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国焘剪除异己 白雀园冤魂遍野

　　丁家埠暴动后，鄂豫皖苏区的形势一直很好，不仅大别山中心地带成了苏区，连山外豫东南、皖西北的大片周边地区都成了苏区，相继建立了根据地，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可自从中央大员张国焘来到大别山，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生于官宦家庭，少时在私塾读书，一九一六年就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是十二代表之一，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组织部主任，是老资格中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一月，张国焘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被列宁两次接见。张国焘还两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是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
　　一九三一年，张国焘参加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帜，得到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结果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大权。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有系统有组织地向全国各苏维埃地区派出中央代表，要直接掌握这些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在中共中央资深位高，深知要领导中国革命，真正的本钱是要拥有枪杆子，资格与职位并不是真正的本钱。
　　但拥有军队并非易事，尤其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别人提着脑袋拼杀出来的武装实力，凭什么给你掌管？这次，张国焘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直接掌管鄂豫皖党政军大权，早已暗藏私心。他可以堂而皇之利用革命的名义，把鄂豫皖红军，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王明派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来，正中张国焘下怀。否则，张国焘还真看不上这个小小的鄂豫皖山区。
　　张国焘一到大别山，首先以中央指示为名，撤销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名正言顺地夺了原鄂豫皖特委领导人的权，把他们排斥出局。紧接着，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任用者，自然是听命于自己的人。
　　张国焘的这一套做法，虽然引起原鄂豫皖苏区原党政众多领导的不满，包括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和军长徐向前等人，但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派来的代表，按组织原则，他们必须服从。
　　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原党政领导人对他的做法口服心不服，心里是有数的。
　　这些人对他来说，就是隐患，就是威胁。不把这些人整下去，张国焘想在鄂豫皖苏区唯我独尊就很难。
　　鄂豫皖苏维埃根据地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和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人，在地方和红军内享有很高威信。想把这些人整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恰在此时，王明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从上海频频给张国焘发来指令，要求在红军内部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
　　张国焘要独揽大权，剪除异己，而中央正好要求在红军内部开展“肃反”，两下里一拍即合。王明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正好为张国焘剪除异己提供了一个光明堂皇的理由。
　　但要把那些享有很高威信，在军中一呼百应、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行。张国焘明白，在流寇式武装割据的地盘里，处置这些领头造反的将领，一旦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促成兵变！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
　　对张国焘来说，能抓住这些人“反革命”的把柄，弄到他们“反革命”的事实，才是特别重要，特别需要的事情。
　　为此，张国焘以红军保卫局的人员为基本骨干，专门成立了“肃反”领导组，采取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方式，搜集这些人的“反革命”材料。规定各级“肃反”领导组，由中央分局直接领导，任何人不得过问。实际上就是“肃反”运动，只能听他张国焘的指挥。
　　冥冥中苍天无眼，些许是天意，些许是机遇，张国焘心想事成，老天竟成全了他。
　　当时，皖西麻埠（今安徽金寨县境内，已成库区被淹没）的箭厂河，设有鄂豫皖红军的后方总医院。医院里住的除了受伤的红军官兵，还收治了上百名受伤的敌俘。这些敌俘伤势治愈后，有几十人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很快对红军艰苦、劳累而又危险的生活厌倦了，也忍受不了红军铁的纪律。这些俘虏后悔了，他们私下里满腹牢骚，一肚子怨言。结果，一人领头串通了几个想逃走的人，计划在红军医院的饭菜里投毒，然后夺取武器打回国民党部队，立功赎罪。
　　他们乘司药员没注意，偷了医院药柜里的毒药。但投毒的人在食堂实施投毒时，事情败露，被红军战士发觉生擒。
　　投毒者被押到政治保卫总局审讯，熬刑不过，供出了那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来不及逃走，被抓后自知必死，却反咬毒药是医院药库的司药员给他的。
　　司药员叫陈桂兰，是红四军第十师二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当天，陈桂兰即被抓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保卫总局。保卫总局的审讯人员对陈桂兰进行严刑逼供，捆绑毒打，还要将滚烫的桐油浇到她的背脊上！陈桂兰熬刑不过，无奈“招供”说：“我和潘皈佛是改组派派来的。”
　　“改组派”是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汪精卫派与蒋介石派企图在反共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内部又发生矛盾。汪精卫、陈公博等组织在野反对派，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
　　陈桂兰自己“供认”出她和她的丈夫潘皈佛是“改组派”派来的，还能有假？保卫局的人十分震惊，愈加要追根问底。他们又逼问陈桂兰具体是谁派来的？陈桂兰无法说清，刑讯者却不依不饶。于是，陈桂兰又乱供说是“李荣桂”派来的，李桂荣当即被捕。
　　李荣桂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是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正师级干部。这个刚过三十岁的皖西汉子并不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但在保卫总局那些抓肃反人员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下，那种求生无能，求死不得的痛苦摧垮了他的意志。李荣贵被屈打成招，按诱供供认说“鄂豫皖红军改组派有一个军事委员会，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九人为委员，许为主席。他们密谋要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于九月十五日举行反叛，投国民党。”
　　许继慎、周维炯何许人也？
　　先说许继慎。
　　许继慎，原名绍周，字谨生，一九零一年生。安徽六安青山乡土门店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由柯庆施（时任上海大学国民党筹备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春由薛子祥、岳相如（均为国民党上海大学党部负责人）推荐投考黄埔军校，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起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委兼联络部长，黄埔军校支部候补干事。是该校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也是当时在军校颇有影响的进步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毕业后任排长、第三期入伍生队六连副连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学生队队长、广州国民政府高级训练班第二中队中队长，团代理党代表，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一九二六年五月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武汉中央军校第十四队队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攻打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升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五月负重伤往上海医治，并从事秘密工作。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曾以独立师师长的职位作诱饵，妄图策动许继慎叛党，被他断然拒绝。
　　许继慎一九三零年三月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兼前委委员。领导整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红军，实现了鄂豫皖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后，先后任第十一师师长及红四军前委委员，第十二师师长，皖西军委分会主席。取双桥镇大捷，首次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胜利。
　　再说周维炯。
　　周维炯，安徽金寨人（旧属河南商城），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其舅父的资助下，幼入私塾、小学，后入汤家汇笔架山农校。一九二六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初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革命失败后，返乡秘密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任中共商南区委委员兼团区委书记，同年打入民团当上丁家埠民团分队教练。一九二九年三月任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委员，同年五月六日以丁家埠为中心的立夏节起义，周维炯负责军事指挥。起义成功后，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任师长。旋即率部清剿根据地周围反动武装，迅速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粉碎了敌人“鄂豫会剿”，巩固了赤区，扩大了红军。十一月中旬率部东征皖西，支援六（安）霍（山）起义，十二月下旬参加了指挥解放商城战斗。一九三零年初率红三十二师三进皖西，开辟新区，和红三十三师组成前敌指挥部，任正指挥长。率师横扫麻埠、独山残敌，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使之与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三月任红一军第三师师长，五月率师攻六安、霍山。先后收复流波、麻埠等地，并于六月第三次打下霍山城，歼敌地方武装千余人。七月又挥师南下攻克湖北英山县城。十二月率师远程奔袭金家寨，全歼守敌第四十六师一个营和反动民团共千余人，缴枪千余支，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初，率部参加了双桥镇战斗，活捉敌师长岳维峻。八月率部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等城镇，建立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山）罗（田）蕲（春）太（湖）大片红色区域。
　　其余的人可想而知，都是赤胆忠心的革命者。
　　按李桂荣的“供词”，他们竟然都是“改组派”！这自然是件惊天大事，保卫总局和抓肃反的负责人不敢怠慢，将李荣桂的“口供”立即报告给张国焘。
　　张国焘一听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人是“改组派”，而且“改组派”居然还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他们密谋要把红军拉走投靠国民党，心内为之一惊。
　　震惊之余，张国焘暗自笑了。
　　别看逼供的人和招供的人都煞有介事，把许继慎、周维炯是“改组派”的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张国焘心里清楚，像许继慎、周维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投靠国民党的。红军内部，也不可能有国民党的改组派。
　　但张国焘有自己的算盘，他要拥有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武装部队，这样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还可以取王明而自代之。
　　张国焘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有了李荣贵这样的口实，就可以以假作真，假戏真做，清除掉这里一大批对自己心中不服的将领。你许继慎、周维炯就是浑身是嘴，我就是不相信！你能奈何与我？
　　李桂荣被屈打成招的口供，成了张国焘赖以剪除异己的杀手锏。
　　许继慎、周维炯威信太高，当时鄂豫皖苏区的人都知道许继慎、周维炯的大名，而不知张国焘是谁。这也就犯下了功高震主的大忌，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