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红色恐怖

　　一
　　有着红色血统的红卫兵们除了自己所属的阶级以外视所有其他的阶级都是必须打倒的对象。因此无论是批斗牛鬼蛇神还是“砸四旧”手段都极为残忍、毫不留情。在首都北京，他们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风暴，他们抄家抢掠，随意处置一些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逃亡的地富反坏右。
　　但这种以“血统论”论英雄的组织寿命很短，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断被揪出，以“革命干部”和纯“红五类”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的作为已阻碍了文化大革命前进的步伐。必须要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达到要把所有当权派都揪出来的目的。在这一形势的要求下，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派组织便应运而生，条件也宽松了许多。只要你愿意造反，家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或者即使有问题只要你的观点和发起人相同的基本上都可以参加。而且各个造反派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都在拼命拉人。这时的口号已由原来的“老子反动儿混蛋”变成了“老子反动儿背叛”。这些后来参加红卫兵造反派的人大多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无权无势因而不怕失去什么，运动初期他们受到排挤，现在也正好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在斗争当地的领导时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积极。造反派一跃成为主流，老红卫兵赖以维持的血统论受到严厉批判。老红卫兵不甘就此罢休于当年的十二月间，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发起反扑，随即遭到镇压，
　　文革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最早的老红卫兵是得到上层支持的，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底气，他们的口号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他们采取的行动是造反；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同样是得到来自上面的支持的，他们的口号也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红色司令部，他们付诸的行动也是造反。所不同的是老红卫兵也就是血统论的红卫兵造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反；造反派造的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老红卫兵的真实目的保卫自己将来能稳接红色政权的班；造反派红卫兵的目的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想来个乾坤大颠倒。在夺权的风暴中，造反派又分成了两派甚至几派各据一方山头。每个人都像罩在一片云雾中，是非难分，真假难辨。
　　但到了运动后期随着老干部一个个被解放出来，昔日遭到批判的老红卫兵特别是那些干部子弟一个个又神气起来，而什么背景也没有的造反派红卫兵却遭到了灭顶之灾。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在这场波及到整个社会的所谓大革命中，人们见识了“四大自由”。其表现形式
　　一种是书面文化，也就是大字报。人们可以把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专栏、口号，贴满机关、校园、街道、村落。但必须要讲究的是，领袖的姓名要用神圣的红颜色书写，而被批判、被打击的人物的姓名要用带有负罪感的黑颜色书写，并且不能忘记加一个具有宣判、否决性质的红颜色叉叉。这些程序不能搞错，如果你这时稍有一点糊涂，不仅“四大自由”于你无缘，还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另一种是口头文化，除了大辩论以外，其中最风行的是歌唱，其内容大抵有二，一是对领袖的颂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
　　想念***。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时想你心里明，
　　黑夜时想你心里明。
　　……
　　这是武斗前后街头唱得最多的一首歌，一场厮杀之后，败下阵来的一方，衣衫褴褛、神情疲惫，绷带污渍、武器简陋，一路大放悲歌，抒发着失落的情感。
　　二是以血统论来划分的阶级阵线豪气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
　　所有的歌曲都都注入了红色的兴奋剂，充满了偶像崇拜的狂热，都注入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炫耀着血统论高于一切。歌声高亢，气势磅礴。
　　再有一种是肢体文化，这已经是变了味的四大自由了。一方面是用于从政治上击败已处于下风的被批判者，或者用于消灭不同派别的竞争者与障碍者；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形象的张扬和自我立场的表现。
　　那时侯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高空是高音喇叭播送领袖的语录和高亢的革命歌曲，地面上奔流涌动的是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红旗与忠字齐飞，狂热共肃杀并存。学校已经不再是学习知识的场所而成为展示革命风采、批斗走资派的战场，如果谁在这时拿着书本来看，那一定是脑神经出了问题。对于那个时代制造出来的荒诞，只要亲历其间的人，不得不感慨居然真有囊括混乱的高度艺术，综合矛盾的超级诙谐。在蓝天白云下，在滚滚红尘中，一番番史无前例的穷折腾，瞎搅和，用付出了那么多生命和消耗了无数物质的代价，只为创造与人性、人生和现代文明愈渐疏远的精神。
　　二
　　云帆因不愿在写老师的大字报上签名被排挤在红卫兵组织以外，正好我也因父亲问题当不成红卫兵，这样我们都成了逍遥派。按现在来讲逍遥派是最舒服、最自由的，没有谁给你打考勤，没有谁会来指责你，你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你喜欢的事。后来还专门有人为逍遥派编了一首顺口溜：逍遥派，逍遥派，运动过后是左派。
　　但由于长期以来惯性的思维使我们已习惯于依附组织甚至离不开组织，希望按照上面下达的现成的指令部署去行动，喜欢随大流、喜欢轰轰烈烈。期待着有一天也像我们无比崇敬的伟人年青时那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所以逍遥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权利被剥夺，被排斥在运动之外，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但不久我就适应并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学校里想去就去报个到，不想去就在家里歇着。社会上像我们这样的逍遥派还有很多，大多都是出身不好的或家里有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这样我们反而幸免了去面对许多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惨烈场面。云帆是经常看不到她人的，虽然她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但因为她是保老师不能参加的，所以并不是十分丢脸的事情，反而大家还认为她这个人讲义气、有主见、有独立见解。她那些往日在一起玩的邻居伙伴、那些好姐妹对她还是一如既往，到哪里去都叫上她，她也落得可以到处去玩。
　　云帆不在的时候，我也不愿叫其他的人，由于派性和观点的不同，同学中也有了很深的沟痕。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到街上去瞎逛，看一些文革中发生的稀奇事。那时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多半是工作服，再就是一色蓝或一色的黑和灰，色彩极其单调。文革中最时尚的是有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加一顶军帽，就像现在有人调侃说，那时全国人民都喜欢把一顶绿帽子戴在头上。除此以外其他的都视为奇装异服。
　　有一次，我刚出门不远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士穿一条紧身裤，手上还拎着一兜菜在街上走，看样子是上海那边的人。当年为了支援内地建设，上海那边有不少单位搬迁到了内地，以后他们的子女长大了也就留在了这边工作，但他们的装束还保留了上海的洋派风格。当这位女士走到一个巷口时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看到了，立即冲了过去，把那个女的按倒在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从裤脚一直剪到大腿。因是夏天，白花花的大腿在阳光下暴露无遗。女的吓得边挣扎边“哇哇”大叫，白净的脸上粘满了灰尘，菜也散落了一地。路上行人看见了也是匆忙离去，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赶紧转身往家里跑。妹妹看到我这样慌里慌张，还以为我被谁追赶了呢，就问：“你遇到坏人啦？”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不是。”然后就把刚才看到的情景说给家里人听。妹妹说：“哎呀，你也太少见多怪了。我跟你说个事吧，我们学校有个男英语老师，长得很帅气有点像男子乒乓世界冠军容国团。他的祖籍是广东，因香港有亲戚，平时穿的衣服料子和款式都和一般人不一样，不是花的就是那种彩色格子的，在学校里显得很突出，再加上一口特棒的英语，很多女老师和一些女生看到他眼睛都不得动了。但这位男老师平时一副很一本正经的派头，除了工作外，从不和人有私下来往。文革，大家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有一次学校开会，在事先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把我们学校资产阶级思想最严重的舒XX揪出来！大家一听就知道指的就是这位英语老师，马上有人把他拉上台。红卫兵尤其是那些平时对他爱慕的不得了又遭到冷遇的女生这时表现得特别积极，马上拿来剪刀把他的头剪成阴阳头，又搞来一些大粪泼在他的衣服上，嘴里还骂着‘什么香港不香港的，我要让你臭气熏天。’开完会后的当天，这个老师因受不了屈辱回到宿舍就割腕自杀了。”
　　
　　三
　　那时改名风也一时盛行，一是改路名。我们一上街就发现了许多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指这些词汇很熟悉，但作为一条街道的名称却又很陌生。什么反帝路、反修路、人民路、红旗路、长征路、井冈山路、瑞金路、爱国路等等，
　　有一次家里接到在杭州工作的大舅舅来信，信上说，因为工厂停工没事，想和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乘火车到南昌来玩玩。我们立即回信表示欢迎，一家人难得团聚啊。我也很久没见到外婆和大舅了，心里怪想他们的。说好了是那天早上到的，爸爸在学校里接受审查不能回家，只有我和哥哥去接了。又是一个大热天，早上哥哥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等我们大汗淋漓地赶到车站，发现这里因列车发车不正常，已经滞留了很多旅客。我们问从杭州开过来到南昌的那趟车来了没有。回答说“没到。”
　　“大概会什么时候到？”
　　“不清楚。”
　　听有的旅客说有趟昨天晚上要到的车到现在还没到呢。
　　“啊，这趟车还不知要误点到什么时候。”哥哥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在那等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准备晚上再去。
　　晚上我们再去车站询问时，站上工作人员还是说没到，我们又只好回来。妈妈急得满屋子打转转，那时没有电话，好在邮电局还有人上班，就去打了个电报给杭州表妹，问人是不是出来了，但又一直收不到回电。
　　第二天我们又去车站打探消息，那边说火车到了。但我们到处找就是见不到外婆和舅舅的人影，也不知人出来了没有。回到家里，妈妈告诉我们说收到了杭州那边的回电，说舅舅他们是那天上的车，见到我们去电说火车还没有到，也急得要命。现在妈妈听我们说火车到了人没看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她收拾了一下，就要我们跟她一起再去车站找人。等妈妈和我们再返回车站时，看到靠大门口的一条过道上坐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中年男人，妈妈一眼认出了那正是外婆和舅舅，赶紧奔了过去。只见外婆一脸的疲惫，大舅的衣服也皱巴巴地散发着浓浓的汗臭味。妈妈问他们什么时候到的，舅舅说是今天早上到的。妈妈说“早上晓霞他们不是来过了吗？怎么没看到你们呢？”舅舅用脏兮兮的手擦了一把汗说：“嗨，别提，一言难尽。”我着急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哥哥说：“别耽误了快走吧。到路上再慢慢说吧。”说着叫我把稳自行车，他把外婆扶到自行车后座架上，舅舅跟着我们走。我们边走边听舅舅叙述他们这一路来的遭遇。
　　
　　原来，列车从杭州出站慢慢叽叽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金华站后就不得前进了。由于派性斗争的原因，大字报和大标语挂满了站台，头头们都在挨斗没人管事。舅舅他们想退回去也没办法只好在车上干等。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听说有一辆火车是从北京开过来的，里面装满了红卫兵，终点站是南昌。那时红卫兵坐的列车是可以优先通行的，所以他们赶快下车挤上了红卫兵坐的这趟列车。车子开得很慢，到第二天早上才到这里。舅舅说：“下了车没看到你们知道是错过了接站时间。我们想也不等了，自己去就是，反正以前也来过。哪知一走出火车站就东南西北分不清了，到处是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把原来的记忆全冲淡了。公交车也看不到，公交车站牌上写的都是新改的路名。我们想找一个人问问，看到的都是红卫兵，见不到一个市民。”
　　我说：“都躲到家里不敢出来了呗。”
　　大舅又说，“我问一个红卫兵，说XX路怎么走，他们说早没那个路名了，要说现在的路名。我哪知道你们那路现在叫什么呀。我们找了一圈找不着，只好又回到车站来了。”
　　妈妈说“嗨，都怪我把这茬给忘了，写信没跟你们说清楚。真是阿弥陀佛，还好，没出大事。”
　　我小声说“妈妈，你说话也要注意啊，阿弥陀佛是封建迷信哟。”
　　妈妈说“是是是，应该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保佑了我们。”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二是改人名。那时改名字的人很多，一是形势所迫，二是图个新鲜感。因为名字不管好听不好听，都是父母给取的，现在有了这个权利，不用白不用。所以一时卫东、卫彪、爱军、爱民的名字漫天飞，由此造成全国同名同姓的人不计其数。那时有许多家庭因为名字问题犯下弥天大罪的人也不少。有一家人家姓姚，江苏人，头胎生了个女儿，第二个是个男孩，第三个又是个女儿。就分别给他们取名为：“姚艾美”、“姚爱国”、“姚艾苏”。文革中，有人检举说他这样给小孩取名字就是要他们爱美国爱苏修，结果男的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被判了五年徒刑。
　　云帆的名字也是改的，她原来叫蒋玉珍，我们都喜欢叫她老蒋，文革中自然不能这么叫了。玉珍两个字又带有封建色彩，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蒋云帆，来自李白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诗句，寓意志在高远。为了顺口，叫她的时候也不加前面那个姓直接叫她云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