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辈们

　　一、爷爷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的爷爷已五十多岁了。他的身体非常好，我几乎从未见过他生病。
　　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他的爷爷，穷得几乎要变成乞丐。到了他和我太爷的这两代，命运终于有了大的转变，日子好了起来。
　　他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民一样，忍受和吃尽了贫困所到来的千辛万苦；当然也同样的勤劳勇敢，不怕贫困。但是苍天就是如此的不公，他们还是没有能够摆脱贫困。我的爷爷和我的太爷终于明白，如果仅仅是靠苦干是不行的，那只能永远贫困，必须要走出新的路子。
　　所以，我的太爷就做起了“开行的”。做这事，只要两样东西：一杆公平秤；一颗公正的心。当然还要能说会道，心地善良。我的太爷做的很不错，从中得到了不小的收入，家境也就随之好了起来。
　　有其父就必有其子，我的爷爷更是不甘于贫困的，敢于向命运挑战。不过，他性子耿直，脾气暴躁，做不来太爷开行的那事。当然，这难不了他。
　　他秉性聪慧，勤奋好学，很快就学会了多种手艺，干起了多种副业。做副业要投资，哪来的钱？太爷给他啊。
　　到了我记事的时候，我已经见到了一大片水田和麦田，就是他和太爷买的。就是他和他带领下的全家做副业的汗水的结晶。
　　大概也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吧，儿女们都成家立业或者长大成人，大部分副业他都动口不动手了；留给他自己的，是最艰苦最困难和技术含量最高的那部分。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爷爷在秧田里薅草回来，他艰难地拖着身子，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他坐在凉棚里用扇子搧着，又用粗布毛巾擦去脸上的汗。虽然没有急促地出着大气，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他的胸口在大起大落，眼睛没有光彩：这是一个人极度疲惫的表现啊。
　　我深情地望着爷爷，心中掠过一阵酸痛：爷爷太辛苦啦。
　　顷刻间，我想起了爷爷在初春时节耕田的情景。
　　在刺骨寒的水田里，他迎着还带着透凉的春风，吆喝着，催促着牛前进。牛的前蹄踢起一朵朵带着泥浆的水花，不时地飞溅到他的脸上。爷爷神情严肃地左手提着缰绳，右手扶着犁稍，一步一步地紧跟着。有时候，我会在田埂上看上很久，不舍离去。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爷爷在水田里一定忍受着刺心寒冷的痛苦。
　　不记得是哪一年，风车的引水槽桶的支架坏了，时正是初春，还很冷。为了把支架装起来，他脱的赤条条的下到水里。
　　我看到他赤膊光腚的立在引水沟里，水已经漫到了他的臀部。他手持一根茶杯粗的木棍，奋力地往淤泥里插去，力图把木棍一直插到质地坚硬的板土。如果不插抵板土，引水槽就会逐步下沉，这个工作就是白做了。几次努力似乎没有结果；不得不挪一个位置，使自己的身体倾斜，再一次地使劲往下插，一次，两次三次……终于，他不再发力，停了下来，用手插了插脸上的汗（我在岸上还穿着厚厚的棉衣啊，他在寒冷的水里居然会出汗！），休息了一会儿。接着，他又开始插第二根。
　　而岸上就站着二叔和大姑父，看着爷爷一个人在刺骨的冷水里孤立无援地做着；如果有第二个人帮助他，他就会轻松得多，在水里的时间就会短一些，那刺骨寒的痛苦也就会少了。我明明看到二叔和大姑父神色尴尬；我想那不是尴尬，是一种痛苦。也许，他们曾要求让他们下去，但是，爷爷没有答应，舍不得自己的小儿子和女婿；这番痛苦，他自己但当起来了！他对子孙（包括我在内）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不准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是说一不二的，必须服从。他是严父，但是更是慈父啊！
　　他还是远近闻名的土木匠，手艺是很不错的。当然，毕竟是土木匠，大的家具他是不会做的；只能做一些小的东西，最善于做农家常用的木桶一类的家具。别小看了木桶这玩意儿，那也是很不好做的，有很多木匠不会做木桶呢。
　　不仅仅家里的木桶和农具全由他来制造和修理，远近的邻居和亲友也都找他做这些东西。做这些事情他都是不收钱的，只要二斤肋条肉就行了，相当于时下二十几圆人民币。当然还要看工程的大小，请他做的人心中自然有数。不管怎么说，这真是够便宜的；因为请木匠做首先要供他吃，那二斤肋条肉是少不了的。再加上其他的饭菜（总不能只有一个肋条肉啊）和工钱，二者相差悬殊。所以请他做的人很多。虽然不是天天有这种事做，但是我看到他的手里总是有东西在拨弄，从来不闲着。
　　虽然不收工钱，他做起来还是很认真、很讲究的，从不马虎。他看不惯或关系不好的人，就不乐意给他们做；但是只要多说些好话，打动他的心，他还是能接受的，而且一样的为他做好。
　　到了农忙季节，那些拖了又拖，屎被逼到肛门的人，不得不割上二斤肉，找上门来。这个时候，我三天两头总是看到有人右手提着一条长长的肉块（看上去挺吓人的，哇，好长好多的一块肉！其实也只有二、三斤罢了），左手拎着或夹着那待修的家什，笑嘻嘻地来到我们家。我远远的看到了就会大声喊，呀，爷爷又有肉吃啦！可别小看了那肋条肉，那里面有肋排，有五花肉，还有猪里脊，都是如今时下的精品，十几二十元一斤呢。
　　客气礼让一番以后，收下家什和肉，再把那家什仔细检查一番以后，就会给对方回话何时交货。这之后他就一刻不停地忙着，不是为了那块肉，是为了不误农时，季节不等人啊。
　　多数时候是很顺利的，能按时交货。不过，也有不顺的时候。
　　他在做这些事情时，只要有可能，我总会在旁边看着他做。这是兴趣的驱使，也是对爷爷的关注。有一次，在箍一个桶，已经做到最后一步了，把箍上紧。他用凿子和斧头一遍又一遍的把箍挤紧，弄了几遍，又看了看，总觉得不满意——大概发现那些缝弥合得不好；于是又继续上紧，试图通过挤压使缝得到弥合。俗话说，箍紧必炸，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就在他继续敲打时，我忽然听到“嘣”的一声，那铁箍终于承受不住而断了；紧接着就听到“哗啦”一声，整个木桶都散了架子。我吃了一惊，觉得很可惜，不由自主地“啊呀”喊了一声。
　　哪知他却很镇静的说：
　　“有什么啊呀的！再重来就是了！”
　　类似的挫折我看到过几回。有一次他给一个亲友做一个水舀子，那东西虽小，却并不好做。几天之后终于做好了，但是他仔细端详之后，大概发现缝弥合不好，只好拆下来，把那些一块块小板子重新刨了一下，改变原来斜面的角度，费了很大的事，才又把它做好。那亲友来拿水舀子的时候，按现在的估计也带来只有二斤多肋条肉罢了。
　　他对我要求也很严厉，但是他的内心里还是很疼爱我的，从不叫我做力不能及的事情。十岁以后我参加各种劳动也不对我提出要求，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样程度。据我妈妈说当我出生时，他笑得合不拢嘴呢。直到我离开家乡，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尽管我有时会犯错误，他也只是狠狠的教训我一顿而已。
　　只有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他才能得到休息。有一年冬天，我看到他和奶奶等家人在一起，由他来朗读一本旧小说，书名叫《换空箱》，讲的是文征明的故事，他读的还津津有味呢。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他脾气太倔强，太爷不喜欢他；他就靠自学认识了很多字，足够他读书的。只不过他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学校啊。
　　我们到了南京以后，在1951年前后，他曾经到南京去过一次，带了很多腌肉给我们。我那时正在读初中，爷孙见了面很高兴。可惜那次我们祖孙二人未能谈什么；那次一别，我就再也未能见到他，如今我仍痛惜不已。
　　1962年，他和奶奶先后病故。虽说是病死的，但实际上是饿死的。临终前我的爸爸去看望他，他把他苦苦省下来的二十四圆钱交给了爸爸，爸爸当时痛心疾首，不尽泪如雨下。我那时已在成都工作，但没有探亲假，路也太远，我未能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他享年77岁；如果不是饥饿和贫困，他还可以再活十年。我曾见过他的照片，可惜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活的比他好多了，这亏了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把我养大并给我读书。而我的爸爸不就是亏得我的爷爷奶奶吗！没有我爷爷奶奶的一生辛苦，哪有我爸爸妈妈的生存，又哪有我的今天啊！
　　我终于懂得，数典忘祖是多么可耻，对父母不养不敬是多么可恶。
　　关于奶奶的故事我已写了很多了，全在我已经写过那些故事里。
　　
　　二、爸爸、妈妈和我
　　
　　在我整个的童年时代，爸爸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
　　为了养家活口，他不得不离开家，孤身一人在外地教书或者做技术工作。在我童年的很多故事里没有爸爸的踪影，是一个缺憾，也是无奈。
　　在我下决心写这些文字时（大概始于1992年），我终于发现，我的父亲，一个知识分子，他留给我们的文字遗产太少。尤其是关于前辈、他自己和我们兄弟的事，几乎只有片语没有只言。倒是我的妈妈在口头上给我讲了不少，我才能勉强写了一些我幼年的事，当然也亏得我的记忆力好。然而在写现在这一段文字时，决大部分只能凭我的记忆了，还有一部分来自我的五叔祖的《回忆录》。正是基于这个教训，我现在才奋力写下了我所能写下的所有的东西。否则，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的后代。因为由于时代和我个人的原因，留给儿女们的物质财富太少了。
　　他没能给我留下这些东西，我也不能怪他；因为在他年青时，正是中国最黑暗、最贫穷的时代；战乱频仍，又遭外侮，民不聊生。他那时多数时间在为生存而奔波，哪里还有心思写文字啊。他在南京一直工作到七十七岁，这以后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在他身边的弟妹们对他的文化财产毫无兴趣，我又不在他的身边，以至老年时可能已心灰意冷，只字未写。
　　早在我出世之前，他就已经在县城里甲种师范学校毕业，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学当校长，开始教书了。后来，五叔祖父得到同乡的信息说，常州（那时候叫武进）有一个测丈人员养成所，毕业以后待遇丰厚，现在人员还没有招满。他要我的爷爷考虑，让爸爸辞去教职，再读这个职业学校。“因此我特地回家与大哥（指我的爷爷）商量，打算叫俊侄辞职去考试。以大哥当时的财力，还可以负担。而且他很有远见，当即决定叫俊侄辞职去应试。如此，他（指我的爸爸）才有今日之幸”。不用说，爸爸当然考上了。据必崇二婶前几年对我说，他在学习期间，都是第一名，因此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他毕业以后就留在了常州工作，妈妈也跟着到了常州，于是就生下了我。他在常州有很多照片，还有野外的工作照，可惜都因保管不慎，全都丢了。如果不是日本强盗杀来，我们全家人就会定居在常州，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他和我们全家人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在常州那一段美好的日子里，爸爸和妈妈对我呵护有加，使我生活得非常愉快。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一个花园里，各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是一派五彩缤纷的花的世界。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丛里穿梭飞舞，它们时而停在一朵花上，像是在尽情的欣赏花的美丽；时而它们又扑打着翅膀飞向另一朵鲜花。哦，好一派生气昂然的春色！此时我正坐在一个人的腿上，确切的说应该是在怀里，在欣赏着这一切。那一天那一时我非常高兴，感到很幸福，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啊，这是什么地方？我又坐在谁的腿上？十几年以后我上中学时突然忆起了这一段愉快的情景。当时妈妈非常吃惊的对我说：
　　“啊呀，你那时还不到两岁呢！是坐在我的腿上，是在武进医院里。我和你爸爸带你去种痘子的，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又过了几十年，在前几年，我翻看我的旧照片，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在一个长廊里拍的，我的右后方站着我那英年早逝的三姑妈，她正深情的望着我。啊，这就是在常州的我呀！我以往怎么没有注意到呢？再看照片的反面，上面有爸爸的手迹，是用繁体字写的：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三十一日自用快镜摄于武进医院内。”
　　那正是公元1936年的六月初，和妈妈的叙说，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正是在常州记忆中的我。爸爸和妈妈及三姑妈带着我到武进医院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也就是“种痘子”。
　　可惜，最迟在1938年初，他们就不得不带着我逃离常州，回到老家。那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杀到我们的家乡，暂时还是安宁的。于是他又开始教书，可能还是在老地方。那地方离我家还是很远的，平常是不回家的，只有在节假日里才回来。由于路远，回来时总是骑自行车。当妈妈看见爸爸回来时，就对我说；
　　“冬冬吔，爸爸回来了！”
　　于是我就赶快沿着小路跑步到大路边，等候爸爸的到来。爸爸到了路口，就下了自行车，把我坐在前面的大杠上，又骑着回到家里。第二天他又会把我坐在大杠上骑到大成庄去玩，或者去洗澡，或者去买东西。我非常胆怯，深怕车子会倒下来，尤其是在我家的那条小路上，路很狭，两边全是水田；这个时候我的两眼就死死的盯着水田，好象那水田可以救命似的。有一天我问爸爸，车子会不会倒下来啊，他说，我怎么能把你摔下来呢。
　　有一次，我看到大成庄方向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我赶紧跑到大路边，那人却飞快的在我面前骑了过去，原来不是爸爸！我非常失望的又回家了，这一时成了别人的笑柄。此后有一天，妈妈又喊我去接爸爸，我又飞跑到大路边，果然有一个骑车的人来了。
　　“呜哦——，不是的，不是的！”家里有好几个人在喊，这时候天快黑了。鉴于上次的教训，我也怀疑了，我开始往回走。那人也骑过了路口，没有拐弯。哦，真的不是爸爸，我有点失望了。不料，那人骑过去没多远，就突然停了下来；噢，原来还是爸爸呀，他笑着把车子又推了回来，把我抱起放在大杠子上，骑着回家。
　　以上都是孤立的记忆，现在分析，大概就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我大概是四周岁左右。我幼年发生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一个时期，当然都是孤立的。这是一段非常美好却很短暂的时光，虽然吃的很差，但是毕竟还是安定而愉快的。
　　然而没有多久（我的感觉好象很久了），日本鬼子就杀到了我的家乡（见《逃难记》中的《鬼子杀来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爸爸带着我们全家人东躲西藏，以逃避日寇的追杀。
　　那个时候他读的那个师范学校，可能是专门为农村小学而办的。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文武全才，我的爸爸当然也是这样。一个学校往往只有一两个老师甚至只有一个老师。所以，除了数学和语文，吹拉弹唱，体育美术，无所不会，也无所不能。
　　他的这种浑身解数，几乎全部都传给了我；虽然我没有读师范，也没有教书，却影响了我整个人生。我有了这个基础，又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的文武功就得到了放大，我的一生就因此总是乐观的。我的文学爱好，也是在他的影响下萌生的；文学成了我中青年时代的梦，老年时候追求的目标；这样的人生总是积极向上的，永远也不会止步。我前面说到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字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贵的无形资产，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这样的的功夫甚至惠及了我的第三代。孙子孙女在我的调教下，四、五岁的时候就能唱三种唱法的歌曲；孙子的美术在幼儿班上是顶呱呱的。
　　可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这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这种影响是积极向上的，它能提升孩子的智力。
　　父亲当然还教了我其他方面的很多知识；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他那一身吹拉弹唱的功夫对我的影响积极而深远。
　　
　　三、自动纺纱
　　
　　这是我的爸爸的一个小故事。
　　爱动脑爱动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这一个大家族里也不止他一人，我在前面讲的故事里已经说到了（见《风车，有说不完的故事》）。不甘于贫穷落后，即使在哪个动乱的年代，他们也敢于进取。
　　那时我已不小，已经能和妹妹一起纺纱了。
　　大概他看到我们纺纱太辛苦，实在不忍心，舍不得我们兄妹俩，就萌发了做自动纺纱车的壮举。说是壮举，毫不夸张。两手空空，什么工具都没有；口袋里没有分文，真正的白手起家
　　大概受到那时的一种摇绳工具的启发，他想出来的方法和那个摇绳的原理很相似。这种东西把稻草拧成“紖”的方法和纺纱车完全不同；他的直径比较大，草绳固定在某一个点上，用手驱动使它旋转，草绳的固定点就会作圆周运动，从而使草绳得到“紖”。爸爸就利用这个原理使棉纱得到紖。不过他有所创新，把纺好的纱自动的绕在里面的管子上。想法是非常好的，可以使纺纱的速度大大提高，也可以减小人的劳力。
　　从原理上看，他的构思是非常巧妙的。他用竹片非常精心地制造了一个和摇绳机非常相似的小机械，中间有一根空心芦苇管，让纺出的纱自动绕上去。把这样的玩意儿装在纺针上，用手摇动纺纱车，它就转动起来了。当然，中间那根芦苇管是不转的。因为芦苇管不转，外面的摇纱机在转，纺出来的纱当然就自动绕上去了。
　　从没看过纺织机械，对它的原理一窍不通的爸爸，居然能想出这个主意，可见他费了多少心机。我记得他曾经有好几天茶饭无心，整天冥思苦想。我妈妈说，他简直快要发疯了。就这样，他终于做出了这么一个巧妙而简单的机械。
　　在试纺的时候，全家人都围过来看；还真的纺出纱来了，可惜纱太细，“紖”又太小，所以没有多长就断了，更不能自动绕上去。他连这试纺了几次都是这样全家人后来都兴趣索然，一个个喊着“不行，不行”就一个个走开了，只有我还在继续看他试验。
　　几次失败之后，他想到了棉花。用各种形状和松紧不一的棉花球试纺，还是失败了。
　　最后他也只好停了下来。又过了几天，他大概又经过了一番思考，又重新试验。这个时候家人不但不来看，一个个都说算了罢，不行的。然而他仍然坚持试下去，一次又一次的试。但是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最后，他又苦苦地想了很久，不得不放弃试验，宣告失败。
　　通过那么多次的失败，大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前的这个玩意儿，绕纱的速度太快，纱还没有形成足够的紖就被强行上绕，当然就很容易被拉断；那勉强绕上一点点的也只是细若发丝、紖很小强度很低的纱。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他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痛苦的放弃了这个宏愿。
　　他的这种精神也传给了我，我在那时也有过和他类似的“发明”（见《迷上鼓风机》和《放牛》）。
　　当然，在那种条件下，做这样的发明创造，失败是必然的；我们要学习的不是那种方法，而是那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永远不甘于贫困和落后，在任何时候都要勇于进取。我们要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有科学方法，仅仅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就必须加倍的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虚心向别人学习，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过前人，才能有所作为，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
　　
　　四、卷烟
　　
　　卷烟也是那时我家的副业之一。那是在1944底——1945年底，日本鬼子已经被赶走和被消灭，家乡已经安定了。
　　卷烟（“卷烟”一词在这里既是动词也是名词）那时叫香烟，也叫洋烟，那是相对于本地用烟袋吸的土烟而言的。这种西方的东西在那时就已经侵入到我们那个农村了，吸的人并不多，主要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年青人中才有吸的，在那时也是一种时髦。因此，也有一定的市场的。
　　爸爸在外面闯的地方多，见识广，当然也去过卷烟厂的了。由于资金短缺，几乎没有什么钱，所以只能土法上马，倾全家的财力和人力来做。其中以二叔和我爸爸为主，小姑大概是出力不出钱，也参加策划和工作。于是这个卷烟厂的名子就叫做兄弟烟社，烟的品牌叫做烈士牌，听起来还很响亮而又有深远的意义呢。
　　正规的设备一台也没有，那时根本买不起的。其中最主要的设备卷烟机是自己用木头做的，大概是爷爷和爸爸共同做的。做的很精巧，虽然是手工操作，卷出来的烟还是很不错的。
　　香烟的壳子上印有烈士塔，一面是塔的近像，突出一个战士高举着枪；另一面是塔的远景，显现出陵园的全貌。全部都是红色，象征着革命和烈士的鲜血。创意和构思都是很好的，爸爸读过师范，学过绘画，当然懂得怎么做了。
　　没有印刷机，只有一个印刷模子。上模是刻的图象，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个。下模实际上是框子，是给上模定位的，同时还放有待印的纸。印刷是手工操作，先在上模涂一层油墨，然后对准下模的位置压下去，再提起来，一张就印成了。用这样的方法，生产效率低且不说，一致性是很差的，印刷的质量也很差。爸爸当时买了一包某地产的名牌香烟，那壳子印的比我们的好多了，那是正规烟厂生产的，当然比不上人家了。爸爸为此研究了很久，也做了很多试验，都没有找到原因。这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以及爸爸的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那样的简陋印刷设备怎么能印得好呢。现在我分析，很可能是当时的油墨的质量不好，配方也不对，这是很有学问的。那时的条件和和爸爸的知识水平是不可能解决的。结果是就那么印了，差就差了，随他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切割工具，那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卷一次的烟卷比较长，必须把它切成规定的长度。当卷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集中起来，放在一个U形长槽内，而这个长槽两侧的壁按规定的距离被锯了缝，切刀就在缝的上方作横向运动并向下加压；一根根的长卷就被切成了规定的长度。烟卷上也印有商标的。那切刀活像现在的钳工用的钢锯，但是锯条没有齿，却是锋利的刀口。这刀和卷烟机上的一根黄铜圆棍是买来的，因为家里是无法做的。这个切割技术要求还是很高的，横向运动的速度和向下加的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切不好就会把纸切坏了，就成了废品。我记得爸爸和小姑都没能掌握得好，废品比较多。当然与刀的锋利程度有很大的关系，设备太简陋了也是重要的原因。按我现在的分析，那烟卷应该互相挤得很紧，不留一点空隙才行，而那个简单的槽子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用的材料都是买的，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种烟，只能去买。当然，油墨和纸一定是爸爸买的，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在哪里买。那么，烟丝是在哪里加工的呢？。我现在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大成庄请人家加工。因为大成庄有一家专门鉋烟丝的人家，和我家还有一点亲。二是自己加工，用剪刀来剪，这也是可能的。
　　卷烟大都是小姑做的，爸爸有时也做一点。因为全是手工操作，每一次放多少烟丝，全凭估计。由小姑一人做，做得多了她就把握得比较好，误差就会小一些。
　　包装也不容易，因为全是手工操作，尺寸和形状很难把握得好。照例也是爸爸和小姑做的比较多，二叔大概是负责销售和一些杂活。我在这个副业里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我还只有十岁，这种精细活是不能做的。
　　做出来的烟一部分在大成庄的商店里代卖，一部分靠自己出去兜售。当时爸爸也正在教书，他借用秧歌的调子，编了一首歌子，叫学生们去唱，借以进行宣传，就像现在的广告。我现在还记得两句歌词：“烈士香烟呱呱叫，兄弟烟社出品好……”我也跟着唱了。
　　然而兄弟烟社没能维持多久就停业了，原因就是销路不好，质量也不好。到了秋天，爸爸又应南京的老同学之邀，去了南京，没有了主心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次虽然没有成功，我还是那句话，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甘于贫穷落后啊。
　　
　　五、养蚕
　　
　　我家样蚕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可能从我奶奶那一代就开始了，不用说是我的爷爷倡导和领导的。
　　这也是我们这里普遍做的副业之一，不只是我们一家在养。这是全家人都参加的副业，以大人为主，我们小孩子做的很少，偶尔当当下手把子。
　　春天一开始（我记得我家并不是每年都养蚕的，是断续的。），当桑树出嫰牙的时候，奶奶就把那一张张粘有蚕卵的纸，在睡觉的时候放在怀里，开始进行人工孵化蚕子了。
　　那蚕卵只比菜籽大一点，不知过了几天，我也不知如何判断，到了时候，那小东西就一个个的破壳而出了。刚出来时它们是黑色的，比蚂蚁还小。奶奶和小姑就用鸡的羽毛把它们一个个的从纸上刷下来，放在一个用柳条编的、里面放有一张白纸的、比较浅的小盆里。
　　它们好象一出来就要吃桑叶。此后采桑叶和服侍蚕就是全家人的主要工作了，我也参加了采桑叶的劳动。不过，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和小姑妈、妈妈她们一起的。开始一段时间，蚕还很小，吃不了多少桑叶，还比较轻松，只要一个人每天及时采一点就行了。但是蚕长得很快，桑叶吃的越来越多，一个人就赶不上了。到了最高峰的时候，要全家人出动才能勉强赶得上它们吃的。当然还要看养多少蚕而定。这中间还要进行分离工作，因为随着蚕的不断长大，原来的柳盆或柳盘（比较大的一种）它们呆不下了，必需把它们分开来。随着它们的日益长大，分的柳盘也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年，有四、五个大柳盘子的蚕。这时候采桑叶就是最忙的了。
　　采桑叶还是一个很苦的事情。那时的桑树不像现在的桑树那么矮小，是没有经过改良的老品种桑树，长的很高，桑叶又少，我家的桑树长的又很分散。我和小姑、妈妈她们各揹着一个淮篮，到我家的各个桑树上去采桑叶。实际上采桑叶全是小姑和妈妈，我只是提着篮子和收集桑叶。到了高峰期，低处的叶子已经没有了，要爬到树上面去摘。这时候就只有小姑一个人爬上去，我和妈妈就在下面收集，然后再装到篮子里面去。
　　回来把桑叶撒在大柳盘里这个工作，我也是不做的，因为要放多少才合适我是不知道的。当我们采桑叶回来时，蚕把桑叶早已吃了个空空；桑叶放进去以后，它们就非常贪婪的吃了起来，整个屋子里只听到它们吃桑叶的“唦唦”声。不一会，桑叶就被它们吃的只剩下梗子了。每天要给它们吃好几回，到了夜里还要给它们吃一次。
　　每天还要清盘一次，因为里面的蚕矢太多了，可能会引起疾病。这个工作我是不敢做的，因为要把蚕一个个的拿到干净的盘子里去。在我还是比较小的时候，我很怕这些“虫子”，怕它们咬我的手。后来爸爸妈妈告诉我，蚕是不咬人的，我还是害怕，不敢碰它们。到了我稍大以后我才敢勉强的拿它们一下，那也是战战兢兢的。
　　全家人就这么日夜操心忙碌；过了一段时间，作为“蚕”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明显的表现，它就会昂起头，不再吃桑叶了。
　　此时把它拿起来，在亮处一照，就会发现它通体是半透明的。我们那时对它有个说法，叫做它要“上山”了。也就是它要“作茧自缚”了，进入另一个阶段了。
　　此时就取一些比较好的稻草，把它们整齐的切成约一尺多长，和捆秧把子的差不多。然后取少量的稻草在其中间再用稻草绳把它扎起，一个人不停的用筷子把绳子扭动，使它上“紖”，另一个人不停的加入稻草，于是稻草就成了辐射状分布；很快就做成了一条酷似巨大的毛虫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山”呢？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山，大脑里还没有山的概念。
　　不过现在我想，那时说它上山，大概是指和人一样在山上得道成“仙”了。这是道家的学说，认为人只要上山修行，就会得道成仙，人就不再是人而是仙家了。从科学上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这“上山”的之说，比喻倒是很恰当的。你看，那蚕先是不吃不喝，上山以后，得道成仙，就再也不是蚕了；在里面变成了蛹，最后又变成了蛾子。这蛹和蛾子就是蚕的“仙”了。然而这蛹和蛾子我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的仙呢？谁也没有见过，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俗话，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其实那蚕根本就没死，只是变成了蛹。这句话比喻一个人无私的全部的贡献了自己，是很生动的，只是不符合科学道理。其实“作茧自缚”这句成语也不符合蚕的本意；蚕作茧是它整个生命的一部分，那茧大概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演化，不让外物侵害自己，并不是它自己故意把自己捆在里面使自己不自由。当然，就这句成语和俗语来说，寓意还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我们在使用时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些蚕到了“山”上之后，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就是“作茧自缚”；也就是人们企求的修行成仙了。人们上山修行成仙，是希望生命得到延续；这一点和蚕是一样的，蚕变成蛹和蛾子，也是生命的延续。然而人们希望在成仙之后长生不老；而蚕却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很快就死了。蚕的生命得到延续是实在的，虽然很短暂；而人们修行求仙却是虚无缥缈的奢望，虽然求仙的过程很长，却永远也成不了仙（只要清心寡欲，虽然不能成仙，延长寿命却是可能的）。
　　人们之所以要上山修行，是因为山上清静；蚕上山作茧也需要安静避光。所以，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把它们放在神柜（是一种供神的柜台）里面。有时候我会打开神柜的门，看见它们有的已经结成了一个个洁白的茧；有的才结成半透明，看见它们在里面不停的翻滚吐丝；有的则刚刚结了薄薄的一层；还有的在那里昂着头或在爬动。
　　这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转变的过程。它们上山的时间是很不一致的，有的已结成茧，有的还在吃着桑叶。那些早成熟的蚕，多数是由爸爸来判断是否该上山了，因为这也要有经验的。
　　另外，爸爸还要挑选一些个儿大神态比较好的蚕，作为下一年的种蚕。另外做一个小山给它们，这部分蚕茧要另外存放，它们将活到生命结束，是幸运的。
　　其他的蚕们就很惨了，在结成茧以后不久，就会用高温把它们杀死，拿出去卖了或自己用土法进行巢丝。总之，它们是非死不可的，等不到生命的结束，那怕只有几天也不允许。因为一旦它们变成了蛾子，它们就会咬破茧子出来，那茧子就没用了，不能巢丝了。
　　那些做种的茧子就用线把它们串联起来，挂在屋梁上。不久，它们一个个就咬破茧子出来，扑打着翅膀附在茧子上。经过几千年的养尊处优的退化，它们的翅膀已没有了飞行的能力。此时小姑或妈妈就把它们取下来，放在干净的纸上，雌雄之间很快就进行到了交尾。交尾之后，雄蛾很快就死去了。不久雌蛾就开始产籽，产完了籽，它们也很快就上了西天。奶奶就把附有蚕卵的纸收藏起来，第二年再进行孵化。
　　不过，自从爸爸去了南京之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养蚕了。大概就在爸爸走后的第二年，奶奶没有对蚕籽进行孵化工作，我和妹妹就学着奶奶的样子，进行孵化，还真的给孵化出来了。然而终没有大人的支持，半途而废了。
　　
　　六、榨油
　　
　　这也是我爸爸的一个尝试。尝试着做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起做这个生意的。大概是看到了别人在做，所以自己也想试着做。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已经比较晚，快接近黄昏了。全家人帮着把黄豆都装在笆斗里，再抬到一条木船上，把我安排在船的前仓里坐着。就这样，爸爸撑着船出发了。船先是向着西边北陈庄方向去的，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又拐弯向南了。船行了不是很久，就到了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要榨油的地方了。
　　这地方不是小镇，也不是村庄，只有一两户人家。紧挨着一户人家的边上有一个车棚，里面发出隆隆的响声，这就是榨油的地方了。天还没有黑，有一帮人帮着我们把豆子都抬到了车棚边的屋子里。那车棚和我的外婆家那里的车棚是一样的，有一条牛在拉着车轮转动。
　　到了屋里一看，还真有点新鲜。第一个进入我的眼帘的是一台比较大的机器，它实际上是一对作相对运动的大铁磙子，两磙外缘相距仅一个毫米还不到。爸爸告诉我，这叫夹磙，是把豆给夹扁的，是榨油的第一步。爸爸警告我千万不要把手伸到夹磙里面去，不然，手就会被夹的没用了，那就不得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大着胆子走到它跟前去看个仔细。原来，两个磙子的上方还有一个漏斗，豆子可以从里面自动的出来；在那时已经是很先进了。磙子的转动是由牛拉的车轮来带动的，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
　　在那里夹豆子的人还不少，其中就有一个我爷爷的叔伯兄弟，也就是我的堂叔祖。我现在想，我的爸爸很可能就是听了他的话才来榨油的。
　　我们到了那里，已经有好几家在排队等着夹豆子了。在排好队之后，爸爸就和堂叔祖等一帮人谈话去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榨油的地方去玩，它就紧挨着夹磙房的边上。那里面热气腾腾，只听得“咚咚”的打锤声和“嗨嗨”的喊声。
　　我到得里面，只见有一个大锅灶，上面有一层层的蒸笼，被压扁了的豆子就放在上面蒸。被涮的很干净的砖头铺的地上，放着两层直径约三十到四十厘米、用竹子做的圆形模子，模子的底层又放一层厚厚的茅草（当然是很干净的）。紧接着就把蒸熟了的豆子倒在里面，再盖上一层茅草；然后有一个人把脚洗干净了在上面踩，只到踩实在了为止。接着又进行下一个的踩装工作，一块一块的累积在油槽的旁边，直到把这一槽的豆子装完为止。
　　这以后，就开始往榨油槽里面装了。当时我就没有注意是怎么装的。我现在分析，那一定在两块豆饼之间加一块直径比竹模子略小一点的圆木板，还要有一定的厚度。否则，豆子里面的油就不可能被全部榨出来。那油槽是卧式，豆饼的下方是淌油的小槽子，一个个豆饼就架在这个小槽子的上方。整个榨油槽的一端只有一点空着，榨油就从这里开始。
　　榨油的人就用一个锥形大木块，从那个空档里打进去，利用斜面产生的侧压力把豆饼子向前挤压。这要花很大的力气，要很壮实的年青人用大锤才能打进去。打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就取出锥形木块，用一个稍小一点的长方形木块放上去；接着又用锥形木块在长方形木块的后面打下去，如此这般的一块一块的打下去。直到几块长方形木块垫下去之后，我才听到另一头“哗哗”的淌油的声音。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地打下去。那锥形木块在开始的时候还很容易打进去的，几锤就打下去了。越到后来越难打，不仅每一次的力量要很大，而且打的次数要很多。最后一次锥形木块打进去以后，那工人早已汗流浃背了。最后一次木块打进以后，就保持在那里，让它慢慢的淌油，直到不淌了为止。
　　如此，我把整个榨油的过程都看了个一清二楚。
　　轮到我们夹豆子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就在我看了榨完一槽油之后，听到爸爸在喊我：
　　“冬冬呀，你来！”
　　我赶紧跑了过去。爸爸对我交代说：
　　“我去睡一会儿，你在这里看着一点。”说完他就走了。
　　看完了榨油再看夹豆子吧，反正没事。待到上面的漏斗里没有豆子了，就用瓢装豆子往里面倒，下午刚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然而，待到我用瓢去装时，我犯难了：装哪个笆斗的呢？哪个是我们的呢？我想去问爸爸，看见爸爸正在睡的香，不忍心喊他。于是我估摸着，大概靠得最近的就是我家的了。就这样，很快一个笆斗夹完了。下面的该是哪一个呢？我更不忍心喊爸爸了，只好随便哪一个吧。就这样，一夜到天亮，差不多把豆子都夹完了。在这个过程中，那牛曾经有几次罢工，不走了；而赶牛的人又在睡觉。我就把赶牛的人喊醒，再把牛发动起来。后来我自己就用鞭子抽，把牛也可以发动起来，可怜那牛一夜不曾休息，累得只喘大气。
　　天大亮以后爸爸才醒来，我告诉他夹豆子的情况，他也没说什么，就叫我回家吃饭睡觉。直到现在我才想起，我不仅没有睡觉，父子二人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按着爸爸指点的路回家。其实那油坊陆路离我家很近，在西南方，仅隔着一个大碱荒（见《渔的艰难和乐趣》）。我很快就摸到家了。这以后的事情我都忘的干干净净，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怎么处理被弄乱了的豆子的，他也没有和我说。可以肯定，后面的事情一定是很辛苦的。
　　那次榨油赚钱了没有？我当然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榨过油。
　　这是1944年的秋天，那一年我九岁。
　　
　　七、织布
　　
　　做这件事其实是我爷爷的主意。
　　我的二姑嫁在县城附近，因为靠近县城，在那时就比我们那里富裕、发达。织布这个行业就是爷爷在这里看到的。在我们那里还没有人干这件事，因为投资比较大，一般的人家是玩不起的。凭我家当时的实力，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家的树还不少，做一架织布机还是足够的，就是要花一点木匠工钱。当然，织布这是一门比较难学的技术，还要请师傅来教——爷爷已经找好了，那也是要花钱的。
　　这就是干这一行最起码的投资；当然不包括以后的材料和其他投资。
　　做织布机的不是普通木匠，是专门做织机的木匠。爷爷也找好了，也就在我的二姑家那里找的。为了做这架机器，我家花去了所有的干树木（爷爷可能早就开始准备了）。
　　这机器就是在现在来看也是比较复杂的而庞大的，可能有两个木匠做了好几天呢。如果我有了木匠的基本功的话，我现在还能把它做出来，因为那机器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那时也不小了（可能就在1945年前后，我已经十岁了）。我现在不记得的是，那织布的梭子是买的还是木匠做的。据我现在估计，很可能是买的。因为那东西小而复杂，很费工时，而且数量少，请木匠做是划不来的。可能是有卖的，那时有专门的木匠做了卖的。此外，就是撞压纬线的梳子，那东西肯定是买的，一般的木匠是做不出来的。
　　机器做好之后，后面就是我叔叔的事了。教织布的师傅和我家有一点点亲戚关系，可能是我的二姑父的一个远亲。爷爷把他请来，在我家吃也在我家住，最后可能还要给工钱。这位师傅和我的二叔差不多年纪；性格很开朗，一边织布一边还唱着歌子，一点也不保守，教起来非常认真负责。
　　织布前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都由这位师傅和二叔一起来完成的，这当中，那师傅当然也同时教了二叔。
　　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做“纵”（这是我定的一个字，原字暂无考），就是拉动经线进行上下交错运动的那个东西。这东西看上去道理很简单，做起来是很麻烦的。因为经线很多（由布的幅面宽度和布纹的粗细决定），拉动经线的那个纵向单元（也是我给它起的名字）也很多。这个纵向单元当时就是用一根直径约一毫米的粗线做的，长约一尺左右，中间还有一个约三毫米的小孔。这种线在那时也只是普通棉线，在面粉里煮一下（这个工序叫上“浆”），这样就可以增加耐磨性。那时通行的布幅大约是一尺五寸，可能要几百根经线。这几百根单元被平均分为两部分，分别做成梳状的两片东西（那一根根单元被固定在两根木条上），这就是所谓的“纵”了。我记得二叔和那位师傅以及爷爷做了很久，费了很大的事才把它做好。后来，这纱线做的“纵”很快就坏了，爷爷就去买了一个铁做的，现在估计就是低炭钢做的，那东西很结实，一直用到歇业为止。
　　紧接着的事情就是绕经线，把几百根经线合并起来绕在一个轮子上（这轮子也是木匠做的，是机器的一部分），直到绕满为止，由一次织布多少而定。这些经线合在一起时，互相不能有“紖”，要基本上保持互相平行。紧接着就是把这些纵线先穿过那两片“纵”。这是一个非常细致而麻烦的工作，要两个人互相配合，心无旁骛，才不会出差错。把两个“纵”先吊起来，一个人先用镊子把一根经线夹起来，再告诉另一个人，这根线应该穿哪一个“纵”的孔或从空档里穿过去；然后再穿过那个撞压纬线的梳子所对应的缝，这根线才算处理完毕。如果穿错了，当时纠正还好；一旦穿了很多以后才发现，那就前功尽弃了，那穿错的线的以后所有的线都要拆了重来。我在旁边只能看不能说话，以免干扰他们的思绪。尽管他们非常细心又小心,但是还是穿错了几回,发现的还比较早,没有费大事。
　　纵线穿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织布了。刚开始是由那位师傅织的，他的动作非常麻利，两只脚不停的上下踩动，右手不停的拉动一根绳子击打着梭子带动纬线来回跑动，左手把梳子作前后运动用适当的力量把纬线压紧。左手用力必须得当，太大了纬线太紧，和经线不配，织出布来不好看，又增加了纬线的用量，成本也增加了，是很不划算的；用力太小也是不行的，同样和经线不配，一样的难看，会卖不出去。右手也不是随便用力的，拉绳子的力量过大过快，梭子的运动速度过快，会把两边的经线往里面拉紧，使幅面变狭；力量太小了梭子运动又太慢，边缘又会多出纬线，既浪费又难看。不仅如此，只有当脚把两排经线拉开以后，右手才能拉打梭子；否则，梭子会把经线铲断，那就很惨了，要费大事了。二叔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也在那里，只听那师傅大声的呵斥道：
　　“我叫你刚开始要慢一点！你怎么就听不近去呢！这下要费大事了吧！”
　　我看见二叔羞得满脸通红，就差要哭出来了。师傅接着又说道：
　　“你以为手脚那么容易配合得好的吗？要练习很长时间呢。一定要等脚踩下去以后，手才能打梭子，心要定，不能急。你只看到我织的那么快，你知道我织了多长时间了？”
　　此后，类似的祸虽然没有再闯，但是还是出了一点毛病。例如先是右手用力太大，把幅面织小了；一会儿用力又太小，出现了毛边，等等。虽然没有受到师傅的训斥，也还是非常难堪的。
　　确实的，这是要花工夫和时间的技术。不仅如此，劳动强度也不小，很累的；又是一种重复劳动，容易发腻。二叔在开始的时候和我纺纱一样，兴趣很大；几乎整天都在上面织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长进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织的又快又好了。我看到他和师傅差不多了，他也开始发腻了。
　　不知过了多久，师傅回去了，二叔一个人可以独立织布了。
　　和我们纺纱一样，他织布织腻了就做别的事情，最多的就是绕“小纡子”。这“小纡子”就是一个小纱卷，被放在梭子里作纬线用的。绕这个东西要求比较高，要又平又均匀，才能绕得多而又放得进梭子。但是这东西用量毕竟有限，一次不可能绕那么多。于是他会常常在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对我说：
　　“冬冬呀，拿篮子走啊！”
　　我知道他要出去捉长鱼（即黄鳝）了。于是我立刻拿了专用的篮子，跟在他的后面就出发了。
　　自从我七、八岁开始，我就跟在他后面提篮子了。我在此后不久，也自己会捉长鱼了，这是后话。出去走了一圈之后，往往会捉得不少长鱼，我就把它们放在缸里养着，二叔就又去织布，那堂屋里又会发出“哒哒”的快速击打梭子的声音。有时候我不在家里（那是常有的，在关于我的故事里就可以知道了），他织布织腻了就一个人出去捉长鱼。有一次我在外面回来，奶奶就对我说，你二叔逮了一条大长鱼。我走进缸边一看，果然有一条大约有一斤多重的大长鱼！这时二叔刚回来不久，正在那里绕“小纡子”呢。他是捉长鱼的高手，可是他却从来不吃长鱼，也算是他的一个怪癖呢。
　　后来，小姑也学会了织布，一点也不比二叔差，分担了二叔不少辛苦。
　　当二叔已经很熟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要织毕几纹布，就又去买了两个铁的“纵”，就有四个了。此时脚踩的时候，要按一定的顺序轮流的踩，乱了花纹就不对了。在试的那天，我看他踩的很慢，只试了半天就停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他试过。现在想来，这种简单的织机是不适合于复杂布紋的生产的。
　　织好的布大部分由爷爷到大成庄去卖。卖的那一天早上，爷爷就把布铺在地上，用光滑的磙子碾上好几道，为的是把布压得平一点、薄一点，看起来好看些；同时还可以把布压得长一点，可以多卖一些钱，一举两得。有时候爷爷中午回来布已经买完了，有时候会剩下不少，也有根本没有卖出去的时候。这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整个上午就在那里守着，还要和人家讨价还价。
　　织布没能维持多久，国共内战爆发后就停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织过。
　　
　　八、第二次的教和学——爸爸和我
　　
　　1942年我启蒙时，爸爸是我的老师；三年后的1944年，爸爸又一次的当我的老师。这一次我们那里已经安定了，日本鬼子和伪军已经被新四军和八路军赶走或者被消灭了。于是爸爸就委托一个亲戚网罗学生，进行教书。在那时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又可以有事可做，不至于再去做那些亏本的生意；作为未来希望的我，也有书可读了，一举两得。
　　学生很快就收罗了不少；当然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子弟，全是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有些还是我们的邻居，和我在一起玩的好朋友。共计可能有二、三十人，大概在1944年秋天就正式开学了。
　　这一次虽然不像启蒙那样难，但我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陌生的面孔，心里仍然有点发慌。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和所有的人都能很快的相处得很好了。
　　这是我的爸爸私人办的一个小学，但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私塾，教学的方法和内容完全变了。因为爸爸是现代的师范毕业而不是旧时代的秀才，教材也是解放区政府编的新的内容。科目除了书法和语文外，比旧时又多了一个数学。
　　虽然不同于以前的私塾，但是带有私塾的痕迹；因为爸爸本身就读过私塾的，就难免有私塾影子，教学方法就有那种味道。例如，每天早晨要背书，背不上要罚站；每天早晨要练习写字，而且还是重要的一门课。不仅老师对此很重视，学生们也会互相攀比。在现代，除了特定的小学，一般是没有这一门课的，人们对字的好丑也不计较了。
　　我的字还算不错，大概算是中等吧。语文水平是很不错的，每天都把书背的滚瓜烂熟，默写也都很好，所以学期终了我还得了个第一名。这里面决没有我爸爸的包含，我那时已经很懂事了，我知道我是老师的儿子，我必须用功读书，不能给我爸爸丢脸。考核的方法，是把一学期的课文从头一直背到底，一字不错，不须老师提醒，就算是优秀。当时还有一个和我一样成绩的同学，也是优秀，和我并列第一。有几个同学不相信，认为是爸爸包含了我，提出了异议。于是爸爸就叫他们派一个人拿着书监督我再背一次，我就又从头到尾的背了一遍，当然一字不错。
　　“怎么样，不错吧？我没有包含冬冬吧？”待我背完了，爸爸对那位同学问道。那位同学默不作声的放下书走了。
　　不过我的数学不太好，一开始我很吃力；好在有爸爸教，所以后来还是赶上来了。幸好数学没有考试，否则我就得不到第一名了。有时候爸爸也会教一点美术，我的画画的还很不错。有一次我画了一个《老牛拉犁》，爸爸稍作修改，就把它贴在了墙上给大家看，以示表扬。体育课是没有的，每天下午可以做游戏。由于我生性愚笨，做游戏总是很不妙的。拍皮球人家可以拍几十个，我却一个也拍不起来。跳绳人家可以跳几十个，我也一个跳不起来。有一次做集体游戏，由八个同学用双手搭成四个框子，再由五个人站在远处，哨子一吹，五个人抢占四个框；连做了很多次，总是我占不到框。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气的我不占了，和另一个同学搭配做框子了。
　　有一天早晨，我顺利的背完了书，另外一个同学却没有背得出来。爸爸先是严厉的训斥了他一顿，接着又拿了一个铁锥子（可能是钉练习本子用来打孔的），叫我刮他一个鼻子。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父命和师命难违，我只好非常轻的刮了一下。这是我爸爸旧私塾的习惯，也可能那位同学有多次没有背上书了，爸爸生气了。但无论如何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那位同学的名字我却忘了，但这件事我终身难忘。
　　有一次爸爸去开会，由二姑父带他上课。结果那一天我不知道二姑父在讲些什么，两眼光是瞪着，向着他看，却是什么也没有听进去。那一天他讲的很多，大概讲了很多大道理，我当然什么也没有记得。他和爸爸讲课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适应不了，我想一定有很多同学也适应不了的。
　　那时兴挂孙中山的画像，爸爸没钱买（可能也买不到），就自己动手照着书上画了一张。以我看画的还是很像的，可是有好几个同学说画的不像。爸爸就说，我画不好啊，只好就这样了。于是就把像贴在了墙上。那是一张铅笔画，属于素描，也难怪不像了。
　　爸爸只教了一年，南京的同学为他找到了大地测量工作，学期一结束他就到南京去了，我也从此辍学在家，也从此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涯。也就是我的小学只是分散的读了两年，但却是关键的两年，我认得了很多字，完全可以读书和看报了，也能简单的写信了。
　　
　　九、二叔祖父
　　
　　二叔祖父是我爷爷的嫡亲二弟，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墩子上。
　　他为人忠厚老实，从来不向家里人发脾气，对我们这些孙字辈的也从不训斥，更没有打骂过；无论对谁都非常和善。他的孙子们经常扒到他的肩上去拉他的胡子，此时他就会哈哈大笑。
　　只要他有空闲，我们要和他谈话他都非常乐意；我平常不敢和我的爷爷说话，但是只要我们都有空闲，我总是找他谈着玩。尤其是当他在为风车做新的风帆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要在他那里看的。因为我对风车情有独钟，又是他在做风帆，我哪能放过这个机会呢。此时我左右围着他转，看着他一步一步地把风帆做好。我会提出各种问题，他也很高兴的回答我。这中间他还不时的和我开着各种玩笑，我既享受了看做风帆的乐趣，又饱尝亲情，那是很幸福的。每一次他做风帆我都要看到他把风帆装到风车上去，还要在那里看好一会儿我才罢休。
　　他一个字也不识，也不会简单的计算，是一个地道的文盲。但是他一点也不笨拙，虽然不如我爷爷那么心灵手巧，但是什么农活他都会做，而且做的也很好。做风帆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活，他做的一点也不比我的爷爷差。
　　他和我的爷爷一样，非常勤劳，也很能吃苦。不畏艰险，不怕严寒和酷暑。在深秋和初春，我总是看到他和我的爷爷在寒风中耕田；在炎热的夏天，只有他和我的爷爷在场上“打场”。
　　他能唱非常好的劳动号子（我们都叫“打唻唻”）；每到用牛的季节，我就听到他“打唻唻”了，他那清脆而又宏亮的歌声，听起来催人奋进。在那空旷的乡下，那声音传的很远；和周围的邻居形成一个合唱，虽然不那么协调，却提醒着人们：哦，农忙时刻到了。在夏天打场时只有他“打唻唻”，他用他的歌声来驱散人和牛的劳累。
　　他患有慢性咽喉炎，所以他总是“咳，咳”的咳着，人们都叫他“二咳喀”。到什么地方去，人未到那咳喀的声音就先到了，于是人们就说，二咳喀来了。他的个子比我爷爷矮小，身体也不如我爷爷好。可能在小时候生过重病的缘故吧，那慢性咽喉炎就是一个后遗症。此外，他还患有一个奇怪的病，每年的秋天（或春天？）就会发作。发作时躺在那里，什么也不能做，也无须吃药，过几天就好了。有一年他发作时我就问爸爸，二叔爷爷怎么会得这种病的。爸爸就告诉我，有一年秋天（春天），他在田里耕田，恍惚间他看见他家的沟埂上有一条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怪物站在那里，他吃了一惊，但是转眼间那怪物又不见了。从此以后，他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发一次病。爸爸说他年青的时候身体不好，体质比较弱。遇见“怪物”那天，可能就是带病耕田的。虚弱的身体使得精神恍惚，朦胧间“看见”了怪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那怪物根本就没有，或者就是一条牛。因为是文盲，他不懂科学，误以为自己命不好，遇到了怪物，受了惊吓；每年到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这个怪物，心存疑虑，身体跟着也就不好了，只得躺下来休息。那时人们都认为他见到怪物了，我的爸爸和几个叔叔当然不相信这个，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医治或者为他解说。我估计，爸爸他们也就不去管了，因为此病并无大碍，正好让他休息几天也好，也就一直没有去治疗。
　　他于1962年前后患食道癌病故，享年76岁。
　　
　　十、发叔
　　
　　发叔是我的二叔祖的第三子，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墩子上。
　　他的性格很像他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是有时候也会语出惊人。他平常很少和我说话，但是我们的关系却很好。他从来不说我的坏话，所以我一直非常尊敬他。
　　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大概只有小学四年级的程度，却写得一手非常好的毛笔字；文章写的也不错。可见他读书时是很刻苦用功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说话做事很讲道理，不是大老粗。
　　有一年春节前我在他家玩，他正在写对联，写灶神牌位上的对联。这个对联我看的次数多了，早就记得了。那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当时我就把它们通通唸了出来；谁知三叔却突然说道：“上天拍马屁，下界吹牛皮，一个坏蛋。”我听了觉得很有趣，却不知他的用意。最后他当然还是按常规的对联写了，并没有按他说的那么写。
　　现在我想起他这一段话，觉得很有意义。三叔那时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也饱经了沧桑，看透了社会和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本质，他们只知道鱼肉人民，却不为人民办事。那些所谓的父母官，正如三叔说的那样，欺上瞒下，对上级吹牛拍马，对百姓欺骗压榨，干尽了坏事。在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只能借神来安慰自己。那灶神就是一个安慰自己的麻醉剂；人间是没有多少好的父母官了，希望灶神能为人们在玉黄大帝面前说些好话，为人们办点好事。然而千百年来，哪里有什么神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啊。三叔是不相信鬼神的，否则，他就不会说那个对联了。他说那个对联，无非是发泄对那些官老爷们的不满罢了。不幸的是如今的共产党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了，不知三叔地下有知吗？
　　他有一个怪癖，就是除了鸡蛋和鱼外，几乎所有的肉他都不吃，所以人们都叫他“三道人”。其实道人是吃肉的，应该叫和尚才对；但是三叔是有妻室的，再说叫和尚也很难听，不吉利，因为和尚是光棍啊。
　　1949年和五叔祖父一道，去了台湾。家中丢下了妻儿老小，最小的女儿才一岁多。到台湾后，他又娶了一个台湾女人，重组了一个新的家，并和该女人又生一子。1988年前后和我通过信，也寄来了全家人的照片，我也寄去了全家人的照片。那时他已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失明了。
　　我在崇二婶那里得知，他已于前几年去世，享年不详。
　　
　　十一、姑母
　　
　　我有四个姑母，其中只有三姑母和小姑母有名字，都是爸爸给她们起的，然而三姑母的名字早就忘记了。由于爸爸的缘故，她们都幸免于缠小脚。大姑和二姑到了缠小脚的年龄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小了，已经读了很多书，懂得了很多道理；在她们缠小脚时，因痛苦而哭闹，于是爸爸就非常愤怒的把她们的缠脚布解下来，丢进了灶堂里把它给烧了。并且发很说，如果再缠还要再烧。因为那时已经是民国时代了，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准缠小脚了，只是习惯难改。所以，爸爸不准缠，爷爷和奶奶也就不让她们缠了。
　　大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出嫁了，那时没有一点记忆。她出嫁以后就很少回来了，她年青时的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那一年逃难到她家的那一段时间（见《避难老洼村》）。到了老年，我回到了故乡，她倒经常到我们厂里，见过好几回。向华一周岁生日时她跑了几十里路到我家，可惜我那时太穷，怠慢了她老人家，至今我仍痛悔不已。大姑去世时我在深圳打工，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我只参加了她身后的丧事，甚为可惜。
　　二姑出嫁时我还有一点点的记忆的，也已经很模糊了。她们嫁出去以后，来往就很少了。二姑回娘家在我的记忆里好象仅有一次。以后我虽然也几次到她的婆家去玩，然而二姑却始终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我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可能她有难言的苦衷，或者她一直很忙，无暇和我这个侄儿交谈吧。二姑父在我回故乡后不久就曾经对我说，你的二姑跟我吃了苦啦！一句话虽然简单，里面包含了多少艰辛啊！据说她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非常遗憾。二姑自从那次有印象的见面以外，就再也没有见过，以至如今要想写她一点什么，却一点也想不起来。
　　三姑给我的印象比二姑要多一些，而且她对我还有养育之恩。我在常州出生时，三姑就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大概就是为了服侍我的妈妈和我才带她去的。在常州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抚养我和服侍妈妈，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关于这些，妈妈没有给我讲什么，只能推断和猜想了。
　　在我还只有四、五个月大的时候，也就是1935年的八月，在常州华明照相馆拍了一个全裸照。我趴在一个台子上，三姑在远处喊了一声“冬冬！”，我就抬头一看，摄影师抢拍了这一瞬间。那就是我今天保存下来最早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时被该照相馆放得很大，放在橱窗里做展览广告。可见他们对这张照片是很满意的。当然这些都是妈妈给我讲的，也有我的推断。三姑对这张照片可能也是很满意的，在照片的背后，有这几个字：“夏历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这几个字说明拍照的时间，今天看来绝对不是爸爸的手笔；妈妈是文盲，根本不会写字，唯一可能的就是三姑写的，这也是她留下唯一的手笔。由此可见三姑还是有点文化的，大概就是跟着爸爸学的，因为爷爷和奶奶那时是不可能给她读书的。可见爸爸那时是很痛爱三姑的。一年以后我在常州医院拍的那张照片，三姑就站在我的后面，深情的望着我。那时她可能有十四、五岁，这是她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这两照片就是三姑对我有养育之恩的见证，实在是太珍贵了。
　　回到老家后，三姑仍然还是很疼爱我，在妈妈生我的大妹妹和大弟弟的时候，就是由他抱着我、哄着我的。虽然妈妈没有对我说过，但那时抱着我的，只能是三姑。
　　大概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喊三姑。我快步跑到三姑所在的房间，冒冒失失的闯进了进去，却看到她和小姑两个人扒下裤子在那里捉虱子，这一下搞得我非常难堪，一时不知所措的愣在了那里。她们二人迅速的把裤子拉了上来。当然我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对三姑说：
　　“三姑，妈妈喊你呢。”
　　“喊我有什么事吗？”三姑问我
　　“我不晓得，她就叫我喊你去呢。”说完我赶紧跑了。因为我已经四岁了，已经懂得男女有别了。
　　那次的尴尬，给我的印象很深，也是三姑临终前给我唯一的一次深的印象。此后不久，她的病情加重，多次求医无果。家人带她求医的过程，我多少还有一点印象。她可能很早就有病了，只是没有严重起来罢了。我估计在常州她的身体就不好了，从照片上看，那时她很瘦。可以说，她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求医看病，直到临终。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天阴沉沉的；三姑已进入弥留之际，神智还比较清楚，但明显的已经十分虚弱。全家人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此时大家都围在她的床前，我也夹在了他们的中间，站在三姑的床前。我知道三姑快要死了，但是我不知道悲痛，只是站在那里。不久，外面突然下起了冰雹，下得很大。地上下了厚厚的一层，最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可能这是多年没下过的缘故吧，全家人此时也暂时不顾悲痛，都集中到门口来看了，并且还不时的议论着。看到空中掉下一个大的，小姑还会惊讶的大叫。而爷爷和奶奶则一声不吭，默默的看着冰雹往下掉，他们此时的心里该是多么的难受啊！看了一阵，小姑突然走出门去，在厚厚的一层冰雹里拣起了一个小的，送到三姑的口边，三姑张开了口，冰雹丢进了她的嘴里。
　　“好吃吗？”小姑问。
　　“好吃。”三姑无力的回答，咂了咂嘴。
　　那一天，冰雹下的很久，自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见过下冰雹。那是阎王老爷兴师动众来带我的三姑去西天的吗？还是天公为我的三姑动哀？
　　大概第二天，三姑就去世了。全家人都非常悲痛，奶奶哭得死去活来。我却不知道悲哀，还和弟弟妹妹在我家的南山墙的碓上玩。爷爷当然也很悲痛，但他没有哭，在家前屋后寻找木料，一根一根的集中在门前。爷爷知道，阴湿的夏天三姑的遗体是不能久留的。所以爷爷很快就找来了木匠，打好了一口简单的棺材，第二天三姑的遗体就抬进了棺材里。那天我再也没有出去玩，默默的看着三姑被封进了棺材，被钉子钉死，也不由得一阵难受。在盖棺之前，奶奶突然停止了哭声，对小姑说道：
　　“还有一双新鞋子，一直舍不得穿，她准备看新娘子穿的，把她带去吧！”
　　小姑拿来了那双新鞋子，丢在了三姑的脚边。还有其他三姑平常用的和她喜爱的东西早就丢进去了。这以后我看到了一根根的钉子在咚咚声中被打了进去。那钉子就像钉在了奶奶的心里，奶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世上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伤的啊。
　　我看着三姑被人家抬走了，知道三姑从此不在了，但并不懂得悲伤，因为我那时还太小啊！
　　那一年我大概四岁，三姑大概是16——18岁之间。
　　现在我想，我那时不悲痛的原因，一是太小；但更重要的是待我稍大时，三姑已疾病缠身，已经没有精力和心事来带我了。这样，正在有感情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亲近，我当然也就没有了感情了。虽然她带了我两年多，但我却记不得了。我现在告慰三姑：你的大侄儿没有忘记你，永远记住你的养育之恩！
　　我的小姑比我大四、五岁，是我和妹妹在儿时的伙伴。关于她的故事我在前面已经写了很多了，我这里要说的是，她的晚年很惨，与儿女的关系很不好。前几年因为与儿女吵架，只身逃到南京，到我的弟妹那里；后来她的儿女又把她带了回去。那时她已患了中风，行动已很不便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小姑父不久也患了中风，也已经瘫痪了。从此不能互相照应，完全仰仗于儿女服侍。
　　她家的经济状况不很好，儿女们要挣钱养一家老小，自然就顾不得照顾他们二老，关系也就不会好。俗话说，床前百日无孝子，二老双双瘫了，不但不能做事，还要儿女服侍，时间长了儿女们肯定就不耐烦了。可惜她想不通这样的客观事实，转不过弯，认为是儿女们不孝，于今年（不知确切日期）上吊自杀了。这是今年七月十二日我和老伴看崇二婶的时候，是她告诉我的；不知是否确切。当时我听了非常难受，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儿时的亲密伙伴，晚年竟会落得如此的下场啊，这是我们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