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饮酒惹祸 索表蒙冤（一）

　　郝治平进入乌龙一中后，担任初中的俄语教学工作。为了教好书，他就恭恭敬敬地向一位从大学俄语专业毕业的俄语教师求教，拜他为师。在这位教师的热情帮教下，郝治平学到了不少俄语知识和教学经验。这时他惴惴不安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为了指导郝治平如何上好课，在上第一堂课时，这位老师还坐在教室里听了他上的课，课后又针对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指导。在这位老师悉心地帮教下，郝治平逐渐适应了教学工作。
　　为解决学生学习俄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郝治平反复钻究教材，查找资料，认真备课，他案桌上的灯总亮到深夜。他还根据当地土家语、苗语的发音和这两种语言都有“主谓倒置”、“动宾倒置”以及疑问代词用法等方面都与俄语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特点，进行对比教学，解决了学生学习俄语遇到的读音和语法困难。学生很快就学会了舌颤音字母“P”的发音，名词的“性”、“数”、“格”和动词“变位”、“软读“硬读”等困难也逐步得到解决，学生慢慢闯过了学习难关。为了更好地把俄语教好，郝治平订阅了一份有关俄语教学的杂志《СПУТНИК》（《卫星》）。这份杂志给郝治平的俄语教学帮了大忙，解决了俄语教学中许多实际问题，他的俄语教学水平也逐步得到了提高。为了激发学生学俄语的积极性和兴趣，又不感到枯燥单调，郝治平就在课余时间教学生唱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几首俄语歌曲，如《Ой，цвететкалина》(《红莓花儿开》）、《Подмосковныевечера》（《莫斯科近郊的晚上》）和《Катюша》（《喀秋莎》）等，让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学习俄语。郝治平在教学中深感知识有限，为了获取更多的俄语知识，搞好教学，他还同教高中的俄语老师一道，在业余时翻译苏联作家波列伏依（Борис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левой）俄文版的长篇小说《ЗОЛОТО》（《黄金》）。通过翻译，郝治平获得了许多俄语知识，俄语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教学也得心应手，深受学生欢迎。
　　到了1960年，学校取消了俄语教学，郝治平便安排在当时学校所设置的师范部改教语文课。由于教研组长萧老师的真诚帮助，再加上自己刻苦钻研，他所教的语文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旁征博引，很受同学们欢迎，在全州中学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他写的论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在观摩活动中被传阅，深受同行们的赞赏。
　　郝治平第一次领到工资时，非常高兴，把钱数了又数，激动得哭了。因为从呱呱坠地起，到后来慢慢长大，再到上学读书，都一直用的是父母的钱，每一分钱来得是那么不容易，都渗透了父母的血汗，现在终于自食其力了。每月虽然只有20多块钱，但是他十分满足，每月的伙食费只要10元左右，完全够用了。这时，郝治平又想到了康复不久的父亲，就托人带口信要父亲来县城玩几天，因为父亲一辈子都呆在农村，没有进过城。郝治平的父亲接到口信后，非常高兴，祖祖辈辈数代人，只有儿子一人跳出了“农门”，现在终于“出息”了，有了工作，做父亲的也觉得很体面，很光彩，很想到学校去看看教书的儿子。为了给儿子争个体面，父亲便换上了那仅有的一套青斜纹布料做的开胸布扣新便衣。这套衣服他平素舍不得穿，在逢年节或走亲戚时才穿。父亲带着儿子平素爱吃的板栗和花生，去进城看儿子。父亲虽然年过花甲，但舍不得花钱坐车，就凭一双脚跋山涉水，步行了60多里山路，来到了儿子工作的学校。父亲是劳动惯了的人，在儿子这里吃了玩，玩了吃，闲着无事可做，感到很不习惯。住到了第五天，父亲对这种“坐享其成”的生活实在受不住了，硬总是嚷着要回家，郝治平怎么挽留也留不住。父亲似乎生气地说：“成天坐着无事做，觉得脚手好像没有放处，很不自在，我情愿回去挣几分工分舒服些！”于是便动身要走，郝治平不得已只好送父亲回家里。
　　郝治平送父亲来到了县城大街上，给了父亲10元钱，好让他买点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对父亲说：“爸，你是第一次进城，城里新鲜东西多，我给你这10块钱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我什么东西都不缺，有了一日三餐还缺什么！”父亲硬不接钱。一个要给，一个不接，父子俩像吵架似的，争执了好一会，还招惹了路人的围观。
　　父子俩走到土产公司店面前时，父亲看到店铺有从本地山中生长的漆树上采割的土漆出售，驻足观看了很久，舍不得离开，走了几步又返回来，总是在这里徘徊，原来他看中了这土漆。前不久父亲病危时，家里请木匠为他制作了一副棺材，因为当时没有买到土漆，所以现在还没有刷漆。当地流传下来的习俗，老人在百年归寿前，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只求躺在一副刷了土漆的乌黑发亮的棺材里入土安葬。年迈的父亲看见了土漆后，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考虑到儿子刚参加工作，不好意思开口向儿子要钱。郝治平立刻领会了父亲的意思，便为他买了刷一副棺材所需的3斤土漆。看着乌黑发亮，漆滴流下时拉起细细长丝的土漆，父亲爬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说：“现在我放心了，再也没有什么牵挂的，这辈子我什么都不缺了，死后眼睛一定紧紧地闭着！”父亲提着装漆的小铁桶兴高彩烈地离开了店铺。到了汽车站门前，郝治平对父亲说：“爸，你年纪大了，路程又这么远，跋山涉水，走路吃力，坐车回去。你就坐在候车室休息，我去买车票。”
　　“车票多少钱？”父亲问道。
　　“8角钱。”
　　“太贵了！太贵了！8角钱在农村要卖10多个鸡蛋，可以买好几斤盐，省着点要吃两三个月，用来买车票多可惜！我走路，不坐车！”一边说一边提着漆桶走了。在儿子和一些乘客多次地劝说下，父亲才十分不情愿地同意坐车回家，让儿子去买票。郝治平扶着父亲上车时，把口袋里仅剩的6块钱悄悄地放进他衣袋里。汽车开动后，郝治平才大声喊着父亲说；“爸，你口袋里我放有6块钱，小心别掉落！”郝治平目送着渐渐离去的父亲。父亲带着儿子给他买的土漆，用手紧紧地按着揣钱的衣袋，心满意足地坐着汽车回了家。这是郝治平的父亲第一次坐汽车，他一辈子只坐过这一次车。
　　郝治平对能在乌龙一中教书，感到很满足，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一次在教务处为任课老师安排问题上产生的争执，使郝治平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羞辱，弄得他非常难堪，几乎无地自容。事情的起因是，初中三年级有两个班学生的语文成绩一直都很差，学生对教语文的向老师教学方式方法意见很大，多次向教务主任反映要求换老师。语文教研组长萧老师根据实际情况，向教务主任建议让郝治平去接替向老师，于是为任课老师的安排问题就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争执和吵闹。
　　解放前，这位向老师家境比较殷实，家中花钱把他送进重庆一所大学去读书。入校后，他却很少在学校，是一个浪荡子，后来用鸦片买了一张大学文凭，并无真才实学。这位老师还刚愎自用，老气横秋，不服教务主任安排，坚持要赖着教书，不愿学校安排他去总务处搞后勤工作。听说要撤换自己，当场就吵吵闹闹，和教务主任争得面红耳赤，当着众多老师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要换我？我一个堂堂的大学生还不行？让一个高中生来接替我，他算老几呀！他知道大学的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吗？”
　　在场的一些老师对这位老师的底细都很清楚，对他的“本事”也心知肚明，看他如此吼吼叫叫，自不量力，只是付诸一笑。但这位老师的这几句狠话，千斤万两，份量很重，狠狠地击在郝治平的心头，有“恶语一句六月寒”的感觉。郝治平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底细，当场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愤，觉得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萧老师也因为这件事感到左右为难，觉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这件事过后，郝冶平冷静地一想，的确，学校许多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他认为这块招牌含金量很高。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别人是不屑一顾的，在众多的老师中好像低人一等，被人看不起也理所当然。郝治平深感无大学文凭之苦，假若有张大学文凭，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和别人争争高下，也绝不会这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羞辱。受到这次羞辱后，自尊心很强的郝治平觉得丢尽了面子，不好意思继续呆在学校，于是便忍痛辞去了教师工作，去参加高考，一心要进大学镀镀金，洗雪耻辱。8月份，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拿着鲜红的通知书，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曾受过“胯下之辱”的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因当时正值过“苦日子”之际，和所有的老百姓一样，郝治平家庭经济也极度困难，父母亲的年纪都大了，他考虑再三，审时度势，再不好高骛远，根据实际情况，只填报了师范专科。这是因为，一是读师范花钱不多，二是能早日出来参加工作。郝治平省吃俭用，勤奋刻苦，凭舅父十分有限的资助，在大学专科读了两年，1962年暑假毕业回到家里，与其他几个同时毕业的同学都兴高彩烈地等待着教育局分配工作。然而，“天有一时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难料之祸福”，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给郝治平带来了厄运，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不但分配工作的希望化为乌有，而且他也因此而坠入惨痛的深渊，蒙受了牢狱之灾。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穷乡僻壤的昭阳镇也莫能例外，老百姓生活物资匮乏，处于饥饿之中。镇上的老百姓为了度过饥荒，就到远离小镇20多里外的高寒山区釆挖蕨根，提取蕨粉度荒。蕨根挑运回家后，先用水洗净，然后放在石臼里捣烂，再将捣烂的蕨根放在大木缸里加入适量清水，用一头削尖的十几枝小野竹捆扎而成的“竹杵”反复杵捣、淘洗，最后把淘洗蕨根的水从安在木缸下侧的竹筒放出，流进另一口木缸，经数小时后水中所含的淀粉便沉淀在木缸底部，将水放出，取出淀粉。把这种淀粉加上适量的水后放在锅里加热搅和，直至熟透，就成了“蕨粑”。在饥荒年成，当地老百姓常用它来充饥。也有老百姓上山采摘火棘子，当地叫“救兵粮”，拿回家与野菜一起捣烂煮熟填充肚子。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农民都患上了“水肿病”。为了治疗水肿病，专门治疗机构就砌一个大灶台，在上面安放一口大锅，锅里放水，锅上放一口大木甑，再把水烧开，让水肿病患者呆木甑里面去熏蒸，就这样治疗水肿病。在当时，老百姓过的是实实在在的“苦日子”。
　　与郝治平同一家族的郝振邦，按辈份应该属公公（叔祖父），多年来一直在镇上开小商店。解放初期去了香港，在裕丰搪瓷厂工作。正值内地过“苦日子”的时候，郝振邦从香港给他家里寄来了一些当时内地紧缺的生活物资和两块手表。他妻子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一字不识。她在镇上邮电局领取包裹时，正碰上郝治平在邮局看报纸，就对他说：“治平，今天凑巧碰到你在这里，正好，婆婆不识字，你代婆婆在包裹单上签个字。”郝治平不假思索地代婆婆在单上签了字，然后便走了。
　　“治平你别走，索性耽搁一下。”婆婆抓住郝治平说，“婆婆难得再到别处求人给你公公写回信，到我家去，帮婆婆给你公公写封回信。”
　　“好，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就帮婆婆写吧。”郝治平答应了婆婆的要求。
　　郝治平就随婆婆到了她家里，代她写信。写完信后，郝治平第
　　一次看到了摆在桌子上那两块从香港寄来的闪闪发光的“双狮”牌双历自动手表，既好奇又羡慕，便对婆婆说：
　　“这手表真是漂亮啊！”郝治平把手表拿在手上看了又看，非
　　常羨慕地说，“我也快分配工作了，若有块手表工作时多方便啊。可惜我们这里很难买到这样的手表啊！”
　　“治平，你喜欢这手表？好，我要你公公寄块回来好了。你在信上以我的口气再补写几句，要他再寄块手表来。这两块表是你公公原先答应别人带来的，不然的话，你可拿块去。”婆婆解释说。于是郝治平就在信纸最后几行下端，以婆婆的口气补写上一句话：“郝治平大学毕业了，正等待分配工作，为今后工作方便他想买块双狮手表，若方便给他买块寄来。”
　　写完信后，郝治平动身要走，婆婆拉着他不放，一再苦留他吃晩饭。餐桌上摆了两个用香港寄来的罐头做的菜，还有一瓶红酒，这些东西在当时当地可算是非常稀罕的美酒佳肴了。从来不喝酒的郝治平，在婆婆一再劝说下，也喝了一点酒。不久，满脸通红，似有醉意，糊糊涂涂，只觉得天旋地转，话也多了，自言自语，说话也毫不顾忌，对当时的困难生活发泄了几句牢骚。他对着婆婆说：“婆婆，亩产稻谷几万斤，这事你相信吗？高产卫星上天，老百姓却没有饭吃，这是讲假话，吹牛！”他还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大兵团作战有出工不出力的弊端不满，发牢骚说：“难怪老百姓编顺口溜说，‘食堂吃饭端大钵，田间出工躲边角，开会半夜再记工，好歹工分一样多’，这话说得实在！”婆婆知道“墙有缝，壁有耳”，担心他醉后乱说会惹出是非，就急忙制止，叫他多吃菜饭，来堵住他的嘴。但郝治平仍控制不住自己醉后的激动，还似乎在发牢骚。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当时，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些话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是对“三面红旗”的攻击诬蔑，必然要受到追究，一定严惩不贷，况且在此前已有先例。
　　昭阳镇上有个叫陈善治的老人，体弱多病，家境贫寒，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他常以捡破烂度日。镇上的街头巷尾，墙角檐下，风雨桥上，常是他避风躲雨和疲劳时休息的地方。他曾读过私塾，见识比较多，能说会道，谈吐诙谐，口若悬河，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陈嚼舌”。人们吃过晚饭或有其他空闲聚集在一起时，就请他“摆龙门阵”。他就在街头巷尾席地而坐，一边用烟袋抽着旱烟，一边凭“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地讲起古今故事来。《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聊斋》，《啼笑因缘》、《金陵春梦》等等古今故事，他都能完整无缺、生动形象地讲出来，有时还加以适当的解释或点评，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对他大加赞赏。人们在听得高兴时，会送给他一袋旱烟抽抽，叫他提提神，好继续接着讲。他无钱买旱烟，只要别人肯送，他都来者不拒，照收不误，就以这种方式解决了无钱买旱烟抽的困难。但是，他也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时间久了，他认为这是在吃别人的“嗟来之食”，觉得好像不体面，颇有“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感受，于是他便决心想办法自己弄钱买旱烟抽。从此，“陈嚼舌”十来天闭门不出，闷在家里苦学会了打草鞋。一天赶集时，他提着自己打的草鞋在集市上叫卖，人们对这事都感到非常惊奇。有人就与他开玩笑说：
　　“啊呀！‘陈嚼舌’，只有十几天时间不见面，现在就卖起草鞋来了，有本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啊！”
　　“哦，你们也真是少见多怪哟，这有什么稀罕？穷则思变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陈嚼舌”也满面笑容地用当时的潮流话回答说。
　　“不错，真有本事，这么大的年纪很快就学会了打草鞋，真了不起啊！”这时有人又逗他说。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打打草鞋，何难之有！”他非常得意地回答说。
　　“‘陈嚼舌’，都这么大的年纪了，钱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卖了草鞋得的钱也应该买点东西吃吃，你最想吃什么？”有人又逗他说。
　　“下定决心打草鞋，不怕牺牲上街买，排除万难吃碗面，争取胜利回家来。”“陈嚼舌”笑呵呵地说，“一看到别人嗖嗖地吃面条，我就馋得吞清口水，所以我才学打草鞋，卖钱买碗面吃啊！”
　　“陈嚼舌”这几句话刚刚一出口，就立即引起了周围的人捧腹大笑，认为他确实肚子里有“货”，能说会道，出口成章，说得特别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