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上京资格被取消

　　一
　　在文革中，红司令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不知疲倦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共计1300多万人次。
　　第一次接见是八月十八日。这天，秋老虎当头，骄阳高照，全国处于最热的时期。但这一天也是全国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最最热血沸腾的日子：最高统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首都群众，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并接受了红卫兵送上的红袖章，红卫兵就此堂而皇之的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送上红袖章的红卫兵叫宋彬彬，但在这一天，她的名字改成了宋要武。
　　红卫兵从此有了红司令，红司令成了文革中各派政治力量的红太阳。
　　第二天红司令身着绿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版头条，这是红卫兵运动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彬彬从此变成了要武。
　　在以后的接见中范围扩大到全国，外地的也可以派代表参加。我们学校每班分得一至两个个名额，我们班是班长被选到了。
　　在学校操场上我碰到了云帆，看到她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她兴冲冲地告诉我：“嗨，晓霞，我马上要去北京了，可以见到毛主席啊。”
　　“真的吗？”我摇着她的手和她一起激动着：“你是在享受全国劳模的待遇啊。”虽然我知道云帆被选中是意料之中的事，但真的得到这个消息我还是羡慕不已。
　　过了一些日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通过报纸电波都已经传到我们这里了，我看到云帆还没有走，甚感纳闷就问她：“你怎么没去哦？”
　　“资格被取消了。”云帆嘴巴一抿悻悻地说。
　　“为什么？！”我问。
　　“班上有个同学揭发我公公（爷爷）解放前当过保长。”
　　“啊，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公公当过保长呢？”
　　“我也不知什么时候，还是很早吧，和同学们在一起说笑时无意中说过这个话，不料被有心人记住了。据我妈说其实那时候在农村保长是轮流当的，还要选德高望重的呢，再说我和我爷爷面都没见过。”云帆一脸的委屈一副有理说不清又不好争辩的样子。
　　“算了算了，碰到这样的小人有什么办法，以后说话小心点就是。”我安慰她说。
　　“是啊，以前都是很要好的同学，现在怎么会这样？简直不可思议。”云帆好像很想不通。
　　
　　二
　　
　　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要求极严，多是以干部子弟为主，以血统论为旗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的自然走到哪里都雄赳赳、气昂昂；没有加入的，自觉低人一等。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首先响应红色司令部的号召，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红卫兵的铁扫帚扫向了封、资、修、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抄家、砸庙宇、换路牌、改名字是红卫兵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我们学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名称是“八一兵团”，我因父亲问题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也就尽量缩在家里，尽量少与人见面。哪知云帆说她也参加不了。我说：“那怎么可能，你家不是属于红五类吗？”
　　“我不是有个没见面的保长爷爷吗，”云帆说：“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说我是‘铁杆老保’。”
　　“铁杆老保”也是文革中创造的新名词，意思是“铁杆保皇派”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时兴的是砸烂一切，摧毁一切。所有阻拦这些行动的行为都会被冠之为保皇派。所谓铁杆保皇派那就带有顽固不化的意思。
　　我说：“好好的，怎么就成了‘铁杆保皇派’了呢？”
　　“还不是他们在写我们语文老师的大字报时，要我签字我不肯。他们说她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西方的文艺作品，还夸赞那些作品写得怎么好怎么好，有哪些方面可以值得我们借鉴。这不是要把我们引入资产阶级的歧途，充当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吗？这样的人怎么能让她逍遥法外呢。我说，我现在还没有觉得她是要把我们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说她是为资本主义教育路线服务，那我们是什么，这不是把我们自己也否定了吗？”他们看我不肯签，就说，‘你中毒太深现在还没醒悟，简直就是一个‘铁杆保皇派’”说到这里云帆还有点愤愤然的样子，说：“说我保皇派，保谁了？除了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还会保谁？”
　　其实细敲起来保一个老师怎么就和保皇派这个词联系起来了？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谁会去在乎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呢。偏偏碰到云帆又是一个很较真的人，在别人一带而过的东西她就觉得特别生气。
　　“你们班跟形势跟得很紧嘛。”我小声地说。
　　“什么跟形势很紧，其实就是一种报复心理，是一种膨胀起来的野心在作怪，觉得以后这个天下要变了，还不一定谁领导谁呢。”云帆说完，脸上显出一种很无奈的表情。
　　她前面说的这个语文老师我也很喜欢，是个女的，姓臻，年轻、漂亮，一张脸总是像春天的桃花那样白里透红，一对长辫子拖到腰以下。丰腴的身材配上得体的紧身裤走起路来显得性感十足。但她却从不做作，一切都是本色，有时学生问到她个人的一些私事还会脸红。对这样一位有才有貌的青年女性，别说是年轻的男士就是我们这些还不那么成熟的女生碰到她都愿多看一眼。据说臻老师原来是我校的高材生，高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不好，失去了报考大学资格而留校当了老师。臻老师不仅人长得美课讲得也是一流的好，她曾给我们班代过一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班语文课纪律一向是很糟的，教我们的语文老师也不知是哪个犄角旮旯里的人，课讲得乏味，普通话又不标准。他讲《梁生宝买稻种》，把“头上顶着一个麻袋，腋下夹着一个麻袋”念成“头上顶着一条麻醉，腋下夹着一条麻醉。”差点没把我们笑晕，一些男生没事就喜欢用老师的这些方言来相互取乐。有一次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病了，叫臻老师给我们代一节课，记得是上一篇文言文《苛政猛于虎》，臻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绘声绘色的讲解，加上她那美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倾倒、慑服了我们班每一个同学，使得整节课班上鸦雀无声。那些平时调皮的同学全都在屏住呼吸听讲和认真作笔记。下课铃声响了，老师宣布“下课！”有的居然说“怎么就下课了，没听见下课铃声呀”，这就是臻老师讲课的魅力。长大后我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面说到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听哪位老师的课时有这样一段话，“按专业课的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可是听课的有一百多人，还得准备一个大教室，为什么？郑先生的课的确讲得非常有趣，我记得讲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臻老师就有这样的本事，要是我们也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她那里肯定是要爆棚的。
　　
　　三
　　在“破四旧”阶段，遵照林副统帅的号令，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走上街头。那些平时调皮捣蛋或不太吭声但出身属于“红五类”的人这时却表现得特别积极、高调。他们一下站到了运动的前头，发号司令指挥一切，让一切牛鬼蛇神闻风丧胆。
　　我有个邻居我们都叫他“鼻涕哥哥”的，一改往日邋里邋遢的样子，一下子神气起来了。之所以叫他这样的外号，一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鼻炎，常年“遥看瀑布挂前川”；二是因为他在我们院子里年龄算大的，又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古代英雄豪杰的故事，所以就给了他这个尊称。他最感兴趣的是《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称他们为虎胆英雄。但我却不以为然，有什么嘛？最后还不是被招安了吗？所以我就会经常和鼻涕哥哥辩论这个问题。鼻涕哥哥住在紧靠我隔壁，比我大两岁长得个子也很高，原来比我高一届，小学留了一级就和我同届，到中学又留了一级比我还要低一届。鼻涕哥哥因学习不太好，经常会跑到我家来问作业，所以我和他就有点随便，有时还会奚落他几句，他也不太会生气。别看鼻涕哥哥学习成绩不行，但说起故事来可与单田芳有一拼，所以在院子里的孩子中还是有一定的威信。但大人有时也会叮嘱自己的孩子：“玩可以，但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学习哦。”
　　其实鼻涕哥哥祖上还是有点财产的，只是到了他的父亲手里，因为爱吃个小酒再加上赌博，到解放那年把家产都败光了，所以评成分的时候反而因祸得福划为了城市贫民。所以文革中鼻涕哥哥也就成了响当当的红五类。
　　在破四旧中，鼻涕哥哥神气的第一步是带着他的那帮红卫兵同学把我们院子里的一个资本家的家给抄了，严格地讲是把资本家儿子的家给抄了。被抄的这家人家姓黎，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那时称呼人都是男的叫先生，女的叫太太。再加上他住在后院，平时只是经常会碰到但没有交往。因为他姓黎，大家平时见了面都叫他黎先生，叫他的老婆为黎太太。黎先生平时穿着得体，于人于事都礼让三分，显示出一副很有教养的样子。所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据说黎先生的父亲那一辈很不简单。两兄弟来自农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城市里来当农民工。他们开始是在一个布店里当伙计，由于工作勤勉，办事灵活，深得老板的赏识。但他们的目标是要自己当老板，成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打工几年有了点积蓄后边立志要独立开一家布店。那时做这行的已经有几十家，要发展只有独辟蹊径，于是他们改变经营方式，用很少的本钱到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去批发廉价的布头和边角料来卖。由于价廉物美，吸引了一些收入偏低但又喜欢赶时髦的消费群体。随着生意不断地扩大，名气也越来越响，生意也就越做越大。由于他们讲诚信，服务态度又好，最后竟然成了行业里的龙头老大。
　　抗战时期，在日本鬼子铁蹄的践踏下Ｎ城沦陷，工商业也全面遭到重创。商贾们纷纷外逃，黎氏兄弟也不例外，他们携带全家老小和积攒的银元细软又回到了老家乡下，为了使银元保值又在乡下购买了土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鬼子投降，黎氏兄弟才又回到了N城重新开张，生意依旧火爆。不久Ｎ城迎来了解放，在以后的工商业改造和公私合营运动中，他们也走上了公有化的道路。但划成分还是定了个“工商业兼地主”，现在的黎先生已经是黎家的第二代了。虽然黎先生从小读书，解放后在政府某部门谋得一份工作，并没有子承父业，但他的“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足以让人牵挂。所以抄家鼻涕哥哥还是首先想到了他家。因为鼻涕哥哥看了那么多造反、打家劫舍的书，不实践一下手上实在是有点痒痒。他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觉得是应该换换位置了。于是他先到居委会去核实了一下他家的成分，就带着一帮红卫兵找到他们家的门上去了。
　　
　　那天黎先生上班去了，只有他老婆生病请假在家。黎先生的老婆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据说和黎先生是大学里的同学，四十多岁，长得也是一副温文儒雅的样子。也许看到我也是出生书香门第的缘故，平时见到总是会和蔼地问一句：“小姑娘，放学啦？”让我心里特别舒服，所以我总是喜欢把自己将来长大了的样子想象成她的那种样子。
　　黎先生的家一个大门里面中间是一个厅堂，然后是一间正房一间厢房。正房是夫妻俩的卧室，厢房是书房。这红卫兵敲门进去以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是乱翻一通。正在生病的黎太太吓得在一旁瑟瑟发抖。因为他们家是工商业兼地主，所以大家是冲着他们家的金银元宝来的。翻了半天居然什么也没发现，觉得有点扫兴。有些积极的就说“不可能，再搜。”结果发现在一个毛主席座像下藏有金条和金首饰。这可把这些人气坏了，说这还了得，竟然还敢把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藏在我们伟大领袖的座像下。原来这些东西是她公公六零年闹荒灾那年临死前留给她婆婆的。跟她说：“这是我奋斗了一辈子的最后一点财产，万一以后遇到过不去的年成时，可以给你们补贴补贴。”黎先生是家里最宠爱也最放心的一个，所以母亲就把这些东西放到了作为老大的他这里，自己跟着小儿子过。文革运动一开始，他们也慌了不知将这些东西藏到哪里好，于是情急之中就把它们藏到了座像底下。
　　红卫兵造反派不仅把那搜来的东西全部没收了，还给黎的老婆做了顶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几个字。又叫她拿着一个搪瓷脸盆打双赤脚，把她推到赤日炎炎的柏油马路上，叫她边用棍子敲脸盆边喊“我是XXX”。黎太太走在上面就像跳桑巴舞，引来无数路人围观。一向显得那么高贵的她，这下真是斯文扫地。鼻涕哥哥走在这些人群当中，边走边呼口号：“打倒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造反有理万岁！”鼻涕哥哥的这一革命行动让他在同学中的威望大震。他成了学校里红卫兵组织的最早的头头之一。
　　我的家也被抄了，不是鼻涕哥哥来抄的，念在我往日教他做作业的份上，他还是给了我们这点面子。我的家是被爸爸大学里的红卫兵、更确切的说是他的学生抄的。我们家除了书没有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把抄出来的一些价值不菲的书籍和宝贵的资料堆在一起，点了一把火看着它们烧完，然后扬长而去。这些被烧的书籍，有的是爷爷留下的，有的是爸爸省吃俭用半辈子积蓄攒下来的，现在都化为一群黑色的蝴蝶在漫天飞舞。爸爸只有望火兴叹，心痛得在床上躺了一天，不吃不喝不说话。妈妈怕出意外，一直守在他的旁边。他想不通：纸和火都是人类祖先的发明，为何在这里却变成了不能相互包容的生死对头？
　　云帆说她奶妈家也抄了。没有抄到什么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的材料，只抄到了几件奶姐姐出嫁时穿的衣服。她说她的奶妈自己没有房子，儿女小的时候租房子住，儿女大了成家了，到哪个孩子家哪里就是她的家。这时她正好住在女儿家，所以女儿就遭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