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火红（2）

26．战备医疗队里的家

“林彪一号命令”的出笼和执行，改变了当时的中国政治，也使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天各一方妻离子散。那一天，父母所在的医院，“辽宁一零五战备医疗队队员名单”公布了。一看都是“文革”中或多或少有问题的人，我们家去医疗队好像早在爸爸妈妈的预料之中。尽管是早有思想准备，可妈妈还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妈妈担心从此4个还没成年的儿女就成了农民，每每想起来她都会以泪洗面。
　　我和弟弟可高兴坏了，我们每天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为了不给爸爸妈妈搬家添麻烦，弟弟杀了他自己养了1年的大公鸡，这只鸡是弟弟每天抓虫子捞小鱼虫喂大的。这只鸡不但长大，快有半米高了，还会和人对话，你喊一声，它也会答应一声，弟弟出去玩儿，公鸡就站在他的肩上。在爸爸被审查的日子里，每天家里吃饭的时候谁也不敢讲话，那天从来话少的弟弟突然说，“爸爸，你信不信我的公鸡会说话？”爸爸说“胡说什么，吃饭还堵不住嘴”。弟弟就对着公鸡“嗷”的一声，公鸡也“嗷”的一声，他又叫了一声，公鸡又回答一声，看着弟弟和公鸡你一声它一声的叫着，逗得全家人笑的前仰后合，那是“文革”日子里我们家最快乐的一天。吃过饭，弟弟喊了一声“鹰”,背着手往门外走，那只被叫作“鹰”的鸡昂首挺胸的跟在后边，爸爸无奈地摇着头，笑着说弟弟是“浪荡公子”。
看着弟弟把心爱的鸡都杀了，我也不能等闲视之。革命就是要彻底，我也主动的把我养的热带鱼全部倒到厕所里。我养热带鱼是从一对“火炬”一个小罐头瓶开始，发展到20多种鱼的一个大鱼缸，把爸爸吸引得下了夜班都要欣赏完热带鱼再吃饭。
　　是什么力量如此吸引我们呢？是农村，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有作为”对于我们不重要，“广阔的天地”却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理解不了父母的痛苦，也不明白搬家有什么不好，逢人便讲“我们要搬家了，我们要到农村去了。”时间对于我和弟弟真是度日如年，看着爸妈伤心的样子又不敢问什么时候走哇？心急的都长出草儿了。
　　1969年12月28日，我们的梦想成真，100辆军车拉着医疗队队员的行李和家具，还有8辆大客车拉着医疗队员和我们这些家属出发了。有意思的是，大人们个个都是哭丧着脸，有的阿姨竟然车一开就嚎淘大哭起来，不哭的女人也都掩面擦泪。孩子们早已顾不上大人们是哭还是笑，开心的在车里说呀笑呀，看着车外的景色，不时的可以听到：“快看，快看那是大山，快看，那是一条大河！”孩子们无法掩饰那种从未有过的好奇和喜悦，不知道这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变革，从城市到农村的变革。
从沈阳到本溪县拦河峪公社台山大队碾子沟小队足足走了十七八个小时。不知为什么汽车一出发，老天就下起小雪，到了下午雪越下越大，装行李的卡车都停下来，装上防滑链子。车子队艰难地在八盘岭的盘山道上慢慢的爬行着，只有靠着车灯照着前行的路。大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孩子们兴奋一天都累了，大多数都睡了。山越爬越高，夜也渐渐深了，气温越来越低，睡梦中的孩子被一个个冻醒，客车里的笑声被一阵阵哭声所取代。谁也不知道这路还有多远，家到底在哪里？天黑黑的，雪白白的。路茫茫，雪茫茫，心茫茫，泪眼也茫茫。
　　次日凌晨1点多鈡，军车把我们家的行李和家具卸在一个山窝窝里，“前边再没路了，车子只能停在这里。”眼看着解放军叔叔的军车调头慢慢地消失在山谷里，我们一家6口人坐在一堆行李上，又冷又饿又害怕。我有生第一次感到孤独，无助，我仿佛开始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恐惧到农村去。妈妈一直不停地流泪，最小的妹妹不停地哭闹，使得这黑夜更加的凄惨。爸爸要到村里去找人，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去，说是怕爸爸走丢了让狼吃了，爸爸说“不去找人，咱们一家就要冻死在这山窝里了”。
　　正在我们一家哭天无门，哭地无路时，山腰间闪动出一条火炬组成的长龙，是我第一个看见的！爸爸说：“快喊我们在这呢！”我们全家人拼命的喊，喊声在山谷中回荡！那火把就像初升的太阳，使我们看到生命的希望。妈妈和我和弟弟妹妹流着眼泪笑了。
　　碾子沟小队队长叫张庆宣，是共产党员，40多岁，一见我们就说：“让你们全家遭罪啦。俺们接到通知，说是你们家今儿个要来到，接几个回都没接到，快溜地把东西往屋里搬！”队长一声令下，乡亲们用木耙犁把我家行李装好，我们几个孩子也坐在耙犁上，翻过一个小山坡就来到我们的新家。热情的山里人都没睡，一直等待欢迎我们这家城里人。我们的到来，对这个山沟里的小村子该是一个有史以来的稀罕事。
　　乡亲们走了。我们才有机会接触我们新家的房东和他们热情的一家人。这时已是凌晨2点了，房东家的大姨招呼我们喝了热呼呼的大米粥。我们在炕上吃饭，他们一家7口在地上站了一排，看着我们，不知道是我们的吃相还是因为什么，让这一家人不时的掩面而笑。快饿昏的我们已顾不上这些，狼吞虎咽的吃完饭就困的睁不开眼睛，爸妈只好向房东表示谢意后，就率全家6口人来到对面属于我们的新家——也就是房东的对面屋。
　　这一夜我们4个孩子睡的像死狗一样，醒来已是日头高照了，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就冻的又缩了回去。真是太冷了。抬头第一眼，就看到北墙是溜明铮亮的冰溜子，从上到下光溜的可以照人，一呼吸就可以看到雾状的哈气。妈妈听到屋里有动静，就叫大家起床。妹妹开始喊“妈呀！全身都痒！”她这一声喊不要紧，我们3个也痒的忍无可忍了。4个人坐在炕上拼命的挠着，身上一片一片起来大疙瘩，两个妹一起哭了起来。妈妈把被子掀开一看每个孩子的被窝里都有正在逃跑的和已经撑死的跳蚤，雪白的床被单几乎被跳蚤的鲜血和我们的鲜血染成花的了。炕上乱成一团，因为我们又被抓跳蚤所吸引。可抓跳蚤是个技术活儿，只一个早晨是学不会的。
　　 这一天妈妈没干别的，把4床被衬从被上拆下来，分别做了4个大口袋，睡觉时把我们四个装进去，再把口扎死。妈妈以为这下万无一失了。可到半夜我们都被咬醒，这个晚上比头一个晚上更惨，原来跳蚤从脖子口进去再也出不来了，只有一个劲的咬我们。 下乡整整10年，跳蚤总是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们，哪怕一个房间里睡10个人，只有一只跳蚤它也会找到我们家的人。被跳蚤咬的疤痕更是层出不穷，洗澡都不敢脱衣服，怕别人以为是皮肤病。
“山里的月亮和城里的不一样”，我和弟弟说，弟弟点点头，“你看山里的月亮比城里的大，比城里的亮。”弟弟还是点点头。只经历过一个晚上，我和弟弟已经深深感到山里的月亮再美也无法让我打消对城里的留恋。看着大人们的痛苦和无奈，事实告诉我们：城里已是过去，山里才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崭新的生活。
我们家是在一个山窝窝里，只有我们这一所草房，到村里要翻过这个小山包。再往上走就是原始森林，晚上听的最多的是狼嚎，房后山坡上是一口泉眼，冬天从这口泉里打出的水还热呼呼的。今天想起来，那风景真美真环保啊。
　　我家的房东就是我马大爷，他比我爸爸大二三岁，可看上去能有五六十岁。他老婆，妈妈让我们叫她大姨，刚刚四十一二岁，就已有7个孩子。19岁的大哥都娶媳妇了，最小的弟弟还在吃奶。这一家人好像都穿着空心的棉袄和棉裤，清一色的黑，只有大姨的棉袄好像有点花儿，可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的了，袖头和前襟都亮的能照人。马大爷是一个木匠，每天都带着他唯一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大儿子去干木匠活。在碾子沟的日子，我记得我就没有和大爷大哥讲过话。大姨是个开朗人，生活虽过的艰苦，可她不知是习惯了，还是根本就不觉得苦，每天养着小的，照顾着大的，伺候着老的，总是乐呵呵。我挺喜欢大姨的。
　　可妈妈不大喜欢她，嫌她太脏，大姨长个长挂脸，小眼睛，薄嘴唇，一头黄黄的头发用两个大卡子别在耳后，好像从未梳光过。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黑的黄牙。她常常不脱鞋地往炕上一盘坐，敞半个怀儿，露出被6个孩子吸得瘪瘪的长长的乳房喂第7个孩子。她总是一只手揽着孩子，另一只手拿着卷好的旱烟，如果烟灭火了，大姨就会用手指从火盆里拿一块碳火重新点着。我佩服大姨这火中取碳的功夫，可实在不敢看她那双粗糙裂口变形的双手。当她用两个长着黑指甲的手指，把那个自制旱烟送到发黑的嘴上时，我看到孩子拼命地吸着妈妈的乳汁，大姨也拼命地吸着那自制的旱烟。这一幕让我心特疼，大姨那瘪口袋似的乳房里分明没有奶了，那孩子吸的一定是大姨的血，怪不得大姨瘦得只是一副的骨头架子。我忽然想起妈妈，想起我们4个也是如此一般的吸着妈妈的乳汁和鲜血长大的，那是我的心第一次被妈妈震撼，被妈妈感动！
　　没有几天，妈妈就到台山鹿场上班，每天要走来回10里的山路。鹿场是战备医疗队的临时队部。冬天的山路对于妈妈这样的城里女人来讲真是一种“劳改”，特别是晚上，一个人回来，我看到妈妈总是一身冷汗，回来就摊倒在炕上，她是在经历着一次次从心理到肉体的“革命”呢。
　　这场革命本来是要“革”我爸爸的“命”的，可是爸爸是真正的专家，下来没几天，又一个命令把他借调回了城里，对他的“革命”就由妈妈和我们4个孩子代劳了。那段日子我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和弟弟拉着爬犁上山砍柴，打着腿绷，带着狗皮帽子，腰里缠着绳子和林海雪原里的小常宝没什么两样。那可是原始森林，只能顺着山顶流下的冰河上下山，否则一旦进林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不是冻死就是被狼和黑熊吃掉。幸运的是我和弟弟没有遭此厄运。为和别人家比柴禾垛的高度，我们每天早出晚归，眼见着柴禾垛飞涨，我和弟弟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挑水也是革命。从城里的自来水到要从山上的泉眼里把水挑回家，从妈妈挑水在山路上摔伤以后，挑水就是我的活了。我家的大水缸装满了要13挑子水，每当大姨看到我挑水回家，都会说；“小泥儿天生就是山里的闺妞儿，真能干。”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可妈听了却好个不高兴，她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被改造成山里人。
　　做饭，在城里都是站着做，可到了山里要趴着做，因为锅离地不到1尺高，生火对于我真是太难的事。不知为什么，只要我做饭，灶就“犯风”怎么也点不着，呛得我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有时还得趴在地上用嘴吹。可一想到妈妈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定要把饭做好，妈妈一到家，大家就可以一起吃饭了。一次次把饭烧糊，一次次把饼子贴焦。其实到了山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所谓革命就是让城里人像山里人那样活着，这就是我那时就总结出的真理，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1个多月后，医疗队下来通知，14岁以上的孩子在没开学前都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刚好够年龄，就和妇女们一起出工。那半个月真是干了不少活，刨粪，挑土，往地里送粪，我和大人们一样干。队长表扬我说“看看这城里的小泥儿多能干，简直就像咱山里的闺女。”
要开学了，队长来到我家，说是要找我妈商量关于我的事，妈妈把我赶出门，关着门和队长说话，我在门外偷听。队长说：“小泥儿妈，队上研究了，小泥儿是颗好苗，俺们想把她留下当队上的妇女队长，你要同意，俺就和你们医疗队说去。”我在门外听见后不知有多高兴，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可当我听到妈妈几乎要哭的声音说：“老张大哥，求求你，千万不要和医疗队领导说要把小泥儿留下来，这孩子才14岁，就爱逞强，她当不了什么队长。”我听了妈妈的话，冲进屋里，大声喊“我就要留下，我能当队长。”妈妈疯了似的向我扑来，狠狠的打了我两个嘴巴。这是妈妈第一次打我，当时我不明白我表现的那么好，妈妈为什么那么害怕，那么担心？我跑出家门，委屈地哭了好久。后来不知妈妈是怎么和张队长说的，我当妇女队长的事就黄了。第二天下午我到队长家去问，张队长严肃的说：“小泥儿，不要找了，听你妈的话上学吧！”回来好几天，我都不和妈妈说话。
　　二十几年过去了，直到张队长到沈阳看病，爸爸和妈妈除了帮他找人，招待他，还千恩万谢的感激他。说没有张队长通情达理，小泥儿就没有今天：如果不是张队长把这件事压下来，让医疗队领导知道贫下中农有这样的要求，谁敢反对呢？如果那样的话，今天的小泥儿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家在这个小山村里住了整整1年，和山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房东就像一家人一样。爸爸几乎给村里所有的人家看过病，爸爸是内科医生，可在这缺医少药的山村还做了好几例手术呢。记得村里有个德高望重的山神爷爷，80多岁了，五世同堂，在山神爷爷领导下和谐生活，远近闻名。
　　 突然有一天，一向健康的山神爷爷病倒了高烧不退。爸爸刚从沈阳回家，山神爷爷家的人就找来，爸爸顾不上旅途疲劳，直奔山神爷爷家。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如不及时手术怕有生命危险！可手术没有外科大夫，送县里根本不可能，时间过的飞快，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手术，否则就来不及了。爸爸冒着各种风险开始为他手术。在爸爸心中，有一个一生都不能更改的原则就是“医生就要救命”，他最喜欢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当时背着“特嫌”身份的爸爸知道，如果手术失败，他就立刻变成杀害贫下中农的反革命，轻者坐牢重者枪毙。但是爸爸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手术治疗。
　　 手术成功了，山神爷爷得救了。爸爸说“是山神爷爷命大，老天爷不敢收他。”有一天，山神爷爷又来到我家。这老爷子戴着狐狸皮的帽子，穿着大皮袄，一尺长的胡子在胸前飘着，真是活生生的老神仙。他背了一大口袋东西，进屋就往地上倒，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冻萝卜丝和山里特有的苏子叶包的粘饽饽。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敢要，七手八脚的又给装了回去。山神爷爷执意要给，爸妈坚决不收。最后没办法，爸爸拿出《毛主席语录》那小红宝书给山神爷爷背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下子可把山神爷爷气坏了，胡子都吹得老高。山神爷爷把东西又背走了，临走时说了一句话：“里先生，你们城里人，瞧不起我老山神啊！”此后，就是和爸爸走个对面也不说话。张队长说“老里呀，这回你真是伤了老山神了，山里人都尊敬他，没人敢这样撅他的面子。”
　　那个年代，爸爸真是叫“革命”吓坏了，他说话小心翼翼，做事老老实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
　　山神爷爷从此有病宁肯死也不让爸爸看，这件事成了爸爸的一个心病。一直到医疗队要走了，正式定点到本溪县碱厂公社的时候，张队长知道爸爸心里这个“结”，有一天他要爸爸到他家去，说有重要事情。我和爸爸一起去的，一进门，就看到山神爷爷在炕桌上席坐着，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菜。爸爸惊呆了，站在地上一个劲的给老山神赔礼道歉。没想到老山神搂着胡子哈哈大笑“上次怪我，不知道你们有纪律。这次我找你们医疗队领导了，开了条子，同意请你吃饭，我知道你们知识分子儿脑瓜皮薄，这回还撅我老山神的面子吗？”张队长早就知道老山神要送爸爸，特意到医疗队队部开了一个“批文”。爸爸被山里人感动了，站在那儿像个孩子似的哭了。那顿饭爸爸喝醉了，是张队长的儿子给背回家的，同时还背回两大麻袋山里的特产。
　　我们家要走了，家家户户都送来蓁子，核桃，山木耳，山磨菇。山神爷爷没来，车要开时，有人喊老山神在山上！大家一起往山上看，老山神正在挥动他那狐狸皮的帽子向我们致意——张队长说，这是我们碾子沟的最大礼节！
　　一零五医疗队下乡两年后，终于定点在本溪县的碱厂公社边境的一片小松林下，建立了医院和宿舍，据说以前这里是一片坟地。“点”定了，“家”就有希望了！那段日子爸妈每天都兴致勃勃的，我和弟妹常常坐在一起讨论未来的“新家”是什么样的？放了学我们会跑到工地上去看施工，因为这里有我们的新家！
　　搬家的那天，我们家的行李和6口人坐着两挂马车，从公社借用的临时宿舍经过新修的通往一零五医院的土路往新家走，全家人都喜气洋洋的，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医院和我们的新家。这条路是从一片大田地穿过去的，初冬时节的视野非常广阔：松林密布的山峦环抱着医院和宿舍，天是蓝蓝的，山是绿绿的，医院和宿舍全是白色的，一排排依山而建，这条路直通医院，大门上的红十字老远就看得见！
　　我家分在第一排（后边还有4排），过了小河，有几米的小土路，然后上七八蹬台阶，才能来到我们家。我家有5间平房和一个小院，至今我和弟弟妹妹们还常常怀念那纯粹绿色的“山间别墅”呢。
我家小院是用毛石砌起的围墙，弟弟在围墙外支起四根柱子，吊起一个“仓房”。这仓房是用当地的一种条子编成的，四面透风。仓门朝着院里开，仓子里用来放弟弟下乡分的口粮，妈妈晒好的干菜，夏天时，弟妹常在里边睡午觉，又通风又凉快。
仓房下边是一个猪圈，仓房靠院里的墙根下，妈妈种了一趟葫芦，南瓜，那藤子爬满了墙，一直爬到仓房的顶上，葫芦和南瓜也就结在上边了。穿过小院上了台阶才进院门，一进门就会感到别有洞天：通往家门的路，虽然不到1米宽，但全部用鹅卵石铺就。要知道鹅卵石都是两个小妹用小书包，一包一包的从河边背回来的。路的一边种了几棵葡萄树，把院子自然分成两部分，爬满架的藤正好为小路遮阳。，到了结满葡萄时，抬头伸手就可摘到葡萄直接就进嘴，那滋味儿要比从市场买回去洗好再吃惬意多了。
　　面对房子右侧这块地是妈妈利用早晨和晚上下班后，种下的一垅茄子，一垅西红柿，一垅青椒和几垅玉米。小院右侧的围“墙”是弟弟用条子夹成的杖子，种的是豆角，黄瓜。那时候，妈妈到沈阳出差一定要给三姨家带去些自己家园田地的特产。妈妈乐在累中，医疗队的人还常找妈妈切磋栽培技术，爸爸和妈妈开玩笑说“你真的改造得比我好啊！”
　　小院的左边分割出不同的区域。窗前的一小块，大约有两米左右，两个妹妹种的全是花，有芍药花，有地瓜花，有扁珠莲和美人蕉，花开时五颜六色，香气袭人，一下子就吹进屋里，爸爸坐在炕上吃饭时，总会说“这田园美景，鸟语花香，颇有诗意啊！”说起鸟来，它们时常到小院来串门，我们家人常常躺是在炕上，就可以听到窗台上落着的鸟儿，在叽叽喳喳的叫着。
　　从仓门到窗前还有一块几米见方的地方，放了一张小石桌和4个小石墩，夏天到了傍晚，一家人会围坐在石桌边吃饭，聊天。那时候没有电视，一家人坐在一起说着笑着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家刚刚搬过去，我就去林场养猪了，后来又去上大学。对于家的建设，我没出一点力，可每次回家，家里的变化都让我吃惊。原本普普通通的小院，几乎变成一座绿色的王国。
小院的角落里还有一间低矮的“房子”，始终住着两只公鸡十只母鸡，成员不断更新，但几年来数量不变。最让人高兴的就是拣鸡蛋，那个年代，能够吃一个鸡蛋是非常幸福的事：来了客人或者是过年节；最得意的是自己过生日，妈妈只给过生日的孩子煮上两个鸡蛋，别人怎么馋也没办法。矮“房子“里还住着两只大鹅。它们来的时候我不在家，所以不认识我，有一次我从林场回来一进门，两只大鹅伸着脖子追我，吓的我“妈呀妈呀”叫个不停，最后还是妹妹出来解围，我才知道鹅还能看家。它们俩像一对勇敢的卫士每天慢悠悠地在院子里巡视，忠诚地保卫着小院。
从小院出来往后走就是上山的路，满山青一色的松树，早晨有人晨练，雨后常常有人上山采蘑菇。整整8年，这家给了我们不知多少快乐与收获，那小院净化着我们的心灵，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
“文革”后期，医疗队整体回迁沈阳，我们全家也同时搬回了沈阳。后来的生活条件好了，物质越来越丰富，可那个小院却时常让我留恋：幸福真是一种感觉，快乐也是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