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敷村的女孩七 没有包公

七没有包公
说实在的，蒋卫东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的两个孩子都是通过考学出来的，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到某大学当了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后进了某设计院当了工程师，他和老伴儿都是中学高级教师，工资不算高，但在县级学校也算是高工资了。他住上了楼房，买上了电脑。一个文革时代的红卫兵，九死一生，能到今天这一步，无论如何应该满足了。
他对文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他对文革被全盘否定不理解。但随着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喜欢伤痕文学了。那些伤痕文学作品把文革写成十年动乱和浩劫，写成人类的大悲剧。仔细想一想，自己的遭遇也何尝不如此。因为造反，多次被打成反革命，最后遭到彻底的清洗。他为此差一点家破人亡。他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曾经有过考大学当科学家的梦想，但是残酷的现实，让她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她的雄心壮志也早就消磨殆尽。因为他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文革期间她也曾经因为造反而被打成5.16分子，遭到审查和关押。吃过苦头的人对于伤痕文学、伤痕电视里写的那些受害者自然难免产生同情之心。
然而当他把自己的遭遇写成自传体小说寄给出版社的时候，却被无情地退了回来，回复的文字多是：“你的小说牵扯到诸多敏感问题，所以不予采用，敬请原谅。”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和妻子的伤痕跟那些人的伤痕不一样。那是权贵们和精神贵族的伤痕，而他的伤痕是平民的伤痕，是下层人的伤痕。贵族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精神贵族们在文革中也受了委屈，一贯高高在上的他们，必然在文革结束后要千方百计渲染他们受的冤屈。特别是知识精英，他们诉苦的对象当然不能是强势的官僚阶层——他们得罪不起他们，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有些官僚为了保护自己才向大专院校派去了工作组，利用工作组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和黑帮的。他们诉苦的对象就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平民造反派。这些知识分子有点丧失良心，在文革结束后立刻跟整他们的那些人沆瀣一气，共同对保护他们的造反派学生下了手。有些知识分子自己也曾被迫造过反，但是这时候却摇身一变成了受造反派迫害的人，翻脸不认人了，不少人还凭借知识年龄的优势被选拔到领导班子。
然而那些可怜的平民造反派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了。
想到这里，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是因为出版不自由，而是这种自由不给他这样的人。现在也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但是你只能发表控诉文革的言论，否则将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这就是中国式的言论自由。
从此他只能强迫自己丢掉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随波逐流。鲁迅先生在五四退潮后去抄古碑，他则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用在钻研古代汉语上，从此不再过问国家大事，不再坚持什么主义和思想，不再揭露时弊，而是浑浑噩噩，难得糊涂，像芸芸众生一样猥琐的生活着。
然而禀性难移，近几年的腐败现实，重新激起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私有化改革的速度很快，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农民的土地被非法侵占，干部腐败堕落，富豪集团的形成……都让他心里不安。难道我们国家就这样变颜色了？共产党的宗旨没人再提起，即使提起也是假的。被共产党推翻的剥削制度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被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始而被阉割，接着被一些人直接否定。帝国主义势力重新侵入中国，腐朽文化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卖淫嫖娼现象复活了，多少少女受到奸污。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人民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矿难时时发生，汽车压死人可以逃匿而得不到侦破……这一切，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心里极不平静。然而对于一介草民来说，除了偶尔跟知己朋友议论几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以外，他还能干什么？
特别是近来汤改革糟蹋那么多女生而受到校长的包庇一事，更让他寝食不安。他支持学生上告，但是上告信却被转了回来。这更让他对当局者失去信心。这样的事情就算是告到旧社会的官府，官老爷也不可能不过问的，何况还是告到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呢。正因为受到臧伟的包庇，汤改革的问题得不到处理，才有昨天晚上那样的事情发生。幸亏冯雪莲是个很有出息的女孩子，又有齐珊松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冯雪莲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贞操，能保证其他女同学也能这样吗？到底怎么办呢？自己不过是一介教书匠，仗义而行也没有多少能力。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用。
一夜没睡好觉，他不断地辗转反侧，长吁短叹。妻子许琳劝他平静下来，不要折磨自己。她念念叨叨地说：“世界上不平的事情太多了。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杀了那么多人，奸污了那么多妇女，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又这把年纪了，他们还把你看成另类，虎视眈眈想整你，你要是出头解决这件事，就算你自己不怕，那些女学生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受害？再说，这类事情，都牵扯到女孩子的名声，就算被汤改革奸污了，她们能当庭作证？你如果硬要她们出面作证，她们的家长会怎么对待你？说不定有家长还会说你是给他们的女儿抹灰呢。你忘记打倒四人帮以后人们的嘴脸了？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学校，多少老教师在运动初期五十天白色恐怖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都受到我们的保护？可他们忽然翻脸不认人，都跟你断绝了关系。还有的一点不留情面地揭发你。结果乌龙县的文革责任都让你担起来了。那年一个女同学偷人家的衣服被发现了，被偷的人追起来不算完，你同情那个女同学，说她是穷了才偷的，她的父母都下岗了，你塞给那个被偷的女同学100块钱，堵住了她的嘴，使她不再追究了。你觉得你是好心，可那个偷东西的女同学并不知你的情，人家就是不承认，等于你替她承认了，你花了钱白白地落了个不是。你想想你这一辈子做了多少蠢事？文化大革命，一些心眼儿多的人，看到运动没完没了，早就销声匿了，结果人家什么事也没有，文革结束还顺顺当当考了学。你呢，天天读马列，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怎么样？一次次吃亏，一次次进监狱，直到今天，人家还另眼看你。你还不接受教训吗？”
许琳的话并非不正确，然而一直好打抱不平的蒋卫东却很难接受。他睡不着觉，早早地起床了。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支支抽起烟来。妻子制止他道：“你不要再抽烟了。现在不是青年的时候，抵抗力差，抽出病来只能让人家看热闹。好不容易活到今天，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呀。”但是这样的劝说，正如劝说他不忧国忧民一样，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许琳是个通情达理的善良之人，也有一定涵养，她并没有为此大吵大闹。
蒋卫东猛抽了几口烟说：
“反正也这么个年纪了，你让我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习惯太难了。有时候我想，我这一辈子活得太累，累就累在忧患意识太强。我要是什么事也不管，也就没有什么忧愁了。可你能让我眼睁睁地看着社会这么腐败下去吗？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汤改革这样的坏分子奸污那些纯洁的女学生吗？那样会叫我良心上受煎熬的。”
许琳的思想也很矛盾。她佩服丈夫的豪侠精神，当年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她才答应嫁给他的。但是丈夫因为这种性格而受了那么大挫折，老婆孩子也跟着受罪，今天还痴心不改，这又让她十分担心。她担心丈夫还要老年遭祸。她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看不透世事的女人，她也看到了当今社会的腐败，并且知道当权者跟黑社会的勾结，因此她担心丈夫的人身安全不保。
于是她进一步劝说丈夫：“可你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今天这一步，应该珍惜。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能承受任何打击了。你看看那个汤改革，跟门卫上的黑社会小伟在一起吃吃喝喝，他们打你一顿还不容易？汤改革的爸爸还是市里的什么局长，你能得罪起吗？这年头自己摊上麻烦事，没有肯帮忙的。谁还会像你一样见义勇为？你没有觉得你很孤立吗？说实在的，我真担心你会遭到暗算。我看你还是冷静一点好，就算仗义执言，也要讲点策略。”
蒋卫东责备妻子道：“讲策略就会见死不救，任凭坏人作践女学生。——我看你是叫那几年的遭遇弄怕了。我记得你年轻时候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了呢？我相信邪不压正，干部里面还有正义的人。”
许琳无可奈何了。
吃罢早饭，齐珊松和冯雪莲来了。他们提出要直接到省里告状。蒋卫东制止他们说：“不能那样，高考很快就到了。你们要是这么办，那就一定会影响高考。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在班里复习功课。我想想办法，看不行我到市里去一趟，找一找我的一个老同学万饶，他现在在市委当秘书长，文革期间虽然是保守派，可人本质不错，说不定能主持点正义。”
这时候本来不想再说话的许琳在一旁插话了：“老于呀，你也太幼稚了。你想想，万饶要是个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能爬到那么高的位子上吗？现在哪一个当官的不是花钱买上的，或者借助关系拍马溜上的？真正凭本事和为人上去的有几个？现在都是官官相讳，说不定万饶跟汤改革的爸爸还是好朋友呢。你要是非去找他不可，也不要跟他太推心置腹了，说话要留点余地，看看他不是帮忙的人，就赶快离开算完。”
蒋卫东想想妻子的话也有道理，便说：“你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
第二天早饭后，蒋卫东上完语文课，便坐班车去了确山市委。
万饶是蒋卫东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虽然派别不同，却是多年的好朋友。但后来却联系少了。当蒋卫东在“一打三反”中被逮捕在狱的时候，万饶因为跟当时执掌乌龙革委会大权的武装部长贾仁义关系不错，也就招工出来了。后被调到本县县委当秘书。因为他文字功夫还不错，能准确地按照领导的意图写材料，且办事老练，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得领导赏识，不久就进了市委秘书处当秘书。经过几年的努力，先被提为副秘书长，后被提为正的，也算是官场得意吧。但是打那以后，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没有再被提拔。不过，他有一个在组织部当副部长的年轻妻子，这几年夫妻俩借助权力和关系，将他们那不争气的儿子安排到市法院，女儿也进了市府机关。最小的儿子还只有八岁，长的不错，刚上小学。看看他的一些同学至今还在底层社会挣扎，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万饶的家在确山阳坡上，下面是河水清湛的的确山河。确山是突兀齐鲁平原上的一个秀丽的小山，山花烂漫，花香和马尾松的香气在空气中流荡。河岸杨柳成荫，芳草萋萋，好鸟翩翩，风光宜人。这里可谓神仙居住的地方。
他的住宅是二层的将军楼，合起来约有二百五十平方米。地面用磨光的将军红的大理石铺起来的。底层是一个豪华的大客厅，客厅里靠墙放着一个做工精致的木架子，上面一层层摆着各种各样的奇石。他的家各方面都很现代，很不俗，很有品位。
一个一百二十米见方的小院子，院子里是奇花异草，香气馥郁。一株木槿树靠墙站着，木槿树下是一个精细的圆形石桌，周围立着四个石鼓状的座位。
吃罢早饭，万饶很惬意地欣赏了一会儿花卉，然后开着“别克”去了市委大院，进了确山市委秘书处开始工作。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先看了看反腐的信息，见没有什么大动静，便满意地微笑了——不知为什么，近来他特别注意了解这方面信息——然后开始抽烟。他的烟本来已经戒掉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近一年又捡了起来。他抽的烟是玉玺牌的。也许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以抽烟解乏，也许别人送了这么好的烟不抽可惜。当然这都是我们的胡乱猜测，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抽完一支烟便泡上一杯乌龙绿茶，慢悠悠地喝起来。
不时有人送来文字材料让他看。他也就浏览一遍，官气十足地用签字笔签上字。
大约十点半的时候，门卫打来一个电话，说是他的一个老同学来找他。他答应让那人进来，然后皱眉猜测来者是谁。他历来很重视同学间的友谊，即使多年不见的同学，他也是热情接待。
当一个满脸胡子的老人进来之后，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他的高中同学蒋卫东。
“啊？老同学老朋友来了？多年不见了，十分想念。快坐。”万饶站起来，热情地跟客人握手，问寒问暖，全然没有什么架子。
蒋卫东也以其固有的随便态度应答着。
万饶把他的老同学带到里屋，让他坐在一把圈椅上。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及时地的送上一杯香茗。
“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吧?还好吗?”万饶看看对方满脸风霜的样子感慨地说,“人生易老天难老，时光过得真快,我们都老了！”
“不是嘛，太平日子，时间过得快呀。不过，我看你还不重年纪，脸上连个皱纹都看不见，还是满头青丝。可见你的日子比我顺得多呀，老同学。”蒋卫东说，并无奉承之意。
的确，万饶显得很年轻。带有女性特点的椭圆脸膛，白皙的皮肤，周正的五官，弯弯的眉毛，说起话来脸上总是带着笑。这些都看出此人也是时下常说的那种“帅哥”，不过在“帅哥”前面应该加上一个“老”字，因为他的实际年龄跟蒋卫东是一样的，都是五十八岁。当然有一点是人们不知道的，万饶已经早就通过公安局户籍科把年龄减少了五岁。
“老同学许琳还好吗？”万饶问。
“她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老了。”蒋卫东回答。
“这当年的校花叫老同学搞到了，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呀。谁也想不到，她能看上你这个大胡子。你的艳福不浅呀。哈哈哈。”万饶说，像是开玩笑，其实说的也是真的。
“你也很好呀。你不是跟王晓华结婚了吗？那可是个好女人呀。”
万饶脸上出现了不悦之色。蒋卫东可能说到了他的短处——因为一位年轻时髦的女子的介入，五年前万饶就跟他的结发妻子王晓华离婚了。那个刚上小学的第三个孩子就是他跟这个女人生的。
“不说这个吧。咱们多年没见，应该高兴。”万饶极力转移话题，“说实在的，老同学，我真是佩服你的才学。要不是万恶的文化大革命，你说不定能考上北京大学当上学者呢。可惜呀，真是蹉跎岁月。”万饶感叹道，为他的老同学惋惜。
“这怎么说呢？世事沧桑，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像你，一直扶摇直上，官至市委秘书长，也是一种命运。我呢，文革造了几天反，蹲了五年大牢，差点打上性命，这也是一种命运。人的命运主要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我要是不得罪武装部长贾仁义，也不会有那样的遭遇。只要稍微溜着点，虽然不可能像你那么顺当，但也不至于进那个死了没埋的地方，弄得妻离子散。我这个人是个死心眼儿。毛主席叫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防修反修，我就死心塌地参加文革；毛主席号召学习马列，我就努力读马列的书。但是乌龙县当年的学生，也只有我的遭遇最惨。现在好了，我通过个人努力，利用了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总算找到了工作，而且工资还不低，起码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当然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跟你比的。”蒋卫东还是改不了老毛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他是个直爽的人，但也是一个不善于接受教训的人。
“老同学说的也是，个人性格跟命运是有关系的，不过社会环境也很重要。你想，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也早就考上大学了，我也不至于后来才当上个‘工农兵’，你也不会有那么多遭遇——可是，老同学，不知你对文革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文革就是错了。毛主席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大跃进劳民伤财，造成三年经济困难，饿死了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伤了那么多老干部，耽误了一代青年，造成人才上的一个断层。要不是文革，我们国家也许早就实现现代化了。可惜呀。”万饶也是个很健谈的人，对老同学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恐怕不能一句话就否定了的。我正在研究文革，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卫东显然不愿意对万遥谈论这类问题。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辩论的习惯他至今没有改掉。在迟疑一会儿之后，他还是表白了自己的想法：“老同学直言不讳地讲出了对文革的看法，我也没有必要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了。说实在的，要说否定文革，我是最有材料的。那材料就是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从个人的恩怨出发，从党和国家的大局考虑，那就不会人云亦云的否定文革了。文革说到底是一场防修防变的运动。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证明，毛主席发动文革是正确的。你看，现在改革的弊端都露出来了。被推翻的剥削制度重新复活了，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国有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干部腐败……”
蒋卫东这样说的时候，觉察到万饶脸上有些不悦之色。他忽然觉得，跟权势者谈这些话是不合适的。人家在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中都是春风得意，步步升迁，怎么能跟自己这样的教书匠谈到一起来呢？于是他沉默了。
这时候，万饶转换话题道：“老同学今天来，说明你还很重视同学间的友谊。我很高兴，所以畅所欲言。不过，我考虑你可能有什么事要跟我说。说说吧，我能帮就一定帮，不能帮我也跟你说明白。”
万饶还算是个痛快之人，不因为地位的差别对老同学下眼看，这一点让蒋卫东很感动。既然万饶已经让他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他也就趁机谈了汤改革奸污女学生的事，当然也牵扯到臧伟包庇汤改革的问题。
不料万饶弄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老同学还是原来的脾气，这么好管闲事吗？我想你栽了那么大跟头，怎么也得改改了。”
蒋卫东愕然地看着他的老同学，不知说什么好。
“已经到这把年纪了，我劝你还是少管点闲事好。像男女关系这类的事，现在到处都是。文革期间对待这样的事处理太左了，动不动就逮捕判刑，扩大了打击面。这也是毛主席的错误。像妓女问题，几千年来，什么朝代都有，其实是为了解决人的生理需要，是对婚姻的一种补充，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们建国初期就取消了妓女制度。当然这对净化社会空气有好处，可也压抑了人性。人性主要的就是吃饭和性行为。所以改革开放来了个性解放，男女关系比原来自由多了，监狱里这样的案子也少了。”万饶好像也读了一些书和文章，否则怎么可能如此畅谈性学呢？
但是蒋卫东听了极不舒服，他打断了万饶的议论，说：“老同学懂的知识不少呢，你算是赶上时代了。跟你相比我是大大地落后了。可是，你知道汤改革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他是奸污女学生。这样的行为，应该说是严重的犯罪。这个人如果得不到处理，他一定会进一步作践别的女同学。我们班有个下岗工人的女儿，昨天晚上就遭到了汤改革的侮辱，不过没有成功，幸好有个男同学保护了她。这位女同学没有背景，汤改革仗着自己的父亲是国家干部，胡作非为，欺压下岗工人的女儿。欺压民女，这在旧社会都是不允许的。我想你是市委的重要干部，你有能力管一管这事。”他期待着万饶为此事说句公道话。
万饶站了起来，凑近了蒋卫东，并且压低了声音说：“老同学呀，别嫌我批评你，你怎么老习惯不改呢？你老是好打抱不平，打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为我们班那个偷人家煎饼的屈大头打抱不平，得罪了班主任。你忘记这事了？”
蒋卫东想了想说：“是有这么回事。屈大头自幼没了母亲，他爸爸是个残废，不能干活，屈大头是饿极了啊。班主任想开除他，我当时想，这么处理太重了，影响他一辈子的名声和前途，当然就要替他打抱不平了。可是我打抱不平没有用，屈大头还是叫班主任赶走了。80年代我还见过那个同学，成了老头了，真可怜，在捡破烂。”
万饶说：“老同学同情弱者，这不能说不是好品质。可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刚才说的那位女同学的父亲是下岗的，我看你又很同情他。同情他也无可非议，可你想了没有，下岗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下岗大家都吃大锅饭，都在一条船上等着沉船，都得淹死呀。你可能在下面见得少，我们在市里已经见怪不怪了。”万饶故意偷换话题，将汤改革奸污女学生的事情换成工人下岗的问题。
“啊，老同学了解得多，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天天见死人，也就不当回事了。可我看到下岗工人处境艰难，心里就不好受呢。”
万饶进一步靠近蒋卫东，也进一步压低声音说：“我可是好心劝你，不要管闲事太多。你知道，你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毕竟没有在文革的打大风大浪中淹死，大人孩子都不错。你的工资也可以吧？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也许还是一介平民呢，怎么能当上秘书长呢？真是想都不敢想呀。要不是改革开放，你也许还在监狱里押着呢。可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就同情这同情那。你也许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就是被所谓工人阶级打倒的。你在大清查中被逮捕以后，开大会的时候喊‘打倒蒋卫东’的口号谁最积极？还不是那些工人？人家不同情你，说你追随四人帮搞资本主义，要让工人贫下中农回到旧社会，重受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他们把你当成了反革命。今天他们下岗了，你倒反过来同情他们。你这个人呀，我实在不好理解。老同学，你千万不要忘了，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要是否定了改革开放，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他关切地注视着蒋卫东的面部，希望引起他的共鸣。
蒋卫东对老同学的关心表示感谢，但是他很难转过弯来。他说：“当时工人对我的态度我很理解。康梁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时候，那么多麻木的市民围观，大声吆喝‘杀得好！杀得好！’鲁迅的《药》里面，愚昧的市民华老栓花钱向刽子手购买革命烈士夏瑜的血为儿子治病。这你怎么理解，老同学？你能责怪那些愚昧的市民吗？他们不知道被杀的人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才革命的，才被杀的。说实在的，５７年的右派，好多人也是为了老百姓向党提意见的。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可是他们没想到，当时负责打右派的ＬＤ，为了干扰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搞了个扩大化，自己才被错打成右派的。他们白白地让老百姓专了二十多年的政。这能怪群众冷血无情吗？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受益者当然拥护改革，可是大量的下岗工人沦为社会底层，他们对这场私有化改革是不满的。我劝老同学深入下层，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我是很难改掉老脾气了。”蒋卫东习惯地攥紧了拳头，在桌子上压了一下。
万饶叹了口气，说：“老同学呀，多少年没见面了，看来我们的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呢。不过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今天你来我很高兴。只是你想办的那件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很抱歉，很抱歉呀。不过我最后还是劝你谨慎一点为好，因为像你这类人，始终有文革的影子，你觉得你很正义，你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可是谁承认你呢。你千万不要为了一件小事再一次栽跟斗，到这把年纪太不合算了。你现在论经济地位虽然不是大款，可也算小资了，何苦找一些麻烦？你要知道，现在的下岗工人和社会底层的人，对政府有意见，对教师也是有看法的。没见说吗？他们把你们跟公安人员、医生并列在一起，称你们教师是‘眼镜蛇’，可见他们对我们都是很敌视的，我们何必对这些敌视我们的人那么同情，还要为他们打抱不平？你知道那个汤改革是谁吗？他的背景是什么？根据你说的情况，好像是这里工商局局长汤三宝的儿子。汤三宝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你得罪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像这样的关系，你斗不过的，还是算完吧。人到晚年，别再多事了，老婆孩子安安稳稳就行了。我可是真心为了你好，老同学。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也要识点时务呀。”
汤改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烟盒里抽出两支烟，递给蒋卫东一支，另一支刁在嘴里，然后站起来，转到蒋卫东身边，给他点上烟，然后自己点上。
蒋卫东不再说什么了，猛烈地抽起烟来。烟雾将他的面部都遮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没什么，人的生活道路不一样，接触环境也不一样，认识问题当然不同。你身在官场，跟老百姓接触少了，我不怪你。可是我也劝老同学听我一言：人活着就要堂堂正正地活，忧国忧民的意识还是应该有的。要主持正义，要做包工，为弱势者说话，不能明哲保身。你身在官场，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呀。”说完，起身要走。
“哈哈！”万饶急忙用双手按住他的肩膀，将他按在座位上说，“哈哈，世上哪里有什么包公？那都是编出来的故事，老同学还像当年那么幼稚呀。——老同学见面，粗茶淡饭，总得喝两杯再走呀。”还没等蒋卫东回答，便拿起手机按了号码，待接通后，他说：“喂，王老板吗？……我的一位老同学来了，今天中午你买单吧……在贵族大酒店。……现在就去。”
蒋卫东慌了：“我下午还有作文课呢，我不能耽误上课呀。改日你到乌龙玩吧，最好到我家喝酒。”
也不知蒋卫东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托词，反正他是不接受这次招待了。
由于他的态度很坚决，万饶也没有办法，只好用小车把他送到汽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