比德发布了战前动员令，他高昂着头,一头白发瞬间点亮了操场的上空：“同学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对你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何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一切按部队的规矩来，统一出操，统一学习，统一作息。生病住院的曾校长就是你们的总司令，他躺在病床上指挥这场战役。我呢，我算是一个参谋长。你们的班主任老师就是你们的指导员。从现在起，不允许任何人开小差，那些谈恋爱，那些东游西逛的，那些晚上出去看录相的，一经查实，以军法处置。同学们，考上一个大学，不掉十斤肉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荣幸地告诉你们，掉肉的时候到了，选择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时候到了！”
　　教导主任吴权在一边帮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各位，备上战马，冲锋的时候到了！”
　　关于“皮鞋草鞋”论，老师们说得大多了，听得耳朵起茧子了。“穿皮鞋”就是进城吃国家娘讨国家老婆，“穿草鞋”就是回乡喝稀饭讨乡巴佬婆娘。这话是老师们用来鼓励或者吓唬我们的话，从小学开始就趴在我们耳边咕咕地说，说了很多年，一直说到我们一听这话就有了身理反应。胡伟说，一听到“皮鞋草鞋”他就想拉尿尿；熊生秀说，一听到“皮鞋草鞋”就想跳岩。
　　如果说伍比德副校长是宣传大师，那么桂贤良老师就是制造恐怖的大师。为了加深恐怖的直观效果，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副图：一架梯子，直插云霄，梯子上面爬满了人。桂贤良用他的桂氏语言煽情地说：“同学们，高考就是这样一架梯子，一架通向天堂的人形梯子。爬还是不爬，爬得快还是慢，那就看你们了。时间一到，天堂的门就会徐徐地关上。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上帝关上一扇门，又会打开一扇窗。不会的，上帝关上了门，就再也不会打开那一扇窗了。现实就是这样，胜者王侯，败者为寇，自然选择，社会法则，永远如此！”
　　仿佛是为了特意配合这种气氛似的，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某天早上，高二一班、高二二班的学生们到教室上早自习时，吃惊地发现，堆在桌上如小山一样的书和本子没有了，没有书和本子的教室显得非常怪异，就像没有牙齿张着嘴的老妇人。两个班的班主任，也就是桂贤良和张某某老师，脸都吓白了。连跑带爬去找伍校长张校长，伍校长张校长的脸也吓白了，马上集合政教处、教导处，浩浩荡荡向出事点赶来。
　　一百余名学生的书和本子人间蒸发，显然是有人故意搞鬼。那么多的书和课本，堆在一起可以码半卡车，是谁能在短时间内偷走呢？尖子班哟，伤不起啊。
　　老师们分成几个小组，四处搜寻，一组搜学校侧面的小山包，一组搜跳河的河边，再一组搜寝室和镇废品收购站。搜了半天，无功而返，大家神情沮丧，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桂老师哭出声来。桂老师见书本一时半会找不会来，急得跺脚，一跺之下，眼泪出来了，眼泪一飙出，却更无法控制了。最后，他哭累了，到学校公共厕所去方便。他钻进厕所，刚蹲下来，一低头，大呼一声，提起裤子就往外跑。在厕所门口，裤子绊了他一下，他差点摔了一跤。
　　他喊：“快来人啊，书本在茅厕里。”
　　大家奔过来，白番番的书本果然全塞的茅坑里，有的浸在屎尿里，有的则瘫在岸边。
　　奇怪的是，我的书和本子没有丢，这让我的脸红了，我是那种心理素质极不好的人，我总会怀疑别人在怀疑我，于是脸就会莫明其妙地红。也许这是“打耳光”事件造成的后遗症吧。后来了解一点点心理学，才知这种毛病叫“自我强迫症”。
　　学校像模像样的开始了调查。不久就破了案，犯事者是理科班五个成绩较差、对高考绝望的学生的集体所为。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让所有的学生无法冲刺，像他们一样呆在原地。
　　这一件事更加增加了校园的紧张程度，两三本书、几本笔记本不会对最后冲刺造成什么影响，但那时考生的心理到了极端脆弱的地步，只需稍稍有力，就会轰然动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