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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搁在脖子上的日子——动乱中的童年之二

作品名称:苦难碾压下的童年(散文故事)      作者:傅冬      发布时间:2013-04-18 11:30:16      字数:10297

                  
  在那个动乱年代,在一个短暂而平静的日子里,妈妈曾带我去看望病重的姑婆。她家堂屋墙上的一幅画中的一个情节吸引了我:一个人被捆扎在两片木板之间,两个凶神恶煞的魔鬼,用一条大锯子对着这个人脖子的部位锯下去。当我看懂了这画的意思之后,打了一个寒噤,立刻调过头去,不敢再看。我的妈妈也曾常言那段日子是“在刀尖上过日子”。于是,我找到了形容那段日子最确切的一句话:刀搁在脖子上的日子。
  
  一、刀搁在脖子上了
  
  古朴的大成庄是县城外围的一个村庄,我童年一些惊心动魄的和有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和她的身边。她并不寂寞闭塞,西边到公路只有一华里,有大道直通,抽一支烟的时间就到了。她的南、北两头,有两条大道通向东边;其中南头的一条直通令鬼子伪军既丧胆又恨得咬牙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后方。这条道大概有六十华里,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路遥遥了。而根据地的边缘,离大成庄也只有六华里。这条大道虽然是高低不平的泥土路,却也相当地宽,最宽的地方有二米;走大部队、奔马那是很顺畅的。大成庄正是处于这咽喉之处,是那个时代那个小地区的战略要地,成了那个时候双方争夺的对象。我的家正是在这条大道的北侧,离大道只有二、三十米的距离;离大成庄也只有一华里左右,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我的家正是落在了凶险的风口浪尖上。
  说起往日的大成庄,那可是远近有名的;她的周围有大片的沃土,河汊多,灌溉便利,盛产水稻;不远的地方还有金黄灿灿的沙地,生产的优质花生又为大成庄带来了别样的生机。秋收季节,放眼望去,一片金黄;其间点缀着散落的、袅着炊烟的农家屋,还不时地传来几声鸡鸣和狗吠。大成庄在这一片沃野中,就像鹤立鸡群般的突立。远远望去,那一大撮人家族拥在一起,十分抢眼,令人向往。
  她有居民约二百来户,人口近千人。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街,由青砖铺就。在大街北端还有一条小街成丁字形与大街相连。街上商店林立,每到赶集的日子,附近几里乃至十几里远的人都汇集到这里做买卖。到了这个时候,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各种摊贩排在街的两旁,琳琅满目,什么都有。那些摊贩的摊主们卖力地叫喊着,简单而生动地道出他们产品的名字和特色;穿着虽然破旧邋遢却身心活泼的小男孩,提着篮子像鳅鱼似地在人群中穿梭,兜售那自家产的自家却舍不得吃用的农产品。一派生机昂然的景象,展现了大成庄的人们不守贫困不畏艰难的精神。
  由于我的家离大成庄很近,又有很多近亲和朋友在那里,时有往来,当然就攀上了她的富庶,日子过得比周边的邻居要好。我的家虽然不在庄子上,但是我对她有着割不断的情丝,一直把她看做是我的故乡。
  大成庄因地理位置而得福,又由于她这样的位置而起祸端;真可谓是福兮祸所伏。
  日寇的铁蹄疯狂而残忍的荼毒了过来,大成庄的房子被烧了个精光,只剩下断墙残壁,成了一片废墟,往日的繁荣荡然无存。在敌我双方生死残酷的拉锯中,曾几度被日伪军占领,它们像一条毒蛇盘踞在这里;这条毒蛇随时都会出洞吞噬周围的一切。又曾几次被八路军新四军攻克、解放,我们就会过上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而我就像又一次获得了新生那样的高兴,我童年许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些故事成了我今天最美好的回忆。
  小鬼子烧毁了大成庄以后,很快就发现,那密如发辫的芦苇丛,那条条芦苇沟,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最好的藏身和作战之地,仇恨的子弹随时会从那里射向它们的心窝;那深过膝盖、一望无际的水田,那窄如羊肠的田埂,使坦克和战马都成了废物。它们终于明白,这里很可能就是它们的葬身之地;再加上兵力不济,只好忍痛收缩到几十里外的据点里去,当了缩头乌龟。接着而来的就是它们的走狗、自称为所谓“和平军”的可耻的汉奸们。
  我的家和大成庄息息相关,眼睛靠着鼻子,往日占着她的福气,这个时候当然就逃不脱城鱼之灾。
  每一次日伪军占领大成庄,我的家就成了半沦陷区,敌人就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随时可以夺命的那把刀就搁在了我们家和周围人们的脖子上了。
  白天,我只能躲在沉寂而孤零的墩子上,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和邻里的小伙伴们断了来往。因为那些黄色的蛆虫随时会翻滚而来,只要我稍微离家远一点,就连跑回家都来不及。周围的孩子们和我一样,也都一个个地缩在屋里,再也不能和我在一起嬉笑玩耍;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笼中鸟,有翅不能飞。这,对一个在广袤的田野里驰骋惯了的我,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痛苦。爷爷和叔叔逃走了,村子里所有的男人们都已经背井离乡,躲到根据地里去了;妇女们都藏在家里,不敢迈出一步,连封建社会里的大家闺秀都不如。宽大的马路上没有行人,更没有往日我最喜欢看的抬着新娘的花轿。初春的水田里只见白茫茫的一片,看不到点缀其间的水牛和人影,连风车也不转了;我再也不敢和妹妹下田去捕鱼虾;翻着绿浪的麦田里看不到施肥的男女,只有散落的乌鸦在那里啄食。万籁寂静;没有,什么也没有。四周像死一般的沉寂,凄惨的沉寂,沉寂得可怕。只有鸦们偶尔发出几声不祥的哀鸣,打破这悲凉的寂静,但是却令人毛骨悚然。
  这一天,我站在南山墙的边上,放眼望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苦闷和焦虑,渐渐地就产生了恐惧。当我把目光转向西边大成庄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变成了满腔的怒火,变成了仇恨。恨那些“和平军”,恨那些土匪。我咬着牙,双手攒紧了拳头。愤怒的双眼射向西方,像是要把那些汉奸们歹毒的心给一个个地射穿。我举起了右拳,呀咬得吱吱响,右拳在抖动……突然,我的右拳停在空中不动了,双眼呆呆地盯着西方。在透着阴冷空气的、光秃秃的树丫间,我又看到了那些黄色蛆虫,像是在一坨屎上翻滚着。同时我又听到了不知听过多少次的奶奶的那一声警报:
  “又下来啦!”
  原来,奶奶的眼睛总是盯着西边那个已经成了不祥之地的大成庄的。奶奶的声音不大,带着颤抖;透着忧虑和无奈;蕴藏着恐惧和愤怒。每听到她的这一声喊,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双腿发软,只觉得天昏地暗,天好像要塌下来一样。在恐惧中,我勉力地拖动着双腿,从山墙回到屋里。
  正在门口做事的妈妈和小姑,赶紧回到屋里躲了起来。
  我透过门缝向西边望去。转眼间,这帮家伙已经到了叔祖父的麦田边,看上去有四、五十人。奶奶满脸忧虑地小声对小姑说道:
  “看样子全下来啦……”她的声音带着悲怆的哭腔,带着揪心的颤抖。
  全家人都知道,他们全体出动意味着什么。不是来围剿民兵的,更不是和八路军新四军打仗的,没有他们的主子日本鬼子的命令,他们是不会自动来找死的;除非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找到他们头上。国民党政府自然不会发给他们军饷;小日本鬼子自身都难保,哪里还管它们的狗腿子?汪伪政府本来就是卖国求荣腐朽透顶的烂货,只是把他们当炮灰来使,根本就不管他们的死活。他们唯一的活路就是榨干老百姓的最后一滴油水。灾难就这样的落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了。本来就已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穷困到了极点的老百姓,犹如雪上加霜,在饥饿和贫困的边缘上苦苦地挣扎。
  不出所料,他们果然在挨家挨户地搜抢粮食。
  待到这帮家伙来到我家门前路口时候,有两个拐了进来,到了晒场边,端着枪发出狼一般的嚎叫:
  “把粮食拿出来!”
  奶奶早已经习惯了,战战兢兢地但是却没好气地回道:
  “我们自己都没有吃的,快要饿死了!”
  奶奶说的是实话。我只记得那一段时间里,我从未吃过干饭,稀饭也吃不饱。
  之后,他们也不多说话,端着枪进屋翻找。凡是可以吃的,豆子,大麦,山芋干……什么也不放过;不管多少,即便是只有一小把,也要扫进兜里。它们板着冷酷而又凶狠的面孔,用刺刀,用枪托,乒乒乓乓地倒翻着。如果你敢反抗,就用枪托伺候,那一顿打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卖国求荣却打着“和平军”的旗号,明火执仗的烧杀抢。但是,它们胆小心虚,好像后面有人追命似地,深怕被民兵捉去,飞快地抢了就走。所以,那些深藏的粮食,他们是找不到的,也是不敢去找的。
  我和妹妹,躲在妈妈的身后,面对这些凶神恶煞的匪徒,我们被吓得瑟瑟发抖。妹妹的脸被吓得变色;我觉得死亡就在身边,惧怕那刺刀和那枪托,怕那东西随时会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在恐惧和绝望中,眼睁睁地看着匪徒们把我们的粮食抢走了。
  它们走了,但是奶奶知道灾难并没有结束;我也晓得,就在这一回,还会再一次地看到这些恶魔,还要再被惊吓。我们都知道它们最远也只能到根据地的边缘,很快就会从原路返回来,因为他们怕被八路军歼灭。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早已经水干鱼尽,抢不到什么了。所以,他们有时还会回过头来再搜抢一次。实在搜不到,他们会丧心病狂地把地里的蔬菜也抢拔一空。
  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象这样的抢劫,隔三差五就会来一趟。而三、五成群的甚至一个人下来抢的,几乎天天都会发生。每次奶奶都会发出“又下来啦”的警报,她也成了我家专职的报警人。
  我每听到一次这样的警报,我的心就发沉,腿就发软;就如临深渊,面对着死亡。就像那搁在脖子上的刀,这时它就会拉一拉,压一压,痛一痛。
  
  二、惊心的子弹
  
  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整天提心吊胆,所以,外面只能放很少的粮食,大部分都深藏了起来,或者把粮食埋在地下;外面的吃完了还要费大事再把它们拿出来。那些稍远一点的人家,根据地的边缘,往往麻痹,以至于大意失荆州,大批的粮食落入虎口,吃了大亏。
  奶奶告诉我们,那次伪军们大包小包,大袋小袋扛了很多回到了大成庄。这一大批百姓的活命粮,让伪军们似乎安静了一些日子。
  但是生存和斗争的残酷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停下来;大规模的没来,小规模的抢劫和骚扰就没断过。
  没有书画,没有玩具,什么也没有;整天呆在屋里,四面是破墙烂壁,那上面连一张破纸都没有。我实在被憋的受不住,简直就快要发疯了;于是就在门前的晒场上,用泥土和水搅合成泥糊,再用手捏成人、动物和各种器物,做一些简单粗糙的雕塑,聊以自慰。
  这一天,我正做着一个水牛毛坯,兴致正浓;忽然听到了那个熟悉而又可怕的声音:
  “又下来啦!”
  我立刻扔掉“水牛”,飞快地地跑回家里。只见三个黄色的蛆虫闯进了西边的邻居家里,转眼工夫,他们抓了两只母鸡,呲牙咧嘴地狞笑着走了出来,那鸡扑打着翅膀拼命地挣扎着,还“嘎嘎嘎”凄惨的哀叫;后面的一个老奶奶明明知道无望,还是紧紧地追了出来,舍命的扑上前去,想夺回自己的宝贝鸡子,被另一个伪军凶狠地一枪托打倒在地。她还不死心,爬起来又追了上去;那伪军立刻把子弹“哗啦”一声推上膛,枪口对准了他的心口。这个当儿,我的心揪了起来,在心里埋怨这位奶奶不该去要那鸡子;鸡子到了他们的手里,就是到了老虎的嘴里,不但要不回来,弄不好还要丢了性命。我屏着呼吸看着他们对峙了一会,那两个伪军跑远了,已经接近大成庄。我家的那个邻居,那个可怜的奶奶,终于绝望地瘫了下来,双手锤着胸,嚎啕大哭。就这样,她家的两个“小银行”被伪军无情地连根端了。
  天,渐渐地暖了起来,大地已经发绿;然而我没有感到有丝毫的温暖,心里总是寒寒的。在一个阴霾的上午,太阳迟迟地不肯出来。我来到晒场边,缓步地走着。一大群“没娘鱼”(家乡的土语,大概是鲫鱼的幼苗),足有一千多只,在水田的水面上飘荡,一个个虽然不离群体,却也很自在。转眼间,它们远去了;我放眼望去,远处还有大小不等的鱼群在缓缓地移动。哦,我真羡慕,它们真自由啊;而我却被死死地栓在家里,连呆在晒场边都提心吊胆的……
  “又下来啦!”
  奶奶的警告声刚落,我就立刻听到一个狮子般凶狠的吼叫声,由大成庄方向像一股恶浪闯入我的耳际:
  “站住!不准跑!”
  我赶紧拔腿往家里跑,虽然此时双腿发软,我还是坚持着跑到了家里。
  原来是恶鬼又来了。但是只有一个,他发疯似地向我家跑来。
  “不准跑!再跑我就开枪了!”他再次发出嘶哑而厉声的警告,同时还在拼命地奔跑。
  看来,这一次不是抢劫,一定是他在炮楼上发现了什么目标,追下来的。
  果然,有一个约30几岁的男人正飞快地向我家跑来,试图穿过我家向北边跑。但此时敌人已临近我家晒场,不足50米了;我的奶奶小声地对那人说道:
  “不能跑了,不能跑了,就呆在我家吧。”
  那人在犹豫;刹那间审时度势,大概觉得跑不脱了,再跑就可能被打死,就停了下来,站在我家门口。
  说时迟那时快,顷刻间那伪军窜到了我家门口,将枪口对准了那个人,咬牙切齿地嚷道:
  “你是模范班的!”
  “模范班”在我们这里就是民兵的别称。民兵是“和平军”的生死对头,见了面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那个人听了这话顿时变了脸色,立刻分辩道:
  “我不是模范班的,我是老百姓!”
  这个畜生汉奸,显然不相信这个人的话,看那神情,他料定那人就是民兵,眼看着就要扣动扳机。
  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门,赶紧躲到妈妈的身后去。
  就在这个紧急的生死关头,机智的奶奶赶紧跟着说:
  “×大哥他真的不是模范班的,真的不是!我认得他的,他家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
  当然,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人命关天,此刻他就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的叔奶奶也立刻跟上帮腔道:
  “先生,真的!他真的不是模范班的,我们知道的,他是我们的邻居。”
  看样子那个伪军不是本地人,看得出来,他对我的两个奶奶的话将信将疑。但是他的杀心已经松动,枪口不再对准那个人,而将枪口朝天;同时把子弹退出枪膛,拿在手里用嘴吹了吹,看了看,又说道:
  “你说你不是模范班的,那你见了我为什么要跑呢?”
  是啊,为什么要跑呢,那不是心虚吗?问的还真有道理。
  说罢,他又把子弹看了看,把它推上了膛,眼睛死死而又凶狠地瞪着那个人,等待他的回答,以决定是否该把枪口再次对准他扣动那致命的扳机。
  就在他又一次地把子弹推上膛的时候,我的心再次地被提到了嗓门上,感到一阵窒息;俩腿和双手顿时酥软无力,几乎要瘫下来。我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那一个可怕的响声。
  那人一时语塞。气氛又一次地紧张到了沸点,眼看那个家伙又端平了枪,对准这个命悬一线的男人。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机智的奶奶立刻补上去说:
  “噢,他一定以为是日本人来了,不知道是你老来的。”奶奶强装自然的笑脸说道,然后转过身来,坦然地对那人说:“×大哥你说是不是啊?”
  这是人们逃不脱被伪军捉住以后,对付他们通用的说词,往往有效。因为“和平军”毕竟是中国人,只要不是民兵,不反抗,一般是不乱杀人的。
  经奶奶的这一提示,那人猛醒了过来,连忙说道:
  “对,对,我真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要是晓得是你们我就不跑了。”
  这些当然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是在奉承他的。谁都知道日本鬼子在我们这里没有几个,多数是伪军。何况他刚才喊的明明是中国话,怎么会是日本人呢。见到日本鬼子当然没命了;但是,见到“和平军”就没事么?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打照面,去冒那个生死之险,所以,见了他们当然也要逃跑了。
  “先生,我们向你担保,他绝对不是模范班的,是我们的邻居。”
  奶奶说过这话之后,拿了凳子,让这个伪军坐下来,又到屋里取出了五、六个鸡蛋送给了他。这是家里仅有的一点贵物了。
  “这几个就孝敬你老吧,请相信我们的话。那些模范班的早就逃走了,哪里还敢在你老眼皮底下跑啊,你老说是不是呢?”
  奶奶还说了不少其他奉承的话。这个时候,我看见这个伪军又拉动枪栓,我又是一阵紧张,心又噗噗地跳了起来,浑身瑟瑟发抖。但是,此刻只见那伪军把子弹退出膛,又拿在手里看了看,就把它压向下舱,推上枪栓,把枪放了下来不再举着;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个家伙在拿了奶奶给他的鸡蛋之后,带着疑惑的眼光朝那人看了看,很不放心地回到大成庄去了。
  伪军走了之后,那人对我奶奶千恩万谢,感谢奶奶的救命之恩。
  也许那人真的就是模范班的,那奶奶就救了一位革命者;即使不是模范班的,也是中国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的奶奶是非常善良而又机灵的。
  伪军和那个人走了之后,我们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三、颤心的枪声
  
  伪军有两天没有来,我有点放肆了,跑到大路上溜达。被奶奶看见,严厉地命令我赶快回来。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大成庄的敌人在炮楼上是看得很清楚的。只要他们怀疑是“模范班”的,随时可能开枪。我无奈,只好又回到晒场边,看那些“没娘鱼”。这些“没娘鱼”似乎长大了些,数量却少了许多。这些鱼长大了,应该有很多大鱼呀,我们逮到的为什么都是小鱼小虾呢?难道因为它们没有妈妈都长不大吗?或者是被黑鱼和蛇吃了?哦,原来小鱼也和我一样,要想活下去真难啊。我痛苦地站在晒场边,看着那些“没娘鱼”渐渐地远去……突然,一声巨大而凶狠的嘶吼,划破了宁静的天空,也打断了我的沉思:
  “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声音传得很远,我听到了远处的回声。
  这一次,奶奶没来得及发警报。
  我突然间听到了这一声吼叫,惊吓得呆站那里;意识到伪军又在追杀人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奶奶急促而焦虑的声音:
  “冬冬,站在那里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果然有两个伪军从大成庄发疯似的飞奔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个和上一次差不多一样的青年男人,从我的身边风驰电掣般的疾驶而过,飞快地向我家跑去。他不顾奶奶的劝阻,“嗖”的一声在奶奶的面前飞驰而过,迅疾穿过我家两间屋子之间的小通道,取后面的一条田埂,向北方拚命地跑了过去。就在他刚刚到达我家后沟(那里有浓密的芦苇)时,两个伪军也已赶到我家,其中一个在我家的屋后向正在飞奔的那个人“乒”的开了一枪,那个人应声倒了下去。
  “不得了!”我心里一沉,腿软得一下子瘫在了地上,被吓得差一点喊了出来。
  不一会,听到那两个伪军得意的狂叫:
  “打死了!打死了!”
  死一般的沉寂了几分钟。
  那两伪军眼睛死死的盯着后沟,看了好一会。他们没有到后沟去查看。是确信被他们打死了呢,还是根本就不敢去看?万一只是受伤,他身边又有手枪,不是去送死吗?他们看了几分钟后,没有来得及抢东西就迅速地离开了我家,回到大成庄去了。他们也心虚得很呢。如果被打死的人有同伴,听见枪声引来一队民兵,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引来了阎王,必死无疑。
  在那一段可怕的几分钟的沉寂里,我们全家一个个脸色铁青,都悲伤而愤怒。一个好端端的中国人就这样被自己的同胞打死了!
  “唉,他要是听我话不跑就好了!”奶奶悲伤而又痛心地说。
  “那不一定啊,他要是真的是模范班的呢?抓去也是死啊!”姑妈说。
  说话间,那两个伪军在西边消失,大概已到了庄内。
  “快去看看那个人怎么样了,说不定只是受伤了还有救,快!”奶奶果断的下了行动命令。
  我们全家一个个迅速奔向后沟,小姑妈跑在最前面。
  “咦,人呢?”
  小姑妈一声惊叫之后,我们全家人的心立刻宽了下来:人没有被打死,跑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小姑妈在地上寻找什么,大家正在纳闷,只听小姑妈说道:
  “好,好!他没有受伤。”小姑妈非常欣慰地说道,听她那声气好像是她自己捡了一条命似的,“他大概是沿着我家的后沟逃走的。”
  原来她在地上看是不是有血迹;我们全家也跟着找:没有血迹!
  “他一定是模范班的,而且还是一个老手。”小姑妈摆出了一副老练的神态,继续推断道:“枪没有打到他,他装死倒下去,骗过‘和平军’以后就跑掉了。”
  “他知道装死,枪一响就倒下了,一般人做不到。另外,他宁可在逃跑的时侯被打死也不愿被抓去杀死。”
  小姑妈的这一番话,使我们断定那个人必定是一个勇敢的民兵,而且还很机智。他知道如果听奶奶的话留下来必死无疑,逃跑还有生的希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决定逃跑是正确的。
  也许,上次那个人可能和他一样,也是一个民兵,而且很可能都是重要人物。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凑巧,两次都是狭路相逢?想必是伪军在炮楼上看到他们了。在伪军的眼皮底下,在三五里的范围之内,男人几乎都逃走光了,女人和小孩子都不敢露面。在一览无遗的旷野,唯有他们两个从南方急速地往北方跑;而南方二十多华里处的高墩镇,正是日本鬼子的据点,伪军的老巢。在伪军们看来,他们很可能是共军的侦察员或者是内线人物。
  刀搁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拼命挣扎,赖活着;他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和日伪军周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他们不怕流血牺牲。那时侯赖着活下来的我,现在谨以此文怀念他们;如果他们还健在,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四、拉锯
  
  就在那两个青年男人遇险的那一段日子里,伪军的活动特别的频繁,用妈妈骂他们的话说,“是蛆?心了不安顿”。有时候一天会下来几次,不是抢劫就是抓人,气焰十分嚣张,搞得我们全家惶惶不可终日。我更是痛苦不堪,闷得无聊,到晒场边上看“没娘鱼”都提心吊胆的。
  一天夜里,我们全家被一阵枪声惊醒。枪声来自大成庄。可以听得出,没有重武器,有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短促的机枪声夹着凌乱的步枪声。本来,听到枪声,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在那个年代,日伪军和民兵、八路军新四军发生交火,那是常有的事;日伪军追杀百姓的枪声更是不断。在那一段日子里,没有哪一天听不到枪声的。就是在夜里,听到枪声也不希奇。
  但是这天夜里的枪声不同寻常,非常密集;延续时间也比较长。
  妈妈坐了起来,细听着枪声。恐惧向我袭来,我感到很不对劲,使我不敢再睡;就学着妈妈的样子,身子倚靠着墙,坐躺着。我们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我们都穿好了衣服;黑暗之中,我们谁都不敢出去,在屋里呆着。
  在枪声中,妈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说:
  “打仗了,是八路军跟‘和平军’打仗了。”听得出妈妈的话里透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听惯了枪声的我,睡梦刚醒,虽然恐惧,但是头脑还是有点模糊。听到妈妈的这句话,我立刻清醒了,高兴地喊起来:
  “好啦!好啦!把狗日的‘和平军’杀光就好啦!”
  “不吵,不吵,夜里声音听得远;还不知道是不是呢……”妈妈似乎又不敢相信地说。
  渐渐地,枪声稀疏了下去,最后终于停止了,沉寂了。我们都有点失望,枪声才响了这么一会就不响了?难道八路军没有打胜?我和妈妈都沉默不语,坐在床上又静听了一会,终于没有再听到枪声,我们很不情愿地又脱衣睡觉。
  我在惊恐、疑虑和期望中渐渐地又进入了梦乡。
  天亮以后,全家人都起得很早。一贯爱睡懒觉的我,这一天也和妈妈她们一样,早早地就起来了。
  天已经大亮了。全家人都站在门口,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西边,期待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突然,大成庄方向有人跑了下来,边跑边大声地喊道:
  “‘和平军’撤走了!撤退了!”
  声音惊人的大,透出震天的兴奋。一年多的苦难和仇恨,终于一下子随着喊声爆发了出来;那声音比那个疯狂的“和平军”在追人时发出的吼叫声还要大;我们在南边和东边都听到了它连连的回声。天大的喜讯随着那喊声和连续的回声,响彻了四野,振入了每一个人的心腑。那声音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振奋人心,全家人个个喜笑颜开;我在地上翻起了跟头,全家人又看到了一年前我在过年时表演的那一幕。
  那人跑着喊着,一路向东,把这个天大的喜讯,人间的福音送到每一个人家。
  早饭以后,大成庄的亲戚又来告诉我们,“和平军”撤到高墩镇去了。是新四军十纵队的小股部队和民兵们打的。
  那个搁在我们脖子上的刀,终于被拿走了;是新四军和民兵给拿走的。
  这以后,我再也没听见奶奶那句“又下来啦”的警报;虽然她还常常习惯地向那个地方张望。
  我又驰骋在田野里,在田埂上纵情的奔跑,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哦,生活原来是这么美好啊!
  “啊——!”,我大声地呼喊着。长时间的郁闷和忧伤,随着我的一声呼喊,被倾散到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啊——!”咦?不像是我的回声啊。哦,原来是我的小伙伴出来了。
  大地终于复苏,人间又有了生机,一切又回到了正常。人们都知道,这一切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即使是短暂的,绝不放弃享受这短暂的太平和宁静,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对“没娘鱼”再也没有兴趣;当天下午我就和妹妹下田捕鱼虾了。尽管那水,那淤泥,还是刺骨的凉,凉到钻心,我们也毫不在乎。取鱼的乐趣,鱼虾那新鲜的滋味,已经好久没有尝到了,实在太馋啦。但是,不,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是因为——“和平军”被赶跑了,高兴啊。
  我听爷爷说,“和平军”可能还会再来。是的,我相信;确切地说,我是在担心。因为在那时我就知道,什么叫“撤退”。然而,我极度地怕他们再来;我祈祷着上天不让他们再来;我更盼着十纵队和民兵把他们彻底消灭,永远不能再来!
  因为他们没有被消灭,只是被吓走了,所以不久以后他们真的又卷土重来了,又驻进了大成庄这个战略要地。那刀又搁在了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又开始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每天又听着奶奶那句“又下来啦”的可怕警报。
  还是那个亲戚,告诉了我们这个令人掉魂的坏消息。当我听到以后,瘫坐在板凳上,犹如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前些日子的幸福和快乐,顷刻间化为乌有;感到日子已经过到尽头了,末日就要来临。姑婆家那张画里夹在两块板之间的那个人,好像就是我;那魔鬼的锯子快要锯到我的脖子了。
  “妈妈,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我忧伤的问着妈妈,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啊,竟然会问出这样的话!
  “唉……唉……”妈妈还是这么回答我,她紧锁着眉头,再也没有说话。
  我又去看“没娘鱼”,奶奶又是整天地盯着大成庄。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的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和上次一样的枪声。第二天我们没有等来好消息,“和平军”并没有被吓走。我们失望,悲伤,愤怒;但是我们还
  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这样的拉锯共有多少次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后来麻木了,我们都麻木了。
  “和平军”最后终于走了,是他们自己走的。因为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他们的末日也快要到了,他们在这里呆不下去了。
  我没有欢呼,因为我已经麻木了;何况,爷爷还说,他们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可能还会再来。是的,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奶奶不再发警报,隔三差五的抢粮和抓人不再发生了;那刀拿走了,可是它还悬在我们头的上面……
  要问这一段时间有多长啊?我还真的说不清。我只是感到很长很长,“比很长还要长”。那一段日子使我刻骨铭心;每当我痛苦地回忆起那段苦难的日子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我的大半生都是在那个时候度过的,那些故事好像刚刚才过去;其他的日子几乎都是一闪而过的。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感觉。
  我曾查过县的文史资料,得知最艰难的时间也只有三、四年,那个“刀搁在脖子上的日子”估计也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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