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唤起农工

　　（本故事纯属虚构）
　　
　　中央团校第二期的开学典礼是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河北省良乡县城的一个门脸残存、内部空空的破庙里举行的。当时，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青年学员被编成数个班，坐在捡拾的砖块上聆听团校领导的讲话。
　　良乡是一个仅有几万人口的贫瘠小县城。团校没有校舍，一千多名学员分住在一百多户老乡家中，睡大统铺，但仍需接受军事化管理。没有礼堂，上大课就在露天广场或破庙里，坐在捡来的碎砖石块上听讲。没有教室，小组讨论就在树林间或老乡家的统铺上。没有餐厅，就在空地上围坐就餐，吃的是小米、高粱、窝窝头，一大盆白菜萝卜，小组十来个人围蹲在地上就餐……。尽管生活艰苦，谁也没有怨言。因为大家心中充满了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团校第二期学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地方干部，即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二是学生干部，为一些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大都来自刚刚解放的城市，沈涧秋属于后者。当时，中央团校还没有固定的校址。
　　“同学们，中央团校第二期开学典礼现在开始。”冯文彬校长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掌声中开始了他的讲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们一定会问中央机关都已经进驻北平了，我们中央团校却为什么还要从平山县的西柏坡迁到良乡来？如今都解放了，我们当家作了主人，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样的破庙里举行开学典礼？”
　　校长的两个问题，令学员议论纷纷，“是啊！这究竟是为什么？”
　　冯文彬校长用右手作了个手势，让学员们安静下来，他神色庄重的再次发问道：“毛主席在党中央进驻北平时就形象地比喻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明末李自成起义，最终攻入北京，逼迫崇祯皇帝上吊，结果却仍以失败告终。除了自身的流寇主义，没有建立根据地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学员们显然被问倒了，他们开始全神贯注地听取校长的讲话。
　　“李自成进了北京之后，住进了皇宫，在金钱美色面前，早把革命的初衷扔到脑后了，搂上了陈圆圆，根本没提均田这么回事。败逃回西安之后，还是没有实行均田。抢掠了无数的财富，李自成是不缺钱花的。百姓生活的怎么样他是无暇过问的，也不那么关心。以前所提出的纲要‘均田免粮’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一旦脱离了百姓，也就失去了支持的靠山，岂有不败之理？”
　　“对！李自成没有了人民的支持，当然要失败啦。”学员们经校长一点拨豁然开朗起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陈毅老总在总结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是老区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此话一语中的。”冯文彬校长的旁征博引，令学员们心悦诚服。
　　校长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他环顾了四周，见学员们如饥似渴的表情，便慷慨激昂地说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有些人恐怕还没有觉悟。我们希望他们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
　　学员们听到此，有很多人开始频频点头称是。
　　冯文彬校长继续着他的演讲：“总之，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也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来团校受训的目的，你们是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种子只有在土地的怀抱里才能茁壮成长。”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冯文彬校长最后引用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加深学员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开门见山的这一席话，使学员们至此明白了学校如此安排的良苦用心。
　　杨初教育长就中央团校三个方面的主要课程安排作了说明：一是《社会发展史》。由艾思奇同志主讲，通过学习透析“劳动是光荣的，剥削是可耻的”，为的是改造思想，牢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二是《中国革命史》（即《党史》）。负责讲课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但他非常乐意为你们这些进步青年们讲课，他一共安排了七次；三是《党的政策》。授课的“教师”名单有：彭真、邓颖超、薛暮桥……个个都是鼎鼎大名……
　　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听大课是大家的主要学习方式。
　　当时团校的物质条件很差，既没有窗明几净的教室，也没有明亮的电灯照明。学员们白天在野外坐着草墩听课，晚上在小油灯下读书。即便这样，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较短地时间内，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掌握业务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做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青年工作者。课程安排很紧，有哲学、社会发展史、时事政策、团的业务等科目。有许多学员们克服了自己理论基础差、文化水平低的困难，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攻读马列原著。团校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每天早晨出操，练习唱歌、看文件或阅读报纸。早饭后，各中队集中起来开始上课。上课一般为四个钟头，加上小组讨论，漫谈、自由学习共六个钟头。一个阶段结束后，学校就进行学习测验，这个测验和过去学校里的测验不一样，既没有导师的监督，又不禁止同学们讲话，但大家既不作弊，也不高声喧哗，因为大家都正确地认识到测验是对自己前一阶段的衡量与估价。上课之余大家在一起学习扭秧歌，排练节目，举行球类比赛，每天的生活丰富而紧张，当时的口号是“只有活泼、愉快的生活，才能有紧张的工作。”
　　与第一期一样，学习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没有教室，就在树林间学习讨论；没有礼堂，就在露天广场听报告；没有餐厅，就在空地上围坐就餐……没有宿舍，学员们住进老乡家中，但仍需接受军事化管理。沈涧秋和几位学员当时被安排在一个地主家中，挤在两间厢房的大通铺上解决睡觉问题。由于“阶级斗争”的界线，双方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不轻易言语。窝头、白菜和萝卜是学员雷打不动的“老三样”。一个月要能杀回猪，会从猪脑子到猪尾巴一锅煮，就是大家说的‘打牙祭’了！
　　到团校后，沈涧秋他们开始享受供给制待遇。穿的全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黄粗布棉袄、布衬衣、布袜子、布鞋。吃的是粗粮，菜肴方面平时以蔬菜、咸菜为主，但一个星期也能打一两次“牙祭”，吃顿猪肉。每月的生活费是一元多，记得那时常以一角钱去买一小堆花生，让大家解解馋。那一年中秋，冯文彬校长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从部队上搞到了一批美国产的牛肉罐头，每个学员一人分了一听，大伙儿都特别高兴。
　　在良乡学习“劳动创造世界”这课中，全体学员下乡帮助老乡秋收秋种，在割运稻谷劳动中，滴滴汗水，使大家深深体会到李绅那首《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上大课前，学员间，学员与校干部间互相拉唱革命歌曲，增进了革命友谊与团结。民主生活会上与人为善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心情舒畅。学习讨论，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刨根究底，甚至到了“钻牛角尖”地步。学习社会发展史，讨论到人类进化进程时，有人就发问：人类既然是从猿进化而来，那么今天的猴子怎么不能变成人呢?
　　……
　　陈绍禹(即王明，时任国家法制委副主任)讲《婚姻法》理论联系实际，他以诙谐幽默口吻，从一段军民对话中说明国家建立《婚姻法》的必要性。他说，有次解放军路过一农户家，敲门问：“里面有人吗?”
　　屋里人回答：“没有人”。
　　又问：“你是什么?”
　　答：“我是女人。”
　　这反映了旧社会农村妇女长期受封建压迫和歧视，不把自己当人。新社会必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树立自尊、自爱、自立思想，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妇女在建设新中国中的“半边天”作用。
　　而令沈涧秋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授课。
　　“刘邦与项羽，大家更喜欢谁？”田家英讲中国革命史标新立异，刚开头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听说过楚汉相争吧？为什么屡战屡败的刘邦最终能够战胜强大的项羽？”
　　学员们开始很好奇，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联想到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他这么问肯定有一定的道理，见田家英鼓励的眼神望着他们，于是乎，大伙斗胆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项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声音力挺项羽。
　　“刘邦！”只有三分之一的声音倾向于刘邦。
　　“观点等同这二人的，请分别说说你们的理由。”田家英耐心地因势利导。
　　“项羽是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连李清照都有词赞美其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不对，刘邦才有雄心壮志呢。”
　　“何以见得？”
　　“据《史记》记载，同样是看到秦始皇出巡，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农民，恐怕还没有兴起造反取而代之的念头，对他来说，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时机和条件，更多是羡慕和向往的成分在里面。当时刘邦是个流氓性质的人物，萧何就曾经说过他好大言（刘邦去跟吕后父亲空手贺寿的时候，就说贺10万钱，结果这个不好生产的无业游民骗了个老婆回来了）。项羽说这话时候是暗含着仇恨的，当然也有野心，项家是楚国贵族，他爷爷楚国名将项燕被秦国杀了，楚人被秦人杀了好多，所以对着秦人有着刻骨的仇恨，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一斑。因此项羽说这话的时候，除了狂妄还有仇恨。”听着学员这样的引经据典，田家英由衷地一笑。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句：“刘邦根本不会打仗，他只会耍赖皮。”
　　“哦？”田家英显然对此来了兴趣，“不妨说说你依据是什么？”
　　学员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蒙青起立，大声地说道：“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好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田家英也为蒙青的博闻强记而感到欣慰，他赞许地点了点头，“一家之言，言之有理。”
　　“我觉得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项羽的最根本原因是他做到了三点最根本的东西，而项羽则没有做到。”沈涧秋从小熟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概括问题的能力比较强，见田家英鼓励自己说下去，便毫无保留地说了起来，“首先，刘邦有‘约法三章’，即1.杀人者要处死；2.伤人者要抵罪；3.盗窃者也要判罪。其次，刘邦率先解决了利益分配的问题；再次，刘邦用人之长，他周围人才济济。”
　　“就是。‘约法三章’是迎合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很快便为刘邦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拥戴。刘邦对于扮演仁义之师的角色似乎颇有天赋，不但赚得满堂彩，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战胜项羽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毛主席评论说：刘邦是封建皇帝里面最厉害的一个。”田家英结合自己在领袖身边的所见所闻加以说明。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基本上是由民心的向背决定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高大魁梧的孟华说道，“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在政治实践中，了解民情，顺应民意，抚慰民心，唯有世事练达的政治家才能做得到。刘邦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他一入咸阳，就废除繁杂残酷的秦律，颁布‘约法三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他得到了天下。项羽则不是，他失去了天下。”
　　“很好！”田家英的表扬直截了当，对学员是莫大的鼓舞，“我们归纳一下刘邦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一是论功行赏，且事前立下规矩。刘邦打天下，事先定下谁打下城池，谁就当这座城池的领袖，而项羽则不然，城池早已拿下，但却迟迟没有首脑；二是“约法三章”，这一规定，使老百姓尝到了甜头，拥护谁，反对谁立竿见影，项羽火烧阿房宫等行为，在百姓心中丢分无数；三是用人之长。在刘邦那里，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但凡有一技之长，都能得到重用，譬如陈平，别人对他的评价不高，陈平不是刘邦的老部下，他从魏王咎那儿叛逃到了项羽那儿，又从项羽那儿叛逃投靠了刘邦，得到刘邦重用。对此，刘邦的老部下有意见，周勃、灌婴给陈平列了三大罪状一是先后背叛魏王和项羽，二是传闻陈平“盗嫂”，三是据说陈平受贿。对于这种告状，刘邦先排除了“叛逃”的指控，因为在群雄并立的时代，“朝秦暮楚”不能说明道德问题，然后对其余两个指控进行了追查，“盗嫂”属于查无实据的传闻，受贿属实，但陈平坦然承认是用度所需。连这样的人也敢用，自然，项羽阵营的能人最后大多归顺到刘邦这里来了，项羽焉有不败之理？”
　　“那么，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式枪备的国民党军队？”沈涧秋由此及彼，联想到了眼下的解放战争，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好！”田家英首先表示了肯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刘邦的成功案例对当代中国革命的启示：我国是农业国，以农村人口为大多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了。那么，农民最想得到什么呢？”
　　“土地！”学员们几乎是异口同声。
　　“对！土地。可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土地呢？于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方针便应运而生。”
　　“刘邦有‘约法三章’，我们有什么呢？”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对！此举赢得民心。”
　　“最广泛的统一民主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敌方阵营。”
　　……
　　学员们此起彼伏兴致勃勃，以前一些朦胧的想法，这一刻找到了理论的依据。
　　“‘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从‘均贫富、等贵贱’到‘均田免粮’，但没有一次起义能将这些宗旨落实到底，李自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田家英举一反三，“中国共产党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真正将‘打土豪、分田地’彻底落实的政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唤起农工千百万，将革命进行到底！”
　　“是啊！有了这几招彻底唤醒了民众，于是就不难理解董存端舍身炸碉堡的壮举会发生在解放战争中了。”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刹那间，教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此话不无道理。”田家英适时引导道：“马克思在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说过：‘实行国际主义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应尽的义务。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都肩负着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只有坚持国际主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作为中央团校的一分子，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为彻底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董存瑞的壮举，正是中国共产党唤醒民众的最好例证。”
　　“唤醒民众？”有学员反问道。
　　“这就需要解决为谁打仗？为谁建设的问题？这也是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学员的光荣使命。”田家英进一步循循善诱。
　　“记得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空气、水、吃饭、穿衣、性欲、住宅、医疗等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需要，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打土豪、分田地’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解决了老百姓生理的需求吧？”一位来自燕京大学的学员运用自己学到过的知识，试图进行分析和类比。
　　田家英也为中央团校有如此学问的学员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频频点头地赞许说：“很好！能够将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这是活学活用的开始。光解决生理需求显然是不够的，农民在得到土地以后，那些土豪是不甘心的，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必须与他们针锋相对。这就是进入到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二阶段安全需求。安全需要比生理需要较高一级，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要保障这种需要。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会产生安全感的欲望、自由的欲望、防御的实力的欲望。”
　　那些来自燕京大学等名校的学员原以为来自穷山沟的共产党，只懂马克思，根本不知道马斯洛，现如今田家英的一席话令他们心悦诚服，他们原先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盟到这个队伍里来的，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能如此熟练地运用马斯洛理论来分析当今中国革命的现实。
　　沈涧秋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灭亡》中的杜大心，和于子三学长的身影，杜大心视死如归，有他的理想；然而，于子三当年慷慨就义时，与董存瑞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符合需求理论，为了唤醒民众，解放全人类。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党的主张和理论是建立在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先哲基础上的，包括马斯洛的理论。”田家英仍然在借马斯洛理论说开去，“马斯洛认为‘五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级，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马斯洛理论有其积极的因素。首先，马斯洛提出人的需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人类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其需要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按照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进行的。当然，关于自我实现是否能作为每个人的最高需要，目前尚有争议。但他提出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是无可置疑的；其次，他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了人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需要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工作具有启发意义；再次，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基础是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他认为人的内在力量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人要求内在价值和内在潜能的实现乃是人的本性，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
　　掌声，热烈的掌声响起。田家英深入浅出的分析令大家为之钦佩。
　　“然而，……”田家英在掌声的间歇将话锋一转，“马斯洛理论也有其消极的因素。第一，马斯洛过分地强调了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的价值就是一种先天的潜能，而人的自我实现就是这种先天潜能的自然成熟过程，社会的影响反而束缚了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观点，过分强调了遗传的影响，忽视了社会生活条件对先天潜能的促进作用；第二，他的需要层次理论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色彩。一方面，他提出了人类需要发展的一般趋势。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需要层次看成是固定的程序，看成是一种机械的上升运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改变需要层次的主次关系；第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注意了一个人各种需要之间存在的纵向联系，忽视了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往往存在多种需要，而这些需要又会互相矛盾，进而导致动机的斗争。认识到这一些，对于指导我们眼下的工作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不愧为毛主席身边的人，田家英脱稿讲的这一番实事求是的剖析，对许多刚刚参加革命的懵懵懂懂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下了一场及时雨。
　　1949年9月25日，正当沈涧秋等一百多学员在一个大场院里吃晚饭时，指导员狄吉同志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布：“中央首长指示，要我们全体学员赴京参加十月一日开国大典!”
　　顿时，宁静的校园沸腾了。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了。这是怎样的大典呢？
　　
　　
　　（未完待续）
　　
　　（2015/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