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九十四回 秦腔易俗鲁迅赞 关中刀客六骏马

　　第九十四回秦腔易俗鲁迅赞关中刀客六骏马
　　
　　秦腔明珠一西安易俗社
　　易俗社成立于1912年8月13日，原名易俗伶学社，后改为陕西易俗社，解放后改为西安易俗社，1958年改名西安市秦腔一团，1977年恢复西安易俗社名称。
　　易俗社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新型戏曲学社之一。创办人是陕西著名同盟会员，民主革命知识分子李桐轩、孙仁玉，其宗旨是“编演各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故名曰易俗社。其组织机构、领导管理体制皆“仿照共和制度”，“有议会，有执行，有选举，有弹劾，有编辑、教练、决算、审查，秩序井然，一丝不苟，固俨然一小中华民国。”后机构经变更，成立初期分评议、编辑、干事、学校、排练五部。后改干事部为办事部，下设交际、教练、学校三处。不久，教练、学校二处合并为教练部，为社长制。社长及各部主任均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均为三年，连选连任。社内重大问题由评议会决议，由社长和各部分别执行。
　　演员的培养，采取学校制的培养方法。学习内容分文化教育和戏曲专科教育两种。新生入学后，先学初小与高小文化课程和戏曲课。戏曲课有姿势、做工、道白、声调、武艺。为了提高演员的文化水平，还曾在前九期毕业后，办过两年一期的“文史进修班”，学习古典诗词与编剧法。
　　易俗社是最先实行戏曲导演制的艺术团体。成立之初，就延聘了当时著名艺人陈雨农、李云亭、党甘亭、刘立杰、呼延甲子、赵杰民担任教练。在表演艺术上，他们注重改革、创新，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做工细腻、演干净、唱腔慷慨激昂、剧目新颖的独特艺术风格。
　　在易俗社的影响下，辛亥革命以后，在西北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以“学社”命名的秦腔剧团，如西安的三意社、正俗社、榛答社、鸣盛学社和稍后的牖民社、新民社、维新社、尚友社以及兰州的化俗社、维新社、新兴社和宁夏的觉民社等等，大大地推动了西北秦腔的改革和发展。
　　易俗社是一个溶编剧、培训、演出为一体的新型秦腔艺术团体。
　　1912年秋，招收第一批学生30人，均按“中华民国易俗”六字分别命名。在解放前的37年中，共培养了13期600多名演员。历届毕业生除补充本社演员阵营外，绝大部分都作为演出、训练骨干分到西北各地。至今，西北五省区规模较大的秦腔剧团，都有他的毕业生。
　　在解放前的毕业生中，成就较大的如生角耿善民、张镇中、康顿易、萧润华、沈和中、王秉中、刘毓中等，旦角刘箴俗、刘迪民、王天民、王文华、王月华、高符中、宋上华等，丑角苏牖民、马平民、汤涤俗、樊新民等。而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刘箴俗。刘箴俗生于1903年，乳名叫平儿，陕西户县人，1913年考入易俗社。他聪颖好学、善于体现，又得著名秦腔教练陈雨农、党甘亭的精心培养，迅速成长起来。他塑造的各类戏曲人物、如《蝴蝶杯》中之卢凤英、《玉镜台》中的何主炙、《夺锦楼》中的钱瑶英、《莫耶溪》中的西施以及《惜花记》中的林黛玉等，都各具特色，性格鲜明，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如1921-1923年，易俗社在武汉演出，武汉《易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刘箴华俗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齐名。有《诗赠刘箴俗》云：“梅郎而后见刘郎，秀出易俗歌舞场。”还有人称刘箴俗几与梅兰芳、欧阳予倩两位大师，平分秋色，鼎足而立。有“欧梅阁上十分春，鼎足刘郎又一人”的诗句和“南欧、北梅、西刘”之称，可见其表演艺术的精湛和影响之大了。
　　易俗社还聚集了孙仁玉、李桐轩、范紫东、高培支、李约社、封至模等30多名剧作家，解放前共编写出秦腔剧目550多种。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孙仁玉和范紫东。孙仁玉长于生活小戏，他编写的《柜中缘》、《小姑贤》、《镇台念书》、《三回头》、《白先生看病》、《莫耶溪》、《将相和》等剧目，都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范紫东则以编写大型历史、传奇剧著称，影响大的有《三滴血》、《软玉屏》、《新华梦》、《秋风秋雨》、《金莲痛史》、《颐和园》等，其中《三滴血》被田汉赞誉可追步莎士比亚。另外李约社的《李寄斩蛇》、高培支的《鸦片战纪》、封至模的《还我河山》等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易俗社剧作家编写的秦腔剧目，其共同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解放后，易俗社又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的演员，生角如郭葆华、王保易、尹良俗、陈妙华等，旦角如萧若兰、张泳华、全巧民等，丑角如靳福长等，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改编的传统剧目《三滴血》、《夺锦楼》、《韩宝英》、《冼夫人》和新编现代剧目《西安事变》、《红梅岭》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大的影响。196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把易俗社演出的《三滴血》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1981年西安市秦腔访日演出团赴日演出了易俗社著名演员全巧民主演的《柜中缘》等剧目，受到日本文化界和观众极高的赞赏。
　　
　　鲁迅在西安
　　1924年，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共同筹办了一期暑期学校，聘请一些国内外的“名流学者”来西安讲学。鲁迅应邀于7月中旬来到西安。
　　鲁迅在西安讲学8天，共11次。内容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选择这个题目，表示在军阀统治下决不被利用；但最主要的是要把文学当作唤起人民的觉悟，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
　　后来，鲁迅被邀请到讲武堂去给士兵们讲学。刘镇华听说要讲小说史。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心意，便令人暗中示意，要鲁迅调换一下题目。但是，鲁迅答复说：“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镇华听后“怒形于色”，几乎要撕开假面目。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鲁迅选择这个题目，的确起了积极作用。一些青年从那时起，进一步受到了新文化的启蒙教育。鲁迅通过讲学，要把青年们吸引到爱好文艺这方面来，使青年们逐步懂得如何选择、批判、阅读和掌握这一改造人类灵魂的有力武器。讲稿后经鲁迅整理，载于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编的《暑期学校讲演集》（二）(1925年\'3月29日），最后收在《鲁迅全集》第8卷附录里。
　　鲁迅来西安还有一个意图，就是为创作关于杨贵妃的剧本搜集感性材料。在来西安途经临潼时，他就游览了华清宫故址华清池，并欣浴温泉。抵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就不顾疲劳，在西北大学附近的街市上散步。7月15日晚，到市内游览。18日又绕市一周。然而，文明古迹大都残破不堪，没有向鲁迅提供他所需要的感性材料。他原先费心构思描绘出来的唐都长安图画，被这些破败景象，一扫而空。鲁迅非常懊恼，便打消了原想去马嵬坡的念头。
　　鲁迅在西安期间，对易俗社的“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坚持编演新戏很感兴趣。他观看了该社演出的《双锦衣》前后本和《大孝传》等秦腔剧目后，连连称赞“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以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当时适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亲笔题了“古调独弹”四个字，制成匾额赠给易俗社。他和孙伏园决计各将讲学的酬金50元捐赠给易俗社，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易俗社为他举行的钱行宴会。
　　1924年8月4日，鲁迅离西安到华县，7日离陕，在陕西共逗留23天。
　　
　　冯玉祥督陕
　　直系陆军20师师长阎相文在武力驱逐陈树落之役中，以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经绳池、陕州入潼关，先后在阳郭镇、灞桥等地接连取胜，直薄西安，陈树藩仓皇逃往陕南。阎相文进驻关中，就任陕西督军。为了嘉奖冯玉祥的功劳，电请曹、吴将第十六混成旅扩编成陆军第十一师，以冯玉祥为师长。阎相文督陕不满两月，陕局混乱，难以收拾，又因谋杀郭坚遭吴佩孚责斥，于1921年8月24日吞服鸦片自杀。北洋政府即以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玉祥面对陕西百孔千疮、兵民交困的复杂局面，在整顿地方军、政、财、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才逐渐稳定了陕局。
　　资遣曹、吴推荐来的几百名“顾问”、“参议”、“诸议”离陕。原来阎督入陕时，曹、吴将所谓的顾、参、诸800多人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予以安插。阎到任后，这些人依着曹、吴的靠山，每天到督署要官要钱，督署每天要开50桌酒席，以应酬他们。稍不如意，就横生事端，捏造流言蜚语，向曹、吴告状，干扰地方行政。冯玉祥上任后，即以快刀斩乱麻，遣送这些人回保定。顾问每人40元参议30元谘议20元，把他们一一打发，以免他们坐耗公帑，造谣生事。
　　整顿地方队伍，统一军政。当时在陕西的驻军，除阎相文带来的3个师、1个旅外，还有不少地方部队，如陕西北部的井岳秀、田玉洁、田维勤、曹俊夫4个旅和胡景翼的1个师，凤翔、岐山一带的郭坚旧部人数也不下1个师。冯玉祥鉴于陕西的复杂形势，放弃了武力统一的计划，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办法：他请出陕西的知名人士刘治洲、李仲玉等，分头与地方部队各首领进行接洽，予以改编，又以“爱国爱民”思想教育各部官兵，整顿军风纪。这样，才逐渐消除了各军之间的猜忌，使军政趋于协调。
　　整顿财政，稳定市场。冯玉祥继任督军后，所辖仅有关中10余县，其税收少得可怜。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又不管。省长刘振华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看，军饷又不筹一文，各军饷项无着，连吃饭也难维持。冯玉祥召集营长以上将领揭露刘振华的刁难，同时给刘振华打电话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就只好到省公署去吃饭。”迫使刘不得不同意冯玉祥物色财政厅长人选，整理财政。冯玉祥便请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深得人心的理财专家薛秀清先生出任财政厅长，这才消除财政弊端，抑制住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
　　整顿社会治安，严厉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当时驻陕部队，大都纪律不好，奸淫掳掠，包庇烟商，贩运烟土，无所不为，即使在省城里的部队，也常常抢掠民家。如一天夜间，督署前大街一家商铺竟被歹徒抢劫。冯玉祥立即召集城防司令和军法处长，限三夭内破案，否则即受审判。并说：“我自己的罪也是不能饶恕的，现在我先受应得的处分。”说罢即给自己两脚带上脚镣。驻军很快便把作案人查获，审问口供，原来是镇篙军的两个士兵，立即执行枪决。此事办后，人心为之一振，镇篙军及其它军队也都不敢再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了。
　　重视教育，敬仰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冯玉祥在督署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还将办公费的一半提出，用于支助学校的经费开支。他说：“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也不无小补。”那时知识分子中有真才实学而为陕人尊祟者，即二李（李仲特兄弟）、二郭（郭希仁、郭芝生）等，冯玉祥都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征询他们对施政的意见。特别是对一代大儒李二曲先生，更是仰慕不已，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遗像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
　　廉洁奉公，不拘私情。冯玉祥作督军期间，有一个曾在他家境困难时帮助过他的一个亲房嫂子，听说他做了陕西督军，特地带着她的孙子从安徽曹县跋涉前来，要求给她的孙子谋一优厚的差事。冯玉祥却对他说：“你若有什么特别困难，我一定设法帮忙；若愿意在我这里住，我可以替你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学，我也可以筹款供给。可是，若要将孩子送到我署中来，谋个一官半职，那万万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来报答私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原谅我！”结果仅仅送给他嫂子一些路费，让她带着孙子回家去了。又有一次，冯玉样的一个堂弟找他谋事，他送以树秧数千株，令其回乡安其本业。这样，就引起了曹县乡亲的不满，多骂他自恃清高。冯玉祥对此并不介意。他说：“我宁愿叫亲戚本家骂我，不能叫全国人指责我；宁愿叫糊涂人骂我，不能叫有知识的明自人讥笑我。”
　　剿灭盘踞在汉中的陈树藩残部。1921年10月，冯玉祥向北京政府推荐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率第七师进攻陕南。11月吴新田开始向陕南进攻，先后克复秦岑、黄牛铺、凤县、留坝、洋县、河县等地。12月初进占汉中，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其残部退入四川，渡散殆尽。陕局暂告统一。
　　1922年春，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率军出陕西，参加讨奉战争。在誓师大会上讲话时，把脚上穿的一只鞋扔掉说：“我放弃陕西督军这个职位，好比扔掉我的一只破鞋一样。”同时在接到开拔命令时，立即写信给胡景翼说：“你若为了做官，可将刘振华赶走取而代之；你若是愿意参加讨伐媚日祸国的张作霖，就一同出关东下。”胡接信后即复电说：“你放着督军不干，去参加讨奉战争，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敬佩无既。我不过一个师长而已，打仗也丢不掉的。你既去讨贼，我自愿率部追随在你之后，同向为国奋斗的途上迈进！”
　　
　　关中刀客
　　“刀客”是陕西渭河流域下层人民群众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制造的所谓“关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既用作自卫武器，也用来报仇搏斗，社会上把他们称为刀客。到了清未，刀客已不单携带关山刀子，有的还置备长短枪支。
　　刀客的兴起，从现有的材料看，最迟应在咸丰初年，或者早一些。后来逐渐发展，到了辛亥革命前，已成为渭河流域与政府对抗的一种社会力量。刀客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以及被地主恶霸压迫陷害，含冤莫伸，走投无路，以至于手刃仇人逃避追捕的人们。刀客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他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们都是兄弟，大家都围绕着首领活动：刀客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都反对清朝政府。正因为没有具体的组织和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所以也不可能产生统一组织领导，而是分散为各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刀客分布的地区，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沿渭河两岸较多。清末，关中著名的刀客有：王振乾（绰号王狮子）、严孝全（字飞龙）、严纪鹏（绰号白翎子）、严锡龙（绰号野猬子）、王银喜（字飞虎）、王守身（绰号黑脊背）、胡彦海（胡老六）、马正德（马老二）、石象仪（绰号冷镜）、金祥以及李满盈、李福盈兄弟等。
　　刀客的活动，最初是三三两两的结合在一起，携带着关山刀子，贩运私盐、私茶或给商家保镳，抽取保镳费。当时做盐、茶生意、不仅要交纳重税，更要受沿途局卡的额外勒索，商人们为避官府留难，也乐意要他们保镳。随着保运数量的增大，作为保运人的刀客也就增多起来。他们携带着关山刀子甚至快枪快炮，结成大帮，遇着税卡人员拦阻检查，便威胁着强行通过。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半公开的“走私”，使清政府的税收减少，因而对他们严加镇压。他们除了做一些保运、贩运的营生外，还进行赌博。每逢集市庙会，总是摆摊聚赌，自己赌也让别人赌，但讲信义，输多少给多少，绝无输打赢要之事。
　　刀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常替受冤屈的一方挺身报复，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且不索代价，事息只供一席茶饭而已。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赞赏和爱戴，当他们犯案遭官府追捕之时，人民群众则千方百计的掩护他们。
　　革命党人把刀客看作可以联合的反清力量。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即作出联合刀客共同发动的决议，此后井勿幕、李仲三、胡景翼等革命党人深入渭北，作刀客的工作。在革命党的影响下，刀客开始靠陇革命。如朝邑的严孝全，曾对李仲三说：“谁替老百姓办事，我便跟谁。”“听说孙文、黄兴快要起事，你们将来起义的时候，黄河两岸都交给我，我以两千人响应，包打先锋。”辛亥革命爆发后，刀客一般都集体参加军队，被编成标或营的就有好几部分。如东路招讨使陈树藩所属有严孝全、严纪鹏两个标，北路招讨使井勿幕部胡景翼所属的王守身、胡彦海、马正德、石象仪等营主要是由刀客组成的。其他许多小批零散的刀客，也多投到与自己有联系的部队中去了。
　　在辛亥革命中，刀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井勿幕、陈树藩部东渡黄河支援山西革命，就以严孝全为先锋，屡败清军。军至晋南重镇运城，附近各县守军，一听严孝全过河，闻风丧胆，弃城而逃。运城的攻克，不仅得到了很多潞盐，补充了陕西革命军的军费，而且支援了我军在潼关的争夺战。民国元年正月（农历）西路战事紧急，升允甘军绕乾州走礼泉，咸阳危机。严孝全部被调支援，两次进攻礼泉城，均未得手。第三次进攻时，孝全脚穿麻鞋，赤身上阵，发誓不获胜利，决不回营。不幸在督队进攻中受伤，抬回营后还不断地问：“进城了吗？”终因伤势过重而逝世。时年28岁。
　　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他们除个别外，后来大都转成军阀或军阀的爪牙，从原来反抗压迫的人变成了压迫人的人。辛亥革命以后，刀客也逐渐消声匿迹。
　　
　　陕西哥老会
　　哥老会，也称江湖会，是旧社会群众性的秘密组织之一。其成员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船夫和无业游民，他们在会内地位一律平等，互相以哥弟相称，并以一个“山堂”为中心进行活动。“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有饭同吃，有难同受”，是他们的口号。
　　陕西究竟什么时候有哥老会，找不到可靠的根据，从现在掌握的材料和调查情况看，大约在同治年间就有活动，义和团运动后开始发展，到辛亥前后，已经“遍及各地，不可胜举”。从分布来看，陕南最多，关中次之，陕北又次之，这和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是相联系的。当时有名的山堂，陕南有“太白山”、“琥珀山”、“定军山”等，关中有“秦风山”、“提笼山”、“通统山”等，陕北有“贺兰山”、“昆山”等。
　　哥老会的活动，大部分在城镇和新军中。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后，多流入城镇，他们为了求得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纷纷参加哥老会，而新军在编练时，各县地方奉命招募，多“觅雇无业贫民，顶替充数。由是各地方不农不工游食无赖之徒，皆麆集于营伍之中。”如新军中张云山开的山堂，仅一年多，就发展了1000多人。当时流行有“想当兵，拜仁兄”的谚语，可见新军中哥老会势力之大了。哥老会在士兵中建有和军队编制相适应的自己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以联系掌握他们的“哥弟”。
　　辛亥革命前，哥老会已经成为陕西反清的一支主要力量。1908年冬，井勿幕等在西安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时，就决定了“联合哥老会，新军等力量，推动革命，以与全国形势配合”的方针。为此，井勿幕及钱鼎、张宝麟等同盟会员都加入了哥老会，与新军中最有实力的会党首领张云山（新军协司令部司号长）、万炳南新军某队正目）等人交朋友，“发挥同盟会旨，鼓舞其精神，开通其知识，联络其感情”。经过反复的工作，终于说服了张云山、万炳南等哥老会头目，使他们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并愿意与同盟会并肩战斗，发动革命。此后，同盟会为了在组织上与哥老会勾通，还以张云山开的“通统山”为基础，共组“同盟堂”，编定“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园香”四句隐语，从而组成了陕西会党合流的秘密组织。1910年七月九日，同盟会、哥老会和军学各界的代表井勿幕、钱鼎、张钦、张宝麟、张云山、万炳南、刘世杰等30余人，在大雁塔召开秘密联席会议，仿哥老会的仪式，歃血为盟。参加会议的30多人，结为三十六弟兄，决心共图大举。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和哥老会的团结，为十月二十二日的新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西安起义后，新军中哥老会各“舵把子”，多半都成了起义的领导人，并掌握了军权。他们带领哥弟，英勇奋战，不仅攻占城内各衙门，攻打满城，多得其力，而且在各县的光复过程中，哥老会“一经号召，蜂起尤多”。如长安、蓝田、商州、临潼、三原、泾阳、富平、兴平、大荔等县，都是由哥老会首先起义光复的。在反击清军反扑的潼关争夺战和乾州坚守战中，哥老会的兄弟们都显示了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革命牺牲精神。所以有人说：“陕西光复，革命党和会党联合之力。”
　　但是，由于哥老会组织的落后性，它又带有盲目的破坏性。起义后随着成员的增加，其成分也日益复杂起来，时有烧杀、抢掠、奸淫之事发生。他们本来对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意义，并不怎么了解，而且错误的认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在军政府成立之初，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统领，张云山据居南院，和张凤鞠旗鼓相当，唱对台戏，日常行文在兵马大都督的“关防”旁边盖“洪会公议”的小章才有效。其它大小头目，都争着要当大官、要多带兵。他们在各县到处增设“码头”，大量散“票布”，广收弟兄，擅用公款，处理诉讼，干涉地方行政事务，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闹得民怨沸腾，激起地方民众义愤。
　　后来，随着斗争的需要，资产阶级逐渐建立和扩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军事力量上超过了哥老会力量。1912年共和告成，以张凤细为首的陕西军政府向袁凯妥协接受了袁对军队的改编，结果，哥老会的军权十之八九被改编掉，地方的哥老会势力也先后被镇压。到了1913年，哥老会的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
　　
　　于右任与“三民”报
　　于右任，名伯循，1879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他不仅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书法家、诗人，而且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报人。
　　1904年,于右任因在《半哭半笑楼诗草”中讽诋朝政，被诬为革命党遭清廷追捕而寓居上海租界。此时，上海的革命宣传机关《苏报》、《警钟日报》相继被查封，一时政治空气异常沉闷，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于右任决心自己创办一份倡导革命，策励民心的报纸。为此，他1906年专程赴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在东京谒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陕、豫、晋等省留日学生中募集了3万余元股款返回上海，于1907年四月二日创办了《神州日报》。《神州日报》宣传革命，痛陈时弊，“辟邪而振民气”，激励民族革命情绪和爱国精神，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和重视，发行未及一月，销路即凌驾上海各报之上。然而，1908年三月，发刊不到一年的《神州日报》，因邻居广智书局失火延及而付之一炬。
　　1908年八月，于右任又开始着手筹办《民呼日报》，“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在柏小余、周柏年等人的热情赞助下，募得股款6万元，1909年五月十五日《民呼日报》正式发刊。它的言论，比《神州日报》更为激烈，斗争锋芒直指腐朽的清朝统治，字里行间渗透民族革命大义，使读者受到极大鼓舞，创刊不到三个月，销路便跃居上海报纸第一位。同时也引起清统治者的嫉恨和恐惧，于是便诬陷于右任“侵吞账款”，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于八月二日将于右任拘捕，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呼日报案”。八月十三日《民呼日报》同人，为营救于右任，被迫宣布《民呼日报》自行停刊。八月二十七日，于右任获释。
　　《民呼日报》停刊仅一个月，于右任又于十月三日创办起《民吁日报》。他说：“民不能言，则唯有吁耳。”《民吁日报》除继续关注民生疾苦，揭露清廷的腐败卖国外，乃将其评论的重点，遂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借以引起国人对亡国灭种危险的重视。因而它问世后，连续发表了多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日货倾销对我国的危害的社论和报道。不久《民吁日报》在于右任主持下，用显著的版面，刊登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伊滕博文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被日本驻上海领事指控“煽惑破坏”，“有碍中日邦交”，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租界会审公解，于十一月十九日查封了《民吁日报》。
　　于右任虽屡经挫折，但仍义无反顾，1910年十月，又创办了第四份报纸—《民立报》，意谓从此永“立”不败也。因它与《民呼》、《民吁》报都以“民字”当头，所以被誉称为“竖三民”。《民立报》以鼓吹革命，推翻清朝为己任，成为同盟会在上海的言论机关和舆论权威，《民立报》社则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中心。它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动摇旗呐喊，而且为夺取政权准备了干部。
　　1913年，国民党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九月十四日，《民立报》受牵连被迫停刊。
　　于右任在190?-1913年的六年办报生涯中，先后创办了四份报纸，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暴，以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同清朝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以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半哭半笑楼主、关西学子等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时论，积极宣传民族主义，抨击清朝黑暗统治，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他文笔犀利，词意激昂，时人有“于右任的一枝笔，其对革命之贡献，胜于10万毛瑟枪”的赞誉，因而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同盟会祭扫黄陵
　　1908年重阳节前，同盟会在大雁塔召开会议，决定重阳节祭扫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陵墓，在祖先陵前宣誓，借以表示复兴民族的决心。会议推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文，并约临省在陕会员，一同前往与祭。
　　会后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们严密布置，凡参加的人，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法加以隐蔽。井勿幕、李仲特、郭希仁、吴虚白、吴希真等人。有的扮作商人，有的扮作猎户，有的假借仿拓古碑之名，有的以游方僧人身份，有的则持官方证明先后到达黄陵。参加这次祭陵的，陕西16人，四川7人、甘肃、山西各2一3人，广东1人，共20余人。他们指派“总管司”2人，“外巡司”2人，“内巡司”1人，负责内警察工作，以使祭典仪式能顺利进行。
　　这次祭典仪式，是仿“慕亲会”供奉佛祖“达摩”的仪式进行的，既隆重又朴素，与祭者本着“祭如在”的精神，跪伏祖先陵墓之前，向祖先上香，献酒毕，恭读祭文。祭文说：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仅以香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据我神器，变乱我衣寇，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擅，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名欲有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悠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旗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湘越如马福益、黄克强，湖南如唐常才，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警共驱除挞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诚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佑，以纤生民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
　　誓词中虽然充满了民族复仇的情绪，但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恭读祭文时，人人泪下，有的呜咽流涕，有的放声大哭。其中年龄最小的吴希真竟两三天吃不下饭，其受感动之深可知。通过这次活动，与祭者一致感到“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声有色，深刻有效。”
　　祭后，与祭者相约至泾阳柏氏（柏小余）花园开会，决定今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祭扫民族祖先墓一次，除按“慕亲会”所恭奉的神位外、添关羽、岳飞两人，因关神勇而有义气，岳驱除异族、精忠报国，均对“驱除挞虏，恢复中华”有现实意义。还规定每年祭扫时必须有“告墓文”（后改为“誓墓文”），其主要内容是向祖先奉告一年中的活动情况，并誓以决心保证完成未来之任务。
　　同盟会组织的这次祭祖活动，对于联络思想感情，激发革命情绪，坚定革命信心，都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是对清朝统治的宣战。
　　
　　陆建章、陈树藩盗卖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原是礼泉县九嘎山上唐太宗墓—昭陵前的一组大型浮雕。所谓“六骏”，即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王朝的战争中所骑过的六匹战马：飒露紫、什伐赤、青骓、白蹄乌、特勒骠、拳毛马呙（音瓜）。它们都曾跟随李世民涉激流、越峻岭，纵横驰骋在广阔的战场上，在当时莽莽的中原大地上留下它们的蹄迹，对大唐帝国的基业有汗马功劳。李世民为了夸耀他的战功，追念名马的功劳，在营造昭陵时，命山陵使、全国著多工艺家阎立德指导民间艺人刻成，安置在昭陵后阙前。
　　六骏浮雕，以简洁的手法、健美的造型，刻画出每一匹战马栩栩如生的神态，摆脱了宗教和象征的意味，而成为驰名中外的现实主义艺术珍品。例如，飒露紫的造型是描写这匹马在战场上受了箭伤，内侍丘行恭为之拔箭的一刹那，马的胸骨突起，前肢挺立，后肢稍向后坐的微妙神态。拳毛驭是作走动姿势，神态自然，生动传神，驱体、四肢及关节肌肉的解剖比例匀称合度，给人以真切感。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的造型，呈奔驰飞腾的动态，给人以疾驰如风的印象。特别是马奔驰中所流露的激喘神情与肌肉、筋骨的紧张状态，表现得十分出色、另外，从六骏身上还可明显地看出雕刻着络头、组绳、鞍鞯、镫及头、胸、臂部的饰绦等，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马饰、马具的实物资料。鞍下垂饰的“障泥”，使我们对李白“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的诗句加深了理解。
　　“六骏”是我国古代石雕艺术百花园中的奇葩。遗憾的是，这组六骏艺术珍品，现在仅存四骏。1914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毕士博，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巴亚大物博物馆的派遣，披着“汉学家”、“考古学家”的外衣，假考察之名来华，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陆建章及地方官吏，以24万银元盗买了六骏中最优秀的两骏，即马前有内侍丘行恭的“飒露紫”和“拳毛马呙”。盗运时向群众谎称将此两骏运往省城保存。就这样，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两骏被美帝国主义盗运而去，现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1918年秋夏之交，毕士博又来华，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企图盗运其余四骏。他们偷偷把余下的“什伐赤”、“青驻”、“白蹄乌”和“特勒膘”打成碎块，装箱运至渭河边的草滩镇，被礼泉人民发现。群众纷纷集合起来，一面派人监视不准盗窃分子运走，一面派人报告省议会。这时，陕西靖国军已经起义，为了配合人民的斗争，他们张贴布告，谴责陈树藩盗卖文物的罪行。因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盗运其它四骏的阴谋，才未得逞。
　　四骏被截回后，存在陕西省博物馆内，供中外游人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