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莽是新朝的建立者，史称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由于他的事迹前无古人且后有来者，像他推行的土地国有化、均田制和废除奴婢制，以及在经济上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新政，特别是土地国有化和均田、废除奴婢制等方面，不都是被后来的中国实现了吗？所以，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对社会制度最富有改革和开创精神的一个皇帝，也是最无私的一个人。所以我称他为“大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帝”。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和《汉书·食货志》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后，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情势却陡然发生了变化。中外学界对王莽的评价，从以往的“全盘否定”变为“逐步肯定”，乃至“全面翻案”。胡适、顾颉刚等率先推翻了近两千年来学界和民间对王莽的定论。钱穆、吕思勉等学者的著作对王莽的评价也与《王莽传》大相径庭。由于胡、顾、钱、吕等人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在海外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对国内学界还是对海外华裔学者研究王莽的基本观点与思路，均有直接影响。至今凡为王莽翻案者，仍几乎无不引用上述诸家之说。
　　如何看待《汉书》中对王莽的记述，毛泽东主席一九二六年在广东农民讲习所讲课时，在谈到历史上没有人研究过农民问题时，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汉时一般写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开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惟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是代表多数农民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王莽执政后，以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为己任，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实很罕见。有人统计，在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出身的仅占29%，而豪强地主出身则占到71%，这一数据充分地印证了毛泽东的观点，即地主阶级才是对抗王莽统治的主要力量所在。
　　鲁迅先生也曾表达过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观点：一个朝代越短暂，史书上它就往往越黑暗。因为它还来不及为自己写历史，只能等到下一个王朝修史来写，也就是它的敌人来写。如秦，“黑暗”自是难免。因此，对于由推翻王莽新朝而建立的东汉朝编写的《王莽传》就不可信。近代帝制结束后，王莽被许多学者和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则认为他是中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不管学者对王莽的研究是两种观点还是三种观点，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王莽在班固笔下的那些事迹。至于对这些事迹的不同看法，会因为人的世界观不同而不同。在近一千九百年的社会里，众口一词，王莽是窃国大盗。但到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对王莽的看法不再是众口一词，而是出现了两三种看法。可以断言，总有一天王莽的案必翻。到那时会众口一词地肯定王莽。就像当年肯定秦始皇、肯定曹操、肯定武则天一样。为什么呢？
　　一、对王莽和他所建立的新朝持否定态度就是否定自己。道理很简单，因为否定王莽的人是帝制时代人的观点，即从维护君主制的正统观点出发。如果用今天的大白话说，那就是你王莽是刘氏汉朝的外戚辅佐大臣，你不姓刘，你只能老老实实做汉朝的奴婢，你当皇帝，建立新朝，就是窃取的刘家的汉朝。今天谁能接受这种观点——天下永远是姓刘的大汉朝。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应该还是汉朝。当然这中间的一千九百多年更不应该出现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朝代。但是，十几个朝代还是走马灯似的出现了。这就说明汉朝不会永远存在，王莽当皇帝建新朝是顺应社会潮流。不管你是什么朝代，只有吐故纳新的朝代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适时吐故纳新的朝代。汉朝也不例外，它灭亡的必然性是它自身腐烂的结果，不是王莽夺去了汉朝，而是汉朝它自己烂掉了。
　　自从一九一一年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时起，否定王莽就是否定自己推翻清朝建立的民国。此前中国是帝制国家，也就是姓天下，君主制。君主姓氏之外的人，都只能永远被奴役，君主家族的人死光了，别的姓氏也不能坐到君主的位置上去。否则，就会被视为谋篡、窃国贼。
　　一九一二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如果我们还用帝制之前的观点看待王莽和他建立的新朝，那我们就不应该推翻帝制。那就是否定自己建立的民国。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也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均田制、废除了奴婢制，如果还用帝制时候的观点看待王莽和他建立的新朝，更是对自己的否定。连汉朝的奴婢主死绝了，按汉朝的法律规定，奴婢还可以得到一部分财产，继承奴婢主的家业。王莽是汉平帝以后的第一辅佐大臣，秉承人民的意志，在汉元帝后嗣四代都死绝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建立新朝呢？更何况是汉室气数已尽，是一个腐烂透了的西瓜，已无法挽救，只能扔到垃圾堆里当肥料。
　　二、王莽是个无私的改革者，不是什么复古的虚伪者。其实班固对这一点的记载是很清楚的。但是，班固却给他贴上了自私虚伪的标签。比如，王莽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王莽痛责王获，令其自杀偿命。奴隶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生命有保障，王莽令儿子偿奴婢的命，这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好事吧？再如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献出钱一百万，田三十顷，这些作为，也应该说是好事一桩吧？王莽诸如此类的作为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但最后却要加上一句“是为了取得好名声”。再如，王莽揭发他的表哥大贪污犯淳于长，这本是坚持正义不徇私情的一件好事，却也被说成是“不道德之举”，说他为此获得了忠诚正直的好名声。怎么评价王莽的这些作为呢？有史学家说这是王莽虚伪，是他为了最后夺权所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说，那我不得不反过来问一问：假如王莽不杀王获，假如在重灾之际王莽一毛不拔，假如王莽不揭发大贪污犯淳于长的罪行，我们的史学家们又该作何议论？如果说这样王莽就变得不虚伪了的话，那我宁愿要一个虚伪的王莽，也决不要一个凶残、冷漠的王莽。
　　班固要否定王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端的是东汉朝的饭碗，只能站在东汉朝的角度上去彻底否定王莽。他如果全面肯定王莽，那怕是百分之六七十肯定王莽，就是对东汉朝的否定。但是，除了东汉朝班固之辈，其他人也学着班固们把王莽视为一个自私的虚伪者那就不好理解了。
　　三、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它掩盖事物的本质。说也巧，秦始皇建立的秦朝，王莽建立的新朝和武则天建立的周朝，都是十四五年的时间。都是给后人留下颇多争议的朝代，也都是没有来得及为自己写历史的朝代。如果秦始皇不灭掉东方六国统一中国，东方六国的旧贵族就不会拼上命地去反对秦始皇和他建立的秦朝。如果王莽不是外戚，也姓刘，新朝也许不会这样短，他的新政也许会获得成功。再就是武则天，她如果不是一个女的，而是个男的，那么，她的周朝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就呜呼哀哉。这都是世俗偏见对他们造成的不公正的看法。王莽和新朝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是代表多数农民利益的……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所以，王莽虽然失败了，但他所推行的新政还是被历史所证明是不朽的事业！
　　这些朝代的短暂，并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恰恰相反，他们的作为是前无古人但是后有来者的。如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锐意推行新政。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是土地国有，二是均田，三是废除奴婢制。王莽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豪强兼并成千成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耕种，却要收一半的租税。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妇整年劳苦，连糟糠还吃不饱，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致乱的原因。他又说：市上有买卖奴婢的圈子，像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的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杀死，违反“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因此，王莽把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子每口给田一百亩。王莽还把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规定不得买卖。凡买卖王田与私属罪者，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沦为奴婢。劳动者终年辛苦耕作，却不能吃饱，这是中国有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的社会问题。解决土地兼并，消弭贫富不均，这是不少人的共同理想。王莽当了皇帝，要把这一理想变为现实。他将奴婢问题与土地问题结合起来，说明他认识到奴婢问题实际上是土地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了，奴婢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王莽的这些举措，能说都没有进步意义吗？王莽新政，被钱穆称为“实为一种如近世所谓之‘国家社会主义’”；柏杨则说得更其明白，“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当然，王莽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构想者和实践者。
　　王莽的新政王田、均田、不准买卖和废除奴婢制、保护奴婢的生命，以及一些新经济政策，不是逐步被后人变为现实了吗？推翻王莽新朝的东汉朝皇帝刘秀，不是也搞了“度田”吗？不是也在限制奴婢数量和保护奴婢生命吗？尽管他不像王莽那样搞得彻底，但毕竟还是搞了一点做做样子。
　　再说我们现在的土地国有化制度和不允许私人买卖土地的律条不是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了吗，实践证明，这就是杜绝土地兼并的最有力措施。如果中国现在不实行这一制度，可以肯定地说，同样会出现土地兼并问题。记得我们曾经叫做出现“两极分化”，实际上就是土地兼并到少数人的手里，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想到这里，我就常常感叹一千九百多年前，王莽咋就想到了土地国有化和不许买卖土地这一点。难道我们能因为王莽推行新政失败了就否定这一切吗？所以，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关于王莽的无私、爱民、改革思想，许多学者表示不好理解。因为他是皇亲国戚，他的这些思想是咋形成的？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封建社会轻视妇女所致。即史书对他的母亲渠文君没作实事求是地记述。应该说王莽思想的形成，主要还是缘于他的母亲。
　　史书中提供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一、王曼死时约二十二三岁，王永约两三岁（王曼的长子），王莽不过一岁，是母亲渠文君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二、王莽二十四岁才开始步入仕途，即公元前二十二年下半年有了第一份差事黄门郎；三、在王莽还没有工作之前，即在他二十四岁之前，他哥王永曾任职诸曹，干了没两年就死了，而此时王莽兄弟俩都已结婚。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二十多年来怎么过日子，生活开销的来源在哪里？有资料说，“唯独与王凤同父异母的兄弟王曼一家仅靠着父亲王禁分给的一份遗产勉强度日。迫于生计，王曼曾隐居会宁梁堡村古城社（王曼庄）谋生。世子王永刚做到诸曹尚书就突然死了，且留下一个遗孤王光。莽母侍候元后至孝……”《王莽传》说：“只有王莽一个人孤独贫穷……他侍奉母亲和守寡的嫂子，抚养失去父亲的侄子，行为十分谨慎检点。”从父亲王禁那里继承点遗产也是真的。但是，王莽二十四岁前都在跟着陈参读研、读博，哥哥王永又早死，很明显，二十几年来，一直支撑这个家的是他的母亲渠文君。王曼的隐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入宫前是渠文君带着儿子隐居才是真的。入宫后，又是靠渠文君在长乐宫打工（侍奉王政君）得来的一份收入养活一家人的生活。由于封建社会轻视妇女，班固不可能去记述这些，但小说《王莽大帝》开篇就用了相当篇幅描写了这一事件。
　　关于王莽害死平帝一说，有史学家指出，这完全是一个谣言。谣言的制造者是平帝死了两年多后举兵反莽的翟义，谣言的传播者是保刘汉派的《汉书》作者班固，谣言的扩大者是一千年后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谣言的继承者是一代一代脑袋长在肩膀上的“孝子贤孙”们。笔者以为，如果平帝真的是王莽毒杀而死，班固决不会只是借用翟义之口传扬，而是一定会在《平帝纪》中秉笔直书、大书特书这件事。王莽所做的好事，班固都能鸡蛋里面挑骨头，说成是坏事，何况这个不得人心的“毒杀皇帝”事件，而且这个皇帝又是自己的女婿。如果脑袋不是长在肩膀上，就会相信班固不会不大书特书的。可是他没有秉笔直书，这就充分说明王莽“毒杀平帝”是一个谣言，根本就没有这件事。翟义为什么举兵反莽、制造这个谣言呢？翟义是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的儿子，翟方进与淳于长交好，关系密切。因为王莽揭发了淳于长的罪行，淳于长被绞死，经翟方进揭发受牵连的高官二十多人，翟方进上书辞官，成帝说他立有大功，才算保住了丞相之职。但不久他还是窝囊而亡，翟义为此结怨王莽。
　　小说《王莽大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史书记载的事实，形象地再现了一千九百年前的大改革家王莽的远见卓识。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当然王莽的失败既有他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他自身的致命弱点。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历史功绩。功是功过是过，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因为他的主要事迹是前无古人的，而又被后人效法，所以称他为“大帝”一点也不为过。
　　《王莽大帝》是小说，不是史书。小说讲究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形象化。当然笔者只能从小说的故事和塑造人物的需要出发，不可能跟着班固的思路走。（作者沧海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