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五十五回 高祖李渊建大唐 贞观之治唐太宗

　　第五十五回高祖李渊建大唐贞观之治唐太宗
　　
　　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一公元626年)
　　李渊出生于公元566年，公元618年即位。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出身于大贵族家庭，其祖父李虎帮助宇文泰在关中建立政权，是西魏北周的府兵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由子李炳袭封。李渊8岁时继袭封爵，先后担任州刺史、隋炀帝任命他为军事重镇太原的留守。李渊在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利用自己的权力凶恶地镇压农民起义军，扩大了地主武装，巩固了在太原的地位。当他看到隋朝势力快要崩溃了，就谨慎地开始了起兵反隋，并着手做试图取而代之的准备工作。建立将军府，编训三支军队。他任命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军，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军，幼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
　　同年7月，李渊为了不引起隋朝统治者注意，便以尊隋讨叛的名义，在晋阳(今太原市)誓师出兵，进军长安。当大军走到霍邑(今山西霍县)的时候，被隋朝大将宋老生所阻。当时，正值天降大雨，军队又没粮食吃，又得悉突厥和刘武周要联合袭取太原，李渊便想退兵守城。后经建成、世民两人苦劝，才决定继续进攻霍邑。用激将法引出宋老生，将其杀死。李渊父子占领霍邑之后，便长驱直入关中。途中，招降了孙华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这时，李渊的从弟李神通、女儿平阳公主(柴绍的妻子)和李渊的另一个女婿段纥，都带兵前来与之会合，所以，当李渊逼近长安时，已有20多万军队了。11月攻克长安，李渊占领长安后，为了争取和拉拢隋朝的一些地方势力，减少敌对力量，仍没有直接打出反隋的旗号，相反，他还立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代王杨侑为帝，就是隋恭帝。恭帝即位，改年号为义宁。并且遥尊逃到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充分表明李渊具有老谋深算的政治经验。因为立恭帝，尊隋炀帝做为皇帝的合法地位。为篡夺隋室江山，建立唐朝打下了基础。
　　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感到没有再打尊隋旗号的必要，便决定称帝。但是为了避免篡权夺位嫌疑他便暗示部下逼杨侑自己提出让位的建议，而李渊则假意再三推托辞让，又经他的亲信不断上表劝进，这样他们反复演了几次“双簧”之后，李渊便在这一年的5月，扭扭捏捏地登上了大唐皇帝的宝座。
　　唐高祖称帝后，便打出唐朝的旗号，决心和各个敌对的集团争夺天下，实现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于是，唐高祖采取东联李密，北和突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的策略。从公元618年到公元620年(武德元年到三年)，先后打败了薛仁杲、刘武周两个劲敌，占领了山西，消除了后顾之忧，使关中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关中和太原稳定之后，李渊便决定集中力量争夺中原。
　　公元620年(武德三年)7月，李渊命其子李世民带兵出关，攻打洛阳。这时河南郡县大半归唐，洛阳已成了一座孤城。王世充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企图先跟王世充合作击败唐兵，然后再找机会，消灭王世充，进一步夺取天下。公元621年(武德四年)3月，窦建德领兵10万号称30万，进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李世民亲自带兵3500人占据武牢，阻击窦建德军。由于窦建德不听部下的正确意见，想一举拿下武牢这个关口，结果欲速则不达。李世民沉着应战，只是防守，并不出战，双方相持了1个月，窦建德也没拿下武牢，后来窦建德兵士气低落，李世民乘机攻击，窦建德军败退，他身负重伤被俘。王世充感到大势已去，被迫向唐朝投降。于是，李世民占领了洛阳，河南战事随之结束。武牢战役，使唐朝取得了对中原、河北的统治权。与此同时，窦建德旧部刘黑闼战败，英勇就义。刘黑闼起义失败后，杜伏威部将辅公祐率领淮江起义军在丹阳反唐，后被唐军战败牺牲，江南、淮南从此为唐朝管辖。到公元624年(武德七年)，唐朝把各地的农民和地主武装割据基本削平；所剩北边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的势力，到公元628年(贞观二年)也被唐军消灭。至此，李渊父子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高祖的儿子各树党羽，图谋皇位，争夺最高统治权。高祖原配夫人窦后生4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四子元吉。他们之中，除元霸早死外，均有一定的政治势力。按照封建传统，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其余两个兄弟都被封为王。
　　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除得到传统合法地位外，还取得了一部分士族地主官僚集团旧势力的支持。他长期留在关中，协助唐高祖处理军政大事，出谋划策，起过不少作用，在关中地区打下了相当坚固的基础。他的智略虽不及李世民，但也颇具才干。他很注意收罗人才，如文官魏征、王桂；武将冯立、薛万彻等都在他的手中；宫中嫔妃和一般贵戚也拥戴他；又招募勇士2000余人，实力相当雄厚。为了对付秦王李世民，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互相勾结，形成一个派系。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双全。高祖得天下，主要是依靠他的战略和武功。他经常领兵在外作战，一些带有决定性的重大战役，几乎都由他负责指挥的。因此，他的声望很高。府中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又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许多战将，势力足以与太子相对抗。
　　李建成怕李世民夺取帝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有一次，他趁高祖离开长安任留守的机会，企图发动政变未遂；还有一个晚上，他召李世民去喝酒，想用毒酒谋害李世民，致使李世民心痛难忍，吐血数升，差点送了命。此外，李建成、李元吉又多次在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后来，他听说突厥侵犯，便向高祖推荐李元吉做出征统帅，想借机会把秦王府的骁将夺到自己的手里，尔后杀掉李世民。但这一阴谋被王晊泄露给李世民后，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支持下，决定先下手杀掉李建成。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决定在长安宫城北玄武门举行兵变。那天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原为李建成的心腹，但已被李世民收买。李世民在他的帮助下，暗中在此设下伏兵。李建成以为常何是自己的人，毫无戒备。那一天早晨照样和李元吉经过玄武门去朝见高祖李渊。李世民乘这个机会，带了尉迟等少数骑士发动袭击。他亲手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射死了李元吉。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闻讯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卫兵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带甲进宫，逼迫高祖下“诸军并受秦王节制”的诏令，一场政变迅速结束了。这就是所谓“玄武门之变”。
　　几天之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李渊宣布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了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一公元649年)
　　唐太宗李世民生于公元599年，即位后，非常重视从隋末农民战争中汲取隋亡的教训。他对大臣讲：隋炀帝总是不满足，到处搜求，最后亡了国；而我总想清静寡欲，不扰乱百姓。君主能约束自己，百姓才有安乐的日子。唐太宗还告诫他的儿子说：“君主好比一只船，百姓好比五湖四海的水。水能载船航运，也能把船掀翻到水里去。”到了晚年，他立李治为太子，更注意随时教诲。见到太子吃饭，就说：“你知道耕种的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见到太子骑马就说：“你知道骑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可以常骑马。”
　　从公元627年到公元629年(贞观元年到三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霜、蝗灾害，其中受灾严重地区，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唐太宗当即下令开仓救济，允许灾民到非灾区就食，并要求非灾区人民竭力帮助灾民渡过这一难关。同时，唐太宗还拿出御府金帛赎回因灾荒卖掉当奴隶的子女归还其父母。公元631年(贞观五年)2月，朝臣要调动府兵，为皇太子“冠礼”(成年礼)组织仪仗队。但当时正赶上春耕时节，唐太宗就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他下令改在10月举行。
　　唐太宗是一个最善于纳谏的皇帝。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欢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不会有比其再好的弓；近来拿给弓匠一看，弓匠说：‘都不是好弓’。我问是什么原因?他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斜，弓固然硬，但发箭都不能直。’我以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事物，我怎能都懂得?”他也曾问魏征：“当皇帝怎样才是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很赞赏这句话。他和宰相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都叫谏官参加，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为了鼓励谏臣敢于指出皇帝的过错，他有时还赞赏大胆进谏的官员。有一次，唐太宗下令修建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指出：现在国力不及隋炀帝，我比桀纣怎样?”张玄素并不退缩，仍坚持说：此殿一定要兴建，正所谓‘同归于乱’。唐太宗听了觉得有理，便停建了这项工程。事后，他还常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帝王一怒，就随便杀人。夏朝的关龙逄(ｐáｎｇ，音旁)，商朝的比干，都是因敢谏被杀，汉代的晁错也是无罪被杀。我总是提醒自己，以此为戒。为了国家，请你们经常指出我的过错，我一定认真接受。”他还告戒朝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的事情，那谁都会做，何必还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为了集思广益，唐太宗建立了议事制度。凡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先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然后再和大家讨论。可以各抒己见，不受任何限制。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审核后，再由门下省审议、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这样一来，军国大事就很少出差错了。
　　由于唐太宗鼓励犯颜直谏，大臣们大多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其中魏征尤为突出。魏征直谏时，唐太宗盛怒，也毫不退让。有一次，唐太宗听了魏征的直谏退朝回宫后，发怒地说：“总有一天，我非杀死这个乡下佬不可!”他的妻子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在朝迁上当众顶撞我。”长孙皇后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征忠直，说明你是明主。”唐太宗听后立即转怒为喜。后来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他说：“用铜做镜，可以整衣冠；用史做镜，可以见兴亡；用人做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中取得。所以设官立职，就要为民众办事。应该选用贤才做官，不应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深浅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有贤才，亲人旧人是庸劣，就应该舍庸劣取贤才。”他在和魏征讨论用人时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个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他曾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贤才。”唐太宗驳斥说：“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代有过太平盛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吗?你自己不能知人，怎能妄说今世没有奇才。”唐太宗认为人才就在今世，只要随时留心，就可以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文武奇才。
　　唐太宗任用人才，不搞论资排辈。他当时选官的标准：一是德、二是才、三是影行。所谓德，就是道德品质，指政治标准；所谓才，是指业务工作能力；所谓影行，是指实际表现和民众反映。按这个标准，唐太宗选拔了不少寒门庶族中的人才出任中央政府官职。如少年时代做过道士的魏征，官至谏议大夫；出身录事，曾为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官至户部尚书；自布衣(百姓)出身的马周，官至中书令。
　　为了更好更多的选拔治国人才，唐太宗十分重视推广和完善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当他看到参加考进士的举子们鱼贯出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事彀(gòu,音够)中矣。”当时有人作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第，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比较完备，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进士科尤为突出。进士的意思是贡举的人员，由地方进到中央的“士”，也就是应进士科考的人，考试合格后可以换穿官服。唐朝进士科很兴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来说，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可见难易悬殊很大。故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组织很多精通古今法典的人才，多次进行修订和编篡法律。经过十多年的修改与实践，唐太宗在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正式颁布唐律12篇，共500条。因为这些法律，是在贞观年间制定的，所以也称“贞观唐律”。贞观唐律，分刑名为20等：笞刑5等，10～50；杖刑5等，60～100；徙刑5等，1～3年；流刑3等，2000～3000里；死刑2等：绞、斩。减流刑为待刑70条。
　　公元626年8月28日，唐太宗上台刚满20天，突厥兵就进到渭水便桥以北，闹了个兵临城下的局面。论兵力，当时唐朝赶不上突厥。但唐太宗临危不惧，毅然扣留了进城窥探虚实的使者，并亲率大军迎战。他一面隔着渭河指责突厥君长颉利背弃盟约，一面派将整军而出，表示决心一战。颉利摸不清唐朝的底细，吓得不战而退。从此以后，唐太宗亲自训练士卒，每天召集数百人到殿庭中练习弓箭。他对将士们说：“无事的时候，我当你们的老师；突厥来犯，就做你们的将军。”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冬，派兵十万由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和薛万彻等6个总管，分6路出击，以著名的军事家李靖为行军元帅，攻打突厥。第二年正月，李靖自带3000骑兵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颉利措手不及，仓皇逃走。接着，颉利又在阴山战败，逃到铁山，便假意求和，想在开春后，草青马壮时，再逃向漠北。李靖、李勣不给他喘息的机会，选1万精兵，远道奔袭。先锋苏定方率200精兵，出其不意，乘雾进兵。等颉利发觉后，唐兵离开牙帐只有7里；他不敢抵抗，马上领1万多人往漠北逃窜。不料，李勣已经将碛口拦住，突厥兵马大势已去，纷纷投降。颉利被部下所俘，交给了唐军。颉利被俘后，唐太宗不但没杀他，而且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其他投降的将领也多被封为将军，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达100多人。突厥灭亡后，西北诸侯主动到长安朝见皇帝，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了避暑，曾下令兴建翠微宫和玉华宫，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为了侵略高丽，他广增赋税，逼得百姓变卖田宅，甚至卖儿卖女，以供应造船费用，结果造成物价上涨，社会骚动。不过唐太宗的头脑，这时还算比较清醒的。这种变化，虽说是发展趋势上的变化，但还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昏君或暴君。他终于有所察觉。他曾当面对太子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象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他又说：“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秀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ｓǔｎ，音损，一种凶猛的鸟)无远不至，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
　　唐太宗还经常以史为鉴，曾经问群臣：“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征服境外戎、狄；我的才能虽比不上古人，可成绩比他们大，这是什么原因?”侍从们回答不出，说的都是歌功颂德的奉承话。唐太宗说：“你们说的不对。我成功的原因有五条：一是从前古代帝王往往妨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自己的才能；二是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三是君主重用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抢到怀里来，但也原谅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待遇；四是人主常憎恨正直的人，明杀诛，历朝都有。我能褒奖正直，从没黜责过正直的人；五是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采取这种偏见，同样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
　　唐太宗在临死前的一年，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写出《帝范》12篇，传授给继承者李治。他对太子李治说：“修身治国。都写在这本书里。一旦我死了，就用不着说别的话了。”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因为吃了长生不老药中毒，一命身亡，由太子李治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