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在中旗的日子里（外二章）

　　下午，大龙兄回来了。他一进门让我赶紧收拾一下牙刷毛巾衣服之类，有一辆料车就在下面装车；他说好让我坐到选场，明天坐班车去医院把老黄换回来，并说老黄比我干活体力好之类。临走，给了二十块钱车费，告诉我到中旗后走医院的路线。我想多要一点钱好买书什么的，因为机会难得。然而，他说身上只有这么点钱全给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呢。找到那家口子上时，车还没有装满，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车向选场走去。到选场天已经黑了，张林生回家还没有回来，马军给我打来饭吃过就睡觉了，第二天十一点半坐上班车向中旗走去。
　　四个多月来生活在荒野里，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单调而枯燥的生活早已厌倦了。现在一坐上班车要换一个新的环境，虽然知道短暂，但那种惬意和舒心真是无法形容。来矿上的时候还是寒风凛冽的初春，坐在车厢里披着被子还冷的发抖，而今已经是炎热的夏天了，午后的阳光从车窗里射进来，只穿一件衬衣还要流汗。一走出二零八不到二十公里，公路两边便成了茫茫的黄沙，才知道矿区还是草原。
　　班车缓慢的往前行走，不是因为路面不好，而是这样炎热的天气容易爆胎。尽管司机小心驾驶，快到巴音杭盖的时候还是爆胎了。由于非典，每过一个小站，车都要停下来登记、检查身体，不然不会放行，到中旗时天已经快黑了。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送到医院门口时，医院的大门紧闭着，车师傅是个好人，他帮我把医院门口值班的人叫出来介绍了一下情况。经过一番检查后，见没有问题才放我进去。
　　走到病室门口时，老黄正在走廊里刷碗。“怎么才到？我还以为不来了呢。”
　　病室里就漆国军一个病人，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他听见我和老黄说话，便转过脸来：“老哥，你来管我了？”我点点头。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他的眼睛有点潮湿，脸色很苍白。
　　我问了一下受伤的情况，并安慰了几句，然后坐下来。这时老黄也进来了，问我是不是没有吃饭。我说是的，他说现在买不到饭，所有饭馆酒店都停业，他已经吃了两天方便面和馒头。于是我也泡了一碗方便面算是晚饭。
　　第二天早上天刚麻麻亮老黄就回矿上去了。
　　刚到医院的那几天，漆国军很少吃东西，也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就睡着了。我的工作也就是每天取药叫护士输液、倒水、偶尔接一次小便。在他睡着的时候，我便到街上去溜达，看能不能找到开张的饭馆，有时候也在书店里逛逛。医院相隔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人开的小书店，书有卖的也有租的。因为看书的时间很充足，租一本书两天就看完了，所以相隔最多两天去一趟书店。
　　书店的女主人见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我一进书店就给我推荐新书，因为囊中羞涩，她越热情反而使我越感到心里窘迫。她可能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揣测到我没钱买书，送给我几本过期的杂志。后来我将这事告诉漆国军，他给我几十块钱，我买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和王蒙的一本《旅欧游记》。在中旗县城，不论走进那家饭馆或者商铺，买东西也好，不买东西也罢，要买东西但价钱谈不拢也好，他们都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那种温和那种随和，会让人打心底里感觉到是一种温暖。就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见人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尤其叫人感到舒服的是旗政府的大门口没有保安之类拦住你询问登记或者不让进去。
　　一天我在街上溜达的时候，看到宣传栏的报夹里有一张宣传部主办的《乌拉特中旗报》，上面有文艺版，便把自己在金矿上和医院里写的几篇诗文拿去投稿。从大门口走到四楼宣传部办公室用异样的目光看你一眼，倒是我找不到编辑部在三楼上乱转的时候，有个人却主动把我领到了编辑部门口，尽管我穿着邹巴巴的衣服和一双破布鞋。
　　刚开始的几天里每天都要输液，输一次液就是五十块，加上吃饭，老黄给我留得四百块钱没几天就完了。老黄知道钱能用到哪一天，临走的时候说他到矿上就让曾军送钱下来。可是钱花完了，还不见曾军，打去电话不是不接，就是说正在找钱，没办法只好停了输液。第二天早上，洗过脸后要去买馒头，刚走到大门口，被刚从摩托上跳下来的主治大夫叫住了，我还以为他又要催我向老板要钱，不料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五十块钱，让我赶紧取药输液，说病耽误不得，因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虽然我不是病人，可是我捏着还带着体温的五十块钱，心里好感动。第二天中午，曾军才送钱下来，也只有五百块钱，还再三叮咛，不要买肉吃，不要乱花钱。
　　半个月后，漆国军终于能下床了，每天下午，我扶着他到附近的广场上坐坐。看到广场上带着一脸安详地散步的人群，和在广场上啄食的鸽子，时而飞来时而飞去，再看看身边的漆国军一脸的伤痛，我心情颇为复杂。
　　“老哥，我要回去，不住院了，这比坐监狱的叫人还难受。”他愁容满面。
　　“那怎么行呢，再住几天吧，你还没好。”我劝他说。
　　“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我父母还不知道我在受这样的罪。”他歇了一口气，“明天我要亲自给曾军打电话，让他把我的工资结清，再多少给一点钱我就回家。”
　　第二天漆国军就给曾军开始打电话，但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听，直到晚上打通电话时，打过五六遍了。一听说要出院回家治疗，曾军爽快的答应了。第二天傍晚，我和漆国军正要吃饭，王玉成进来了。“找了两个小时才找到，离咱们住过的旅馆这么远。”他一进门就抱怨。
　　“你怎么来了？”我以为他是来看漆国军的。
　　“我要回家，不干了。”他一脸的自豪，“曾军也下来了，两口子在旅馆里等你们，收拾好东西咱们走。”
　　直到收拾好东西走出医院已经天黑了，叫了一辆黄包车让漆国军和王玉成先走，我在后面步行，因为我已经对中旗基本熟悉了，不会走错路。到旅馆时曾军出去了，九点多才回来，一回来就让我给他们写一个协议，让我写好早上给他看，说罢就睡觉去了。早上起来后，他看过协议后，让我把“因工摔伤”改为“因自己不小心摔伤”，还有几处也改动后让我重抄了一遍，然后叫漆国军在协议上签好字；字签好后把协议书交给老婆装进皮包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给漆国军，漆国军数了数问：“说好一千五，怎么才一千元？”
　　“咳、咳、咳”曾军干咳了几声，脸一沉说：“你花掉了我多少钱自己心里清楚，不成拉倒。”
　　漆国军气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半天：“好吧，算我倒霉。”
　　王玉成扶着漆国军上了车走后，我也坐上了走矿上的班车。
　　
　　二十一姚林俊成了炮工
　　
　　漆国军走了，我心情非常沉重。想：这就是农民工的命运吗？你能够干活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你提出一点要求，或许老板还会答应的，一旦受伤不能干活了，就成了累赘。在老板的眼中，你只是为老板挣钱的一个活机器，而不是人，甚至你还不如一台机器。机器坏了，老板会不惜花钱维修的，因为机器是自己的财产，而你是不需要成本就可以使用的活机器，所以一旦不能干活就想马上抛弃。尽管有什么《劳动法》之类，但还是保护不了你，对一个农民工来说，你首先花不起打官司的成本。
　　再说，中国的社会，做老板的人大多数就是象曾军这样有背景的人，就算你出得起打官司的钱，也不一定能打得赢。这其实不能怪曾军，而是社会制度和法律的不健全，如果制度更健全，法律更严格一点，像曾军这样不负责人的人就再无法做老板，就不会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更深层次的说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的表现，是封建宗族观念的遗留。如果把这种宗族不根除，再好的社会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也不能完全实施。
　　在医院里仅仅只有二十三天，我却觉得好像离开矿上很久似的，一切变得那么陌生而又熟悉。或许是看惯了城市白色高楼和黑色的马路，或许是我离开的时候草原上已经有了一层绿意，但是那么浅淡，而现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在中午的阳光下，这绿，也会刺痛眼睛的。看着这一望无际的绿色世界，心情豁然开朗了。
　　到矿上时快十二点了，下车后走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井口了，看见井口上一个人往料堆上倒矿石，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唱着着曲儿，走近一点才看清楚原来是曾涛（曾军二弟）的装卸工老王。或许老王也看见了我，转过脸说了什么又转过来指着我。这时老黄探出了头，他一看见是我，便向我招手。爬上井口，见老黄开卷扬机，老王拉车子。我问谁在井下出料，老黄说姚林俊和陈招财。原来姚林俊回来的时候，在兰州碰见陈招财就带到金矿来了。
　　陈招财我好几年没有见过了，我见他的时候只有十几岁，本来和我们不是一个村的，相隔十多里，父母离异后，他母亲改嫁到我们邻庄。他经常来他母亲家里，因为他的父亲脾气很古怪也很吝啬，舍不得花钱让他上学，七八岁就开始给家里放羊，还动不动就把他赶出家门。
　　老黄向我了解了漆国军的伤情和我们在医院里的一些情况，这时午饭已经做好了，姚林俊老婆站在厨房门口喊我们吃饭，身边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也学他妈妈在喊叫。老黄开始往上吊人了，第一个上来的是姚林俊，他一出井口就问我：“你刚回来吗？”我说“是”。
　　“真不知道你们也在中旗，漆国军摔伤的，不然我会来看看他。还在中旗闲逛了一天呢。”他有点惋惜。
　　陈招财被吊上来后，我们大家向厨房走去。厨房已经从新口子那里搬回来了，从井口往下走不到一百步就到了。是三号矿井原来修的房子，不是地窝子，墙全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房子不高，大约只有两米半，隔壁是一个更矮小的房子，是大龙兄的指挥部、办公室加卧室。我们快到厨房门口的时候，他从厨房里端着饭盆走了出来，刚要走进他的房子去，看见我后停住了脚步：“漆国军回家了吗？”我点点头说“是的”。
　　“一共花了多少钱？”他又问。
　　“不知道！你去问曾军好了。”我很生气。反问，“你怎么不问人家伤好没有，就问花了多少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有责任吗？”
　　“吃饭、吃饭。吃过了再说。”老黄从后面推了我一把。
　　天气非常炎热，尤其中午，每一块石头摸上去都会烫手。所以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两点半后才上班。我们的房子里现在只有四个人，陕南老王、陈招财、老黄和我。已躺在床上，老王和陈招财就睡着了。我和老黄聊了一会，老黄告诉我，我去医院后，井口上就剩他和王玉成、大龙兄三个人，炮工也没有，停了三四天便临时雇佣别人的炮工炸料；大龙兄开卷扬机，王玉成拉车子，他一个人下井，不得已才把曾涛的装卸工老王借过来，后来姚林俊也回来了。
　　第二天曾军也来到了矿上。他来后动员姚林俊当炮工，刚开始他还不肯，说自己从来没有干过。曾军说还要来一个炮工，人已经找好了，再过两天就来，让他做副手就可以了，工资也按正式炮工一样算。姚林俊这才答应了。
　　不知道要来的那个炮工到底是谁呢？
　　
　　二十二吴江来后不久我的腰被扭伤了
　　
　　在陕南老王没来之前，下井装料或者在井口上开卷扬机拉车子倒料都是轮流干，鉴于我的体力不好，很多时候他们还照顾我在井口上拉车子。可是现在陕南老王坚决不去下井，卷扬机我和陈招财都不会开，不得已我们俩只得每天都在井下工作，老黄和老王固定在了井口上。当然井下的工作要比井口上劳动强度大的多不说，还时时有着很大的危险相伴，如果不多长几只眼睛，说不定就会少一个脑袋或者缺胳膊断腿也很难说。虽说矿上经常把工头和班长叫去开安全方面的会，矿上也有安全检查员等，但一段时间内不出重大事故的话，就是包工头、班长，甚至矿上的安全检查员很少有人下井认真仔细地检查。每过一段时间矿上都要组织安检人员到各井口检查，他们来到井口上看看井口周围没有石头之类当时掉下就可以了，就算安全过了关。
　　最近几年为什么矿难那么频繁发生，而且大多都发生在私人开采的小矿井上，这就是与有关部门领导的官僚作风、相关人员的麻痹大意和老板们的对生命的漠视分不开的。如果法律对这些人再严一点的话，死难者的生命要以相关人员的生命做抵偿的话，不相信矿难会减少不到最低。好在我们的矿井的石质非常坚硬，如果安全处理好，井顶和井壁上没有松动的石头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陈招财也是个比较好说话的人，只要给他足够的尊重和一点关心，他也会同样地体贴和照顾你。他身体很好，干活很卖力，见我体力不好，就让我把矿料从掌子面上用铁耙扒到靠近井口的地方，他往料斗里再装，只有在他干得很累了的时候，才让我装料。就是我俩同时装料，他也装大斗子，让我装小斗子。尽管得到陈招财的照顾，我的腰还是被扭伤了，好多天不能干活。最初的几天，走路都很困难，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从井口走厨房那么一点路，平时几分钟的路，要扭伤后没有半小时走不到。曾军们还逼着要让我下井，要钱取药却不给，争执了一场，才给我六块钱取药的钱。
　　我愤怒极了，真想抱一个炸药包同归于尽。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还有那几个和我一样的苦难的兄弟，他们半年就白干了，家里人还等他们挣钱回去。那一段日子是我心里最痛苦也最矛盾的时候，只有坐在井口上看着眼前一片碧绿的草原和蓝莹莹的天空时，心里的痛苦稍微减轻一些。我不知道坐牢的人是什么心态，除了期盼刑满之后出狱那一天到来之外，还有其它欲望和杂念么，但我除了走出去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其它欲望了。看来人的欲望是得到的越多欲望越膨胀，所以痛苦也就越多，人只要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就减少了许多的痛苦。可是人怎么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呢？
　　过了不几天来了一个炮工，他竟然是吴江。吴江，还在家里的时候，大龙兄提起过他，好像他修尾矿坝的时候还是一个包工头什么的，在盘龙兄夸张性的描述中，他俨然是一个很有气派的人，见了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天气正是炎热的夏天，晚上睡觉本来就不需要盖被子什么的。吴江来时只带了两件行李，一张凉席及一把纸扇。我开玩笑说他不是来干活的，是来说书的。他很得意，把眼睛闭成一条缝仰着头朝我乐呵呵地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