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张兰花小时候就喜欢读书，读到小学毕业时，父母就不让她读下去了。母亲总是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搞什么，到头来还不是在为别人家培养嘛。姐姐们都下来了，你也下来吧，早点挣工分，给弟弟上学。”虽有不满，也无奈啊。
　　那时，她人小啊，即使跟别人干同样的活，一天只能挣六分工，姐姐们都已经挣十分、八分工了。
　　再说说张兰花的父亲张有武吧。他是个孤儿，解放前是个小木匠，木匠手艺是跟兰花的爷爷学的，爷爷没有能熬到解放这一天，就贫病死去。解放时张有武划成份是雇农。
　　母亲贾瑶芳娘家成分不好，经济富农，属于“四类分子”，当年与张有武认识是由于偶然的一次见面。
　　关于张兰花的母亲，也就是我另一部小说《我也很重要》的主人公李水莲的生母。那一部，我没有详细介绍。
　　那一年，农村搞互助组，上面工作组要来检查农民的收成情况，村干部紧急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用粗糠、稻瘪子等放在稻茓子底层，上面一层浮面铺上收上来的好一点的稻谷，这样稻茓子就高高的，工作组来一看：“哦，不错嘛，互助组搞得有成效。”
　　在一个村检查后，吃过饭，再到另一个村查。贾瑶芳娘家谷冲崔检查完了之后，工作组在吃饭，村长跟大张村村长是亲戚，派一个人到大张村送信，告诉他们工作组来了。选来选去，还是派贾瑶芳去，虽说她家成份不好，但她机灵聪明，知道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兰花继承了母亲的这个性格。
　　那天，张有武正在村长家修生产队的犁耙，一眼看见贾瑶芳就忘不了，就托村长介绍。贾瑶芳家也没挑剔，张有武用两间茅草屋，一张床，一张大桌子，一口锅就把贾瑶芳娶回家了。茅草屋是解放时分得地主家的，床和桌子是他自己用树打造的。夏天一到，晚上，蚊子多的打脸，一吸气能吸一口蚊子；老鼠不分昼夜，不分场合在家打架。
　　张兰花小的时候经常听父亲说起爷爷的事。
　　张兰花的爷爷专门给崔家村的崔家富和谷冲崔村的贾瑶芳娘家做木工，这两家是当地有名的生意人家，后被划为经济富农。崔家富家做楠木家具生意，贾瑶芳娘家做棉花、布匹生意，家里有大型纺纱机和大型织布机。
　　张有武还是在小时候，跟着兰花的爷爷到贾瑶芳家里修理纺纱机什么的。那时，贾瑶芳也小。等解放了，兰花的爷爷也死了，家里也分到土地了，他们就不怎么见面了，直到那次偶遇，长成大小伙的张有武见到了亭亭玉立的贾瑶芳，怦然心动，怎么就忘不了了。
　　一个又一个女孩的生育，让贾瑶芳脾气大长，越生越穷，越生越想要一个儿子；孩子多，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饥饿苦难的生活把她磨练成一个悍妇。
　　张兰花姐弟的童年虽然辛苦，还是开心的。父亲经常带回废旧的木头边角料，做成小桌子、小凳子、小铲子、小木勺、小手枪，还有小木桶装沙子，虽然是为弟弟做的，兰花也能玩到，这些是其他小朋友们没有的玩具。
　　弟弟上初中时，每年暑假，父亲张有武都要买一百只鸭子给他放养。鸭子好养，暑假两个月就成熟可以卖了，暑假期间正式杂交稻收割的季节，田里有大量的杂草，遗落的麦穗，这些都是鸭子的好口粮。
　　刚一放假，张有武就带着兰花和弟弟忙开了。从村东头自家的责任田把白沙土挑回家，这种土粘性大，别的地方的土不行。张闯和兰花用篮子抬，大姐带领四个姐姐们负责把土堆在一起，中间扒一个坑，从弯沟里挑水来倒在坑里，再用铁锹从中间慢慢把土往水里扒，慢慢搅拌，不要破边；中间刚扒开的空洞像是刚爆发出来的火山口，里面注满了水，浸泡一会儿，水慢慢渗入土里，就可以从外围搅拌了。这样，泥浆就和好了。
　　张有武把上一年的干稻草放进泡好的泥浆里，用手裹吧裹吧，在后院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地基，先是薄薄的一层，慢慢加厚，直至有一尺高，两尺高，形成一个小土围子，表面抹的光滑圆润。从横放在后院的树干中，拣出最细的一根，用锯子锯成一段一段。这些树干，兰花知道，是前年父亲砍下门口的那几棵大柳树，放在弯沟里泡了一年，去年才捞上来的，说是留着等张闯长大了娶媳妇打家具，枝丫可以搭个地震棚、鸭棚什么的。
　　张有武把树干用铁丝绑成三角形，叫儿子扶好，再用草绳子把交叉点捆结实，草绳是兰花搓的，也是父亲教她的。隔年的稻草用水打湿，润一会儿软了，就可以搓了，要粗绳就多拿几棵稻草，要细绳子就少拿几棵稻草。兰花用屁股把稻草根坐在凳子上，用两只手分别拿几根稻草上下一搓，不同方向上劲，最后一盒，半分钟，一条短草绳就完工了。
　　张有武把两个三角架分别放在长方形的土围子两头，然后把三脚架的底边用泥草固定在土围子的地基上，说：“好了，等泥干了，再捆上细竹竿做檩条，铺上草毡子。”草毡子也是隔年的稻草用草绳穿结成的，像粗糙的稻草席子。上面扎上稻草，房子就算造好了。
　　几天后，兰花高兴地看着买来的鸭子住进了干净的鸭棚。张有武感慨地对兰花说：“我小时候，有这样的鸭棚住，就幸福了，这鸭棚即使到冬天也暖暖和和的。”
　　“那你们住哪里？”兰花问。
　　“和你爷爷住在崔家富家的驴棚里，驴棚的墙是半截的，上面不到屋檐，有时候，晚上驴撒尿喷得我们一脸都是。”
　　“他家不是有很多房子吗？”
　　“那是给他们家的家具住的，长工住的房子好一些，好几个人挤一间房，短工就没有房住了。喂猪的跟猪住一块，喂鸡的跟鸡住一块，养驴的跟驴住一块……你爷爷和我是打家具的，本当和家具住一起，因为家具是贵重物品，又不会出声，被偷了，也不会喊人，崔家富他老子不放心我们，就让我们和养驴的一起睡驴棚。不过，他家伙食还可以，每次都能吃饱，又从不打人。崔家富他老子舍得让长工、短工吃，是个笑面虎，要不，土改时，他老子没被枪毙，是有人替他说好话了。”
　　张闯的右眼就是在那年夏天放鸭时，被崔文清打坏的。
　　兰花家那天破天荒养了两百只鸭子，幼崽的时候死了四只，还剩下一百九十六只，其中有一只最小的麻鸭，跟别的鸭不一样，就是长不大，兰花她们都叫它“小窝子”。
　　由于大张村和崔家村的田连在一起，两个村放鸭的孩子容易到一起玩，有时候，鸭群就走到一起，在同一家稻田觅食。那天，张闯正碰到崔家村的崔文清也在放鸭，他比张闯大好几岁，鸭子有认生性，所有的鸭子混放后都各自分开了，就那只小麻鸭非要往崔文清家的鸭群里钻。崔文清说是他家的，他家的都是小麻鸭，和兰花家的那只逃跑的“小窝子”麻鸭差不多大。张闯说：“我家的鸭子都剪了后指跟！”逮到鸭子一看，果然是；但崔文清不让：“我家鸭子都是小麻鸭，你家是大黄鸭，这个鸭子是我家的！”
　　两个男孩互不相让，由推推搡搡变成拳脚相加，最后这个崔文清用弹弓的钢珠把张闯的右眼打得血淋淋。
　　回家后，张闯擦干血，不敢跟大人说，夜里疼的受不了，才被大人发现；第二天送到石桥镇卫生院，说是右眼视网膜破裂，右眼是保不住了，最后到合肥做了右眼摘除手术，花钱安了个狗眼珠。
　　贾瑶芳吵到崔文清家，经大队调解，崔文清家赔偿两百元，以后两清。钱，是崔家村村委垫付的，以后从工分里扣除。崔文清家老头老娘早死了，就兄弟两个，都不再上学了，在队里挣工分。
　　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崔文清后来当兵政审没受影响，就像压根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张闯读书读到初二就不想去学校了，他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嘲笑的口气，他变得自卑起来，不愿与外人多交流。
　　不上学就不上学吧，在家种种田，帮父亲打打家具，学个木匠手艺，以后也会有饭吃的。
　　兰花是大麦糊糊加野菜养大的。七个孩子，七张口，家里的树都要吃光。
　　“妈妈，咱家什么时候能吃上白米饭呀，为什么总是大麦粥、野菜饭？”
　　“我们家两个人挣工分，九个人吃，能够吃吗？明年开过春，你不要上学了，回家挣工分。”
　　“这孩子聪明，让她上初中吧。”父亲张有武狠狠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萩着他眼眯起来，如同蹲在他身旁的花斑猫的眼。
　　“你少抽点烟，能省不少钱。”
　　“我现在不都没买烟了嘛，自己卷着抽。”兰花看见父亲用她们作业本的纸裁成条条，卷起一小撮土烟叶，卷好后用舌头把纸边弄湿，封好口，用火柴点燃，然后猛吸一口，像是解了个大馋。
　　兰花也是闻着父亲的土烟味长大的。
　　每年秋天生产队分稻时，兰花家的稻堆子总是比别人家的小。打谷场上都是一堆堆各家户主的名字，兰花家写的总是父亲张有武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总不写母亲贾瑶芳的名字。兰花好奇，问父亲；父亲说：“等我死了就写你妈的名字。”稻堆子一排排堆着，像一个个小坟头，又像一个个大乳头。各家用箩筐挑各家的，即使隔壁堆子没人来挑，也绝不会有人偷盗的。有的人家忘记当天挑回家了，第二天，堆子还在。稻子、大麦、小麦、山芋、花生，田里的，生产队的一切都是按工分来分的，这就是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的渐进式合作化道路的农村，从小私有农业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兰花上学时背着语录，可肚子还是觉得饿呀。
　　下午要带篮子上学去，因为学校四五年级到崔家村去摘棉花。棉花地在崔家村的老坟地旁，兰花和几个女生正在埋头摘棉花，猛一抬头，看见两三个房子一样的坟墓矗立在眼前，山墙还开了小窗，里面黑洞洞，仿佛有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从里面注释着她们；又仿佛随时会有一只手从洞里伸出来，几个女孩子都吓哭了。那晚，兰花回家后就发烧了，三天没去上学，大队赤脚医生来看过，花了兰花妈一块钱，留下几粒药就走了。三天后，烧渐渐退了。
　　兰花至今还记得她有一个谷冲崔的同学，孟桂花的哥哥孟军，那年夏天在学校组织的帮村里抢收稻子，不幸被雷打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午后，眼看黑云要压过来了，一阵乌云就是一阵雨。生产队动员学校来帮忙抢场，孩子们负责场地里收稻草，稻草是牛的饲料，大人们去田里把已经割下来的稻子挑到打谷场上，赶在暴雨来临之前，脱粒、拢仓。稻草是前一拨收成的，已经晒干了，捆好后要堆成一个草堆，草堆堆到一定高度，上面就要有一个人站在上面，负责把每一捆草按顺序码平，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加。
　　孟军虽然年龄不大，十三岁，但个子长高了，看上去像十六七岁的孩子，队长叫他上去码。草堆子越码越高，天空刮来一阵阴风，夹带几滴雨，落在地上，砸得灰尘一个个圆点，有一分钱大小，空气中土腥味很重，大暴雨马上就要来了。说着话瞬间风势加强，队长叫孟军顺着梯子下来，就他一转身时，“咔嚓嚓”一声巨雷，在场地上所有的人浑身一激灵。不知什么原因，孟军突然一个趔趄大叫一声直直从草堆上摔下来，吓得下面小一点的同学哇哇大叫。队长快速跑去一看，只见孟军浑身在抽抖，脸色煞白，手心黑黑的，衣服也糊了一条。
　　“不好，给雷打了！”生产队长叫了一声。有几个大人围拢过来，大家手忙脚乱，找来木板车，把孟军抬上去。孟桂花使劲喊：“哥哥！哥哥！”孟军嘴微微张开，没有声音，雨点如黄豆般砸下来了，噼里啪啦打得人脸直叫痛。打谷场上，有挑稻子的大人回来了，继续把余下的草收拾干净，这是牛的粮食。
　　孟军闭着眼，头随着板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不停地晃动着。他听不见妹妹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也听不见风声，听不见雨声，什么也听不见。他那张孩子气的脸被雨滴肆无忌惮地拍打着，看上去像是泪流满面。队长光着膀子，赤着脚，拼命拉着木板车飞快朝公社卫生院跑去，顾不上脚底板硌上石子，后面跟着两个大人，也连走带跑。
　　后来，孟桂花三天没有来上学，听说她哥哥那天没到卫生院就死了，当天就拉回来了。多年以后，兰花每次想到那一场景，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她一直都记得，孟军当时的那张本来俊秀的脸，在那一刻变得扭曲狰狞的样子。
　　后来听说，那一季，谷冲崔给他家多分两百斤稻子。学校号召全体同学向孟军学习，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再后来，这个孟桂花也嫁到了崔家村，成了崔文清的妻子。那年，为抢水，和兰花家差点打起来，这是后话。
　　说起来，张兰花和丈夫崔文礼还是小学同学呢。崔文礼的父亲崔家富是崔家村的经济富农，母亲黄翠霞娘家是贫农，崔文礼家就被划为“四类分子”。说来也奇怪，张兰花的母亲娘家也是经济富农，父亲张有武是贫农，张兰花家就被划为贫农。这些兰花搞不懂，她得出结论，家庭成分是随着父亲划分的。为什么要化成份呢，她也搞不懂？问父亲，父亲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了。兰花还是不懂，父亲说，小孩子不懂就不懂，长大了就懂了。可兰花觉得，父亲也不懂，是在装懂。
　　张兰花所在的小学叫“联合小学”，顾名思义，是大张村、崔家村、谷冲崔和周家庄四个村联合在一起的学校，只有小学。孩子们上初中有两个选择，一是橄榄集中学，一个是石桥镇中学，因为他们离石桥镇近些，所以，村里有上初中的孩子大多上的是石桥中学。
　　联合小学起初没有教室，是在崔家村租的三间民房，供一二三年级作为教室，生产队每年多分给租房户一些稻谷。四五年级就设在两间好一点的房子里，虽然也是草屋，四个墙柱子是用青砖砌的，原本是崔家富家的牛棚，解放后变成生产队的牛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牛一个一个相继死去，传说是给崔家富家原先的牛的怨气冲的，村里重新盖了小一点的牛棚子，这里就空了出来，当作教室。上下课敲的铃子是一节上了锈的铁轨疙瘩，上头正好有眼，穿根铁丝挂在屋檐下，冬天挂着长长的冰锤。一节小树枝在铁疙瘩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同学们像开了栅栏门的羊群，勾搭撕咬往外涌。
　　崔文礼也背着书包往外跑，看见父亲崔家富站在不远处一棵榆树下，一脸黯然向他招手，把家里的钥匙递给他说：“你和弟弟们回家自己烧吧，白菜，你妈都已经洗过了，烧好饭菜，你们吃过上学去，把门锁好，不要等我们，我和你妈还要去干活。”
　　连续有几个月，崔家富都来到学校把钥匙丢给儿子，然后，等我们上下午第一节课时又到学校来把钥匙拿回去。
　　张兰花从父亲那里得知，他们在盖新学校。张有武是木匠，也参加了由全大队“四类分子”组成的施工队。几个月后，老师告诉兰花他们，下学期就可以搬到新教室了。
　　崔文礼的父亲和母亲在每天生产队放工之后，还要去新学校那干四个小时的活，他们是义务劳动，没有工分，是参加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兰花父亲因为是贫农，盖房子就不需要在生产队上工了，而且还算他每天十分工。
　　新学校位于大张村和崔家村之间的一块高地上，那土坡像个巨大的坟冢，一边是缓坡，一边是陡坡，缓坡这边是崔家村的，陡坡这边是大张村的；因为这块地不是太好耕种，所以两个村把它贡献出来当作学校用地。
　　兰花小时候经常在陡坡这边玩滑滑梯，天然滑滑梯，磨破了好几条裤子，挨了母亲多少顿骂，多少大小拳头。如今，土坡硬是被“四类分子”们一锹一锹铲平，一筐一筐挑平，盖起了两排六间土墙红瓦屋，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教室，两排房屋的中间还横着两间厢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不远处，是一个厕所，分男女的，露天的，四周土墙中间围个坑，坑上担着一块长条青石板。厕所永远没有纸，擦屁股一般是作业本、报纸、稻草，或者是自己穿的土布鞋底子，小便是不用擦的。
　　张兰花在厕所里捡到一本被撕得只剩下前半部分的小人书《鸡毛信》，兰花悄悄地把它藏到衣服里，生怕被人发现，这是兰花童年时得到的唯一一本小人书。她偷偷在家看，不敢带到学校去，怕被人误认为是偷的。后来这本小人书被弟弟张闯叠成纸牌，输给其他小伙伴了。
　　教室的墙是土坯的，但地基是石头砌的，像一件旧衣服，用好的布料滚了个边。更让人兴奋地是，屋顶上所有的椽子都是新木料，上面铺的是崭新的芦席，而不是用土和稻草、稻壳泥的灰笆，再也不用担心上着课突然头上或桌子上掉下一大团草灰和稻壳了。
　　兰花记得，那是在她五年级那一年，她们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有了固定的上课场所。
　　新教室落成这年夏天，老师把五个年级的学生们都集中在中间的空地上，就算是操场吧。孩子们席地而坐，一个个翘首以盼，像是等待重大事件的发生。三张桌子排成一排，后面有几条长凳子，大家小声议论，叽叽喳喳，完全没有上课时的小芋头的形象。这时，只见校长李显龙——就是后来成为兰花弟媳李凤萍的父亲——领着一个帅气的解放军叔叔从厢房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来到桌子前坐下。校长一改往日严肃的表情，目光慈祥，微笑地对同学们说：“侠们，安静了，下面我们请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周家庄的周壮汉同志为同学们作报告。周壮汉同志在前线不怕苦，不怕死，把青春和热血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安宁的和平的学习环境，是千千万万个像周壮汉这样的解放军同志在前线流血牺牲换来的，下面，我们将怀着激动的心情请英雄介绍他和他战友的英雄事迹，大家欢迎！”
　　台下小芋头们小手拍的哗哗啦啦响。解放军说的话很多，兰花不怎么听得懂，他是看稿子念的，一页一页翻读，有时也瞟一眼下面的小芋头们，可能是他用的词语兰花不是太懂。报告结束后，兰花只依稀记得他的一个战友为了掩护他撤退，被敌人打穿了肚子，肠子流了出来，自己用手往里面塞，这让兰花很恐怖；还记得了猫耳洞这个词，好像是个名词，兰花不太懂。多年后，她才知道，这不是个词语啊。
　　张兰花无法忘记周壮汉那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这是她见过的最白的牙。她对男性的认知也是从白白的牙齿开始的，直到后来结婚，周壮汉的影像都无法从脑海中抹开。所以，她从不和崔文礼接吻，这是永远的秘密。当时，兰花傻傻地想，长大后嫁给周壮汉，她不知道，她在成长，人家也在长大。
　　报告结束了，放学了，张兰花迟迟不想回家。周壮汉在老师办公室喝茶，兰花和几个女同学扒在办公室门口向里张望。这回，她真真切切，仔仔细细看到了一张秀气的脸，宽宽的额头，书生的气质，怎么看也不像扛着枪在战场上打仗的人。周壮汉抬头看见了兰花她们，微微一笑，就继续和校长他们说着话。这一望，一笑，像是扔出一枚软软的炸弹，吓得兰花她们哇哇嬉笑，四散逃逸。
　　1980年，大张村，崔家村，谷冲崔，周家庄这四个村开始分田到组，第二年，分田到户，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也是从这一年，这四个村从橄榄乡划到石桥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