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劫匪——动乱中的童年之一

　　回首往事，当笔尖踏向静静的白纸或手指跃上跳动的键盘的时，我总是感叹时光老人对我的裁决。我就这样的老了吗？那忧郁的青春和艰难而苦涩的中年怎么就像闪电般的过去，而童年却死死地缠住我不放？哦，是了，那是因为童年那些艰辛而惊险的往事深深地崁进了我的心灵里，成了永远抚不平的伤痕。
　　
　　　　　　　　　　　　　　　　　　　　诡异的劫匪
　　　　　　　　　　　　　　　　　　　　 ————动乱中的童年之一
　　这是在抗倭战争中我家遭匪盗抢劫的故事。
　　
　　一、 诡异的劫匪
　　
　　一个初冬的下午，险恶的乌云遮住了太阳，天气阴沉而寒冷。一支黑压压的队伍从大成庄方向像蛆虫般的向我们这里缓慢地爬来。为首一个干瘦的家伙，挑着一面旗子；那旗子并不大，二尺见方，是一块布耷拉在一根竹杆子上的，上面却赫然写着“反共”两个字。他们多数穿着像新鲜大粪那种黄色军装，也有不少着便衣的，就像电视电影里特务土匪穿的那种款式。每个人都有枪，烧火棍和王八盒子都有。一个个贼眉鼠眼，四处张望，活脱脱像陈佩斯演的那种角色。他们悄无声息，不说话，像僵尸在行走。我的妈妈和姑妈在这一帮杂牌军乌龟般的爬走之后，心生疑窦，担忧和恐惧由然而起。土匪（那些穿便衣的必是土匪无疑）怎么和丘八们混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下午他们如此的鬼祟，干什么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的爷爷和叔叔顿感不妙，赶紧躲到离家很远的大姑妈家里去了。
　　这一帮家伙远去之后，我看到妈妈和奶奶好像变得比往常懈怠，做事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像是丢了魂似地。奶奶在编“淮篮”（一种本地特有的篮子，用芦苇篾子编成），她本是编这种篮子的高手，今天却把篮子编走了形状，有点歪斜不对称。“唉，这样的篮子揹得出去吗？”她生气地把篮子扔在一边，又重新开始。小姑也在编篮子，但是没有多大会功夫，就扔下了手中的活，鼓着嘴，呆呆地望着门外。妈妈在为我们缝补着什么，那针总是不时地扎着自己的手，唉，这哪里还像个缝补的好手啊……
　　咦，这是怎么啦？连我的妹妹都感到不对劲了。虽然我和妹妹仍然在帮助奶奶和小姑剥芦苇篾子上的枯皮——这是一个很简单很轻松的活儿，但是，看到她们那样失魂的神情，也传染到了我们的心灵里，我们也不时地停下来，带着疑惑的眼光在她们中间扫来扫去……
　　就这样，我们在惶惶中没能留住乌云背后的太阳，它无奈地带着我们的恐惧和忧虑，渐渐西沉，令人烦闷的黄昏悄悄地降临。我的妈妈、姑姑、奶奶和叔奶奶，个个默不作声，面色凝重，眉宇间透着焦虑。那紧锁着的眉头，诉说着他们的心事重重和喘喘不安。我的妈妈，已看不到她往日的欢笑；小姑也没有了幽默和故事。她们坐在叔奶奶家的门口，一言不发，还不时地长吁短叹。
　　可怕的黑幕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包围了我们这个小墩子，河边的大树已经只见树干不见枝丫。一轮弯月和眨着眼的星星，都躲到乌云的后面去了，那是它们不忍看见将要发生的人间灾难吗？我虽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是四周令人窒息的沉闷和黑暗，使我幼嫩的心有一种钻心的恐怖；感到像是被石头压着一样的沉重；面临死亡一样的忐忑。我顿感四肢无力，再也无心像往常那样玩手影游戏，闷声不响地站在妈妈的身边。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幽幽中，那依稀可见的田埂，没有炊烟的烟囱，收起风帆的风车……看到这些使我感到莫名的惆怅。
　　恐惧和痛苦终于使我忍耐不住，战战兢兢地问妈妈：
　　“妈妈，今天怎么啦？”
　　妈妈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
　　“唉，唉，你不知道，你不懂，……”
　　妈妈欲言又止；看到她忧虑又而无奈的神色，我的心越发的恐慌。后来发生的灾难才使我恍然明白，她不是怕我不懂，而是不想让我知道，怕我被吓着了。然而她心里又很明白，对我来说，一场残酷的惊吓是逃不脱了。但是她又不能对我说，甚至她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将要面临怎样可怕的灾难。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将要蒙受惊悚甚至生命威胁，却无力保护，连诉说都不能。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紧锁的眉头和那简单的话语里告诉我了。然而我那时正如她说的那样，不懂。
　　黑暗又向着我们逼近了一步。我家所在的这个墩子上，我的那几个女长辈一个个呆若木鸡，我定神而又吃力地看见她们象一尊尊雕像或站或坐地定立在黑暗里。四周静悄悄的，她们仍然不说话，在痛苦而又无奈地等着将要发生的却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灾祸。这种可怕的沉静骤然增加了我的恐怖，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好象死神就在身边，我由恐惧变为绝望。
　　墨一样的天幕终于罩向了大地，罩向了我们这个孤独而沉寂的墩子，天已经完全黑透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此时正刮着不大却是阴冷的西北风，这正是一个鬼魅的夜晚啊！妈妈拖着沉重的双腿，带着我和妹妹回到了自家的门口坐着。妈妈仍然一声不吭。我站在她的身边，妹妹站在另一边，好象是在保护我们的妈妈，一副慷慨赴死的架势。
　　突然，我听到一阵奇怪的鼓噪声；象是老鸦叫，又象是狼嚎。此时我感觉到
　　（当然不是看到）叔祖父家的麦田里有隐隐约约的黑影飞快地抄着近路向我们袭来，活象草原上的饿狼扑向羊群一般凶狠。刹那间冲到了我们的晒场上和家门口；他们手里都有枪，我听到了拉枪栓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瑟瑟发抖，牙齿也打着颤。
　　“你们的男人呢？都出来！”其中一个人叫喊着，听口音好象不是本地人。
　　“走亲戚了。”奶奶战兢兢地回答。
　　“耕牛呢？”另一个人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嚎叫着在问。
　　“到亲戚家耕田了。”还是奶奶在应付着。
　　冲上来的有十几个恶鬼。他们点亮了油灯，象是在搜捕男人和寻找耕牛；但是他们却象饿狗似的在我们的屋内乱翻。我听到屋内噼里啪啦的乱响，那是他们把不要的东西乱扔。妹妹被吓得哭了起来，妈妈赶紧把她搂在怀里；同时还小声地叫我不要哭不要怕。我的心口刹那间好像被一双无形的手勒着，感到就要瘫了下来；我赶紧挨在妈妈的身边，紧贴着妈妈的身子，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哭。我的头脑模糊，好像一切都凝固了。
　　在我梦寐一般的抖瑟中，这一波抢劫结束，我的恶梦终于惊醒。强盗们像兔子般的滚了，在黑暗中消失得悄无声息，刹那间四周寂静得可怕；一些值钱的东西和一些稍新的衣服被他们抢走了。
　　我满以为这一场灾难过去了，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正准备雀跃欢呼，还没有来得及跳起来，忽然又听到了那可怕的嚎叫声，第二波又来了。仍然是从叔祖父的那块麦田里斜插了过来；和第一波一样，一边跑着还一边大声的嘶喊着。在黑暗之中，他们用嚎叫为自己壮胆；因为他们是鬼，心里也有鬼，当然就害怕。这一批大概也有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手里有枪，其他的人手里都拿着刀子和棍子。他们什么话也不说，来到屋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发疯似的席卷着东西，抢的都是前一波抢劫之后剩下的被子和衣物。这时，我的奶奶开始大声地哀求和哭喊：
　　“你们行行好，做做好事，留点衣服被子给我们吧！”
　　我的奶奶柔弱无奈而带有渴望的哀哭着，最后绝望地跪在门口，声声的哀求不停。这声声哀求，使我在恐惧中陡增了悲伤，对匪徒们倍加憎恨！
　　但是这并没有够打动他们那已经蒙上深深污垢的良心。他们在跪着的奶奶面前，匆匆地走进走出，从这间屋窜到那间屋，这些凶恶而贪婪的家伙好象根本就没有听见一样，一刻也没有停手。黑暗之中，我虽然看不见他们，但是我感到了他们的冷酷。也没有多久，这一波结束，和第一波一样匆匆地溜了。我想，这一下好了，一定不会再来了。不料，我还没有来得及欢呼，第三波、第四波又风然而至。这几伙人数不多，三、五个或二、三个不等的群伙。他们手中连棍棒都没有，赤手空拳的来抢东西。他们是趁着前两批的余威，在我们还惊魂未定的时候，进行趁火打劫。这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稍值钱一点的已经被抢光了。他们随手把一些不值什么钱的东西拿走；其中有一个家伙拿了一个算盘。在黑暗中我隐隐地看到了这个家伙的身影，他留着一个东洋分头，腋窝里夹着算盘，鬼魅似的在我们面前急速而去。到了这个时候，我已惊魂稍定，似乎也有了一丝亮光（哦，也许是我眼球适应了黑暗的缘故吧）；我这才看到了这些畜生。
　　当最后一批走了之后，我仍然心有余悸，不相信土匪们真的已经遁去，迟迟不敢离开我的妈妈，没有了想欢呼的念头；心仍然悬着，等待着灾难的再一次降临。
　　痛苦而惊憟的等了很久以后，叔祖的那片麦田归于寂静，这一场浩劫终于结束。但是我的心已经灰冷冰凉，悲伤和恐惧像鬼魅似的缠着我，总是挥之不去。
　　这一天的夜晚，妈妈一直守在我们的身边，在肠胃的叽咕抗议声和牙齿的打颤中，苦苦地熬着，彻夜未眠。我和妹妹在妈妈收拢的破棉絮里，抖瑟着勉强进入梦乡。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家左右前后邻居都没有遭劫，平安无事。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确实，我们的家境比邻居们是要好一点。拥有的田地和他们差不多，但是我的爸爸和几个堂叔是小学教师，有额外的收入；我的爷爷和叔叔、姑姑都会做副业；爷爷还是个土木匠。噢，难道这就是令土匪们眼馋的肥肉啊？
　　我的小姑很不服气，我们比邻居并不好多少啊。“就算是这样吧，那个刘伟城家的田比我们几家合起来还要多得多，平时吃香喝辣的；论油水，他家用缸来量，我们只能用小碗来量。土匪难道瞎了眼了吗，怎么不去抢？”小姑鼓着腮帮子，撅着嘴，气呼呼地嚷着。二叔告诉她，人家刘伟城有官府保护，后面有大树呢。再说，人家还有枪，土匪怕死啊。吃柿子当然都捡软的，谁愿意碰硬的呢。
　　但是，二叔的话没有能够说服小姑。难道这批土匪有菩萨附在身上，他们都发了善心，稍穷一点的人家就不抢了？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强盗？一贯爱动脑子耍小聪明的小姑，思来想去，这一次却只能摊开双手，撅起了嘴巴。在那个时候，任凭我的小姑怎样的猴精，也解不开这样的迷。
　　就在那次遭难之后没有几天，大成庄的堂叔婶突然极为兴奋地跑来告诉奶奶，有一批土匪的大小头目在庄子上开会（厉害吧，他们竟然敢公开的开会呢），我们可以乘机诉苦告状，把我们的五爷搬出来吓吓他们，说不定能把我们的东西要回来呢（我的这位堂婶真会开玩笑，鸡被黄鼠狼吃了，到狐狸那儿去告状）。我的奶奶听了什么也没有想，拔腿就往大成庄跑。
　　奶奶在大成庄的街上风风火火，东跑西颠，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司令部”。不管三七二十一，奶奶进门就对一个头头大声的骂道：
　　“我家是傅大秘书的大哥呀，你们瞎了狗眼啦，你们吃了豹子胆啦！”
　　愤怒和悲痛使奶奶在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忍耐不住，大声地哭了起来。
　　机智勇敢的奶奶，把生死置之度外，竟敢在豺狼面前如此地大胆责骂。家里被洗劫一空，活不下去了，为了儿女，老命不要了，她自己也吃了豹子胆了。
　　其中一个头头假惺惺地对奶奶说：
　　“哦，是大秘书的家人吗？那真不应该，真不应该！”
　　另一个说的更好听：
　　“好，好，我去叫他们把东西还给你们！”
　　奶奶回来给我们讲了这件事，我们没有一个相信能够要回来的。就连我也懂得，我们的东西要不回来了。我的二叔还对奶奶说，到了牛嘴里的草是拉拔不出来的。
　　一般的看法是，那个时代的强盗就两大类。一种是生活所逼，打家劫舍的，他们可不分贫富，一篮子整兜的。另一种就是劫富济贫的，是好人，他们绝不会在穷人身上割肉的。那次抢劫我们的土匪，偏偏就不属于这两类。难怪我的小姑在以后的日子里，提到这件事总是要拉下面孔，气鼓鼓地撅起嘴巴不说话。
　　时光无情地趟过70多年，我的小姑以不幸的事情作了古。在前年，我又一次地翻看我叔祖的回忆录，有一段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
　　这位叔祖是我太爷（曾祖父）的第五子，从小乖巧聪明，深得太爷的喜爱，不惜一切（可能还包括反对的）地给他读书读到高级师范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在那个时候的农村，那可是百里难有一个的。后来当官当到县政府的主任秘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不算小了，副县级；也算是个关键人物。
　　我的这位叔祖大人从政以后，没有忘记全家人为他读书所付出的辛劳，仍然保持劳动者清正廉洁的本色不改。在那个时代，官场里也是有潜规则的；叔祖要保持清廉，自然和那些贪腐的官僚格格不入，矛盾重重。就在他调任之前，恰好有人带头，发动一帮人控告县长。也许他平时对这位县长就有很大的怨气，现在既然有人带头，很自然的就卷了进去。
　　最后结果怎么样，叔祖并没有交待，我不得而知；但无疑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在他的回忆录里郑重其事地在好几处着了不少的笔墨。我对他的自述深信不疑；他到台湾后官职也不小，但是他“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从寄回来的照片看，室内装饰和家具并不豪华，很一般；由此推断他所言不虚。老人活到93岁在台湾家中逝世，也算是好人长寿吧。
　　我几番地几乎是咬文嚼字地（他写的不是白话文）看了这段文字；联系前后文甚至全文，在字里行间逐句死抠细琢，想在那里找到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
　　不错，我那叔祖弹劾县长的时间，和那一年我们遭劫的时间正好吻合，发生在同一年里。
　　我这么做并不是无聊。这一年我正好在写关于当年土匪抢劫的文字；小姑也刚刚不幸去世；我同时凑巧又第三次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忽然想起了当年小姑的疑问。于是，我当起了福尔摩斯，想起了叔祖的那一段文字，探个究竟。
　　想那县长是何等的人物，他的上下左右没有一干人马，爬不上这座庙堂的宝座；就算真的被弹劾了，势力也不会消失，绝不会甘心的。略施小计进行一些报复，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那天下午一百多号人马的杂种蛆虫下乡示威，就是他的杰作。土匪作案是成团伙的，但是事先踩点绝不会成群结队的，他们不是傻瓜。那一队人马出来有三个用意。首先是向共产党和老百姓示威，亮明他们的立场，那“反共”二字就已经昭然若揭；其次是告诉小民们，我们是军匪一家，乖乖地把钱财交出来，否则刀枪伺候；最后，掩护一帮土匪进行踩点，找出需要洗劫的对象和进军路线。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位县太爷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伤及皮肉，假借反共示威之名，行威胁、报复之实。
　　我们几家被洗劫一空，连算盘也不能幸免。如果不是爷爷四处求助，我们根本就无法活下去了。可是我们的几个邻居偏偏就毫发无损，就算比我们穷，难道他们连比算盘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么？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唯一说得通的是土匪们是选择性的洗劫，这一次的目的不仅仅是钱财，还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我的先辈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和邻居们总是互相往来相助，从我记事开始，就没有见过他们闹过什么事或者吵过什么架；爸爸和几位堂叔精心地教书育人，从不参与任何纠纷。说我们是共产党或者是通共产党，那就更不靠谱了。如果是那样，全家早就逃走了或者被杀头了。那么，到底是谁得罪了这些土匪呢？即使我的爷爷叔叔和小姑想到了五叔祖身上，也不可能想到五叔祖怎么会把土匪给引来的，甚至五叔祖本人也未必会想到。说老实话，我也只是看到现实社会里的黑帮和官府勾结，对老百姓欺凌压榨和打击报复，看到那些强迁强拆，才联想到五叔祖的那个弹劾事件，由此才想到我们那次遭遇浩劫的原因。叔祖的弹劾和我们被抢劫在时间上如此的吻合，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联系到大队人马的威胁和定点的而又如此残酷的洗劫，那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奶奶那次勇闯大成庄的匪巢，大骂匪首，也许她那时就已经知道其中的诡异了，只不过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罢了；而匪首的那两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我们成了政治斗争和官场厮杀的牺牲品，遭受了惨烈的城鱼之灾。在那个时代，也绝不是我们几家；也许就在那天晚上，很可能就有好几家。因为，弹劾这位县长大人的有一帮人呢，我的叔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从犯”而已。
　　二、突降的灾祸
　　
　　老天爷是不会特别开恩的；在那个时代，亩产就那么一点点，那十几亩田地的收获，本来就只能勉强填肚子，这一下食不果腹了。吃杂粮，喝稀饭，瓜菜（包括野菜）代，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尝尽了这些黄莲味儿。饭后不多久，我的肚子就开始闹革命，叽里咕噜抗议声不绝。我想维稳，可是最起码的维稳资源都没有——没有可以安慰的哪怕是一点点可吃的东西。
　　我和妹妹心不在焉地做着简单的游戏，用芦苇杆做一些最原始的玩具，以此来转移肚子里那些刁民们的视线。干着重活汗流如注的爷爷和二叔，手脚不停还要挑灯夜战做着副业的奶奶、妈妈和小姑，就只有强忍的份儿了。
　　就是这样的精神，一年下来，凭着爷爷、叔叔的辛勤耕作；我的爸爸教书的微薄收入；奶奶、妈妈、姑姑的精打细算、勤劳持家；再加上全家都勒紧了裤带；我们把最起码的生活用品和口粮挣了回来，过上了相对平静的日子。
　　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踮起脚尖攀上高一点的好日子，土匪们还是饶不过我们。大概只有一年或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灾难又一次地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一个初冬或者初春的日子。同样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晚饭后，点上油灯，我们谈论着白天听到的消息。乱世谣言多；什么高墩有一队小鬼子出来扫荡被八路军包了饺子啦；鬼子、“和平军”马上要杀到我们这里啦；八路军的十纵队马上就要拿高墩啦……大概是听到的太多太离奇，猜测和议论的结果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听得我们的耳朵都起了茧子，我们都麻木了，只是把这些好消息当着安慰剂；也不把坏消息当做可怕的威胁。妈妈还是和往常一样，一边和我们谈论，一边洗碗刷锅；我和妹妹在昏暗的灯光下谈笑，做着手影的游戏，小姑有时也参加进来。这是一个亟为平常的夜晚，也是我和妹妹玩得快乐的一个夜晚。
　　和上次截然不同，这次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尽管我们总是绷紧了神经，竖起了耳朵，事先也没有发现任何预兆，一批土匪突然从正路冲到了我们的晒场边上，一字排开。他们不是杂牌军，穿军装戴军帽，一个个荷枪实弹，相当整齐。奶奶小声地向大家发出警报：“和平军！”（伪军的自称）刹那间，只听得“哗啦哗啦”的声音，子弹都上了堂。显然他们怕有人反抗；大概没有事先“踩点”，情况不明，做贼心虚的缘故吧。在确认无人反抗之后，一个个便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为首的一个凶神恶煞地大声喊道：
　　“把牛交出来！”
　　也许是那第一次惊吓的磨练；也许是坏消息听得太多；这一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地失魂和惊恐。但是，我还是和妹妹躲在了妈妈的身后面。
　　他们在屋子前后像狗探路似地到处嗅闻，又像狐狸抓鸡那样的不放过每一个角落，最后当然没有找到牛。因为牛在天黑以前就藏到屋后面的芦苇沟里去了。原来，虽然这次是突然遇匪，但平常的防备是绝不松懈马虎的。在那个贫困而动乱的年代里，人们最怕的就是失去耕牛，因为耕牛是全家吃饭生存的命根子。所以，爷爷和叔叔不到天黑就把牛牵到离家较远的芦苇沟里藏了起来，不管土匪们来与不来都这样做，以防万一。
　　抓到牛就抓住了你的命门，到时候你就必须拿钱去赎。否则他们就贱卖或者宰了吃。
　　土匪们找不到耕牛很不甘心。一个个气急败坏，在黑暗之中，他们气得跺脚挥拳，像锅边上的蚂蚁，走过来串过去的暴躁不安。一会儿，为首的那一个家伙恶狠狠地大声地威胁道：
　　“没有牛？没有牛就烧房子！”
　　随着这一声嚎叫，众匪徒一个个像饿狼似的扑向草堆，他们抱起草捆，凶煞煞地进入堂屋。然后在“点火，点火”和“烧，烧”的鼓噪声中，划着了火柴。
　　这是土匪们惯用的伎俩，也是极为狠毒的一招。没有了房子，和失去耕牛一样是没法生存的。我的爷爷看着土匪们手中摇晃着的火柴和那一根根随时会触向草捆的火苗，刹那间只恨得咬牙切齿，万箭穿心般的疼痛；再看看身边那些凶恶的面孔和子弹上了膛的烧火棍，知道是抗不过也是躲不了的。那只有蚕豆瓣般大小的火苗，一旦触向草捆，顷刻间塌天的大祸就会临头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些火苗即将碰到草捆的时候，性格刚烈的爷爷噗通一声跪了下来(这一跪是为了包括我在内的子孙啊)，哀求他们不要点火。
　　“不烧？不烧也行，拿钱来！”他们最后终于露出了獠牙；得意地呲笑着，轻轻地吹灭了火种。当然不是真的要烧房子，目的是要钱；如果真的烧了房子，钱也要不到了
　　我的爷爷咬着牙齿强忍着愤怒，无奈地把家里每一个人的口袋淘个干净，把钱凑起来交给匪首。
　　“就这么一点？亏你拿得出手！”为首那个家伙冷冷地说道，“你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吧，分到我们每个人手里连喝二两酒都不够！”
　　确实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们花天酒地的。爷爷顽强地站在一旁，冷着一个冰凉的面孔，咬着牙在一旁忍着不说一句话——当然，在黑暗之中，匪徒们是看不见的。这时，奶奶战战巍巍地哀求说：
　　“先生，我们实在没有钱呀，求求你们饶了我们吧！”
　　哀求是没有用的。要不然，他们就不是土匪了。最后，他们把一直躲在屋里的二叔捆绑了起来，用枪抵着他的后背，那个家伙转过头来对爷爷狠狠地说道：
　　“三天以后拿钱来赎人，记住了，就三天！要不然，哼！”
　　土匪们招招凶狠，这一招最毒，也最要命。中了这一招，唯一的解药就是钱。我的爷爷平时脾气极坏，性子直爽刚烈，从不轻易地饶了谁。但是这一次，他只能咬碎牙齿吞到肚里，因为匪徒们有枪啊。儿子落入土匪手里，凶吉难料，土匪们走了以后，奶奶放声地嚎啕大哭。
　　我的爷爷为了赎回二叔，到好几个亲戚和朋友那里东挪西借的弄了一笔钱，土匪们才勉强把人放了。
　　这帮土匪和第一次的不同，不是本地惯匪，正如奶奶所预料的，是地道的“和平军”。他们不抢东西，专门敲诈勒索，和现在的黑帮差不多。不过，他们不像现在的匪徒要价那么高，不轻易撕票（我还没有听说过）；也不绑架妇女和儿童。因为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儿童脆弱易死，妇女不值钱，达不到勒索钱财的目的。因为，他们毕竟是要钱不是要人命的。可见，他们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
　　从此以后，爷爷和二叔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即刻溜之大吉。即使在大白天，一根玄总是紧绷着。全家人那根警惕的神经，它的敏感度达到惊人的程度。马路上有三五个人成群地走过来，也成为八公山上的草，爷爷和叔叔都要躲起来。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要活下去，再也经不起那样的劫洗，承受不了像这次的勒索。
　　
　　三、惧匪惊梦
　　
　　那个时代啊，老百姓就像漂浮在水田里的没娘鱼，生命财产任由强者吞食，没有人来保护我们。第一次的伤疤还在痛，才一年多点时间，强盗又从我们的背后砍了一刀。刀枪剑戟强者为王的乱世里，难得的短暂平静，被那些食肉者搅得波澜迭起。自从二叔突然被绑事件以后，我们全家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那些灾星什么时候会突然再一次地降临。到了天黑以后，一个个忧心忡忡，不再谈天说地，说张三道李四，更不提那些道听途说的可怕消息。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苦支撑。然后，爷爷、奶奶和妈妈，都是倚墙躺着，半醒半睡，要支撑很久以后才能入梦；那分明是听天由命地迎接灾难啊。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我那时虽然年幼，因为屡屡身受土匪的侵害，也懂得对生存的忧虑；到了夜晚后的恐怖就更甚。每天天还没有黑，我就没精打采地呆在家里不敢出去。吃过晚饭，我和妹妹就躲到里间去，或者紧跟着妈妈形影不离。在一段时间里，爷爷和叔叔整天愁眉苦脸，神情沮丧。我看到他们总是板着脸，好象是在和谁赌气；妈妈和小姑她们愁云满面，好象有难言的心事。哦，那真是水深火热的日子啊。
　　如此地度日如年，总不是办法呀。
　　不知在哪一天（就是在那两次灾难之后），在堂屋的中央，好端端的平地被爷爷和叔叔挖了一个大坑，像张开一个大口要吃人似的，叫我看了很不是味道，还担心会被他拌一跤。临睡前爷爷和叔叔就把山墙外的碓（音同“对”。是旧时捣米的装置，早已不用）抬了进来，碓的头抵在坑里，碓的尾部抵住门闩。这样的举措，一般的人赤手空拳甚至用大木棍撞也是撞不开的。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拿枪的强盗啊，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这样抵着有用吗？
　　“妈妈，挡得住强盗吗？”我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很忧心地问妈妈。
　　“唉，唉，……”妈妈没有肯定地回答，但是从她那锁着的眉头就可以看出，她大概也不相信有用。
　　“强盗要是放火怎么办啊？”童言无忌，我非常放肆的但是又是很认真地再一次发问。
　　“快嘴！不准乱说！”奶奶冷下面孔，狠狠地训斥了我一句。
　　我道出了他们心中的担忧，只是他们不愿说出口而已。你不说，强盗就不放火了么？何况强盗们手里还有枪，他们有什么门撞不开啊。除非你自己也有枪，那才有用。挡一挡两三个流寇还是管用的；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最大的作用是我们可以借此壮胆自慰。因为从此以后，爷爷他们就可以用阿Q式的听天由命地睡觉了。
　　两次匪劫给我心灵上的创伤是严重的。用碓抵门并没有减少我的忧虑和恐惧。残酷的现实使我早早地懂得了人世间的苦难。
　　有一天，天很黑，又是伸手不见五指，刮着不大的西北风。啊，多么像那个可怕的夜晚呀。我心中很闷，担心“和平军”突然出现在晒场边；但是我还是带着焦虑和惴惴不安的心入睡了，进入了深渊般的梦乡。
　　突然，我听到了一群人的鼓噪声，“哈——嗬——嗨”地嘶喊着；像是魔鬼在叫，又像是嚎丧，而且好象有很多人在声嘶力竭地喊。“不得了啦，强盗又来啦，不得了啦！”我心里一阵惊憟，缩卷着身子，但是我并没有惊醒。接着我又听到“吭哟——嗨——嗵”的声音。不好了！这是撞门的声音，强盗敲撞我们用碓抵着的门了！我一直担心和惧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身子开始颤憟。
　　“姑姑，不好了，强盗撞我家的门了！”我终于惊醒了，那一天我是睡在三姑妈身边的。三姑妈一直陪伴着妈妈把我从婴儿抚养成幼儿，她很宠爱我，我也很爱她。这一天我总是感到恐惧，就要求和三姑妈睡在一起
　　“没有，没有强盗，强盗没有来，不怕，不怕，睡觉。”三姑妈搂着我，轻拍着我的身子，安慰地说。
　　怎么没有强盗？我明明听到有一帮人还在门外叫喊，而且就在姑妈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声音呢，姑妈为什么要骗我啊。我在眯眯糊糊中抑制着恐惧继续睡觉。可那些声音却一直没有停；不一会，那声音像鬼哭狼嚎般的又爆炸了起来，接着又听到雷鸣般的撞门声音。我恍恍惚惚，却胆战心惊，又战兢兢地大声喊了起来：
　　“强盗来了！撞门了！撞门了！”
　　姑妈还是“没有，没有，不怕，不怕。”地安慰着我，把我搂得更紧。就这样，折腾了几次，我终于彻底地醒了。我坐了起来，侧耳细听，那声音没有了；似乎还从窗户透进了一点亮光。土匪到底来了没有呢？我仍然在怀疑，然后带着疑虑和恐惧又进入了迷茫的梦乡。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因为我还认为强盗来了。阳光艰难地透过狭小而简陋的窗户泻了进来，我很快地穿好了衣服，和姑妈一起来到客厅里，看到那碓仍然静静地抵在那里，像一个雄壮而又尽职的卫士守卫着大门。
　　“强盗真的没来吗？”我疑疑惑惑，还是不肯相信。
　　“真的没来，你是在做梦啊，冬冬。”姑妈很严肃认真地说。
　　真的是在做梦吗？我常常做梦哩，怎么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啊?怎么那么不容易醒啊？
　　
　　直到大约1943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来了，才把盗匪的气焰压了下去（所以，他们咬着牙齿在那破旗子上写着“反共”两个字，可见他们的切肤之恨），又与“和平军”们展开拉锯战。我家靠近交通要道（那只是宽一点的大道而已）的路口，这拉锯战可把我们拉苦了；要知我那时是怎么活下来的，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且等我以后慢慢地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