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五十二回宇文集团苏绰谋沙苑之战毁佛道

　　第五十二回宇文集团苏绰谋 沙苑之战毁佛道
　　
　　宇文泰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宇文泰字黑獭，代北武川镇人。据说远祖是炎帝后裔，雄武多谋略，受鲜卑族仰慕，被奉以为主，总领12部落，世为天人，自号宇文氏，寓意为天君。后来宇文部被鲜卑慕容部吞并，宇文氏多仕于前燕、后燕。再以后拓跋鲜卑崛起，统一北方。宇文氏又归降北魏，迁居到长城沿线的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世代为兵户，与拓跋鲜卑混然无别。北魏末年六镇军民起义时宇文氏也在其中。18岁的宇文泰随父参加起义，成为葛荣的部将。当葛荣失败后，宇文泰又投降契胡族首领尔朱荣，以军功受到重用，编进贺拔岳军团。公元530年随贺拔岳开入关中镇压万俟丑奴起义，任关西行台左丞，掌管军政大权。贺拔岳军团主要由六镇军人组成，其中武川镇军人势力最大。20几岁的宇文泰能以降将身份当上统帅助手，并且在贺拔岳死后被众将推为新统帅，全依仗武川镇军人。534年，宇文泰乘乱控制关陇，以长安为都，建立西魏。为了振兴久已破败的关中，富国强兵，争夺天下，宇文泰下决心改革。他重用关中武功汉人苏绰，在关陇推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使落后虚弱的西魏迅速强大起来。他的改革以均田制和汉化为基础，与他参与推翻的北魏政府的改革事业相似。他对改革有重要补充，那就是进行了军制改革-创立府兵制，并由此形成无敌天下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是宇文泰经营关中的最大贡献。
　　拓跋鲜卑原有军制是原始部落八大人制。北魏孝文帝改革未能触及它，显然是个缺陷。六镇起义与此不无关系。宇文泰把部落兵制的军府形式及部落大人军事民主原则与汉族军制的等级制结合起来，仿周官六军把鲜卑军队改编为6军，由柱国大将军统领。下分12军，设12大将军。12军下面再分成24军，设24开府将军。24军下再分成48军，设48仪同将军。仪同各领兵1000人，共计5万人。这就是府兵制系统。为与部落八大人制相似，宇文泰共封8个柱国大将军，共掌军政，平起平坐。以此为最高核心，各级将领组成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成员大致可为四种；进入关中的拓跋鲜卑六镇军人、拓跋贵族、关陇五胡以及汉族士族（包括进入关中的原关东著姓）。其中六镇军人特别是武川镇军人居于绝对优势。例如最早受封的8柱国大将军为：宇文泰、李虎、赵贵、独弧信、侯莫陈祟（以上均为武川镇军人）、于谨（六镇军人）、李弼（代北豪族）、元欣（拓跋皇族）。最早受封的12大将军：杨忠、侯莫陈顺、宇文导、贺兰祥（全为武川镇军人）、达奚武及李远（六镇军人）、宇文贵及3名西魏宗室（为拓跋鲜勃。记载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主要史籍《周书》的列传人物中官居柱国大将军和大将军的共129人，其中拓跋鲜卑就有94人，占73％。他们往往一个家族出几个柱国大将军或大将军，形成强大的家族势力。如李贤、李远兄弟，一家出6个大将军和柱国大将军。拓跋鲜卑的权势一直影响到隋唐，出过北周、隋、唐三个王朝的皇族及大批杰出的将相。如杨忠之子为隋文帝杨坚，李虎之孙为唐高祖李渊，杨宽从孙为隋朝重臣杨素，于谨曾孙是贞观宰相于志宁，杨绍之孙杨思道、杨恭仁也是唐初名相，侯植之孙侯君集是唐太宗的名将，……不一而足。这批人都落籍关中，成为长安名门望族。大史学家司马光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指拓跋鲜卑）十居六七。”关陇五胡的酋长也被吸收进这个集团。据《周书》列传人物统计，出身五胡及其少数民族的共有13人，官居大将军和柱国大将军者6人。他们在这个集团的中下层所占比重还要更大些。汉族士族则比五胡显得重要，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宇文泰极力笼络他们，其私兵部曲多被偏入府兵系统，他们也多出任府兵将领。汉族士族主要包括关中土著京兆韦氏和杜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上谷侯氏、陇西李氏以及原关东著族进入关中的分支河东裴氏、柳氏和薛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荣阳郑氏、赵郡李氏、顿丘李氏、江南萧氏、山南李氏、席氏、杨氏等。据《周书》列传人物统计，汉族士族占入传人物的40％，其中柱国大将军和大将军共有29人，占总数的23％。这些家族也世代替缨，影响远及隋唐。例如京兆韦、杜二家，在唐代极为显赫，当时俗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吸收汉族成员并不仅仅限于有实力的士族，对一些卓有军功的庶族，甚至奴隶，都能给予殊遇。如梁默是安定梁士彦的苍头（奴隶），凭军功位进柱国大将军，比原主人地位都高，跻身于权贵上层。这突出地表现出这个集团的新兴特征和军功特征。
　　野蛮落后的拓跋鲜卑六镇军人及贵族与关陇五胡酋长和汉族士族，通过府兵制融合为一体，相互改造，共同形成崭新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性质大异于原来的成分，既不同于以前的六镇军人（因为它已是汉化的关中新兴大地主），也不同于以前的汉族士族（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兴起，意味着魏晋以来出现的中原士族地主集团的衰落和即将被淘汰。它生机勃勃，活跃异常，从一产生就不可战胜，以后左右中国政局长达数百年，成为封建文明的顶峰-隋唐文化的领导力量。
　　
　　拓跋氏汉化改革的功臣—苏绰
　　西魏时关中屡遭战乱而残破，此时关中的主人是野蛮落后的拓跋鲜卑六镇军人。但是在六镇军人首领宇文泰治理下，奇迹出现了，关中由弱变强，迅速崛起，为隋唐鼎盛奠定了基础。宇文泰的成功是由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汉人苏绰便是协助宇文泰汉化改革的功臣。
　　苏绰字令绰，出身武功郡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当过武功郡守，从兄是汾州刺史。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在苏家子弟中出类拔萃。由从兄推荐，苏绰当了宇文泰的行台（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在京城之外设立的临时中央）郎中。起初并未受到特别器重，但行台官员凡有疑难事情都找苏绰帮助解决，交口称赞他博学多才。一次宇文泰与公卿出游，途中询问历代兴亡之事，只有苏绰滔滔不绝，应对如流。宇文泰惊喜苏绰的才智，立即带他回宫，认真请教治国之道。苏绰为之陈述帝王权术以及韩非子和申不害的法家要旨，通霄达旦。宇文泰听得入神，不觉得膝盖都跪到席子上了，叹服不已。次日，宇文泰对仆射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士，我要委以重任。”随即擢升为大行台左丞,参预国家机要决策。
　　宇文泰久欲富国强兵，下决心要推行汉化措施，进行改革，一扫当政的拓跋鲜卑六镇军人的蛮荒习气，但苦于没有得力帮手。这下他得到苏绰的支持和帮助，如鱼得水，只恨相知太晚。在苏绰倡议下，宇文泰首先建立计账（租赋预算）和户籍制度。继而苏绰又在长篇奏章中详尽阐述了改革思想和具体措施，提出六条原则：“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如获至宝，马上以此颁布《六条诏书》，命令百官作为座右铭，人人习诵，遵照执行。还下令所有地方官员如不通《六条诏书》者，不得为官。苏绰草拟的《六条诏书》就是汉化改革纲领。在“尽地利”、“均赋役”的基础上，宇文泰以罕见的魄力继承了他所取代的政敌（北魏政府）未竟的改革事业，重新颁布均田令和赋役制，而且比北魏孝文帝更照顾自耕农，租调也比北魏轻得多。在“摧贤良”的基础上，苏绰提出了选官用人的新精神：“今之选举者，应当不限门第和‘特权，唯一的标准是以才举人。”他还说：“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借鉴北魏、南齐诸朝用人的失策，罢废只凭门第取士的选官制度）。这是中古选官制度的关键性变革，是对中原自魏晋以来在九品中正制下形成的以门第取士风气的大胆否定，切中时弊，有曹操“唯才是举”的遗风。门阀士族凭借门资长期把持垄断的选官依据被取消，就斩断了门阀政抬及其特权的生命线。这为以后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开了先河，苏绰广求贤良之士，竭力提拔能人。他所荐举的人才，全成为西魏、北周的栋梁之臣。
　　宇文泰对苏绰言听计从，推心委任。有时出行，就授权苏绰代替他处理军国大事。苏绰则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他对下属慈爱如父，严训如师，深受爱戴。每与公卿议事，废寝忘食。事无巨细，了若指掌。终竟积劳成疾，死于行台任上，年仅44岁。改革方兴未艾，改革的设计人便已献身，所幸的是，他开创的事业后来获得巨大成功。苏绰官位显赫，但生性俭朴，严于律己，不置产业，死时家无余财。宇文泰万分痛惜，对公卿说：“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如要保全他平素之志，我的心实在过意不去，如若厚加赠溢，又违背以往相知之情。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尚书令更麻瑶建议尊重苏绰操行清白，不夺其志，从俭行事，以彰其美。宇文泰便以素布灵车乘载苏绰归葬武功，亲率群臣隆重的步行送出行台所在地同州（今大荔县）城外。他酪酒痛哭：“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我全知道。惟你知我心，我知你意。本想共同平定天卞，不幸舍我而去，为之奈何！”到了下葬之日，宇文泰还亲自为苏绰书写祭文，在太牢为之追悼。上下情深，异族相知，于史罕见。
　　苏绰之子苏威后来成为隋朝名臣。弟苏椿在家乡统率乡兵，屡建军功，官至大都督。从兄苏亮文章秀美，著名西土，被誉为“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的第一人，官至侍中。苏绰与苏亮均名重于时，论文覃绰不及亮，论谋略亮不及绰，世称“二苏”。苏氏一家为关中为关中的崛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沙苑之战
　　公元537年，东魏与西魏军队主力在关中沙苑（陕西大荔南）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沙苑之战”。
　　双方统帅高欢与宇文泰原来都是北魏六镇（大同以北长城沿线的六个军镇）军人，参加过反政府起义，又先后投降尔朱荣集团。在尔朱荣被刺杀、其侄尔朱兆控制朝政后，高欢和宇文泰又都反对尔朱兆，联合消灭了尔朱氏的政治势力。534年，高欢逼走北魏傀儡皇帝孝武帝，又立孝静帝，从洛阳迁都邺城，控制关东，独揽大权，史称东魏。孝武帝逃到关中投靠镇守长安的宇文泰，但不久被杀。535年宇文泰也立为新帝，都长安，控制关陇，史称西魏。这样，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朝廷。此后一二十年内，东西魏之间长期战争，较大的有三次，沙苑之战是其中的关键之战。
　　这场大战首先是从各方面均占绝对优势的东魏大举进攻关中而拉开序幕的。高欢亲率主力从晋阳（太原）出征，在蒲津造三道浮桥，摆出强渡黄河的架势，吸引西魏的注意力。同时暗派猛将窦泰从中路攻打潼关，大将高昂从南路迁回攻击商洛，对关中形成三面围攻。宇文泰率西魏军队出长安前抵广阳（陕西大荔县境），准备迎战高欢。当时字文泰兵不满万人，势孤力单，处于明显劣势。战前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宇文泰分析高欢的战略，判定其主力是虚张声势，实是佯攻，中路窦泰打仗最卖命，一向是高欢的前锋，手下都是精兵强将，肯定担任主攻。窦泰自恃常胜不败，已成骄兵，有轻我之心，必然大意。我军出其不意突袭窦泰，定能取胜。如能打败窦泰，高欢主力就不战自退了。但这一见解遭到与会诸将一致反对，认为高欢主力威胁太大，把兵力从这里调走，万一出了差错，就后悔莫及了。宇文泰自信地说，高欢虽众，但不能马上就渡河。我争取五天时间，必将打败窦泰。最后，他甚为倚重的谋臣苏绰和能征善战的勇将达奚武接受了他的策略。于是，宇文泰留少数人马在广阳监视黄河对岸的高欢，亲率6000精骑暗中绕道东行，迅速扑向潼关。刚刚占领潼关小关的窦泰毫无戒备，仓促应战，未及列阵就被宇文泰骑兵击溃。窦泰绝望自杀，部众万人全部被俘。窦泰全军覆没，吓得已攻陷商洛的高昂南路军弃城而逃，北路高欢亦撤桥而退。宇文泰首战告捷。
　　战争第二阶段，西魏转守为攻。宇文泰派大将于谨乘胜追击，攻取华阴，同时在咸阳加紧征调军队，汇集李弼等12员大将誓师东征。出函谷关，攻占弘农。宇文泰耀武扬威50天，严重威胁东魏的河南腹地及都城邺城。此时，高欢主力都在晋阳，河南只有高昂的3万军队，抵挡不住。高欢闻讯紧急南下，亲率10万人马出壶口（临汾西南），再趋蒲饭，又要渡河，想拦腰切断宇文泰的退路。宇文泰被迫回保渭南。高欢渡河后，进围华州，又涉洛水，抢占渭北许原（大荔县境），来势汹汹。
　　战争进入第三阶段，西魏再取守势。宇文泰部将全都建议退兵，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但宇文泰看出高欢进攻有轻进、轻战和临战无策的弱点，犯了兵家大忌，有可乘之机，因此坚持正面迎战。他下令留辎重于渭南，全军将士只带三天粮，轻骑渡渭，进至渭北沙苑，背水作战。高欢大军从60里外的许原赶来会战。宇文泰选择沙苑以东10里的渭曲，利用地势埋伏下李弼、赵贵两支主力。高欢赶来时，只见宇文泰少数人马，于是不顾列阵，争相围攻。突然鼓声震天，杀声动地，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杀到，把高欢军队分割围歼。高欢被打得措手不及，阵亡6000,被俘7万，余众溃散，他本人仓惶夜渡黄河逃回本土。宇文泰大获全胜，从战俘中挑选2万甲士自留，其余全部放归。
　　为了纪念这次决战胜利，宇文泰下令将士每人在沙苑植一棵树，以旌武功。这一仗波澜起伏，惊心动愧，显示出宇文泰杰出的军事天才和关中军队的英勇善战。从此东魏丧失优势，再也无力攻打关中了。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毁佛运动
　　宇文邕是宇文泰第4子，生于同州（陕西大荔），聪敏过人，宇文泰特别偏爱，曾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
　　556年宇文泰死，第三子宇文觉废除西魏，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随之宫廷发生内乱，皇子互杀，最后皇权落入宇文邕手中，是为北周武帝。他沉毅有远识，果决能断，是有才能的帝王。他继承宇文泰的改革事业，努力经营关中，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都卓有建树，但他最惊人、最有胆识的改革措施还要算毁佛运动。
　　当时，关陇有佛教寺院万余所，僧侣百万，成为关中的重负。569年，他召集名僧、名儒、道士及文武百官2000人在宫内大德殿辩论三教，结果儒家战胜佛道二教。第二年大臣甄鸾上《笑道论》36条，指斥道教经书的剽窃和虚诞。佛道都很惊慌。长安名僧释道安作《二教论》，请求皇帝为教主，想借此保全佛教。572年，宇文邕到长安的道教玄都观，亲自主持公卿与道士的辩论。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酝酿，宇文邕于574年在关中同时宣布废毁佛道二教，下诏经书佛像全数毁掉，僧尼道士全令还俗。还将寺院财富分给群臣，寺观塔庙，赐给王公，从而得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大力拥护。一时之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
　　毁佛给关中民众和北周政府都带来莫大好处。宇文邕自己总结为：赋役减轻、租调年增，国安民乐，兵师日盛。毁佛后仅三年，北周便攻灭北齐，占领关东，统一北方。以后宇文邕又在关东继续毁佛，规模更大，废除寺庙4万所，迫使僧尼还俗300万众。佛像经书全部焚烧一光。他领导的这场毁佛运动，给黄河流域的佛教传播以致命打击，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次毁佛运动（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宇文邕毁佛原因有三。一是思想原因。拓跋鲜卑积极推行汉化改革，势必要提倡儒家学说，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忠孝。因此，儒家视佛教为无君无父、不忠不孝，极为对立。北周要尊崇儒学，确保其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就得抑制对儒家地位提出挑战的，拥有广泛信徒的佛教。在毁佛运动前夕，宇文邕曾召集百官及众多僧道于宫内，在大德殿亲自宣讲礼记。当这种温和办法无效时，他就势必采取极端手段。二是政治原因。北周武帝一心要强化皇权，而佛教虽然宣扬忍受苦难，顺从世俗统治，但最根本之点还是宣扬出世，脱离皇权。佛教太盛，必危及皇权威信，这对统治阶级来说不再有益而是有害了。封建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往往以专制集权利益为尺度，有助于建立和巩固统治权威的就提倡，有害于统治权威的
　　就镇压。三是经济原因。当时北方寺院经济太强盛，占田荫户太多，把国家剥削对象都争夺走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难怪宇文邕的灭佛口号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毁佛运动使他夺回几百万劳力和无数良田。北周实力大大增强，为以后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隋唐文化依然是儒家占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毁佛运动使宇文邕在历史舞台上有资格跻身于一流政治家的行列。可惜他年仅39岁便因病而亡，让他的岳父杨坚（即隋文帝）轻而易举地成就了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