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选择》序言——生命的强音第一章 《童年》

　　生命的强音
　　《含泪的选择》序
　　盛季才
　　
　　本书作者曹钟菊是我的三妹，我是她大哥。正像书中所说，作者出生第二天就被送人。当时我在崇明县立中学（今崇明中学）读书，寄宿生，不在家。还没有见这位三妹妹什么模样就被曹家抱走了。第二年我参加革命工作离开了家。第三年投考了空军航空学校（今空军飞行学院），远走他乡。对这个妹妹童年时期的印象只剩两件事，一是她养父告诉我，在三妹两三岁的时候，我曾背她在两个家庭间走动，对此，似乎有其事，但印象不深。第二件事倒是印象深的，她来后对盛家人很陌生，躲着走。对亲生父母是不叫的。此情此景曹家父母看在眼里乐在心中。我虽年少，但已懂得这个妹妹绝顶聪明，她失去了亲生父母的抚爱，认定了养父母的亲情。必将厚报。
　　我和三妹从共同生活角度讲，称得上兄妹关系的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转业回沪。此时的三妹，在启东办养鸡场，她出差到上海顺便来看我，兄妹之间几乎称得上初次见面，奇怪的是有点陌生的妹妹和我一见如故，分外亲热，这大概是人们常说的血缘亲情吧。因工作需要，有时住我家，第二天天蒙蒙亮她便要出门赶路，太早无公交车，我用自行车驮她去长途汽车站，街上静悄悄，有一次她突如其来冒了一句：养父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语调平缓，声音很轻，但听得出来有点颤抖。显然这不是一句普通家常话，是表达了压在内心深处久远的痛，而且仅是冰山一角。这个微弱的声音，对我来说如闻惊雷。我惊叹平时从家里听到的，与眼前情景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作者对于生活，对于事业充满激情，像一堆燃烧的山火，生生不灭。她有坚强的意志和自控能力，能把深深的痛苦埋在深深的心底。当时机成熟，条件具备，这种痛苦的情愫会像山洪爆发，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作者宣泄的方法选择了写作。
　　三妹对我多次说过，她从没有写文章发表的打算，更无出书的奢望。她是南通市，甚至是江苏省小有名气的养鸡状元，头上曾经有许多光环：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劳动模范、南通市劳动模范、南通市人大代表、启东市人大代表等等；她用获得的大奖自费上了大学，在江苏农学院专攻家禽养殖。她有自知之明：养鸡是能手，写作不在行。2009年她们68届高中毕业班同学聚会，四十一年没有见面，大家异常兴奋，各自介绍分别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出乎意料的是，当曹钟菊讲述她心酸曲折遭遇时，同学们惊呆了，有的女同学竟激动得热泪盈眶，散会了，许多同学要她写出来用电子邮件发给他（她）们。于是作者开始写文章，她一篇篇的写，又一篇篇的发给我，要我发表意见。我发点评论，提点意见和建议，略作修改后发回，每篇她都会认真的改。尽管我水平不高。她试着在网上发了几篇，引起热议，她的苦难，她的成功，感动了许多网友。一位名叫墨燃的网友发来的点评具有代表性：“读了大姐的原创日志，好感动，真的受益匪浅，感慨多多，大姐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又是幸运的一生，也是智慧的一生，辉煌的一生，成功的一生”。网友顽石化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全书作了系统的，精彩的长篇评述，感人至深。于是，热心的同学劝她出书。她又拿这个话题和我商量。
　　文学作品出书，我没有做过，不知何从下手，找朋友请教。在一位老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上海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中心资深编辑张斤夫先生。张先生热情好客，豪爽善解人意。初次见面，一杯热茶，一句“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他同意接收作者的稿子，收稿后，像老师为学生批改作文那样逐章逐节为作者改稿，传授文学创作基础知识，指点迷津。张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东海舰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后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曾经长期在巴金先生主编的《上海文学》当编辑，发现和推出许多文学新人。有了张先生这样名作家的指点，三妹的写作就像有了主心骨，信心大增。
　　《含泪的选择》虽然是三妹的处女作，甚至称得上是习作，但值得每个读者细读，从中得出许多教益。她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像一座大矿藏，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字里行间，响彻着生命的强音！她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又有强烈的写作冲动。她告诉我，有些章节她是一边哭一边写的，泪流满面，有时竟一个人哭出声来。手不听使唤，只好停下来镇定情绪后再写。因此她写的东西有爆发力，十分感人。写人示景栩栩如生，传情达意入木三分。文字也通顺流畅，有朴素之美。经张先生指点，她的艺术才能不断被焕发出来，作品锦上添花，堪登大雅之堂！
　　作者写的是她自己，又不仅仅是自己，它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影子。《出身好的人才能养鸡吗？》有着深深的文革烙印。作者拼死拼活把生产队频临倒闭的养鸡场办得红红火火，到分红的时候却被赶走，理由只有一个：好处不能分给“黑五类”。作者养父是生意人，没有划进“黑五类”，亲生父母家成分高，但她只呆了一天，与她毫不相干。《天上掉下个新郎》就是“黑五类”延伸出的人生悲喜剧。《孵化厂厂长》把倪季辉、郁省东两位厂长，描绘得活龙活现。把本来平常的事，写得很有看头，有深刻的内涵。倪郁两位本来是作者得力属下，对企业勤勤恳恳忠心不二，后来因为发财心切，准备自己干，提出辞职，作者作为董事长，成人之美，二话不说，发了一笔厚重奖金，破例设宴款待，席后亲自开车送回家。当他们创业失败后，三妹一不讥笑，二不旁观，而是伸手相帮，其人品跃然纸上。
　　我的序言应该结束了，说两句题外话。邓小平同志说过，应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者就是那种货真价实靠诚实劳动至富的人，理所当然获得荣誉受到社会尊敬。作者对社会对公益慷慨解囊，对亲人对朋友尽心尽力，自己生活却十分简朴，常年一荤一素一只汤。大年三十加两个菜，与留场职工吃团圆饭，不是不舍得钱，而是高素质企业家的一种本能体现。三妹夫陆企良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专业和国营企业正式职工身份，投身养鸡行业。几十年两人密切配合，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之路。若问他（她）们一生最成功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是把儿子郭磊（天天），女儿曹回（笑回）双双培养成了优秀人才，当年成绩优异，如今事业有成。愿三妹和妹夫晚年生活健康、快乐、阖家幸福！这算是我的龙年祝词吧。
　　当然这个祝福也属于每一位读者。
　　2012.年一月
　　一童年
　　1947年隆冬，盛邦英的太太又要生孩子了，上上下下高高兴兴地忙开了。旧社会里产妇分娩是要担风险的，老一代人都说生孩子是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
　　到了农历12月21日中午，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盛家的第五个孩子（女孩排在第三）出生了。女婴的祖父盛和瑞经商，兼营土地，富甲一方，家里雇着长工、短工和帮佣，在当地有点名气。后来由于局势动荡、家庭变故，到女婴父亲这一辈，家产已大为缩水，但抚养五个孩子仍然绰绰有余。可是，盛太太刚生下孩子，突然晕了过去。经过大家一阵忙乱后，太太才清醒过来。
　　宅上的嫂嫂过来，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白啊！西宅上请来一个算命先生，叫他过来给这个孩子排排八字。”老先生掐着手指算了一下说：“这个孩子全身霜白，要克父母的，最好把她送人了。”回想起刚才的一场惊慌，大家深信不疑，这孩子是祸，于是决定快送人。
　　消息一传出去，要领养的人家很多，经过筛选，最后选定曹家。曹家虽然不如盛家，但几年前倒是浜镇街上的大户人家，就因为养祖父曹在明去江西做生意被小人暗算丢了一船货物，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元。曹在明气急身亡，家道败落下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算青瓦白墙的殷实之家，再看看这个养母特善良。既然留在家里要克父母，那就挑个好人家送了吧！
　　这个盛家的三小姐就是我，在家呆了一个晚上，盛家像摸到了一只烫手的山芋，连名字都来不及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送给了曹家。
　　养母抱着我像傻子得宝似地到处找人取名字。宅上的人说：“她曹家的三个堂哥叫永昌、永生、永新，她盛家的二个姐姐叫秀芳、桃芳，三小姐就叫永芳吧。”
　　我在曹家的头几年非常得宠，父母对我如同己出，吃的穿的都是宅上最好的。当时刚时兴毛线衣，父母就花大钱托人从上海买回毛线，请能手织了一件人见人爱的时髦大衣，我总是穿得像花一样鲜艳。我的堂哥们一直叫我花花，直到我很大了还这么叫。
　　然而好景不长。养父为了挣更多的钱，辞了崇明的工作到上海去发展。他是曹在明的小儿子，生得清秀伶俐，能歌善舞，吹吹打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从小包围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个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到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更加得意忘形，吃喝嫖赌五毒齐全。他把家忘得一干二净，在上海乐不思蜀。我和养母在家饥寒交迫。我这个本应享受锦衣玉食的盛家三小姐，降到曹家的养女，居然到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地步。
　　我三岁那年，父亲带了个女人回来。母亲跟他大吵了一架，他走了，一去一年多。当他再回来时，不再是母亲跟他吵了，而是他大打出手（有些事是长大后听大人说，可这次却是我自己的记忆）
　　家里熬着苦日子。母亲心疼我，养了几只鸡，下了蛋全留给我吃。我能吃到的好东西，大概就是鸡蛋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太阳照着我吃飯的小桌子，母亲还在忙碌着，我正用鸡蛋羹绊着玉米饭，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气势汹汹地冲进家门，给母亲二个耳光，母亲跳起来跟他抵抗。我吓得哇地大哭。父亲一脚把小桌子踢翻，我的鸡蛋羹、我的饭全掀翻在地。我大声哭喊着：“我的蛋蛋，我的蛋蛋。”母亲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生怕我吓着，其实父亲是不会打我的。母亲抱着我，任凭父亲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背上、头上、脸上。父亲拳打脚踢，打累了开始摔东西，然后用一只布袋把家里的一坛银元背着走了。
　　从此，父亲就三天二头来家里打一次，家里本来缺吃少穿的，现在更是鸡犬不宁。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外弄了个女人生了孩子，要把她们领回家，母亲不同意，所以常打架。
　　我亲生的盛家，家里一大群的孩子，孩子又小，母亲身体有病，生活十分困难，早不保夕。我大哥早些时候就离开了家，参加革命了，后来在南通地委干校学习期间考取了空军航校，投身创建人民空军的行列。他为了不让家人挨饿，省下来的津贴、薪金按月寄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家里就靠大哥的津贴，再种种地皮，因为缺乏劳动力，庄家也长得不好，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更管不了我。我比家里的孩子好一点，毕竟我母亲就管我一个。
　　母亲种一点田，再纺纺纱，但母亲不太会这些细活，所以也挣不到多少钱。母亲再帮人家串串锭。常常实在揭不开锅了就去借。借啊借的，到田里的庄稼收上来了，东家一还，西家一还，就所剩无几，过不了多久又要去借了。有时母亲就在家里找一些铜器出去卖卖，父亲知道了又是大打一通，但被打总比挨饿好，母亲还是偷偷地去卖。父亲就翻箱倒柜把一些金啊、铜啊、玉器都拿走。
　　一天，堂嫂过来告诉母亲说：“小伯在外面生的这个孩子死了，那个女人跟别人搭上了。”母亲听了很高兴，心想可以熬出头了。过了一些日子，父亲居然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一些布匹回来，说在浜镇摆摊卖洋布。于是母亲和父亲天天早晨上街卖布，日子总算平静了下来。
　　我八岁那年，母亲生了个小妹妹，以后就不出去卖布了。父亲又跟几个朋友开起了纱联运，他们在上海、崇明开了几家分店。父亲好像特忙不常回来，偶然回来一次，又旧病复发，要离婚。家又不像家了，倒像个战场、杀场，能摔的东西全是缺胳膊少腿的。
　　我九岁时，已经知道家里的一些情况了。妹妹还小，也经历着家里的风暴。尽管她是我父亲亲生的，利令智昏的父亲这时根本不负责任。这次比前一次更为严峻，因为我的祖母、姑妈都站到了我父亲这一边。原因那个女人是大品章的女儿，是个老姑娘，家里很有钱，于是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我母亲。
　　我的祖母是个特能干的人，天天骂海骂。而我母亲是那种单纯、善良的人，哪里是我祖母的对手？他们提出把我还给盛家，还要赶我母亲带着我妹妹到外面租房子住。我母亲坚决不答应。她好人发火说：“永芳，我要饭也要把她带大。住房不让，婚也不离！你们娶小老婆我管不了，十个八个尽管娶，住哪里是你们的事，我不让的！”。
　　进入初级社后，全部收入就靠母亲在队里挣的工分。而母亲又受到族中的歧视，加上她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全年挣的工分总比别人少。
　　家里能卖的东西被父亲搜查光了。而当时，生活艰难的人家很普遍，连借也难啊！家里常常无米下锅。我大一点还可以，我妹妹瘦得皮包骨。
　　有一天我家已经一天吃草头了，母亲去生产队里偷了几只山芋。那时，到集体的田地偷几只山芋、玉米棒子、高粱等的人很多，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因为大家实在太饿了。
　　可是，我母亲偷了就不行。我祖母和堂份里的人都去揭发我母亲。山芋刚煮熟，顾祥林队长就来查了。好在我外婆在我家。我外婆就说是她送给二个外孙女吃的。队长又没有别的证据，也就罢了，母亲却吓得不轻。
　　我已经能理解母亲的难处，小小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外婆提议，让我母亲帮人家卖冥票。于是母亲每天晚上领回一大堆冥票，我和母亲用关草把它一刀一刀分扎。第二天母亲拿到街上去卖，换一点钱填填肚子。可是，一直不回家的父亲回来了说：“卖冥票，坍我的台。”不准母亲再弄这些迷信的东西，答应以后给家里一定的生活费，我的学费也全由父亲出。可是当母亲真去要时，父亲3块2块像挤牙膏似的给，怎能解决家里日常开销呢？
　　我已经10岁了。看着母亲的难处，很想为家里分担一点。我能做什么呢？母亲又能做什么呢？小小的脑子里充满了生活的压力。我看着冥票，想想这冥票也太简单了。母亲到别人那里领，抛头露面去卖，父亲不允许。那我们自己做了，可以发给别人去卖。
　　我拿了一条肥皂用刀子照着别人的样子刻出了第一块冥票的版子，放学回家时买了红粉，晚上就跟母亲制作冥票，第二天发给别人。我家的经济一下子活起来了。肥皂做的版子只能用一次，我就尝试用坚硬的木块刻，可我手劲小刻不动。就到树龄小的树上砍嫩树干，刻在树木上的版子用的时间长多了。但是用嫩树干刻的版子，也很容易变形，所以用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
　　有时定的人多，就做到深更半夜，母亲心疼我，想退了一些户头，我坚决不同意。然而我毕竟小，做着做着做就睡着了，但只要母亲一扶我（扶我去睡觉），我马上醒来又干起来了。
　　到了夏天，我就和宅上的大姐姐、大哥哥去捉螃蜞。他们都很喜欢带我一起去，因为我能五音不全地唱唱歌，还能七拼八凑地讲一些故事。这样在寂寞的海滩上也算是一种娱乐！
　　我们唱着、喊着一路来到海滩。天一黑螃蜞就出来了，我们这群孩子就开始围追堵击。有时一个晚上一个人能捉到20～30斤。那时一个议价馒头1角钱，一斤螃蜞是5分，我们捉一个晚上就能买到十几个馒头。我人小拿不动，大姐姐、大哥哥就帮我拿。有时实在太多了，大家就循环搬。他们自己都拿不动了，可是从来不让我拉下的。曹菊兰还告诫大家，永芳小，大家一定要让她走在前面。
　　我母亲总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要他们带好我。一般走到半路，大人夜工收工了，就来接我们这群孩子。这时我们不用背重物，又开始大唱大喊，一路欢歌笑语。
　　我第二天还要上学，捉到的螃蜞就由我妈去卖。学校里布置的作业，我从来不做，放学回家书包放在那里到第二天上学再去动它。因此，我一直背不出课文，默不出生字，除了数学能考个前三名，语文总是六七十分，学校的老师也不看好我，只有数学老师——倪思益对我好一点。
　　暑假里，我们到河里去摸小鱼，一个上午也能摸到20来斤，中午去卖，1角钱一斤。别人都是自己去卖，我妈心疼我，总是让我在家休息，由她去卖，因为下午我们还要去拾柴。到了秋天，我们又有新的活计了。这时丝草仔成熟了，我们就去拉丝草籽。有时生产队不出工，我们就跟着大人一起去拉丝草籽。
　　我们用一段小木头做成耙子，一尺长、1寸厚、2寸宽，上面钉了几十只2寸长的钉子。然后一只手拿着小簸箕，另一只手拿耙子在密密层层的丝草上耙啊耙，让丝草籽掉到簸箕里，积少成多。但我们都是爱玩的小顽皮，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黄岸上去玩。
　　在学校是边缘生的我，这时却成了大家的核心。一个秋天，我们也不过弄到30～40斤的丝草仔。可是磨成粉，做成团子却很好吃。到了这时侯，我们有点后悔，太贪玩了。为什么不多粑点呢？海滩上有的是丝草籽。大人们骂我们是小懒虫，而我妈从来不说我。
　　这时我家开始有一些存款。我又提议买了几只种兔，开始养兔子。但第一次买被人骗了，买来的全是公兔。母亲第一次骂了我，说我做事自作主张，自己这么小能一个人去买吗？但养兔我是铁了心的，这是多好的一个挣钱机会，不能放弃，第二次我又买了几只兔子。一个月后产出了几十只群的小兔子，我的那些小伙伴都来看了。几个月下来，繁殖了一大群的兔子，原有的笼子放不下了，我妈就拿去卖，一下子卖了十几块钱，我祖母也开始接受我这个养孙女了。宅上的这些小伙伴也都开始养兔子，我们又成了一群挑羊草的小战士。
　　六年级，我十五岁，妹妹八岁了。我的家人和亲戚，原先认为我妹妹幼稚，渐渐发觉她的智商有点问题。我姑妈跟我父亲说：“要么靠侄子，要么把永芳培养好。”父亲犹疑不决，侄子中大的已看出来了，与我父亲合不来，小的不识字，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民。父亲有点文化，认为自己当年能考上去的，就是我祖母不同意他继续读书，才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父亲虽然对家庭不太负责，但对女儿的读书是非常负责的，因为他的潜意思里是重视文化知识的。他说：“只要永芳能考上去，我一定要供她的，她考到哪个程度，我就供到那个程度。”他说到做到，叫母亲把兔子卖了，还叮嘱小伙伴们不要叫我跟他们出去，影响我的学习。
　　我终于有了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不再为了生计而不做家庭作业。只有在星期天和假期，小伙伴们想我了才找我跟他们偶然玩几次。但是前面拉下的功课太多，得急起直追。语文肯定不行，好在那时语文成绩以作文为主，而我虽然文字基础很差，由于我经历得多，写作文没问题，一篇作文《月光下的母亲》，老师还把它当范文贴了出来。
　　上初中后，我的身体特好，长跑、短跑、篮球、铅球、垫上运动以及游泳都是班级里的尖子，体育委员非我莫属，全校体育委员就我一个女生。我的童年虽然很苦，却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