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政治（4）

　　十一、政治（4）
　　　
　　52.爱和柔情的选择代价
　　　　
　　人的一个选择，决定一条道路，一条道路到达一方土地，开始一种生活，于是一种生活就决定一种命运。这应该是自然条件下的程序。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选择不是全靠你自己，有天地之间的左右，灵魂深处的驱使和时代的胁迫，你不得不去选择。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我到日喀则去出差。办完公事，我想起进藏时火车上认识的辽宁省实验中学的校友张海和孙大姐，他们分配到日喀则江孜县。在西藏所有的同学都特别亲，辽宁的同学就更是亲如一家，何况我们还是出自同一所中学，我真想看看他们今天的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于是我决定到江孜县去找他们。
　　据说从日喀则到江孜县要１００多公里，我一个人怎么去呀？我等了两个小时才搭到一辆去江孜县的卡车，我们在暴土扬长的路上行驶着。江孜县海拔最高７０００多米，平均高度是４０００多米，江孜两个字是胜利顶峰的意思，是抗英侵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英雄城，这里还有许多的名胜古迹。可我没有一点兴趣，脑海里一直放映着张海在实验中学里挨斗，赵大姐给他送饭的那一幕，还有张海不断的追赵大姐，从沈阳追到铁农，从铁农追到西藏的那一幕。今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一定是“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夫妻恩爱，比翼双飞在江孜了。我想着想着自己笑起来，再演下去一定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呀！（可惜那个年代连个电视都没有）
　　司机师傅说：“唉唉！你傻笑什么？我只能给你送到江孜县，离你说的农科所还很远呢？你怎么办？”我说“师傅求求你送送我。”这个混蛋师傅竟然说：“行啊，先睡觉，再送到！”我立刻生气地说：“你以为老娘是谁呢？别来这一套！”我开了车门就要下车。车飞快地行驶着，他一看急了，大声喊“把门关上，你不要命了！我是和你开玩笑呢！”我也和他喊“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简直就是个混蛋！”
　　这人没生气，反倒笑着说：“你真是姑奶奶，够厉害！我不是不送你，是两条道，我到县里就拐了，真没办法！”我看他一脸的真诚，也不愿再理他。
　　到了江孜县我下了车，直奔县委办公室。正好有一个人知道张海他们，告诉我他们那有部电话。我很顺利地拨通了，是张大哥接的，他一听是小泥儿来看他们，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说：“你在县委那等我，我去接你！”我问他“有多远？”他说“骑车要半小时。”我说“我往那个方向走，我们会碰头的！”放下电话，我连跑带颠地向他们住的方向走去，真想立刻就见到他们。心越急，路越远，这是一条土路，没什么人走，偶尔过一辆汽车，泛起的土烟呛得你喘不过气，睁不开眼睛。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远处一个老藏民打扮的老头骑着一辆破车，稀里哗啦地过来了。我还没在意，照直往前走，这时候，那个老藏民在我眼前下车了，说话了，“你是小泥儿吧？”我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完全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啊！
　　这个男人，一顶帽子被阳光晒的发白，我看不出是什么本色，帽檐下，一张消瘦的脸挂满了灰尘，但是仍挡不住被晒黑的皮肤，嘴唇上布满干裂的口子和张开的皮，并且被半寸多长的胡子包围着，他隔着落满灰尘的眼镜看着我，露出的一口白牙告诉我他在对我笑着。他上衣穿着蓝色的制服（四个兜的），外边套了一件藏族马甲，五颜六色横格那种，也是布满了灰尘，下身是蓝色的裤子挽着裤脚，上边全是泥，脚上穿了一双农田鞋，一双漆黑布满老茧的手扶着车把。我呆呆地看着他，难道这就是我的校友张海大哥吗？原来的眼镜书生，今天看起来就是一个干巴小老头！
　　他用实足的堂音说话了：“怎么，小泥儿不认识我了？我是张海呀！”听了这话，我才在眼镜后边找到张海的影子！我没说话，只觉得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
　　“见面了应该高兴啊！怎么还哭呢？”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说：“张大哥，还有多远啊？”张海说“上车吧，我骑车带你去，咱们回家再聊吧！”我上了车，真担心他那瘦弱的身躯能否带得动我？张海上身左右摇摆着尽量骑得快些，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我们分开才５年，怎么像过了半辈子，一个潇洒英俊的小伙子，竟成了眼前这个和藏民差不多的小老头呢？
　　我们的车子停在一片荒凉的土地边上，一座旧式藏房前。这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房子，白色的墙皮已所剩无几了，外墙上七七八八的贴着几块牛粪饼子，上边的手印还清晰可见。张海把车子停好，伸出那双粗硬的黑手拉住我的手说：“小泥儿，欢迎你到我家来，你赵大姐在家做饭呢，进屋吧！”这双手好像已经让我感受到，这５年他们的经历和生活的打磨。
　　两扇木板门被我吱吱嘎嘎地推开了，房间里只有一个两扇木板做的所谓的窗，没有玻璃，只有靠这个洞投进房间一缕阳光。刚一进屋好像什么也看不见，过一会我才看清：这是一间黑土墙的房子，靠窗的两边是两个单人床，说是床，其实就是用木板搭的铺，中间也就是窗下，放了一张用木板搭好的桌子，上边放了很多的书。
　　借着灰蒙蒙的光线，我看见一个不修边幅，披着短发的女人也穿着一件和张海一样的藏马甲，背对着我，猫儿着腰儿在煮面条。她知道我们回来了，直起身抬起头说：“小泥儿来了，真高兴你来，可是没什么好吃的，只能煮面条了！”我走上前去抱着她喊了一声“赵大姐”，“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因为眼前的大姐，和火车上见到的大姐判若两人，披散的头发中闪现出的脸，枯萎消瘦，皮肤憔悴，灰黄松弛，干巴得打成褶皱，让人看了心疼！那个漂亮，勇敢，深情，健康的赵大姐刹那间一古脑儿消失了。
　　我们３个人，每人一碗用压缩酱油煮的挂面，坐在小板凳上边吃边聊起他们５年来的经历。张海说：“我们是学农业的，学农就离不开土地，我们定位就是新西藏的农民。”到江孜县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办起了只有他们两个大学生的“农科所”。就在这间房子的门上，还挂着一块“江孜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白漆黑字藏汉两种，清清爽爽。县里说“那边有十几亩荒地，你们俩就在那干吧，叫个研究所也行。”这一对热血青年就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开始了他们“冬小麦在西藏海拔３０００－３８００米高原的种植”的科研项目。
　　小麦在西藏早有种植，但是冬小麦只在３０００米以下有少量种植，西藏生长的春小麦，磨出的面粉只能做馒头，连面条都做不成，没有面筋。但是，要使冬小麦能在西藏扎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冬小麦能否站住脚，不但与种子，种植技术，还同西藏特殊的气候，土壤，耕作制度及其它农业基础的实际情况密不可分。因此，他们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实验过程，是常人所无法想像得到的。从育种开始，他们天不亮就起床，日落才回家。白天累了一天，回家有时连饭都没有，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就和藏民一起吃在地里，一口糌粑一口酥油茶。这还是有藏民时才有的，没有藏民就吃个两馒头喝口水完事。
　　在西藏高原地区，就是干坐着，还喘不过气来，何况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从播种到收割，事事亲力亲为，第一年完成一组数据，第二年又开始下一个研究。没有钱了就用自己的钱垫上，没有劳动力，自己也照样干。湿了要排涝，旱了要浇水，下了班还要记录，总结。５年过去了，他们的科研初见成效，从他们平静的脸上，我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所收获的成果还感到满意。
　　他们没有买西瓜的邻居，没有同学来看望他们，没有休息日，更没有逛街游玩的时间，也没有哪位领导安排他们的工作，没有人给过他们奖励，甚至没有人表扬过他们，一切全靠共产党员的党性，自觉地、全心全意地工作着。张海由于常年劳累吃不好饭得了胃病，可是他没回过内地，没休过假，也没看过病。赵大姐得了眼病，几乎看不见什么了，可她说“等张海的科研完成后再说，我不能扔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啊！”我想像不出，这５年他们是怎样结伴而行，互相搀扶着走过这些日出日落的？
　　他们微笑着说着他们的事情，平静得如同静静流水的小溪，可我却如同经历了暴风骤雨的洗礼！比起他们，我小泥儿显得如此的渺小，我为西藏又做了什么呢？
　　今天的西藏，冬小麦在全藏３８００米以下的地区已经大面积的种植，并且连年丰收，小麦的硬度也达到制粉的标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和当年他们的科研有关，也许今天的成功正是源于他们当年的牺牲和付出，但是早已没人还记得，当年那个两个大学生的农业科研所。吃饺子时，没有几个人会想起种麦子的人，可种麦子的人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至少小泥儿记住他们：因为是他们让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忘不了，人要踏踏实实站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第二天，我是流着泪和他们告别的，从此没有再见到他们。再后来，我听说张海调回到沈阳，当了一个区的区长，仍然和土地打交道，业余时间他写写诗、练练书法。赵大姐的眼睛也治好了，身体一直不太好。坎坷生活中沉淀的爱情如同久酿的蜂蜜，让他们更珍惜香甜和幸福。
　　艰苦的西藏高原缺氧摧残着年轻人的身体，单调枯燥的生活摧残着年轻人的意志。怎样摆脱困境内调是唯一出路，为此太多的人付出了代价，有的人在招待所里一住就是十几年，有的离婚，有的不要公职、党籍。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第一次汉族干部内调开始了，这是让汉族干部兴奋不已的好消息！可是百分之几的内调名额究竟能轮到谁呢？进藏五六年的同学也都“蠢蠢欲动”，开始寻找内调的机会。
　　王子从进藏那天起就想着有一天离开这个“鬼地方”，内调又一次唤醒他早已渺茫的希望。可是怎么才能走成呢？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两口子一起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一个一个地走；如果我先走，西藏的“男光棍”遍地都是，再想内调是难上加难；只有他先走，我就成为屈指可数的“女光棍”，再走就有希望！
　　我下决心把王子先调回内地！人生只要找到目标，办法就会接踵而来。我立即去找我爸爸的一个同志，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的马叔叔，他是检验科的主任。我向他哭诉“王子因为我进藏后心情一直不好，又得了急性肝炎，我们日子过得如同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叔叔能帮忙让他早日内调，我的心灵也能够得到解脱，否则我一生都会欠他的！”马叔叔深深地同情我，他说：“小泥儿呀小泥儿，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对象，事事都要你扛着，他回去了你就成了‘女光棍’，万一回不去，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生活？”我说：“马叔叔你就帮我把他调回去，我一个人就好办了，不会再找你的麻烦！”马叔叔帮助王子开了已经是乙肝的检验单，然后通过他的关系，去找当时我和王子单位的厅长（我们后来调到自治区水利电力厅）。
　　我认识刘厅长。５０多岁，是十八军进藏的老干部，山西人，为人正直，严肃，对工作要求严格。他爱才如命，喜欢大学生，他常说：“建设西藏需要人才，没有正牌的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也不错嘛！”所以让我们内调，要过他这关难上加难。我一个人到刘厅长家去找刘厅长，开始没有说让王子内调的事，而是和他讲诉“王子得了乙肝，下一步就变成肝硬化，再下一步就是肝癌，刘厅长，王子才３０岁，他要是你的儿子，你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样死了吗？刘厅长，你放他回去吧！也许能让他多活几年，因为对乙肝我国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乙肝还传染，对厅里其他同志的健康也不好啊！还有，刘厅长你把王子放回去，我和你一起留在西藏，只要你在西藏一天，我绝不内调，我小泥儿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只是你还不了解，如果羊八井电站需要我，我也可以去（当时正在建设，很苦），我一样二话不说！”
　　没想到，我的“欺骗”撬动了刘厅长的慈悲之心，我觉得刘厅长并不是像厅里人讲的又倔，又难沟通，严肃得怕人。他哈哈大笑起来：“小泥儿，我成全你一心救夫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说好，不要王子一走你就开始闹内调，我要成立对外联络处，到时候就叫你去干，１０年之内不准内调，行吗？”我立刻站起来，兴奋的说：“刘厅长，没问题，小泥儿和你拉钩！”刘厅长说“钩就不用拉啦，饭还是要吃的，你阿姨早就做好饭了，就在这吃吧。”
　　半个月后内调名单公布了，王子榜上有名！他看上去很激动，我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心里拔凉拔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当时我们厅里有一位叫任陪章的同学和王子是好朋友，也想尽办法让他的爱人内调了。他爱人知道丈夫走不了时坚决不走，没想到任陪章打了他爱人一个嘴巴，说：“我是个男人，我能受得了，为什么两个人一起遭罪呢？你先走了，我也会有希望的”。不知为什么，我非常羡慕“那个嘴巴”。
　　终于到了王子要离开西藏的那一天，我去机场送他，我没有流泪，一直看着他的飞机飞上蓝天。回来的路上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失落，委屈，孤独像一只只小鬼儿跳出来，在我眼前表演，我真觉得做王子的老婆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这滋味在我心灵深处的一个角落永久的埋了下来。
　　在以后的两年多里，我在拉萨成了同学圈子里知名度较高的快乐的“女光棍”！王子走了，家就没了，水电厅收回了分给我们的房子，我只有把行李搬到水电厅电力实验室。我们的老主任姓张，很高的个子，是甘肃人，说话地方口音很足，但是心眼好，大家都很尊重他。
　　我搬到实验室那天，他看着我说：“呀！小泥儿，咋个办呢？一个女娃娃，住个办公室不大好吧？你看咋个办好呢？”我一听就明白：“主任，有啥不好的？我就住办公室了，没问题！”我知道室里房子紧张，有的两口子还住单身宿舍，这已经是对我照顾了！我在情报室工作，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放张床就行了。下了班，整个大楼就我１个人——反过来说，小泥儿１个人住１栋楼！
　　白天过的还潇洒，除了６个小时的工作，基本就吃两餐饭，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在食堂吃！西藏百分之六七十是四川人（除了藏族），所以口味就是麻辣，我是适应“口味”的能力太差，一到开饭，是我心灵最最痛苦的时候：有辣椒，还好，挑出来把菜洗一洗，放点酱油还可以吃！可一旦吃一个麻椒，一顿饭就一口也吃不下了。
　　西藏有意思的是，吃饭可以“游吃”，“要吃”，“换吃”，还可以“伙吃”！西藏的“光棍（单身）多，这些光棍到了吃饭的时候，从食堂打了饭，就开始“游吃”，这一顿饭端个大搪瓷碗，不知道要“旅游”几家？“要吃”就更有意思了，没有吃的了，就找同学，老乡，战友，朋友，一定会有饭吃的！绝大多数还要倾其所有，热情招待！因为别人对你这样，你对别人也这样，这在西藏就是“规矩”。如果你“财迷”，和你交往的人就越来越少，你的名声就越来越差！
　　还有就是“换吃”，大家把东西拿到一块儿，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彼此都吃得很香。最快乐的是“伙吃”：几个人都端着饭碗，到一个家里凑到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说，也可以开小会，还可以谈工作，有的蹲在地上，顶多是每人一个小板凳。
　　我是单位，也可以说是拉萨同学中仅有的“女光棍”，真是吃遍了拉萨的大小单位，吃遍了拉萨的同学，几乎每个星期礼拜天都要到同学那里去“蹭吃”，偶尔有一天没人叫吃饭了还觉得哪不对劲呢。
　　睡觉，对于我是一件恐怖的事：我们实验室是一座三层小楼，从一层到三层是在楼的中间修的外楼梯。每一层都有独立的门。小楼的东面是进院的大门，西面是一排食堂，食堂的后面是三排宿舍，北面是车库，猪圈和厕所（小楼的对面），从小楼到厕所有２００多米。中间是一个篮球场。晚上，我在外边逛完了，要先上厕所，厕所是旱厕所，一道墙男女分开，一边有４个坑的，粪便要定期人工清除的那种。半夜厕所里有一个风雨飘摇的小灯，看它摇摇晃晃的心里害怕，可没有它心里更害怕；墙那边有人害怕，没有人更害怕！
　　上完厕所，我开始以百米的速度向办公楼冲刺。我要一口气跑到３楼，提心吊胆的开开３楼走廊的大门，从门进去，摸黑儿把３楼的大门锁好。走廊两头都是黑黑的，再摸黑找着灯，打开自己的房间，还要把灯关好，偶尔忘了，主任在家里坐着就可以看到，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批你“儿昨晚不关灯，浪费多少电？”我每次都诚诚恳恳地说“主任，下次不敢了，一定关好！”
　　一直到进到了自己的房间，才敢松口气！躺在床上，想家，想王子，想爸妈，也想儿子。睡不着时，常常自己吓自己：雷雨天的闪电，像狰狞的鬼眼趴在窗上，我会将被子蒙在头上，吓出一身的冷汗；刮风时，从１楼到３楼的大门像筛糠似的不停的响，总觉得有人上来了，心脏吓得咚咚的跳，连自己都能听得到。
　　最怕的是半夜拉肚子要上厕所，大冬天的实在不想起来，更害怕起来！为了上个厕所，不知道要下多大的决心。天气不好的时候，我穿上衣服，拿上手电，打上雨伞，壮着胆子，在黑夜中一道一道的开门，然后冲进厕所，浑身战栗的蹲地那里，后边就是猪圈，任何一点动静都能吓得你毛孔悚然！回来时仍然是百米冲刺地上楼，锁门，在黑暗中摸进屋子，直到钻进了被窝，心还在颤抖！
　　当时，拉萨有歌谣叫做“光棍苦”：“光棍苦，光棍难熬是孤独，想妻想儿想父母，逢年过节伴酒壶。”最难熬的，还是节假日的孤独，白天到同学老乡家里混上一天，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真不知道该怎样过，那真是孤灯，孤影，心也是孤独的坐在思念的窗前，思绪也会随着泪水静静的流淌成一条小河，慢慢地流进梦乡。记得一次，十一过节，在同学那吃了豆角。在西藏不知为什么，吃豆角吃不好就会中毒，半夜胃疼，然后就呕吐，过了一会就拉肚子，我一次次从３楼冲向厕所，最后一次爬上楼时已筋疲力尽。我想我不能这样睡下去，睡了也许永远醒不了!突然想起国庆节，室里每个人发了半条大前门香烟，本来是留着男同学来时再抽，为了让自己清醒，为了熬过漆黑的长夜。我靠在床上点起一支烟，第一次感觉到烟的神秘，特别是在那烟雾缭绕之中，生活的片段像一个个烟圈不断的重叠再重叠，近的会慢慢飘远，远的会慢慢飘近——从此，烟成了我度过黑夜的“伴侣”。
　　光棍也有快乐的时候，特别是女光棍更是受宠有嘉。一有饭局，总会有人想着还有小泥儿呢，一提到哪玩，更是少不了小泥儿。一个星期日，同学们提议去游泳，到雅鲁藏布江里去游泳。雅鲁藏布江的水是冰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即使是七八月份江水也是轧骨的凉。那天天气特好，我们十几个同学，带着吃的，白酒，开了一辆破吉普车来到江边。男生脱吧脱吧就下去了，我和陈红在岸上看衣服。我看着男生在江中如鱼得水，就大声喊“怎么样，冷吗？”他们说“小泥儿可好啦，下来吧！一点也不冷！”我一听热血沸腾，脱掉外衣，穿着游泳衣就跳进江里。没想到那江水刺骨的冷，如果不动一会儿就要抽筋！我想不能让他们看我的笑话，拼命的游，这一来可不得了，岸上的藏族同胞从来就没见过游泳的，更没见过女的下到雅鲁藏布江里游泳。
　　我们顺着江边游，他们顺着江边跑，一边跑一边喊，我只听懂一句“阿嫁拉”！那天虽然冻得够呛，可尝到了“明星”的感觉。
　　王子走后，任陪章也没家了搬到了单位，也成了男光棍，可他总像一个大哥哥照顾我。有一次我感冒了，他从楼下做了碗面条端上来，放在我的桌子上，严肃地说：“小泥儿，吃了这碗面，感冒就好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就走。那个年代他算上个非常正统的人，因为爱人内调了，他变成了光棍，可是他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诚，和女孩子在一起好像笑笑都对不起远在天津的漂亮老婆和女儿似的。
　　终于有盼到第二次内调，我榜上有名，可他却落榜了。我开始收拾东西，任陪章也来帮忙，他说：“小泥儿要走了，我送你点什么呢？”我说：“不用了，帮我干那么多活了，另外我还有事求你，我走后帮我把户口，档案，货单用快递发回沈阳，我就感谢不尽了！”他说“这点事，哥们儿之间应该的。”忽然有一天，他严肃地说，“小泥儿，我给你做一件衣服吧！留个念想！”我一听，喊起来：“任陪章，神了！什么时候会做衣服了，我怎么不知道？”任陪章苦笑了一下，“嗨，那有什么难的！照着图纸裁呗，机械图都会画，裁衣服先画好再做，没啥。”就这样，他平生的第一件衣服是给我做的，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上了飞机离开了西藏！但是，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学做衣服？
　　我万万没想到，我刚刚到沈阳没几天，西藏就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任陪章和小申从错那“叛国外逃到印度”了！我的头轰轰作响，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直是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的任陪章怎么可以走上“投敌叛国”之路呢？不，绝对不是！我凭着对任陪章的信任坚决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又担心万一是事实，我所有的档案户口发货单还在任陪章的手上，我该怎么办呢？
　　没过两天任陪章的信就到了，信是这样写的：“小泥儿，你的手续已办好，材料快递已寄出，望你查收！我可能工作有变动，不要回信，定下来我会和你们联系的！”让我感动的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特快专递就到了，我抱着这代特快专递哭了，我深深地被任陪章感动！在他做出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还没忘了对哥们儿的责任，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们在出发前办的最后一件事。
　　后来从同学那里知道，他们是出于单纯幼稚的想法，就是想出国，从印度到日本去，因为日本有任陪章父亲的老朋友，可以帮助他们留学或者发展。这一“选择让他们用青春年华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没有走到新德里，就被印军发现，把它们抓了起来。后来，他们就作为中印交换被俘人员，交换回国了！从错那边境由部队的解放军押送到拉萨。全藏的工农兵学员无不为他们的命运担忧，这是我们亲如手足的兄弟，这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同学们结队去看守所看他们，援藏的老师自动的组成为他们辩护的律师团，全力的帮助他们，水电厅的刘厅长亲自出面为他们担保，组织部也出面讲了话，所有的人，企盼这样能使他们的刑期判得短些，再短些！
　　任陪章主动地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他一心想让小申的罪责减轻一些。法律的判决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一个人的情怀，一个人勇于承担的精神照样可以感动人们。其实他是一个本质非常好的人，是一个让别人信任的人。他善于思考，一定会想到失败，否则他不会将一切罪过独自一人承担！他明白，当他迈出祖国大门那一刻，无疑是在将自己抛向空中，不是飞起，就是重创在地。冒险是男人的天性，我佩服这样的男人，他失败了，任凭命运的发落，不做任何的申辩！
　　最终他们服刑两年，失去了党籍，失去了公职。他漂亮的妻子和漂亮的女儿，也同样饱受了政治的痛苦，寂寞的煎熬。有人说，如果任陪章再等等，他３年之内一定会内调，碰上改革开放，他还会是一个大老板！还有人说如果他不内调，凭着他的才华和领导能力，比今天西藏提起的厅局级干部要上的更快，干得更好。
　　３０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选择了同一条路，但却不是同时到达一个目标。这条路上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坎坷、艰辛、痛苦、煎熬，可我们都走过来了。回过头再看看那身后的各种各样的路，早已变成各自心中的春天和财富。只是我们这些原本可以主宰自己，纵意驰骋的人，却因为一种如同使命般强大的追求交出了手中的“马鞭”，心甘情愿的被抛掷到荒无人烟的角落，体验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恍惚是梦，一转眼，白发丝丝镶进衰老的双鬓，倔强的双手犹然不肯放松紧攥在掌心的宏图。流不尽的是那青藏高原的白云，来也悠悠去也悠悠；人生不是一杯酒，醉了的不是好汉，没醉的也不是英雄。
　　正如张爱玲说的：“隔了数十年的时光，再凄凉的月色也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