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丫（六）

第二章

掀起我的红盖头

本想走进那间屋，却走进了这一间。

第一节

——外面总算响起劈里啪啦的鞭炮声，迎亲车终于来了。家里人不容置疑，让我褪下娘家旧衣，换上雷家送来的红棉袄，红棉裤，红棉鞋。


在雷文国几趟烟、酒、糖果和甜言蜜语的猛烈攻击下，父母只得松口。反正是雷家的人了，留久了也没意思，在没有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老父将我的生辰八字报给了对方，最后经算命先生合年择日，结婚的喜期订在过年正月十二。
我本来也没想赖亲，只是觉得不太顺心，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有听命，这也是在娘家最后一次遵从老父的“旨意”。
按照马陵市的地方风俗，男女婚期择订以后，女方提前一至两天请客，这叫“暖家酒”，实际上也就是为女儿举办的告别酒。亲朋好友来后，当然不是白喝酒的，他们都要送钱来，名曰“压箱礼”。压箱礼钱并不都给出嫁的女儿，其中大部分还都留在女方父母手里。人家来了礼，将来必得还礼，礼靠谁来还？嫁出的女儿是不会还的，只能父母去还。本来，这些来往也都是父母的，所以那些压箱礼钱只能让父母收。男方则是在正日子那天办喜酒。
新娘进门的前一天，新郎必须把新娘结婚时穿的新衣服买好送到新娘家中。这种新衣服叫“过路衣”，大概这是姑娘向媳妇转折时的必需品。没穿这种过路衣时，你还是一个姑娘；穿了这种衣服后，你就名副其实地成了人家的媳妇。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必须履行乡风民俗中的一条条规矩。
结婚的衣服是雷文国带我一起上马陵市买的。女方要敲男方的竹杠，大多在这时候。因为这时候男方常常故作大方，虽然他已囊中羞涩。为了不让儿子难看，做父母的也大多咬牙满足未来媳妇的要求。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即会功亏一匮。
雷文国并非像他自己或别人吹得那样富足。他父母年龄大，没有多少经济来源，几个哥哥再有钱，也不可能慷慨大方地支持弟弟，即使哥哥愿意，嫂子也不会答应，能象征性地给一点就不错了。雷文国还有一个哥哥没成家，他也不想过多地刮父母，父母能给他盖起房子就很不容易了。再者，雷文国出狱不到一年，没正式工作，仅靠做点小生意能有多少钱？
我是一个不注重吃穿的人，能凑合着过去就行，想吃好的、想穿好的，自己以后可以挣。靠自己劳动所得，吃好穿好心安理得。何况，出门时，雷母曾悄声警告雷文国买多买少买好买孬都由你，不过结婚上用的这些钱，都得你以后自己还。她故意背着我说，却又让我能听到，明是告诉雷文国，实际上是说给我听的，我又不呆。本来我就不想结婚后债台高筑，所以，衣服净拣便宜的买。整个几身“过路衣”，雷文国仅花了一百五十元，你想想，能买什么好衣服，连雷的母亲都觉得衣服买得太寒碜，太对不起我了。
送“过渡衣”必须是男方本人亲自送来，并不是女方先带回娘家的。正月十一那天，我家正在请客，雷文国在刘西洋的陪伴下喜孜孜地来到我家。尽管雷文国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但是他那尖嘴猴腮又小又对视的眼和过高特瘦的身材，却没有翩翩的风度，实在让人不能恭维。我的几个姐姐看后大失所望，暗暗埋怨老父老母给她们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妹妹找这样一个貌不出众的家伙。虽然几个姐姐没有跟我说什么，但她们的眼神我能看得出来。三姐快人快语，实在憋不住，对母亲说了声：“这人怎么那样瘦，跟个猴子似的，好像八辈子没吃饭。”老父听到后对三姐狠狠地抠了一眼，吓得三姐头一缩舌一伸，赶紧躲到了一旁，暗鼓。
一切都晚了。世上什么药都有卖的，惟独没有卖后悔药的。因为怕母亲难过，怕几个姐姐心酸，我只能将委屈的眼泪往肚里咽，只能！
农历正月十二，我结婚了。
俗话说，霜前冷、雪后寒、虽是早春，但雪后的苏北原野，仍是冻得人伸不出手来。那些喜欢蹲墙跟晒太阳拉闲呱的老头们，待太阳升到一杆高了，还不肯钻出被窝，只有几条不甘寂寞的黑狗、花狗，满村满湖地乱窜，那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蹄痕。因为门对子、门吊子年过后三天就得撕掉，信迷信的就撕了，不信的还留着好看。无论是留在门上的，还是撕扔在地下的，那星星点点随风散落的艳艳的春联红纸在白白的雪中显得格外醒目。柳芽儿、杏芽儿、梨芽儿真想鼓出鲜嫩鲜嫩的叶来，衬托这残缺的红，然而，冷酷的西北风过于刺骨，逼得叶芽儿仍深藏于枝的紫色闺阁中。小小的迎亲路上，有的只是黄泥雪浆，没有野花，没有野草，只有路畔的麦苗在皑皑的雪下偷偷地伸出绿来。如果没有暗暗的绿，也许早春的乡村原野，就失去了生机，失去了希望。
这天太阳很冷，冷得很野蛮；很白，白得很恶劣。九点来钟了，还是那个样子，让人暖和不起来。
按规矩，十二点前，接新娘的车必须赶到新郎家，以便开席，过了晌午就不吉利。可是，接亲车到十点多了还没来。此时的家里可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坐卧不安。会不会有什么变卦，会不会出了别的什么问题，老父老母让四哥、小弟一遍又一遍地去门口看，到村头望。我呢，却像没事人一样，既没梳洗，也没打扮，仍在邻居家和女友们打牌，而且打得很认真，很热火，很不在乎。
快到十一点时，外面总算响起了劈哩啪啦的鞭炮声，接亲车终于来了。家里人急急忙忙将我找到喊回我的闺房，不容置疑，让我褪下娘家旧衣，换上雷文国送来的那身红棉袄、红棉裤、红棉鞋。
那时，乡里姑娘出嫁，已时兴化新娘妆，我却没有这样做。一来没有闲钱，二来也不讲究。虽然我在家乡算不上什么美女靓妞，但不打扮也超过雷文国百倍。倘若再描眉画鬓，修饰得貌如天仙，雷文国往哪儿放？在雷文国面前，我装扮得愈美，实际上愈是我的悲哀、我的无能、我的可怜。
我草草地洗了把脸，搽了一点雪花膏。长到二十岁，种种润肤养颜的洗面奶之类化妆品都是与我无缘的。大嫂给我梳了一下头，头上扎的套皮筋还是旧的。要不是身上有红袄红裤包装，你根本无法看出我是新娘子。
为了显示气派，雷文国派来两辆迎亲车。接我的是暗红色的“桑塔纳”轿车，拉嫁妆的则是蓝色跃进牌半挂货车。“桑塔纳”的车头前面挂着一个筛子，筛子里贴着一张大红喜字，当他习俗称筛子为“千里眼”。光洁锃亮的车身上扯了叉形花丝边，那丝边五颜六色，装点得轿车喜气十足，傲气十足。蓝跃进车上仅贴了个喜字，与骄傲的“桑塔纳”相比，它土得像只“灰老鸭”，虽然今天它最卖力，也出力最多，但是，却并没有人去欣赏它，只能靠在一边喘粗气。
那些偎在我周围看热闹的妇女、姑娘、孩子们见车来后，纷纷涌出去围着轿车瞅。这个偏僻而又贫穷的沙塘村，自古以来娶亲嫁女，有钱的用花轿，温饱户用毛驴，穷人家则是让姑娘夹着一个小小的软包袱，步行来婆家或去男家，文革时期有点进步，时兴自行车迎送。当干部的自行车使用得多，在村里官愈大，自行车愈多，一溜十几辆自行车，驮新娘的驮新娘，背嫁妆的背嫁妆，也的确够威风够气派的。一般社员能找到三五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实在穷的就用平车，用一大趟平车拉嫁妆也够争脸的，虽然，有时一辆平车上只放一个方桌子。沙塘村最红火的一次娶媳妇，也不过是用了两辆手扶拖拉机。现在我第一个让人家——而且是街上人家，用这么漂亮豪华的轿车接走，的确够村人眼红一阵话说一阵子的。妇女们啧啧称赞，同时指着丈夫脑瓜抱怨：“你看人家，你呢？”年轻的姑娘们望着轿车，那羡慕之情让一双双美丽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焦躁不安，谁不想找个阔气富有的如意郎君。
我们这一带作兴陪嫁。有钱人家在嫁姑娘时为了夸富，大陪特陪。过去大多陪的是大八件、小八件什么的。所为大八件，就是八仙桌、梳妆台、箱子之类大件家俱；小八件则是坐床子、椅子、书桌子等小件日常生活用品。现在可不得了，有的竟陪起彩电、冰箱、VCD、摩托车、高级组合家俱来。你想想，陪这些东西没个万把几万块钱能行吗？我家穷，当然陪不了这么多东西。父母亲省吃俭用，连攒加借，东凑西凑，凑了千把块钱，买了沙发、洗衣机、自行车和一套“外面光”的组合家俱。所谓“外面光”，就是表面看不错，像名贵家俱似的，实际内里质量很差，大多是一般木头和三合板、五合板拼打而成，只是漆得好看罢了。说实在的，父母亲也想给我争面子，也想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可是，没钱狠不起来，亮不起来。出嫁的姑娘一旦换上婆家送来的新嫁衣后，就不准下地，更不准自己从娘家走到迎亲车上，家乡人认为，那样会把娘家的财气带走，所以，我换过新人装后，必须由大哥背着上那辆红红的迎亲车。
真的要走了，要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家，离开疼我爱我的老父老母，离开情同手足的兄嫂姐弟，离开耳鬓厮磨的村里小姐妹，离开故乡的山水草木亲戚邻里，不由得，一阵心酸化作汩汩的泪水挂上了我的粉面桃腮。我赶紧偷偷地擦去泪水，绝不能哭，绝不！我不能把痛苦留给亲人，别的姑娘哭嫁，那是一种幸福的哭，虽然是恋恋不舍娘家，但她知道等待她的是一个情投意合的心上人，是一个新的幸福的家庭。而我，父母亲知道，我不爱那个人，却要嫁给那个人。将来到底会怎样，心中并没有数，此刻我若控制不往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将会不堪收拾。那样，父母及家人会更加伤心的。
所以，我不能哭！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