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国焘剪除异己 白雀园冤魂遍野（2）

　　张国焘立即命令对李荣桂的口供进行严格保密，严禁任何人接近李桂荣，并要保卫总局加强监护这个重要的“活口”证人，防止其外逃或自杀。
　　事有凑巧，红军总医院的投毒案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为复杂，对张国焘要借刀杀人更有利的事情。
　　南京国民党特务头子、时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曾扩情，与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曾扩情阴谋挑唆离间鄂豫皖苏区高级领导的关系，经过蒋介石特许，写了一封精心编撰的劝降信给许继慎，指派两个心腹特工潜到英山县城去找许继慎。这两个特务来到英山红军驻地，有意公开对站岗的红军战士说，我们是中央军校政治部的人，从汉口来的。我们曾扩情主任是你们许师长的旧交，他给你们许师长写了一封信，我们是送信的。
　　红军战士把两个特务被带到许继慎面前，许继慎看了曾扩情的亲笔信后，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许继慎下令将其两人逮捕，然后把信交给师政委庞永俊。庞永俊看了信后，肯定地说“这是敌人的离间计！”并问许继慎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
　　许继慎心底无私，未多思索，立刻说：“马上把他们两人和这封信件，一起都押到军部去，由军部处理。”
　　两名特务和曾扩情的这封策反信被送押到红四军军部后，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和军长徐向前非常重视，两人亲自主持审讯后，都认为这是蒋介石和曾扩情玩弄的离间计。
　　要是在以前，要么大度地把这两人放回去，以表轻蔑；要么把两人杀掉，以表愤怒。但现在中央有全权代表在，曾中生和徐向前都不敢擅自处理，只能派警卫排将其二人押往中共鄂豫皖分局，把人和信交给张国焘。
　　曾中生亲自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特意例举了许继慎忠于革命的一贯表现。他明确写道：“继慎决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明显是曾扩情玩弄的毒辣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革命事业。”
　　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和事实，就是一般人也能看出来是国民党并不怎么高明的阴谋诡计。然而，这却成了张国焘剪除异己的口实与证据。张国焘如获至宝，有了这件事，再加上李荣桂的“口供”，已经可以有理有据地实施自己萌生已久的阴谋了。
　　张国焘亲自主审这两个人，为堵人口，特意要曾中生、陈昌浩等人到场听审。
　　陈昌浩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对张国焘言听计从，是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干将。
　　审讯中，这两个特务承认这次潜来苏区，是奉曾扩情之命运动许继慎倒戈，并一再分辩说：“曾主任派我们前来，只是送信，了解一下许继慎的意向，没别的任务。”
　　张国焘却表示不相信，突然命令用刑！
　　早已安排好的行刑人员，立即从火盆里抄起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要按在一个特务身上。
　　通红的烙铁横在胸前，在一瞬间，一个特务作出了迅速的抉择。他明白，对方的不相信事实，未加深问便要动刑，其实是一种暗示。如不顺着审讯人想得到的口供说，就会受到酷刑。于是，他试探着说：“许继慎他们本来就是改组派的人，曾扩情派我们来就是联络他的。要他把红军部队带到长江边举行暴动，归顺国军。”
　　这与李荣桂胡乱招供的“改组派有一个军事委员会，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九人为委员，许为主席。密谋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于九月十五日举行反叛，投国民党。”的供词正好吻合。
　　张国焘暗喜，而在场的曾中生却万分震惊，不敢相信。
　　张国焘继续追问：“除了许继慎，还有什么人？”
　　这人不得不把谎言编下去：“还有十一师的周师长，还有十二师的肖副师长。”
　　“这些改组派的人，谁是头？”
　　“许继慎是第一，周维炯师长是第二、肖副师长是第三。”
　　就这样，张国焘得到了第一手“证据”。
　　为了以假乱真，像那么回事，张国焘还一本正经地问：“你们有什么准备？蒋介石给许继慎许了什么愿？”
　　另一个特务也听出名堂，于是就顺着张国焘话音说：“国军有一艘兵舰会开到长江口等候接应，蒋主席说事成之后，将投诚部队编为第十四军，委任许继慎为军长，周维炯为副军长，并奖赏大洋三十万。”
　　这人的供词，与李荣贵的供词，也大致一样！
　　张国焘目的已经达到，心中暗喜。此时，他要陈昌浩和别人继续审问，自己则心满意足地走出审讯室。
　　有了这些反革命“事实”，出了这么多叛变投敌的“大事”，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被撤职，红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之后，曾中生名义上还参与中央分局的领导，实际权力完全被架空。
　　张国焘为防止发生意外，打乱红军原有编制，重新掺沙子混编干部。明令军长徐向前只能过问军事，不得过问其它。
　　做完以上事宜，张国焘名正言顺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在鄂豫皖苏维埃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了。
　　
　　肃反从光山县白雀园开始行动，越演越烈，后来几乎成为屠杀。
　　白雀园位于光山县城东南六十多里，这个有着诗情画意名字的小集镇，事实上陈旧而潦倒。既没有出过什么名人胜景，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奇闻异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从来不被人注意。自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一下出名了。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以及红四方面军幸存的老人，一提“白雀园”就像说到地狱一样。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和现在许多史书中，说到“白雀园肃反”，虽然尽量回避了一些血淋淋的残忍事实，但我们透过那些无法掩盖，甚至是缩小了的数字，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上那一阵寒心透骨的阴风。
　　徐向前回忆说：“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都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都要审查；三是青年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容易与改组派、第三党发生联系，必定要审查。”
　　可见打击面之宽广。
　　白雀园大肃反一开始就滥抓滥杀，完全进入恐怖状态。从九月中旬起，除了已在麻埠、斑竹园和余子店逮捕的李荣桂、潘皈佛、许继慎、周维炯等五六十高级将领，还在红四军中逮捕了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组织部长渌禹原，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罗炳刚，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团政委李侯石，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三十三团团长黄刚、团政委袁皋甫，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三十六团政委王天明、三十八团政委任难等上百人。另外，在地方红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党、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人，这些人很快先后被杀害。
　　每一个被抓来的人，都被定为“改组派”分子，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严刑逼供。所使用的刑法五花八门，令人毛骨悚然。有火铲烙身、滚油烫背、摊在门板上手脚钉钉、枪条捅肛门等等。凡是受到刑讯的人，十有八九打熬不过，情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只求速死。有的人受刑不过，愤懑之下，胡供乱咬招供“同党”。各级政治保卫局再根据口供抓人，抓来的人犯依然实行刑讯，如此轮番进行。故许多人头天还在严刑逼供他人，第二天自己就被请“入瓮”；许多人昨日还在杀人，转眼间自已也要被杀。为了节省子弹，有许多被处死的人，或被砍头，或被用绳索勒死，甚至被活埋。更有甚者，有些红军将士奉命挖坑埋人，但根本不知道要埋的是自己。待坑挖好，方被行刑者推下深坑活埋！
　　于是，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白雀园街上的许多群众家里，都成了关押“改组派”人犯的临时牢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知道，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了，承认还不行，还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工作，便成了‘同党’，就这样株连就是一大片。”
　　与凭口供抓人相比，更有甚者是用镜子“相人”。在红四军十师的二十八团，由保卫局十几个干部站在全团的队列前面，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大镜子，先由保卫局的人讲话：“在我们的部队中，潜藏着许多改组派、第三党分子！现在我们用这面镜子来鉴定谁是红色战士，谁是改组派反革命。真正的改组派就会通过镜子现出原形！”之后，每个红军战士被迫看着镜子走过去，保卫局的干部则站在一旁观察，只要从镜子里看出哪个人有异样神情，这人就是“改组派”。就这样，一个连队就有二十多人被荒唐地“相”出是敌人！
　　最早被枪杀的是红十师二十八团的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和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十余人。
　　当红军医院的司药陈桂兰供认出她自己和丈夫潘皈佛是改组派后，红十师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与副团长丁超、参谋陈新山等人马上就被逮捕了。
　　在红四军军部政治保卫处刑讯室，潘皈佛被捆吊在梁上，身上伤痕累累，军装被抽打得稀烂。这个刚强的汉子依旧怒声回斥：“总医院的投毒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我老婆与敌人勾结，你们是无中生有，栽赃诬陷！”
　　保卫处的人就用牛皮带猛烈抽打潘皈佛，强栽赃地向潘皈佛逼问：“你以前在唐生智手下干过，你说，唐生智派你来干什么？”
　　潘皈佛肝胆俱裂，回骂说：“妈的，老子是反对国民党才来投靠红军的！为革命，老子把命都豁出去了，你们竟然说老子与敌人勾结，你们简直瞎了眼睛！”
　　张国焘对心怀不服的人都将欲除之，潘皈佛这样刚性汉子焉能不死？
　　杀戒一开，势不可挡。滥杀无辜，汹涌澎湃。
　　数千被无端诬为“改组派”的红军官兵的生命，顷刻间莫名被夺。发生在白雀园的这场仅仅一个多月的肃反行动，被冤杀的红军官兵到底有多少人，其实无法确切统计。何况，肃反才开始！
　　鄂豫皖肃反干将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上说：“这次共清肃改组派一千多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实际上何止这个数字？
　　为了鼓动肃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机关报《列宁报》发表了《告肃反中思想动摇的同志书》社论，宣称“阶级斗争一天一天的厉害，斗争环境与方式一天天复杂，肃反工作不但没有结束，还经继续深入”。
　　“继续深入”的结果，是一大批很早参加革命武装起义，创建了鄂豫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干部，倒在了自己人的刀口枪下。除了这些功勋卓著的早期革命斗争领导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优秀儿女。就是到后来，原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和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也因反对上级党和张国焘极端错误的肃反路线，先后在西征途中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
　　抗战结束后的内战时期，一位国民党高官曾在苏北对陈毅将军讥笑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陈毅有苦难言。
　　但陈毅明白，就是没有国民党的离间计，许继慎他们也活不了。其它苏区的肃反，国民党并没施离间计，也一样滥杀功臣良将。
　　红军自残，是集权野心家争夺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是权力高度集中，不受监督的必然结果。
　　这也是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