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离

　　那一年入秋之后，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我身体里的白色少了许多许多。
　　
　　藏污纳垢的灵魂和看似纯净无暇的肉体发生了无可名状的碰撞，碰撞所形成的炽热火花稳健地描绘出一个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圆。我将被永远定格在圆的线上，转来转去，望着圆心幽幽一叹。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我将生生世世不能靠近它。
　　毒蛇怎么自杀，它的牙可以咬它自己么？答案是肯定的。它只需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将蛇头向蛇尾移动。等到它完美无缺地勾勒出一个圆时，蛇头咬住蛇身……宿命完成，一命呜呼。我与之颇有共鸣之处。
　　我做不到生如夏花绚烂，更做不到死如秋叶之静美，我的短短的、俗媚的二十岁像是蜷缩着的蚯蚓。不知天高地厚想要效仿毒蛇自杀，想要以高姿态模仿那个圆，但最后以绝对的失败告终——蚯蚓没有锋利的牙。
　　所谓圆，即是如同棺木一般隔绝生和死的界限的玄乎玩意儿，唯其形状、做工各异，一为收殓身子的容器，一为收殓心的容器。我被五花大绑在圆内，其余除我一人外的所有具象事物都群居在圆外。
　　
　　我珍而重之地背起了一个蓝灰相间的“CAMEL”登山包，那是母亲送给我的十八岁礼物，里面塞满了我下半辈子能用到的所有物品。背包后面有一个巧妙而偷懒的减压系统，一个弧形的软垫卡住了我的腰，让我觉得二十公斤也并不是如何的重，更让我感觉我的影子或者灵魂正在帮着我驮着这个沉甸甸的包袱。
　　这种感觉像自己跟自己做朋友一样让我喜不自禁——果不其然，人最好的朋友是自己。
　　上身穿着掉色的卡其色短夹克，裤子是不知名牌子的小脚浅色牛仔裤，裤腿微微卷起；鞋子则是深棕色骆驼牌的登山鞋，像一个普通青年旅人一般。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如正常人一般。
　　我看了看父亲在我十八岁时送我的石英表，指针指在凌晨两点二十五——正是好的时光。
　　我将这次“永别”当成是“永不回头的旅行”，当作一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所以当我推开大门的时候，内心竟然没有丝毫不舍。我向身后张望，
　　我的家藏匿在一片低矮平房区里，有人叫这里“老城区”，也有人喜欢称之为“贫民窟”——一块介于时代落差感和被人选择性遗忘的空白的区域。
　　路是坑坑洼洼的泥泞小路。这条带着恶作剧性质的街道，一到雨天，那令人发呕的泥土便散出如同埋藏了千年的垃圾的腐烂呼吸，像是臭了的鸡蛋和劣质化肥合在一起的味道。
　　房子都是红砖筒子楼或者自家修的平房，除了褪色的红砖头和摇摇欲坠的门窗，其他也没什么可为之称道的建筑特征。唯其无特征这一点，倒可称呼为特色。
　　总的来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是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风格——破旧地让人不想离开。
　　或许风水占优，如影随形的贫穷拮据并没有向我们家袭来。城市来讲，我们的房子是盖在贫民窟中的别墅，大门是安了防盗锁的大红铁门，墙壁全用乳白色瓷砖包裹，像是一台工艺复杂的巨型面包机。
　　面包机有三层楼，楼顶有着欣欣向荣的太阳能和兢兢业业的电视雷达，像是独树一帜的模范——不少邻居都喜欢望着我们家的房顶。当然，我也常在夏日夜晚躺在摇椅上，喝着可乐或啤酒在楼顶百无聊赖地看星星，眼光时不时会瞟向对面窗内换衣服的女人，但总是被她淘气的儿子的叫声所打断。美中不足。
　　我记忆犹新的是她们乳罩的颜色以及胯下黑黢黢的丛林，至于她们的五官、身材、年龄，早已随岁月流逝而忘得干净利落。
　　临近的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上总有麻雀如火如荼地开着家庭会议，聒噪不已，但也是我唯一称得上朋友的生物；后院甚至有一片随性修剪的花圃，父亲是电力公司的员工，每天早上起来都会为花圃里的月季、文竹、滴水观音、米兰等植物浇水，连野花野草也不放过，任由其自由生长。
　　母亲则是一位贤能淑德的女人，举止端庄典雅，穿着得体自然。她总是会待在客厅里看电视，偶尔对我报之一笑，笑容堪比四月的风；妹妹比我小五岁，今年正读初三。对于她我无话可说，她是我活在世上的唯一寄托，我们上辈子便是兄妹，诚然。
　　总之，我们几个人住在这座三层楼的“贫民窟”里。我们深爱彼此，爱的纽带打了死结，牢牢栓死我们。我们当然想被爱和幸福永久捆绑，直到死去，这毫无疑问。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说喜欢自由，但他们同时又乐于被捆绑且甘之如饴。但我却还是推开了那扇厚重的大门——有时为了爱，不得不离开爱。我说过，我不得不走，那理由让我非走不可。
　　大门有三道防盗锁，我熟稔地打开，推开后便嗅到狭窄街道上腐朽的味道。那味道沾染着凌晨雾气的迷蒙粘稠，也有下水道的臭味，两者混合竟然不是很难闻。
　　我踏上了绚丽多彩的寂天寞地。
　　我像对待珍宝一样关上了大门，脑海中有种如梦如幻的不真实感——我真的抛却了一切，的的确确做到了——第一步。我连续深呼吸三次，凌晨的气息像加了冰块的苏打水，反反复复不断刺激着我的鼻粘膜，我的眼泪呼之欲出。我的脑袋被某人开了两个大洞，吹来的风是失眠的人的叹息。
　　往前走吧，画一个圆吧。我虔诚地祈祷，至于向哪位神明祈祷，还有待商榷。
　　
　　街道两旁的电线杆林立地很阴森诡谲，但也让我油然生出敬佩之心，我想起了死后千年不倒的胡杨树。一道道杂乱无章的电线延伸至远处的霓虹街道上，那里有汽车轰鸣而过，更多的还是夜班卡车司机带来的疲惫的轰鸣。那声音脆弱不堪，像是抛弃信仰的信徒的呢喃式祈祷。
　　路在去年修成了水泥路，不过是政府随意修建的产物，像是朝你微笑的畸形的婴儿。就这样，我迈出了踏入死亡的第一步。
　　在此处回首望向家中，最后一眼，我保证。我想，妹妹睡意正酣，父母又去了那地方，家中连条温顺的狗都没有。
　　我曾想养条狗来着。
　　我颤颤巍巍，踉踉跄跄地迈着步伐，像是佝偻的拾荒者，又如行走黑暗的罪犯。身后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黑暗。
　　黑黢黢的世界堵塞了我的圆，它像一块乌漆墨黑的抹布在擦着形影单只的月亮，未曾想到越摸越黑，简直像浓的化不开的墨一下子泼到了天空的大饼上。那墨水撒满了筒子楼、矮矮的台阶、堆积如山的垃圾，唯独没有撒在我身上。月亮的身旁竟连一点闪烁着安慰的星光都没有。星星太绝情了。
　　“嗡嗡嗡，嗡嗡嗡……”
　　手机震动的声音让我悚然一惊，摸了摸鼓鼓的口袋才想起来我竟忘记将这累赘丢弃——上边的每条电话号码都是一条无形的细线，致命的线。
　　我麻木地按下了接听键。
　　“喂？”手机里传来一道慵懒疲惫的女声，听到声音可以想象到微红的嘴唇和曼妙纤弱的身形。在两点二十五给我打电话的只会有一个人，我已想到是谁。但不知为何，我在这如女性生殖器的皱褶街道中行走，很是不乐意开口讲话。
　　“喂？文明，我知道你在。我已在候车厅了，快点来吧，我等着你。”那声音不慌不忙，不急不切，略带朦胧的睡意，听起来让人像是抽了一口水果味的香烟。
　　她说话总是如此。
　　我匆忙挂掉电话，耳边的虫鸣声袭来，那是纺织娘的叫声。皱褶的街道不断蠕动着，催促着我，我甚至觉得有些糜烂的液体流动。我循着汽车呼啸而过的破空声如行尸走肉般行进着，直到我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夜班的士。
　　“小伙子，火车站吗？”司机大约四十来岁，有着绝对大众的面容，面色苍白，但精神很好，他抽着烟问我。
　　我有些慌张，第一次开口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火车站？”
　　司机诧异地望着我：“你背着这么大的包，难道不是？哦，我是说，有位作家说过，夜晚中的人有两种，你不知道吧？”
　　我将登山包放到后座，想坐在副驾驶位置，但踌躇了一下，又换回后排——我不想和任何人保持应有的人际距离。听到司机问我，我摇了摇头。夜晚的人？听起来似有深意。
　　司机将烟头扔在柏油路上，打开计程器，开口说：“夜晚中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急着回家的人，一种是急着离开家的人。”
　　我点了点头，说：“我是第二种。但夜晚中的人也可以说只有一种。”
　　司机颇具艺术性地控制变速杆，变速杆在他手中仿若小泽征尔的指挥棒。他将方向盘向左打死，猛踩油门，使汽车行驶在大路上。我将车窗完全打开，柔和的风吹得人惬意舒恬。
　　“一种？小伙子，你说说，我洗耳恭听。”
　　“孤独的人吧。全部是，无一例外。”
　　司机忽然一个急刹车，我的头差点磕在了前座上，原来是红灯到了。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我听得入神了。这句话，简直跟我妻子的语气一模一样。”
　　我摇了摇头示意没事，我对这个出租车司机中的哲学家很有好感。毕竟他分散了我离别的愁绪。
　　“小伙子，你说的很对，孤独是人类的本性，人与人通过孤独而共鸣。说起来，夜晚总是很奇妙的时刻，有的人脑子醒了身体却还在睡着，有的人身子异常清醒，脑子却混混沌沌。”司机又点了一根烟，只拿单手控制方向盘和变速杆。
　　“例如醉酒者？”我有点兴奋，离开的惆怅又淡了些。
　　“或许。”
　　“或许？意思是并非如此？”
　　“那当然，醉酒者有时或许是头脑最清醒的人。”
　　我思索片刻，说：“醉酒后更容易吐露真言，人反而在清醒时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是悖论。”
　　“我天天喝，头脑很清醒。我仅是想脑子混沌点罢了，连酒都救不了我，我觉得命不久矣啦。喂，这个世界上还有酒治不好的病？”
　　我回答：“没有。酒是良药。”我将窗子摇上一些，“你还会活很久。”我竟有着一丝预感，说来真怪，这是最近的事。
　　“折磨，苦难。”
　　我再次词穷。
　　“聪明的小伙子，那么，你是要到哪里去呢，乘坐到哪的火车？”
　　我犹豫要不要开口回答，因我早已打算不把行踪告知任何人，以达到与世隔绝的理想状态。那件事过后，潜意识里“信任”的开关好像调到了“OFF”。但我们都是奇怪的物种，有时不相信挚爱的家人、朋友、恋人，却会对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毫无顾忌地信任。我想，因为有些时候的陌生，是极度的安全。
　　但廉价的安全感要来何用？一个不能使自己拥有安全感的人，兴许永远不会让别人感到安全吧？
　　“或许，先向南，再向西吧。”
　　“那里可是个好地方。”
　　“是吗？希望如此。如果没有心血来潮的话，应该是这个方向。”
　　我觉得有些疲倦，便靠在车窗旁。外边零零散散有些不归家的人。路边有脏得一塌糊涂的流浪汉裹着棉被正做着美梦，床榻旁是空的啤酒瓶和施舍的饭盒，电线杆拴着的是皮包骨的黄色流浪狗；有时会忽然从黑黢黢的街道内走出醉酒高歌且狂舞的年轻人，我甚至看到两个男人在缠绵着舌吻，一个女人在旁边痴痴傻傻地笑；在公园大门前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坐在女厕旁嚎啕大哭……
　　夜里有人笑，有人哭，但为什么笑声和哭声显得那么沧郁和孤独？为何其笑声宛若幽冥深处的另一个我的不安份的嘲讽？我不知道，我真的想知道，因为我也是个曾在夜里不断徘徊的少年，犯下终生大错的二十岁少年。
　　最起码把答案找到，我这样想。
　　“你知道么，嘿，这样的谈话可不多见，足足有十年吧？应该是，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司机摇了摇头，唏嘘着说。
　　“怎么这样说？实话说来，你真是我见过最有思想的司机。”我缓过神来。诚实地说，出租车司机像是第三类人。
　　“承蒙夸奖，但你并不知道我是多么顽劣。十年前我就读哲学博士，因为言论问题，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学校的图书馆，判了几年刑，出来便当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有什么不好，在我看来，它的社会职能要比哲学家高出了很多。”
　　“这样来讲，似乎没什么好的，也没什么不好。”我看到车站已在眼前，便提醒他停车。
　　“啊，只顾与你畅谈，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车站。”司机在路旁刹住了车。
　　我将背包珍而重之地拿出来，掏出钱包付钱，一共二十一，价格合理，童叟无欺。
　　“您妻子几岁了？”我异常突兀地问道，或许仅仅是想知道自己的语气像一位什么年龄段的女性，亦或许又是预感。
　　“30岁，死的时候。”
　　“抱歉。”
　　“没事，高位截瘫，颈段的，只剩下头和肱二头肌有力量，我想她很苦恼。啧啧，气管都切开了，每天吸痰来着。”
　　“所以……”
　　“在医院，有天晚上她望着我。好像在说‘亲爱的，请你杀了我’。舌头那玩意儿，早已试过咬断，可惜未能如愿。我总是告诉她，你的身体截去了一大半，但你的灵魂是完整的。”
　　“然后？”我渴求答案，异常渴求，只想知道一个人的死法而已，仅此而已。或者从对立面来讲，我是想知道司机有多孤独，从而判断我自己的独孤是从何处而来的。如此这般，或许能让我与其他孤独的人共同建立频道。就像频率不同的广播台一样，我试着寻找共鸣。
　　“我杀了她，我最爱的人。很简单，捏着她的鼻子，她顺从地闭上嘴——像猫一样。最后竟然张开嘴对我说：‘谢谢你了老公，这一辈子真是麻烦你了。’然后像拔掉电源的电脑一样瞬间死机。”
　　“对不起。”
　　“你不会报警吗？”
　　“不会，我也在躲避。”
　　“很好。”
　　“那么，再见，司机师傅，祝您一生幸福。”我的措辞有点怪异，但也只能如此。
　　“再见，车站鱼龙混杂，须要谨慎小心。”说罢扬长而去。
　　我呆呆地伫立着，想象着司机的圆，临摹着我的圆。
　　一阵凉风袭来，路旁的法国梧桐树叶飘零纷飞，像极了撕碎了的裙摆。
　　司机的话如魔咒般再次响起：你的身体截去了一大半，但你的灵魂是完整的。
　　我吸了一口气——凉到了肺里。我知道，最寂寞的深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