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记——动乱中的童年之四

　　　　　　　　　　　　　　　　　　　　 　　
　　我在前面讲了那么多的故事，都讲到逃难的，但是并没有长时间的离开我的家。这里讲的是离乡背井的故事了，时间的跨度也比较大。这些故事和前面讲的故事没有直接的衔接，那是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连不起来了。再者，和前面分开来，也是为了讲述方便。
　　
　　一、鬼子杀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一天我突然问起我的妈妈，那次我们坐船逃难，有那么多人向我们求渡，我那时几岁啊。妈妈大吃一惊：这事你还记得啊，你还不到四岁吔。于是，在我的要求下，她讲了下面的故事。当然，是经过我整理、变为出自我口的故事。
　　万恶的日本鬼子，在屠杀了30多万南京同胞之后，带着沾满同胞鲜血的屠刀，一路杀向了我的家乡。在这以前，鬼子已经把我和爸爸妈妈从常州赶回了老家。我们的生活一下子跌到了谷底，那时我还很小。
　　鬼子没有杀来之前，我的爸爸知道，这一场灾难是躲不过的。他不仅仅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也早早地筹划了逃难的方案和物质上的安排。
　　爸爸的如意算盘是，当日本鬼子杀来的时候，把固定的家变成活动的家。粮食和生活用品及贵重物品通通搬到船上，全家住在船里。然后，利用河汊港湾以及芦苇的掩护，和日本鬼子周旋，找到合适的偏僻地方，就可以暂避一时。
　　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在常州做技术工作多年，对时政和局势了解的又多又及时，虽然没有学过军事，常识还是有的。所以啊，他做这样的决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凭着爸爸的知识和威望，他的主张得到了我的叔叔姑姑们的一致拥护，只有爷爷和奶奶不赞成。他们是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丢掉祖业啊。全家商量的结果是，为了减少船上的负担，爷爷一个人到刚出嫁不久的大姑妈家去暂避一时；稍贵重的东西深埋隐藏，奶奶在家留守，防小偷；鬼子来了就听天由命。“要死就死我一个，”奶奶说，“反正我的年纪大了（她才50岁刚出头啊），死得着了。”奶奶这个悲壮的决定，使全家人的心非常沉重。奶奶那无畏的勇气和慷慨面对死亡的精神，至今仍然令我不能忘怀，钦佩不已。
　　出乎爸爸的意料，日本鬼子并没有很快地到来。河汊纵横，芦苇密布，遍地是水田；没有铁路，没有公路，只有田埂和马道。鬼子到了这里，犹如进入泥潭。如此，他们进展缓慢，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想，他们后来只能利用汉奸来统治这个地区，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时新四军八路军还没有到我们这里来，仅仅凭着地形之利，我们安定了一个短暂的时间。安定的日子里并不安定，几乎天天都听到坏消息。今天听到鬼子到了某某地方，明天又听说到了另一个某某地方，鬼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被鬼子抓住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刀砍杀。听到这些噩耗，无不叫人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有一天，鬼子临近了。
　　按照爸爸的方案，在船上用芦苇席子简单地搭了一个篷子，开始往里面装东西。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鬼子逼近了，杀来了。在情况还不是太紧急的时候，爸爸撑着船，带领我们全家出逃。一路往东，往南，再往东。因为在我们的东方，偏南一点的地方，有草滩，人烟稀少，应该是安全的地方。船行的很慢，可怜我的爸爸，一介书生，不得不担起撑船的重任。叔叔还小，姑姑和妈妈从未撑过船。虽然我们提前了许多，紧急情况还是发生了。
　　就在我们往南走那一段路的时候，大批逃难的人蜂拥而至。这些人都是仓惶出逃，身背简单的包裹，扶老携幼；他们一个个神色慌张，焦虑而又恐惧。他们不知道今天要逃到哪里，也不知道要跑到什么时候。国军早就逃走了或者投降了；政府官员们已经无影无踪；有钱的人早就溜之大吉……最广大的老百姓没有人过问，他们只能自己逃命。
　　我们的船往南，逃难的人往东，那条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所有逃难的人里面，只有我们一家是用船的。
　　“救救我们，渡我们过河吧！”第一批到达岸边的人，向我们发出了请求。
　　好在河面不宽，只要船头摆一下就渡过了。爸爸心地善良，大家都是逃难的，都要命，就帮着第一批的人渡过了。
　　船没有行多远，第二批又来了，爸爸还是帮他们度过了。
　　到了第三批的时候，全家人都叫爸爸不要再渡了，再渡我们自己就逃不掉了。但是，爸爸又帮他们渡过去了。
　　到了第N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船走的慢，再耽误下去我们就跑不了啦，你们就绕路走吧。但是没有用，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爸爸还是再一次地让他们渡了。
　　第N＋1批，他们干脆自己跳上船，再往对岸跳。有跳到河里的，有跳到河坎上又滚到河里的……唉，冰冷的天，那个惨啊。
　　这一切，说明情况已经很紧急了。
　　我们的船终于又拐弯向东了，再也没有人向我们求渡。逃难的人流和我们已经是同一个方向。
　　很快，逃难的人稀少了。最后，一个人也没有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条船在缓缓地前进。当那么多人向我们求渡的时候，我们只是着急，并不怎么心慌；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还在逃跑，说明鬼子还没有到。现在，听不见抵抗的枪声，看不见逃难的人，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不远处的寒鸦，不时地传来“啊，啊”的哀鸣。不知道鬼子到了什么地方，离我们还有多远；什么消息也没有。担心鬼子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后面甚至前面……
　　爸爸奋力地撑着船。那样冷的天气，他的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没有桨，也没有橹，全靠爸爸的一根篙子撑。他拔起，插下，又拔起，再插下……他知道，他在和时间赛跑；全家人的性命全系在他的那根篙子上了。除了那根篙子，什么工具也没有，除了爸爸自己，别人谁也帮不上忙。
　　寂静。全家人只听见爸爸的篙子的插拔声和船头激起的微微的浪花声。没有人说话，我也没有吵闹，也许我是受到感染的缘故吧。也许，大家都在祈祷着，希望菩萨保佑我们全家能逃出去，不要碰上鬼子。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离家远了，爸爸的体力已渐渐不支。这里和我们家的环境不同，荒草和芦苇多了起来。天黑以前，我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船停了下来。
　　大家胡乱地吃了一些干粮，挤在舱里，和衣而睡，度过了一个寒冷的难眠之夜。
　　天亮之后，我们发现，这里人烟稀少，难得看到一户人家。爸爸仍在睡觉，15岁的叔叔沿着来路小心地探路前进，打听消息。姑姑们上岸活动，访问了就近的人家。他们没有逃跑，但是他们知道日本鬼子来了，看到了许多“跑兵反（注）”的人。他们说，他们不相信鬼子会到这个地方来。是的，他们太穷了，就是以那时的眼光来看，也不堪入目。
　　中午，叔叔回来并没有带来好消息。
　　他走出了很远，所有的人家都是关门上锁，没有见到像我们家的奶奶那样的老人，廖无人烟。叔叔不知道离我们的家还有多远，他怕碰见鬼子，再也不敢蓦然前进。
　　好在干粮还有，只有等待。所谓干粮，就是用大麦面做的饼，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平时也是很难得吃到的，还算是美餐呢。当然没有菜来佐餐，没有盐，也没有水。谁也没有怨言，在这个生死关头，性命已经难保了，还有什么苦受不了的？
　　叔叔还是每天出去打探消息，姑姑们还是每天上岸观望。
　　最初的恐惧已经没有了，暂时已经没有性命之虞。但是焦虑和忧伤又袭上了心头；尤其是爸爸，整天躺在船上，一直是紧锁着眉头，不说一句话。他担心奶奶的安危，后悔不应该答应把她一个人留在在家里。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不能总是在船上过日子啊。上有老，下有小，过日子已经很艰难了，还要躲着日本鬼子。在常州当技术员，一家三口过的多好啊。狗日的小日本，害的我好苦啊。这两天，手腕，胳膊，腰，无处不在酸痛；20多年来，他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
　　这一天，到底还是等来了叔叔带回来的好消息：鬼子走了。
　　我们结束了露天生活，回到了家里。奶奶站在门口，微笑着迎接我们。这一刻，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如今也没有忘记。
　　鬼子在我们门前的大道上走过，并没有到我们家去；奶奶逃得一命。
　　
　　这以后又如何，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啦，还是讲后面的故事吧。
　　（注：这是我们那里对避兵祸的叫法，可能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习惯。）
　　
　　二、在谷仓舍启蒙
　　
　　几里之遥，天差地别。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就是这样的。当新四军八路军来到我们那里之后，这样的差别就更明显了。谷仓舍离我家也不过五、六华里，日本鬼子压根儿就没有去过，伪军也很少涉足。在我们最艰难的那段时间里，爸爸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教书。后来那地方也不安全了，回来了更不安全。他四处寻找相对安全的地方，最后选中了谷仓舍，新四军八路军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又是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比较理想。他决定在这里重操旧业，招收一些学生授课，以维持生计。
　　时也凑巧，这一年我正好七周岁，做了爸爸的学生，启蒙读书了。爸爸读过私塾（注），也受过很好的现代教育。那时的乡间小学，既有现代的教育又有着非常浓重的私塾痕迹。所以，我也算半个读过私塾的人。
　　我的启蒙是艰难而有趣的。
　　从常州回来，我就在我家那个小小墩子上，与外界隔绝长达五年之久。我被养成了极端内向的性格，胆怯而懦弱。现在，一下子见到那么多的陌生的面孔，已经把我吓着了；头不敢抬起，不敢正眼看人，哪里还敢开口朗读课文？任凭爸爸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与叫喊，我就是不开口；一直低着头，不理不睬。这不是给他丢脸吗，先生的儿子不开口朗读！他就用手扭我的耳朵，我还是不开口；一次又一次的扭耳朵，耳朵被扭红了我也不开口。
　　爸爸无可奈何了，不再叫喊，也不再扭耳朵，由着我坐在位置上。之后，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竟然开口朗读课文了。
　　一定要朗读课文是那时还在坚持的一种习惯，这是私塾流传下来的。朗读时还有一定的曲调，好象唱歌一样，同时还要摇头晃脑，很有趣（在现代的电视剧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趣的动作）。一个胆小而害羞的孩子，一下子要我作这样的表演，该是多么的困难啊！
　　那时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一启蒙就要练写毛笔字。高年级学生做作文也要用毛笔写。虽然已有了钢笔，在乡村的私塾里还没有使用。练习写毛笔字是那时的主课之一，学生每天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磨墨写字。如果字写得不好，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是很丢脸的。同学之间互相比成绩，重要的一项就是比字写的好丑。字写得好的老师要用红笔加一个圈；我们就互相比谁的红圈多。当然喽，必定是我的红圈多。
　　开学不久，我的的那本书被我揪得四分五裂，一塌糊涂，不成样子。爸爸用纸又一页一页地把它糊起来，弄得平平整整的。可是没有多久，又被我弄得面目全非，到了后来竟连尸首都没有了。
　　有一次，爸爸不知为什么事外出，请一个老师来代课。我趁爸爸不在家的机会，放肆的和同学们疯玩起来。在教室里，从一个课桌跑到另一个课桌来回地奔跑，这是我从来没有干过的，感到非常兴奋而开心；最后，忘乎所以，竟然爬到一个课桌上站起来，大喊大叫。这个时候，那个代课的老师朝我看了一下，眼神虽不严厉，但是我看出那分明是在指责我；只是因为我是老师的儿子，碍于面子，不好出声呵责罢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做得太过分了，老师在指责我，无声的指责。我立刻从桌子上溜了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时深感愧疚，再也不去顽皮了。从不敢开口朗读的胆怯小孩，到敢在老师面前站在桌子上调皮，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几十个学生没有几个交学费的，穷人太多啊。所谓学费，就是商定好了的稻子或其他的粮食。我的爸爸不便自己出面去讨要；因为他是先生啊，为人师表，怎么好去讨债呢。他就请了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带着我到各家去讨要。每到一家，这个同学也不客气，开门见山，立刻道明来意，是为老师来要学费的；是奉命而来，请赶快交学费。同时还把我介绍给这家主人：
　　“喏，这就是先生的大公子，是和我一起来催交学费的！”
　　我在旁边一声不吭，像个哑巴，根本不敢开口帮助这位同学说话。每到一家，这位同学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我的爸爸和那位同学曾经教过我如何说话，如“我家已经没有粮食吃”啦，“妈妈在家生病”啦，等说辞。但是我却忘得干干净净，始终没有开口，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就这样，我和这位同学大约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围着谷仓舍四周跑了一圈，直到天黑，说不清跑了有多少里路。那位同学把我带到家里，当面把我交给了爸爸；又向他讲了要学费的情况后，才回家。
　　在讨债过程中，经过一个小庄子，那里有一个小店。那位同学在小店里买了一些（可能有2～3两）炒花生塞到我的手里。我毫不客气地拿来放在口袋里，一路走一路吃，却不说一声谢谢；更不懂得分给那位同学吃，只顾自己美美地享了一次口福。那时买炒花生吃可不容易，一般的人家是舍不得吃的。除了过年，我这一年就吃过这一次花生。早在未到家之前，这些花生已经被我吃了个精光。到家之后，我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爸爸。爸爸听后非常不高兴，严厉地对我说：
　　“你怎么就好意思吃呢？你又怎么能一个人独吃呢？说谢谢人家没有？”
　　“没有说。”我低着头。
　　“真太不象话了！”父亲很生气地说。
　　在我的记忆里，在整个童年时代，这次是唯一一次接受人家给吃的东西，而且不在父母面前。从来就没有人教过我这种礼貌，人家给东西吃要说声“谢谢”，一个小孩哪有不教就懂道理的呢？
　　那次讨债可能没有讨到多少。因为当时我们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往往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干饭。
　　（注：在中国古代私人招收学生授课的学校，叫私塾，往往只有一个老师。）
　　
　　三、在谷仓舍又逃难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感觉很长罢了，其实我们在那里总共还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一家过着很太平的日子。我几乎忘记了还有日本鬼子，还有“和平军”。我高兴地读书，自由地玩耍。虽然生活很苦，每天只能喝大麦稀饭。
　　但是有一天，突然舍上的人们个个紧张了起来，纷纷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今天晚上或夜里要来谷仓舍了。一时间人心惶惶，户外不见了人影，都在室内收拾东西。天还没有黑，有的人家就出走了。我的妈妈催爸爸赶快收拾东西逃跑。
　　“再等一等看。”爸爸一直在沉思。
　　我和妹妹一听“和平军”要来，吓得不敢外出。土匪的抢劫，“和平军”的凶残追杀，刚刚才过去不久，我们还记忆犹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打碎了我平静的生活，怨怒，仇恨，恐怖使我的心情一下子沉到了底。
　　天渐渐黑了下来，舍里一家一家地往外走。妈妈一边快速收拾东西，一边对爸爸说：
　　“人家都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爸爸还是坐在那里不吭声。也许他希望这是误传，不是真的。因为无处可去，所以只能心存侥幸，一直拖到天黑。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村里人已基本上走光了。连我们一共还有两家没走，已经是最后一批了。两家一共有十几个人。爸爸妈妈分别抱着两岁的二弟和出生不久的三弟，背着简单的包裹，把我和妹妹搀在手里，用锁把门简单的锁了起来，就从家里出发了。
　　可是刚出门，爸爸就自问：“到哪里去呢？”他一直在想，一直就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被逼到尽头了。最后，无奈地也是随便地决定从我家的右方出村子，我们的老家就在这个方向。也许这就是情不自禁吧。但不能回老家，老家那里情况不明，也许同样有敌情呢。我们很快地到了村口；村口和村里一样，一片寂静，没有一丝灯火。我们得赶快离开，不知道日本鬼子和伪军什么时候就来了！环顾四周，一片漆黑，又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啊。
　　我们一行人漫无目的的向前走去。乡间的路高低不平，我和妹妹不时的被拌着，几乎跌倒；又不敢出声，磕磕绊绊地跟在爸爸妈妈的后面。
　　“大路不能走，快走小路！”不知是谁在提醒，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就随便地拣了一条狭小的路（就是田埂）盲目地向前走，还不时的拐着弯，匆匆地向前赶着。远方不时地隐隐传来几声狗吠，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也不见一丝灯光。这更加深了我的恐惧。“和平军”是不是到了那狗咬的地方了？离我们有多远啊？我心里在想。又不敢发问，紧紧地跟在爸爸的后面。我知道这个时候一旦掉了队，天这么黑，既不能喊又不能点亮，那就找不到了，可就不得了喽！这是爸爸妈妈在临行前一再嘱咐我们的。
　　我们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盲目向前走着小路。不知走了多久，看到了一户人家，孤零零的。房子还比较高大，应该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我们决定暂时不走了，也走累了。路太难走，天也太黑，不如先在这里呆着再说吧。我们一行就在这户人家的山墙下面歇了下来。这时正是深秋天气，天还不太冷，我们就那么坐着挨到了天亮。
　　天亮之后，房主人才知道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我们向他说明了原委，他很乐意地接待了我们，邀请我们进屋内去休息。虽然天已大亮，我们还是不敢蓦然回去。着一个人先回村子里打听打听，知道村里已没有伪军，我们才返回家里。
　　伪军的这次行动可能是一次垂死的扫荡，因为不久他们的克星——八路军就来了。
　　
　　四、八路军
　　
　　秋天那次伪军来的时候，舍上唯一的一家地主，也和我们一起逃跑了。而且，还是逃得最早最紧张的一家。
　　这年冬天，突然有一批八路军驻进了谷仓舍。对于八路军的到来，谁也没有惊慌，更没有人逃跑。就是那家地主，也从容地接待了八路军驻进他的家里。
　　这地主家是我家的紧邻，我们住的房子也是租用他家的。由于他家宽敞，住的人也多，营部就在他的家里。所以，那里很热闹，他家的留声机和唱片都拿了出来，几乎是整天都在唱着。有时候我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天，除了听歌，就是看他们擦枪。他们每天都要擦枪，营长的手枪也是自己擦的。我看他一只手把机簧拉出来，另一只手用布和油把簧擦干净了才松手。营长可能只有30岁左右，不苟言笑。脸总是紧绷着，好像总是有心事似的。
　　他们和我以往看到的十纵队（新四军）一样，穿着一式的灰色军装，戴灰色的帽子；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肩上斜挎着子弹带，腰间还挂着几个手榴弹。当然，肩上必定还扛着或背着一杆长长的步枪。长长的灰色布带，把裤子和小腿肚子裹得紧紧的，严严实实。看上去，他们着装简单朴素，却精神抖擞，一个个生龙活虎。哦，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银幕上和舞台上看到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而70年前，我曾经就和他们在一起啊。
　　每天早晨的一阵号响之后，他们就出操了，这是他们平时的必修课，也是我和小伙伴们必看的。在我们学校前面那块小小的操场上，由排长带头，练齐步走、正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就像我后来在中学里上体育课那样。最后，排长在前面带着大家跑步，不时地发出“一、二、三、四！”嘹亮的喊号。直到他们操练结束，我才回家。
　　我家大约也住进了一个班的人员。他们就睡在我们的外间，地上铺着稻草，打开背包，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在稻草上。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干饭可吃，一天三餐基本上全是稀饭，连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的妈妈把我们家的咸菜，拿出来给他们吃；他们吃的津津有味，把一碗咸菜抢吃一空。
　　那一年八路军山东黄克诚的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南下，与新四军会师，后来编入新四军第三师。进驻谷仓舍的八路军正是黄克诚的部队，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
　　我有一个远房舅舅，早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就在黄克诚部。这次他也来到了谷仓舍，是一位排长。他的家里很穷，和我的外公一样的穷；十几岁就当兵了。他有个高高的个子，一双大大的眼睛，长的很帅。
　　那次驻军没多少天就走了，我的那位舅舅也走了。
　　没过多久，又听说八路军要来了。我听了一阵高兴，每天都盼着他们的到来，很想再看他们那精神抖擞威武雄壮的操练。
　　果然，在一天下午我们看到了一队八路军从我们学校的左边走了过来。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们，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我的那位舅舅！他肩上扛着一支“三八”枪，那高大的个子特别显眼。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整个队伍鸦雀无声；以中等速度前进。他肯定看见了我，因为我站的离他们那么近；当然也可能看见了我的妈妈，也一定看见了两旁许多目送这他们的乡亲。然而他没有向我们打招呼，默默地就那么走了过去。我一直目送他们走远，直至看不见为止。
　　这是一个排的兵力，有三十几个战士，走在最后面的是连长。连长个子不高，人很瘦；手枪提在手里，枪口朝下。他是匆匆的赶上队伍的。可能他的家就在附近，和家人告别后赶来的；也可能是向老房东告别，因为他曾在这里住过，要去打仗了，生死难测啊。
　　不幸的是，在那以后不久，有可靠的消息传来说，就在那次战斗中，那位连长英勇的牺牲了！我那位舅舅在那次战斗中无恙。
　　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这位舅舅的确切消息了。他们的队伍已经开得很远了。直到1950年，我们才听到人说，他也牺牲了，他的战友亲眼看见他倒下去的。1955年和我的堂弟又谈起这位舅舅；他说，听别人讲，那位舅舅还在，在新疆；是大校军衔，人很胖；他的妈妈也去了。不知那个消息可靠。但愿他真的还活着；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是90岁以上了。
　　那严肃的面孔；那次开赴战场的行军；连长的匆匆赶上队伍；成了我永恒的记忆。
　　
　　五、谷仓舍二三事
　　
　　“砰！”的一声沉闷的枪响，一条狗倒在了血泊之中；也惊吓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小孩。
　　待我走近时，那狗还在汨汨的流着血，四肢在颤抖。它的旁边，坐着一个民兵；他的脸色铁青，痛苦的皱着眉头。一条枪横放他的腿上，我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打死了他们一家的也是他的爱犬。他就是我熟悉的一位民兵叔叔，一个我平时非常尊敬的人。
　　几天前，打狗令就下来了。各家都嚷嚷着，开始是不答应打狗；后来虽然答应了，就是不行动。我亲眼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位叔叔和他的家人吵架，吵了几次架。他要他的家人带个头，把自家的狗打死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民兵要在夜间行动，狗是会坏事的。因为它们毕竟是畜生啊。但是，道理谁都懂，就是下不了手，虽然是畜生，毕竟是有感情的啊；敢于对敌人开枪的民兵叔叔也下不了手，这事就那么一直拖着。
　　眼看着边区的一个重要会议就要在谷仓舍召开了，这事怎么也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这位叔叔不得不下狠心，咬着牙，用颤抖的手指扣动了扳机，把自家的狗撂倒了。
　　果然，不久以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个重要的会议在我们学校召开了。爸爸放了我们几天假，让我们自由地到处玩耍。
　　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会。在我们那个唯一的教室里坐满人，甚是热闹。我们几个小孩还不时地趴在窗口边上向里面张望。过了一会，那些人又里里外外不停地走着；有些人在课桌上忙些什么。我们看了一会，提不起什么兴趣，索然无味，就走开了。
　　到了中午，他们吃饭了。只见有人抬了一大桶白米饭放在教室中间，那些人用大碗盛饭，还盛的满满的。我们现在盛饭的碗，即使是最大的也比那碗小得多。他们并没有下饭的菜，只有一个菜瓜汤，而且瓜少汤多。他们只是夹着菜瓜片下饭，每次只夹一、二片，再也没有见到别的菜。但是，他们吃的非常香，大口大口地把饭往嘴里扒。一个面对着我的人很快就把一大碗饭扒完了又去盛。看样子他的胃口非常好，吃的很贪婪，一定是很久没有吃过大白米饭了。不仅仅是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窗外看他们吃饭，久久不愿离去，看得我口水直淌。我多么想吃大白米饭啊，不要一点菜，也不要汤，我也愿意吃，哪怕吃一小碗也行。可是，当妈妈喊我回去吃午饭时，我看见的还是一大锅大麦米粥。幻想立刻破灭，口水也干了，胃口也没有了。
　　
　　“抓到一个土匪！”
　　就在那次会议以后，一个初冬的下午，谷仓舍传出了这样一个新闻。
　　提到土匪谁不咬牙切齿？特别是我们一家，被土匪害惨了；那两个不堪回首的夜晚，那个令我难眠的惊梦，使我恨不得剥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所以，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处理这个土匪。
　　“是枪毙还是砍头？”我向小伙伴们打听着怎么来处置这个土匪。枪毙和杀头的事我听的多了，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听说要把他放掉呢。”
　　在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搏杀年代，民兵干部对汉奸（“和平军”）或土匪有生杀大权。对他们的处理只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枪毙或砍头（民愤极大者）再一个就是释放；没有坐牢这一项。在那个乱世，民兵处于弱势，根本没有地方没有人力和财力看管犯人。一旦敌人来犯，这些罪犯不是逃掉就是被打死，还是只有两个结果。不过，那时逃掉的可能是重犯而被打死的却可能是轻犯，反而不好了。
　　听说抓到土匪又要放掉，大家都想去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要放掉？我似乎有点失望。是个小土匪么？我在猜；所以，我也跟着那些人去看。这个人就在那个打死自家狗的民兵家里被训话。屋里挤满了人，屋外站的人也很多。我一看，人太多，又不敢往屋里挤，在人群的外面转了一圈就走了。
　　我在外面玩了一段时间，忽然又想起了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又到了那个民兵的家里，人已经少得多了。这下我才看清了，原来是一个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男人，穿的相当不错，人长的也还算标致；双手被洋铐子拷着（那时已有洋铐子了），坐在那里。大概他已知道自己可以活命了，所以看上去他并不沮丧。还真凑巧，我来到的时侯，谈话和训导已快要结束，双方还在谈最后几句话。那土匪没说多少话，只是不停地点点头。很快，民兵队长开了锁，并且对他说：以后不能再做这些事情了，要好好做人。这个人连连作辑，连声说：“一定的，一定的，谢谢，谢谢！”最后鞠了一个大躬，转身出了屋子，向村外走去。
　　这一幕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那位民兵队长，人长的很帅。严肃，却很和善的面孔，至今我还能把他的形象想出来，他很像上世纪50时代的电影演员张勇手。
　　这个人可能仅是一般的土匪，不是伪军。如果抓到伪军，多数是要杀的，因为他们是汉奸啊。土匪不一定是汉奸，有很多是为生活所逼的。所以，经过调查、教育后就放了。
　　也许是我看到第一个被释放的人，也许是同情和庆幸他死里逃生，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一直目送着这个人离去；看着他拐弯，走远。我回到家里，在我家屋后我仍然在看着他。这时，他身体已变得很小，仍然看见风吹动着他的长袍在飘动，不停地、疾速往前走；直到在我的视线里消失，我才回到屋里。
　　
　　六、避难老洼村
　　
　　我刚过十岁生日不久，伪军又一次地占领了大成庄。这一次，他们进行了最后的疯狂，不仅仅抢东西，还到处抓人。我的爸爸刚从外地回来，为了爸爸的安全，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安全，爷爷奶奶决定再一次避难，让我们全家逃到我的大姑妈家去。
　　阳春四月的一天，吃过午饭之后，带上仅有的衣服，全家徒步走到了老洼村，我的大姑妈家。
　　大姑妈正在用一个大铲子铲胡萝卜，准备用来当饭吃。对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的到来当然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她的娘家人，亲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但是，可想而知，她一定是很为难的。因为一下子就增加六口人啊，不用说吃的，就是住的也很不容易。
　　再难也要让我们留下来；因为我们是避难而来的亲人。大姑放下手中的活，一边和我们寒暄，一边和姑父讨论如何安排我们的住处，好让我们先休息，因为我们实在太累了；一个下午，我们走了有十几公里的路呢。
　　我并没有休息，看大姑妈铲胡萝卜。我感到很稀奇，我的妈妈都是用刀切胡萝卜的，哪里用铲子铲的啊？
　　“傻冬冬啊，你妈妈才切多少胡萝卜啊，要是用刀切不把你大姑妈忙死啊！”大姑妈这样回答我的问话。我的记忆力极强，思维却迟钝；对大姑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直到好几天以后，我们天天都吃胡萝卜煮豆沫子（就是现在不滤去渣子的豆浆）粥，把个大姑妈忙的不亦乐乎，这时我才真的懂得了大姑妈的话。用铲子铲既省力效率又高，胡萝卜被铲成只有黄豆般大小的颗粒。要是用刀切，大姑妈就甭想做别的事情了。后来我发现，整个老洼村的人家，都是这么“切”胡萝卜的。
　　原来那时候老洼村一带的土壤很适合种胡萝卜。胡萝卜、大麦和黄豆就成了老洼村人的主食了。下饭的菜，也是腌制的胡萝卜。大麦要碾成糁子，黄豆要磨成豆沫，和我的老家的吃法是一样的。用胡萝卜和大麦糁字做成干饭，除非来了客人，平时是很难吃上一顿的。第二天的中午，我们就享受了这一样的一顿美餐。大姑妈还特地为我们蒸了一碗鸡蛋和烧了一个青菜汤。在她家，这样的饭菜，一年也难吃上一顿的。
　　这以后，就只能吃胡萝卜大麦糁子豆沫稀饭了。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难吃；那味道真是美极了，在我的老家也是难吃到的。
　　说到这里，现在的年青人也许会说，哇！你们那时候真不错吔，这些可都是我们现在的保健品和营养品哦！话是不错，可是一天三顿稀的，连上几个月，顿顿如此，你去吃着试试看。更何况下饭的菜不见一碟，一点油水都没有，一年到头除了春节，连肉味都闻不到。
　　吃的虽然很差，玩的倒是很痛快的。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又有了新的伙伴，我能不高兴？更使我高兴的是，再也听不到奶奶那声惊心的警报，不怕有“和平军”来了，可以放心地和表弟去玩，这里是很安全的。
　　有一天我和表弟外出走得很远，互相讲着自己看到和听到的故事。
　　表弟讲的很多。他看到谁家的牛下崽，讲的绘声绘色，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听了很是过瘾；谁家的婆婆和媳妇吵架，媳妇要上吊；谁家的公公和媳妇扒灰……扒灰？什么叫扒灰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人家背地里都在笑话他们。
　　我对他讲了我见到“和平军”的故事，他听得张大了嘴巴，打着寒噤，很是害怕。原来，鬼子从来就没有到过老洼村，早年“和平军”只匆匆来过几次，以后也不敢再来。那时表弟还小，还没有记忆，难怪他听讲的时候，那么吃惊。
　　那天我们玩的很累，口也很渴；急急忙忙地跑到一条河边用手捧水喝，那水却是咸的，非常咸。二人只得又去找，找了很多条河，水全是咸的。我说，你们这里的河水怎么都是咸的呀？他也感到奇怪：“我家门前的河水怎么就不咸呢？”我们好不容易最后找到了一个水塘，发现那水很好，二人用手捧水喝了一个痛快。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喝过水之后，我们一路狂奔，才在天黑以前赶到大姑妈家。
　　这事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怕呢。哪些河水虽然比现在的河水要干净得多，但是肯定有无数的细菌。那个水塘的水里细菌更多，因为是死水。在我的印象里，包括我的老家在内的那个地区，历来是霍乱病的高发地。因为那里的人欢喜喝生冷水，现在还有这个坏习惯。我的一个大弟因为在水田中玩，呛喝了田中脏水而罹患了霍乱病死了，我能活了下来也实在是一个幸运。
　　在离大姑妈家不远的地方有人搭起戏台，唱起戏来了。那戏台看上去虽然不远，但是，要到那里去，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中间还隔着一条河，又要走曲曲折折的田埂，实际的路程还是很远的。
　　去那里看戏的人很多；回来的人都说，戏是很好看的。
　　妈妈和爸爸都没有去看，他们怕鬼子伪军来了来不及跑；真可谓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些劝妈妈看戏的人都说，“和平军”来了就跑呗，怕他什么？不要钱的戏不看太可惜了。还有的说，嗐，有一天太平日子就快活一天；人家敢搭台唱戏过生日，我们还不敢看吗？
　　爸爸妈妈不去看，我当然也就不能去看了，每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舞台，心里总是痒痒的，恨不得能插上翅膀飞过去。
　　转眼间已经过了夏天，大成庄的伪军又一次被赶走了。我们从老洼村回到了家里，结束了这段逃难的生活。这以后，日伪军再也没有来过，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