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科场风云幻（上）

　　作为状元之后的王守仁，自然不能免俗，也得走上科举之路。只是命运总是捉弄人，虽然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可是科场的诡异，却让他屡遭挫折。好在他心胸豁达，淡然处之，只不过造化弄人，尽管他才高八斗，高人一筹，可还是伤在一些人的嫉妒之剑下，最终还是与状元失之交臂。
　　1、向大儒楼谅求教
　　在岳父家读书练习书法一晃就是十四个月，得知祖父病种，王守仁就急匆匆地带着妻子从洪都出发，经过鄱阳湖，然后沿着信江逆流而上，从东部离开江西境地。又从钱塘江上游的常山出发，经过衢州到达杭州，最终回到江西余姚。
　　而就在他们沿着信江逆流而上，到达广信府上饶时，王守仁拜见了当时的大儒娄谅，就是一次的拜谒，让他开启了心学之路，造就了一代圣人的成长。
　　娄谅(1422～1491)明代著名理学家。字克贞，别号一斋，江西广信上饶人。少年时就有志于成圣的学问，曾经求教于四方，最后不屑一顾地说：“大家所说的举子学，并非是身心的学问。”听说吴与弼（康斋）在临川讲学，于是就到他那里学习。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九渊，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王阳明曾向他求教，并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迪。吴康斋的门人弟子中，最被人称道的就是陈献章(实斋)、胡居仁（敬斋）与娄谅三人。
　　娄谅的学术，主敬穷理，即以“收心、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这一点是直接继承了朱熹的。他每天早早就起床，一定是深衣幅巾的装束，先拜家祠，然后出御厅事，接受家人及诸生的揖拜，内外肃然，凛若朝廷。即使达官贵人造访，他们也必须整饬襟裾入内，一点也不能够马虎。应接之暇，娄谅即翻阅群书，碰到至言格论，契合于心者，便吟讽不已，定要全部用朱笔圈点，这样读书常常至深夜，然后才入内寝，不尝有顷刻的懈怠。他曾说过孔子佩象环是取中虚之义，因此他也置一象环佩带着，日不去身，表示中虚无我。他在芸阁讲学的时候，常常是议论慷慨，善发人智，听者忘倦。还有一些有志于道者，常常登门拜访，请教各种问题，至于终日不忍离去。
　　这一年的冬天，十八岁的王守仁。向六十八岁的娄谅请教，虽说年龄相差半个世纪，但心灵的契合，早就忽略了年龄的差异，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就沉浸在学术的讨论里。
　　娄谅教给王阳明的“格物”说，其实是他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格物”说。娄谅的恩师吴与弼是明初的朱子学者，娄谅继承了恩师的学风。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个重要概念，其最早出自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当时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有关。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水平，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
　　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格物致知”便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讨论。他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格物即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其做法“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在这个从逐渐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中，含有关于人类认识规律的一些合理观点。
　　朱熹在程颐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认识论及其方法。他说，知在我，理在物，这我、物之别，就是其“主宾之辨”，认为连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尽：穷尽之意。他训“物”为事，其范围极广，既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
　　他认为格物的途径有多种，上至无极、太极，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递进。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深刻体认。
　　王守仁向娄谅请教宋儒格物之说。除了学说，娄谅可能还传授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做学问的态度等。娄谅告诉王阳明，任何人都可以以通过学问成为圣人，这又燃起了阳明少年时代就有志于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的热情。
　　正是在娄谅的指导之下，他开始有志于圣学，他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从“心即理”学说出发，认为格物的着手处，应是体认本心。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2、阳明中举
　　王守仁回到余姚的第二年，也就是十九岁那年，他的祖父竹轩公去世。父亲王华从京师回家为父治丧。出殡之后，祖父被葬于余姚东边的穴湖山。父亲王华在祖父墓旁搭了一草庐，为其守丧。
　　王守仁便遵照父亲吩咐，白天领着弟弟、妹夫等人，学习科考之类的书籍，为应付科举考试做准备；晚上，则在苦读圣贤之书，为实现自己的圣贤之梦，而如饥似渴的刻苦攻读。
　　明朝科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鼎盛时期。它在继承宋、元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称为“永制”的科举定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建立科举定式：明朝科举制度确定每逢三年开科考试，规定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再加上具有预备性质的童试，实际上分为依次递进的四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童试：又称童生试，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也是科举的预备考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录取者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录取者再参加由各省提学官在府、州巡回举行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取得县学、州学、府学学生资格，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
　　乡试：又称乡闱、大比、秋闱、秋试等，是在省城举行的考试。在乡试举行之前，由各省提学官主持的考试称为科试，考试成绩一、二等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称为科举生员。乡试录取者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举人是一种正式的功名和资格，可经吏部铨选而授官。乡试中榜称乙榜、乙科。
　　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又称礼闱、春试、春闱等。会试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又称廷试，由皇帝主持，规定不用八股文。殿试没有黜落者，只是确定考生的等第，结果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有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称传胪。殿试中式为进士，又称甲科、甲榜。一甲三人立即授官，二甲、三甲进士参加翰林院庶吉士考试，称之为“馆试”，录取者入翰林院学习。翰林院为明朝“储才重地”，其受重视程度为前代所绝无。
　　②八股文成为固定的考试文本：八股文是在宋朝经义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是一种命题作文，有固定的结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又称出题、领题等）、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各有两股，两股的文字繁简、声调缓急，都要对仗，合称八股，八股文之名由此而来。
　　八股文对于考试文体的标准化，促进人才选拔的客观公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严重败坏了士风、学风和社会风气，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尤为危害。
　　③学校教育纳入科举体系：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只有接受学校教育取得出身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一方面，有利于士人向学，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学校教育被纳入科举体系，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物。明朝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是学做八股文，学习各种科举中式者的八股文刻本是读书人的主要功课，而经史等典籍遭到冷落。
　　其实，王守仁虽然按照父亲的吩咐，在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但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圣贤之学的钻研上。因此，他的学习进展极大，尤其是他的文章日益精进，让和他一起学习的王冕、王阶等人感觉到差距越来越大。
　　王守仁原来的性格十分随和，又喜欢与人开玩笑，讲话幽默。通过学习圣贤之学后，他突然感到，作为圣贤之士，就应该端庄守礼；而自己经常嘻嘻哈哈，没个正行，倒有悖于君子之道。王守仁知错即改，当即改正了自己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变得“端坐省言”起来，这种极大的变化，让他的弟弟们感到了惊讶。王守仁十分郑重地对弟弟们说：“过去我的行为放逸，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所以要立即改正。”王冕、王阶等人听了王守仁切身体会，颇受影响，也开始变得谨言慎行了。
　　学习了两年后，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他参加了浙江省的乡试。据说在乡试的前夜，巡场之人在巡视考场时，发现了两个巨人，一个身着绯红色衣服，一个身着绿衣服，二人东西相向而立，大声谈论说：“三人好做事。”说完就突然不见了，到放榜之日，王守仁、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
　　后来，宁王宸濠发动叛乱，胡世宁检其奸，孙燧死其难，王阳明则平其乱。这正应验了“三人好做事”的说法，倒的确让人惊奇。
　　3、初次会试落第
　　二十二岁那年，王守仁去京城参加了会试，然而他却意外地落第了。其实王守仁落第本在意料之中，并非是意外，其主要原因是自南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推崇朱熹哲学，把它奉为官方哲学，凡是想考科举，做大官的人都必须熟悉朱熹所著的《四书》，一定要做到一字不差。王守仁所处的时代，更是将程朱理学奉为圭臬。而偏偏崇尚圣贤之学的他，对于程朱理学，不屑一顾，甚至是带着批判的目光来审视程朱的理学，并无情地指出程朱理学带给世人的危害性：
　　一是学习程朱理学的人多心术不正。王守仁说：“大抵近世学者只是无有必为圣人之志。”这些人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读书人读书的目的不纯。只是为了自我粉饰，向人卖弄；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明讲仁义，暗谋私利。
　　二是浅薄。王守仁说：“近世士大夫”“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然以为是六经矣。”也就是说，士大夫们读书只是为了应试，只要弄清于表面文字就绰绰有余，哪儿管程朱的深刻思想是什么，更别提向程朱所提出的去做一个圣贤之人了。王守仁非常痛恨这样的治学态度，他觉得与其看个一知半解，不如不去看，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三是支离繁碎。王守仁说：“圣人之言，明白简言。”而今人“使圣人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原来当时的人们对程朱理学没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就只有把一个陈旧的观点你分为两条，我说为四条，你解为八条，你还能分为十六条。越说越繁琐，反而把问题说不明白，天天士大夫们在家中争得面红耳赤，还不能分出个高低上下来。阳明看着他们滑稽可笑的样子，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像他们一样，一定要看真知，寻灼见，不知不觉培养了自己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
　　四是只知不行。当时的学者读圣贤书只满足于耳朵听懂，嘴上能说，根本没心思去在行动中体现。他们嘴上念叨着“仁义理智，吾固有之”，行动上为非作歹，抢取别人财富，看见良家少女便顿起歹心，早将所学知识抛于脑后，王守仁对此更是愤恨不已。
　　正因为王守仁以圣贤之学鞭策自己，有着自己的主见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在会试中，他并不是按照考官的思路去弄什么八股文章，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秉笔直书，一吐为快。尽管他文章才气横溢，字迹清秀工整，颇得考官的赞赏，但因为思路太新颖，而与程朱理学格格不入，导致了名落孙山。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王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