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结识新朋

　　大修队线路整修转移，宿营车也从鄂北车站转移到花寨车站。夏天起床早，收工也早，下午三点钟就回来了。晚饭后，谷越春和陈德顺在一片生机盎然的田野上散步。一边漫步一边闲谈：“俺就不明白：俺看恁可不是个熊人儿呵，咋就那怕柴发财呢？他那样欺负恁，恁还是自己吃哑巴亏……俺问恁，究竟怕他啥？”陈德顺很为这事生气。
　　“我不是怕他。”谷越春说，“这是我的处境。柴发财、过来福、羊二狗……他们都是工人阶级。而我是接受他们监督劳动的……只有服从，没有选择。”谷越春平淡如拉家常。
　　“恁也是青年人！咋就忍得下这口气、咋就没肝火呢？”
　　怎么说呢？说自己在江汉经受到过什么样的批斗、什么样的打击？还是从小老人就教育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不是。就因为有自己的信念与追求，他能忍受一切。
　　“在学校，我看了很多文学书籍和革命回忆录。”谷越春说，“我常想，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他们怎么经受得了呢？因为有一种精神和信仰，有一种理想和追求……我也是这样。我坚信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会洗去我的不白之冤，终会明白我谷越春对党、对人民的心是多么地忠诚！”
　　走到一个黑砖白墙、屋檐高翘，颇有古色韵味的湾子里，突然听到从一间射着亮光的窗口飘来一阵悠扬的提琴声！谷越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鄂北旷野穷乡僻壤的小乡湾，竟能听到高雅的西洋乐器声，使他惊讶不已。
　　悠扬的琴声不断飘出，谷越春伫立窗外入神地倾听……这时，屋子的大门开了，一个老大妈往门外倒了一盆水。正准备进门，猛地发现了站在窗外的谷越春二人……
　　“是哪个？”一口浓重的鄂北口音警惕地喝问。与此同时，窗口里也传出同样浓重的鄂北口音：“么样呀妈？”
　　谷越春正听得入神，没料到这么快就被人发现，一时语塞。见二人不说话，老大妈更警惕了：“你们是哪个？不做声不做气站在窗外做么事？”
　　见外面没有回答，从里面出来两个青年人。见两个陌生人站在窗外，估计和刚才的琴声有关，其中一个和气地问：“你们是……”一口浓重的鄂北口音。这时陈德顺连忙答道：“呵，俺俩是大修队呐，出来走走……听到了琴声，就过来听听……”他一口河南话使出来的青年人深信不疑。
　　兴许是共同的爱好吧，青年人要谷越春他俩进屋坐坐。
　　房间不大，一张挂着蚊帐的老式床，床架雕刻着刷着金边的花纹，床上铺一床蓝条条的土布单，床头摆着红底绣花的圆枕头。床边一张老旧的木桌，抽屉已经关不严了，木桌上方还挂着一把二胡……
　　“这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谷越春打量着屋里的两个青年人。浓重鄂口音的青年人个子不高、约17、8岁，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另一个青年人个子和陈德顺一样高挑，穿一件淡绿汗衫，正是他手里拿着小提琴。
　　“啊，对不起了，吵闹你们了。刚才是你拉的小提琴？”他迫不及待地问那个操鄂北口音的青年人。
　　“呵，冇得么事，是他拉的。”浓重的鄂北口音青年人指着穿淡绿汗衫的青年人说。接着问谷越春，“看样子你也会拉琴？”
　　“呵，惭愧，我不会，只是喜欢。”谷越春愧疚地笑笑说。
　　“他的歌唱得可好！”陈德顺抢着介绍。
　　“肯定唦！”一直没开口的淡绿汗衫青年人说，“喜欢琴声的人身上肯定就有音乐细胞。”他竟是一口纯正的江口话！
　　“你……是江口人？”谷越春更加惊喜，“那……怎么到这里来了？”
　　“您老贵姓哪？我叫况其民。以后您老要是看得起，就到我家来玩！冇得好招待，茶是有喝的……”浓重鄂北口音的青年人说。农村人说话特别亲切，还用“您老”这湖北农村特有的尊称，谷越春感到完全没有距离。
　　况其民一边说，一边吩咐那个老大妈——他母亲去烧开水。老大妈近五十了，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也有了皱纹，穿一件黑色右襟布扣的老式褂子。看见儿子高高兴兴地和大家说话，她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冇想到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就是家里不像个样子，‘你老’们莫嫌弃……我去烧茶……”真是个热心快肠的老妈妈。
　　“我刚才听你的小提琴声悠扬，音色很美，颤音很柔……功底很深哪！”谷越春由衷地赞叹，“请问贵姓？我也是江口来的。”
　　“哪里哪里，谈不上悠扬、柔、美。请问你贵姓？”绿汗衫青年人谦逊地说。
　　“我姓谷，谷越春；他姓陈，陈德顺。”谷越春说，“能再听听你的琴声吗？”
　　“呵，我也姓陈，陈琴。”
　　“陈琴是到这里修三线。”况其民说，“‘你老’不是大修队的吗，他就是大修队的民工。”
　　原来，陈琴是下乡到湖北大悟的江口知识青年，今年20岁。听说公社要组织民工参加三线建设，他就来了，刚好分派到谷越春的铁路大修队，住在湾子旁搭盖的临时工棚。平时收工没事就在附近散步，和谷越春一样，听到湾子里传出二胡声，就和况其民成了朋友。
　　“好了，还是拉琴吧。我拉二胡，给你伴奏，你唱歌儿，好吧？”况其民欢快地说。
　　谷越春犹豫着。他，一个喜欢唱歌的人，一个曾经视歌唱为生命的人，一个从小就被妈妈骂“一天到晚总在念你的‘叨叨经’”的人，自从被打成“反革命”后，就再也没唱过歌了。记得在鄂南山区“五•七干校”劳动时，在山上无人之处唱过一次，后来被人打断了。有一次听到一群孩子快快乐乐地唱：“雪山升起哟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哎哟把歌唱……”这首节奏欢快、曲调优美，自己非常喜欢的藏族歌曲，当时真恨不得跟着他们一起唱啊……孩子们歌曲唱完，干校一个民警喝彩道：“好啊，唱得真好啊，再来一个好不好？”这群孩子唧唧喳喳地要这民警唱。不料民警自己没唱，却指着谷越春向孩子们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的歌唱得最好！”那一刻，谷越春是多么想唱啊，但没有唱，只是痛苦万分地说：“我唱歌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片刻，陈琴拉了一曲《北京颂歌》。那激动人心的旋律啊，把谷越春又带到了他向往的首都北京，禁不住双手挥动，嘴里跟着哼起来……
　　接着，陈琴又开始拉曲子。这是一首陈刚的《我战斗在金色的炉台上》小提琴曲，随着轻快美妙的琴声，谷越春轻轻地唱：
　　“我战斗在金色的炉台上，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
　　老妈妈的开水烧好了，给每人倒了一碗，还放了糖、洒了一层米泡，谷越春第一次喝到这别有风味的糖水米泡茶，一时兴起接连唱了好几首，《洪湖水浪打浪》《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他憋得太久了！他心中的那些赞歌，一天不唱都觉得不舒服，何况几年没唱……
　　“唱得好呵！唱得真好……”突然，房门被一群女人推开，一阵浓重的鄂北口音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还在想，是哪里的人歌儿唱得这样好！”
　　“我还以为是哪个屋里买了大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没想到‘况个妈’家里这多会唱歌的人……”
　　况妈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陈琴、谷越春、陈德顺都感到有点难为情。看到他们这个神态，这群人又大声说：“冇得么事，我们喜欢听歌！”兴致勃勃地谈笑了好一会儿，才一个个离开。
　　可这几个年轻人还没有要散的意思。
　　“你是天才。”谷越春对陈琴说。
　　“原来我准备考‘中南艺术专科学校’的……后来下乡……”陈琴说。
　　“我也考过‘江口人民艺术剧院’。如果以后马思聪见到了你，肯定会收你为徒的，你肯定能成为小提琴家！”谷越春说。
　　“不可能了，”陈琴说，“马思聪已经跑到美国去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只带一把小提琴……”
　　生命，这就叫生命。谷越春想。
　　
　　谷越春大妹谷荷莲和一般下乡知识青年不同，她是作为师范毕业生，分配到鄂西北一所离公社很近的中学任教。中学四周都是菜地，一排排结满果实的茄子、豆角，一块块长势喜人的白菜、萝卜……和蔬菜缺乏的江汉相比，这里显得优越多了，离铁路也很近，往来都还方便。
　　学校很重视大城市来的师范生，让她教高二。起初她还有顾虑，自己不过处在高三水平，怎么能带高二呢？后来听人说，这里的老师还没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都是凭实践经验。那一段，谷荷莲教得也不错。17、8岁的学生比她还高，很喜欢这位大城市来的老师。学习委员胡成才心地善良，时常帮老师做点儿家务事；逢休息还从家里自留地带些瓜果蔬菜给老师，让举目无亲的谷荷莲感到很温暖。
　　“怎么一直没见你的‘他’呢？”时间一长，学校有人关心地问谷荷莲。
　　“他在哪里工作啊？一定很漂亮吧？”
　　这是谷荷莲最大的心病……
　　借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之机，想方设法认识谷荷莲的邹致风，谷越春一直强烈反对成为自己的妹夫。觉得他不仅个子小、相貌差，配不上妹妹，而且思想也不纯……可当泪流不止的妹妹“生米已成熟饭”时，他又能奈何！“他欺骗了我的大妹。”谷越春愤怒地想。
　　大妹结婚那天他没回家，只是撕了一块布料做礼物……孩子还没出生，邹致风却因一次武斗事件被逮捕入狱送沙洋劳改……
　　“姑娘伢，菜籽命，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孩子就要出生了，身边也没个亲人。谷荷莲知道自己的处境，没办法，学校派胡成才等四个学生用担架将她抬到公社医院。
　　走到一条河边，发现河水已上涨了，如果再抬的话，担架肯定要泡在水里。
　　“怎么办呢谷老师？”胡成才为难地问。看到这个情况，谷荷莲也只得说：“就只有难为你们了……”胡成才等几个同学二话没说，脱掉鞋子，挽起裤管，将担架扛在肩上淌水过河……
　　谷荷莲生了个胖小子。满月后，还是由学生胡成才送她回到了江汉。
　　谷越春看到了自己的亲外甥十分欣喜：襁褓中的孩子红扑扑的圆脸蛋，忽闪忽闪的大双眼皮竟酷像自己……
　　“外甥像舅有官做。”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叫谷越春，“给伢起个名字呵，春伢，又是一代的人了！”
　　真的是像自己，谷越春也非常喜欢这个家庭的小成员。“这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又是一只没有父亲、孤零零的鸿雁……”谷越春想。“就叫‘伶鸿’吧，你看怎样？”他对大妹说，“那里的工作怎么样，还顺心吧？你们其他的同学呢，他们分到哪里了？”
　　“都还好。”大妹说，“学校对我很信任，刚去就叫我带高二。我们同学都分到附近公社中学，几个有‘路子’的分到县城和镇中学。条件也还好，那里蔬菜很充足、新鲜，也很便宜……”
　　“这次荷莲回来还带了好多菜哩！要吃几天……”母亲高兴地插道。
　　“你回来坐什么车，快车还是慢车，有没有座位？”谷越春又关心地问。
　　“我找了个下乡知青，他认识一个列车长……把我们带回来的。”大妹说。
　　“老去麻烦别人也不好。”谷越春说，“走的时候还是买个票。”
　　“走的时候就到新货场坐货车。”大妹说。
　　“扒货车？还带着一个孩子？！”谷越春吃惊地说，“这不是你串联的时候……再说人家也不让坐的！”
　　“嗨！哥你是不知道，坐货车的人多得很！”大妹说，“你还不知道吧？他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来回回都是坐的货车！有几个知青认识车长、坐火车的？又有几个知青有钱买车票？”
　　“那车站就没人管吗？”谷越春在车站工作过，知道车站是绝对禁止闲杂人员进入的。再说，那么多的人坐货车，出了事怎么办？
　　“哎呀哥！你不知道哇。上山下乡该有多少知识青年呀！他们管得了吗？再说，那些运转车长一看是知识青年，连问都不问……车站也好，货车也好，他们自己的儿子、姑娘也有下乡的呀，哪个不同情哪……”大妹说。
　　“是啊，”谷越春想，“只要有儿女的人，都下乡了。他们都是父母心尖儿上的肉，走了哪个也舍不得。和自己一样，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比自己难多了。想父母了，想亲人了，想回家看看，谁有钱买车票呢？有的知识青年临走，父母也就是给个三、两块零用钱，哪舍得用钱买车票哇……”
　　“由他的命去滚吧……”大多数父母都是这样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