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十熊向晖：潜入胡宗南身边的超级红色间

　　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一手培养出的最信任的侍从副官、天才机要秘书。
　　他是周恩来在敌人内部安插的一枚从事情报工作的“闲棋冷子”。
　　他在每次大战前的关键时刻和紧要关头提供的绝密情报为保卫延安保卫中共中央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他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后三杰”中名列首位。
　　毛泽东盛赞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周恩来说他“一人能顶千军万马”。
　　他的真实身份提前向外界曝光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他在后来毛泽东处置林彪事件中又一次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延安，这个位于黄土高原上的边远小城，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和象征。
　　1947年3月，国民党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0多万兵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仅有2万多人，与敌军兵力相差十余倍，且长期被胡宗南部层层封锁，装备极差，补给困难。面对如此危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依然谈笑风生、从容不迫，直到已听到敌军的炮声，毛泽东还没有忘记给胡宗南留下一张写有“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的纸条，然后从容率领一支只有一个加强营兵力的“昆仑纵队”安然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了胡宗南。然后，在黄土高原坡坎沟壑间与敌从容周旋，从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彭德怀、习仲勋的西北野战军以古今战史上从未有过记录的“蘑菇战术”，三战三捷，粉碎了胡宗南对延安根据地的重点进攻，保存了革命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场虽然敌我实力悬殊而我们最终取得胜利的战斗背后，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他的名字叫熊向晖，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是胡宗南最信任的亲信。正是他及时向中共中央送出的绝密情报，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能够提前甚至比对方的军师长们还要早地知道了胡宗南将要对延安发动进攻的详细军事行动计划，从而能够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悠闲姿态，不慌不忙，从容应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语惊四座成功打入胡宗南身边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掖县，即现在的莱州市。1936年9月，17岁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6年12月8日，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下旬，熊向晖结束了在清华大学第一年的学习，准备回到武汉的家度暑假。7月10日，熊向晖刚回到武昌家中，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华北成了战场，学校回不去了，熊向晖与清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此时的清华、北大、南开3校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1月在长沙开学。熊向晖又前往长沙报到。
　　这时的国民党著名将领、黄埔一期生胡宗南意欲仿照蒋介石使用陈布雷的手法，苦苦寻觅和培植自己的心腹亲信。胡宗南从早年黄埔军校中发现，湖南的知识青年文化程度高，整体素质优秀，具有湘军的传统，最适宜培养成为优秀的军人。为此，他专门派人到湖南大量招收青年学生。此外，他还策划成立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社会上吸收了50名流亡大学生及知识人才，到他的部队中服务。
　　正在长沙求学的熊向晖接到上级指示，让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他在该团经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原清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
　　此时，熊向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蒋南翔（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已调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受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直接领导。蒋南翔的秘密职务是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及南方局青委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周恩来闻讯长沙成立了一个胡宗南的青年战地服务团，便要求蒋南翔立即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周恩来提出了推荐人选的五条要求：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因为胡宗南为人势利）；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胡注重外表）；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胡是主战派）；知识面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胡自称中山信徒）；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胡干练、老谋）。蒋南翔推荐了符合条件的熊向晖。
　　1937年12月底，胡宗南到达武汉，决定对服务团成员分批传见，当面考核，并决定录用事宜。胡宗南在传见熊向晖之前，已经了解到熊向晖在北平参加过学潮，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胡宗南清楚这是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不清楚的是，据说“民先”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胡宗南要弄清楚这位姓熊的到底姓不姓“共”。他暗中调查的结果熊只是激进学生，而不是共产党员。
　　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后，说“请坐”，接着提出三到四个问题。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虽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于是萌生一个念头，想使眼前的长官感到奇怪，以引起他的特别注意。
　　当胡宗南点到熊向晖的名字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熊向晖，问：“贵庚?”
　　熊向晖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胡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晖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向晖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了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熊向晖，说胡宗南约他去个别谈话。
　　熊向晖说：“还找了什么人?”
　　唐说：“只找你。”他告诉熊向晖，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你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问了熊向晖的学历，说：“17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熊向晖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胡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熊向晖提到“民先”，说自己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
　　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说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他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胡宗南站起来同熊向晖握手，代表第一军表示欢迎。胡宗南问其熊向晖的家庭情况，得知熊父在湖北高等法庭任庭长。当即要熊写下家庭住址，表示明天专程请其父来用便餐。据说，熊父本来反对其子弃学参军，自从应邀同胡宗南便餐叙谈后，马上转变了态度，并对熊向晖说：胡军长要我放心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这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了他。他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看起来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蒋政权的重要支柱。从胡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但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老向熊向晖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要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我们将设法找你联系，你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第二，要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服务团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颇受欢迎。大家爱国热情很高，但有些人言行过激，熊向晖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此时他已不称熊向晖为“先生”。胡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胡宗南让熊向晖次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开始后迁成都，并建立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学生都属“黄埔系”。熊向晖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这样，熊向晖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并参加了国民党。
　　10月，胡宗南传见熊向晖，称赞他已经像个革命军人。问其家庭情况，得知熊的父母逃难入川，父亲已失业。胡宗南立即派人安排熊向晖的父母移居西安，给与生活费用，并前去探望，嘘寒问暖。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讲词由熊向晖自拟。熊向晖讲得激昂慷慨，博得阵阵掌声。礼成后，胡找熊谈话，表示满意。胡宗南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好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熊向晖，要熊向晖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为什么，熊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怕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从此以后，熊向晖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胡宗南的重要文电无不经由其手。
　　熊向晖还承担着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的职责。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其豪言壮语很适合胡宗南的口味。于是，胡宗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陈布雷式的文胆人物。
　　一次，胡宗南暗中设计，由特务头子制造了一封检举熊向晖是“匪谍”的匿名信，故意拿给熊向晖看。熊向晖一拍桌子，质问这是何意，指责这是玩特务手段，表示要向胡宗南辞职。特务头子马上劝阻，表白是好意。
　　另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晤汤恩伯，随身只带两人，中途夜宿村塾。熊向晖不作声张，独自通宵警戒，被胡宗南无意中发现，印象很深。
　　中共中央通过熊向晖极为关注胡宗南的抗日立场。熊向晖认为：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很信任熊，有时候还同他一起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不久，熊向晖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已经不闲也不冷，因为胡宗南已经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就是——搞情报。
　　
　　
　　送出绝密情报，成功化解闪击延安的重大危机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是共产国际为适应世界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让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所作出的一个正确决定。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中共中央的决定，并要求将中央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然而，蒋介石闻悉后，却认为这是一个天赐的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6月1日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此时蒋已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随后，蒋介石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已经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经周密策划，并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冒险抽调担任对日河防任务的第34集团军所部第1军、第90军，与第37集团军一起，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正式向部队下达进攻边区的预定日期：7月9日。
　　当时因为中共所属部队全在抗日前线，留在陕北的武装也只有一个359旅，以及首脑机关的警卫和地方部队。延安几乎相当于一座空城。
　　在抗日形势如此危急之际，国民党竟然将部队从河防前线秘密调回，准备调转枪口对自己人开战。事态万分危急。
　　7月3日，身为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获知这一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后，及时将“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与攻击时间，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立的地下电台及时转告了延安。
　　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相忍为国”，也就是毛泽东说的采取“和国”方针，所以没有估计到蒋介石、胡宗南会在陕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党中央、毛泽东收到熊向晖送来的情报，十分震惊。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决心以空前“大泄密”方式挽救危局。他连续采取了3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力量制止内战；二是在边区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胡宗南的进攻；三是令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与胡宗南交涉。3项措施中以第一项为重。
　　7月4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给胡宗南发出明电，揭露：“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同时，毛泽东发给在重庆的董必武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立即向外传播，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找张治中等交涉、制止。经董必武及时传播后，英美苏等国大使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弄得国民党极为尴尬狼狈。
　　朱德这份电报由熊向晖签收，熊向晖看后，心头不觉一惊：因为电报里直接引用了他送出去的情报资料，这是十分罕见的举动。
　　中共中央在收到熊向晖的情报资料后，对于要不要直接引用情报资料，公开揭露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和延安的阴谋，曾经有过犹豫，最后决定引用，是考虑形势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最先建议公开引用熊向晖的情报资料的是叶剑英。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毛泽东、朱德对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
　　根据熊向晖送给党中央的情报，作战局建议：应迅速从晋西北120师调部队来增援，我华北各战略区也应迅速抽调兵力，西渡黄河增援，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然而这封绝密情报，只有胡宗南及身边有关人员参战部队师以上的将领知道，如今这情报出现在朱德的电报中，胡宗南不可能不怀疑有人泄密。此时，熊向晖真正感到了身居虎穴的危险，做好了随时掉脑袋、为党牺牲的准备。不过，熊向晖仍像往常一样，十分镇静地把电报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将电报看了两遍，皱皱眉，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的密呢？这仗还打吗？”熊向晖不改常态地说：“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说这话时，胡宗南两眼死死地盯着熊向晖，熊向晖迎视着胡的目光，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胡宗南深以为然。当日晚，胡宗南通知熊向晖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会议。会上，胡宗南作结论说，停止进攻，恢复原态势。泄密之事始终没能查出个眉目。无奈之下，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报，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于是，胡宗南的部队奉命收回。一切危机就这样化解了，陕甘宁边区绝处逢生。
　　然而，中央为了保护熊向晖，依然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继续以“大泄密”的形式，分别于7月6日、9日，以朱德的名义两电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也通电胡部20余名师长以上将领，呼吁消弭内战危机。
　　9日，延安3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进行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紧急动员。
　　7月10日，胡宗南安排在西安小雁塔副长官部举办招待酒会接待周恩来，并挑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30人左右，各自偕夫人出席做陪，对周恩来以黄埔师礼相待。胡宗南自始至终派熊向晖作为自己的亲信代表，负责每次接送周恩来的任务。下午，熊向晖乘胡宗南的专车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只知熊向晖其人，未见其面。熊向晖自报家门，周恩来大喜过望，即紧握了一下熊向晖的手。熊向晖机警地轻声以英语提醒：“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胡宗南亲到会场外迎接周恩来，向他敬礼。这次酒会胡宗南没有请黄埔四期的林彪出席。因为林彪从苏联疗养回延安经西安时，对胡宗南的态度甚卑，致使胡宗南瞧不起他。
　　酒会即将结束，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军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也会高兴；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跟着周恩来，一座酒杯皆空。
　　车回七贤庄，周恩来借故让熊向晖向胡宗南转交一些书报，将熊留下作简短密谈。周恩来要求熊向晖继续监视胡宗南，要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放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临走，为了不引起特务们的怀疑，周恩来故意抽出几本书报放在书捆上。一旦有人问起，就说这段时间是在翻阅书报。周恩来再一次紧握着熊向晖的手，亲切而动情地说：“这几年，你辛苦了。”“这一次，我就不送你了，等我们胜利后再见！”熊向晖这个铮铮汉子，禁不住百感交集，泪水长流，欲言又止。周恩来说了一句：“要忍住。”
　　军统西安站给胡宗南送来综合监视报告，熊向晖尽职地把这些报告送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得意地对熊向晖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眼睛。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恰恰是完全相反。
　　7月11日，蒋介石与胡宗南均正式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并无进攻延安的意图。
　　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7月6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我们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进攻边区与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提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胡宗南看到上述电文哈哈大笑说，我已经下令收兵，可见共产党情报不灵。
　　按照蒋介石查明有无泄密、通匪的情事指示，胡宗南的谍报处和军统西安站终于查清“通匪”“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此二人为立功，抢先喊出了“解散中共”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反共是不会错的。胡宗南得知泄密“真相”，气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胡宗南命令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再送绝密情报，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立下奇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晋升胡宗南为上将，颁给胜利勋章。胡宗南兴高采烈，对熊向晖说，他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要熊作准备，洽办留美手续。胡还说，他在考虑再选几人赴美深造，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不久，熊向晖离开西安去南京办理留美手续，在等待办理手续过程中，熊向晖获知：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熊向晖迅即将此情况通知了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负责人王石坚。蒋介石阴谋遂未能得逞。
　　8月中旬，熊向晖接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据此熊向晖向外交部申请护照，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直到9月底手续才办完。
　　周恩来曾指示，熊向晖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熊向晖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熊向晖态度未变，但他自己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部7月初进入陕西，胡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命胡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
　　熊向晖回西安时，胡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借口解放军有进攻榆林意图，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要求从山西调回整编第一军，会同他在陕甘的残存部队，于11月初行动。蒋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消灭其主力。
　　熊向晖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对熊向晖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进行了疏散的准备。
　　11月下旬，熊向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与未婚妻谌筱华举行了婚礼。
　　1947年3月1日中午，即将赴美的熊向晖携新婚妻子在杭州游玩时，被人领到一个地方，一个等在那里的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他抱拳拱手，说：“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恭候熊先生。”
　　熊向晖说：“不敢当。”心里滴咕：保密局的？戴笠摔死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
　　不待熊向晖问，王主动作了回答：“今晨收到毛副局长的密电，命我速查你是否在杭州。并命我妥善安排你于3月2日下午6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接着他又说：“时间有富裕，为略尽地主之谊，下午陪逛西湖，晚上在楼外楼宴请，明晨请熊先生、熊太太坐汽车沿(南)京杭(州)国道去南京，我派人随行照料。”
　　他说得煞有介事，使熊向晖难辨真伪。熊向晖说：“这个房间有电话，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
　　王说：“这个电话不保密，要打，到我办公室打，如你信我不过，可看毛人凤的密电。”
　　熊向晖说：“不必了，既然胡长官到南京，急于见我，赶早不赶晚，我和内人下午坐火车去上海，转乘夜车去南京，请代买两张车票，还请通知徐处长派车接。其他就不打扰了。”
　　王说：“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没啥能耐，抓车票，打电话，小事一桩。”熊向晖找个机会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了妻子。熊向晖说：“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你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警，我到南京马上给你写信，如5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了，请你珍重。”
　　3月2日晨，火车到了下关车站，果见徐处长派车来接，熊向晖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徐处长领熊向晖到了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一起看地图，一见熊向晖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胡宗南又问熊向晖：“新娘子呢？”
　　熊向晖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
　　胡宗南说：“推迟3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甭提打延安。”
　　至此，熊向晖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要盛文先讲几句。盛文说：“前天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了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号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号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要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熊向晖说：“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
　　胡宗南说：“不要打扰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胡宗南带熊向晖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熊向晖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要熊向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
　　熊向晖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熊向晖照抄不误。
　　胡宗南对熊向晖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熊向晖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
　　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熊向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传单中还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的高调和做不到的口号。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熊向晖据此补充定稿，不需再送他审阅，待进攻开始时将印件广为散发。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他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他去了王石坚家。熊向晖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熊向晖还告诉他，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告以蒋密电胡，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进攻日期推迟3天，但仍命胡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
　　熊向晖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石坚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熊向晖说：“我也想不到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宣布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命令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2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3日拂晓攻击前进。
　　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共有15个旅，加上西北行辕马步芳、马鸿逵部和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共有34个旅，25万人。
　　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是胡宗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下属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下属整编第三十六师、整编第七十六师、整编第十七师。作战序列是：以第一军7个旅为主力，外加迫击炮和火箭部队从运城出发渡过黄河，经韩城集中于宜川附近。第二十九军由关中分区秘密向洛川、富县靠近，保护铜川到洛川这条公路补给线并作为总预备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坐镇西安监军。
　　同时，蒋介石根据胡宗南的请求，下令从国内各战场上调用近100架飞机，用于陕北作战。在西安、太原、郑州、户县、临汾、运城、洛阳、新乡等机场上，停满了准备参加陕北作战的飞机。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到西安坐镇指挥。国民党对攻击一个地方使用如此强大的空军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从未有过。
　　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已初步发现了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
　　上述新知情况非常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熊向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熊向晖从来没有用、也从不需要用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万般无奈之下，熊向晖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规，把情报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封面写上“王石坚”亲启的字样，然后装入写有“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的信封，封好后，写上“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亲启”。潘裕然是熊向辉在西安认识的一个可靠的熟人，他认识王石坚。这封信封的背面有一栏印有“此封于收到后复还传令兵带回”的字样，而且还必须有收信人签收的时间和印章。熊向晖命令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完成这一使命。这是中共情报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极具冒险行为的情报传递。熊向晖深知此举风险极大，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是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这是当时他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
　　中共中央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主席连续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认为：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4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2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1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关于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说：蒋介石的阿Ｑ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3月10日，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3月11日，彭德怀视察延安南边的前沿阵地南泥湾和金盆湾，要求阻击部队争取防守一星期，掩护中央机关从容撤退。
　　13日拂晓，胡宗南指挥十数万大军，以正面平行推进的阵势，向中共首府延安发起了全线进攻。
　　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由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下辖第1纵队、第2纵队等计6个旅，2．6万人。
　　19日，解放军的防御部队在经过7天保卫战、取得杀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的成果后，主动撤离延安。延安实行了坚壁清野和有秩序的撤退。周恩来检查坚壁清野工作后，满意地说：“要不是有一条延河，胡宗南连一口水也休想喝上。”
　　同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解放军牺牲、负伤、被俘近千人。
　　盛文最早报国民党国防部的战果是：“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整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胡宗南经过推敲，于19日下午通知盛文告中央社发布电讯：“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1万余，投诚2千余。”3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1万余人”的大标题。胡宗南向蒋介石向全国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但面对前去采访的记者们，胡宗南不得不以假乱真，来回替换，演戏给他们看，使记者们竟然在俘虏营中多次看到了多个熟悉的面孔。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熊向晖及1名卫士陪同，从洛川乘吉普车北上，近午抵达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就指示熊向晖找个先遣人员引导，陪同他视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所，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处，在枣园毛泽东寝室的抽屉里，胡宗南发现毛泽东给他的留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熊向晖与胡宗南在延安住了不足两个月，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的哈哈大笑。
　　胡宗南东调第一军入潼关，加入陕北的战头序列。晋南由此空虚。解放军陈赓纵队瞅准机会，率太岳铁军，20余天收复17座城池。
　　胡宗南到达延安的当天，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就向他报告，部队最大的困难是补给，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胡军进入延安不到一个星期，许多部队就开始四处抢粮。胡宗南的“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为亲善”的口号化为泡影。胡宗南最头疼的是中共首脑机关与军队自撤出延安后，一下子去向不明，他先后派出大批搜索部队，配合先进的无线电台纵深搜寻，空军一批批派出飞机进行空中扫描，终不得而知。
　　后来，周恩来在见到熊向晖时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得知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很重视，下令中央所有电台停止工作3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直接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胡宗南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他除留5个旅守备延安和维护交通线外，令10个旅继续北犯。彭德怀令解放军两个营在安塞方向积极活动，迷惑敌人。25日10时，国民党第三十一旅进入一个7公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解放军拦头断尾，两翼夹击，至12时，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旅部及其第九团共2900余人，俘敌旅长、副旅长和参谋长，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敌旅长李纪云躺在河滩上，解放军战士去拉，他也不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内部有奸细，内部有奸细……”稀里糊涂作了解放军俘虏的他当然不知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就是中共战略级地下情报人员。
　　4月4日，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陕北作战，在晋南举行反攻，连获胜利，直接威胁胡宗南的侧背安全。胡军求战不得，兵疲粮缺，又值晋南告急。决定先将一个旅留守子长，主力南下到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4月12日，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子长至蟠龙的大道两侧的羊马河地区。14日上午10时，国民党第一三五旅于解放军第2纵队接触。解放军伏击部队迅速将敌包围于羊马河以北高地上，全歼一三五旅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
　　羊马河战役后，胡军于4月20日回撤到永坪和蟠龙进行休整补充。5月2日深夜，解放军对蟠龙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主力和山西自卫军第三总队共6700余人，俘敌旅长、副旅长。尤其是敌旅长李昆岗的被擒，对蒋军打击很大。李昆岗，四川人，黄埔军校出身，在同僚中有“名将”称号，一向受胡宗南器重。蟠龙是蒋胡军的总补给站，解放军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白面1万余袋，子弹100余万发，以及大量医药品。5月初，正是换军装的时候，几万套军服解决了解放军补给困难状况。
　　5月20日，胡宗南无奈地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熊向晖向胡宗南告辞，胡伸出手来同熊向晖握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此后，熊向晖再未见到胡宗南。
　　
　　
　　王石坚叛变，熊向晖却早已远走美国
　　
　　1947年9月4日，中共地下党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的重要负责人、西安总台台长王石坚因此被捕。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11年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王石坚到达西安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的情报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之时。而事实证明，王石坚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从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为止，6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特别是及时传递了熊向晖送出的绝密情报，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正是这位久经考验的中共地下情报机关的重要负责人，这一次却没能经受得住保密局的严刑拷打，很快就叛变了，并写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原件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蒋介石的“文胆”、“军机大臣”陈布雷的女儿中共秘密党员陈琏夫妇也因此被捕，后被保释。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保定绥靖公署少将作战处长）、丁行之（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第二处参谋主任）、朱建国（作战科长）、赵良璋（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因此案而壮烈捐躯。谢士炎在就义前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王石坚事件是中共情报史上破坏力最大的一次重大危机，其危害甚至堪与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相比。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为此由于紧张处理善后，大病一场，并向中央写出了检讨。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特研组少将组长。后病死。
　　王石坚的叛变，使潜伏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的中共地下党员相继被捕。熊向晖原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保存的西安绥署信封、信笺全被搜走。熊向晖在他的直接上线王石坚的叛变和被搜出的铁证面前，已经完全暴露。然而，此时的熊向晖却早已远走高飞，在美国攻读学位了。惟恐因此而失去蒋介石信任，左右为难、痛苦不堪的胡宗南想法设法悄然把这件他无法解释的“丑闻”压了下来，没有向蒋介石报告。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周恩来当时对王石坚变节所作的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当时，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与之并列的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都浸透着情报工作者的努力乃至鲜血。他们的名字也许仍无人知晓，但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将与世长存。
　　1947年9月，熊向晖到美国读书。1948年9月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1949年4月底，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正在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熊向晖从美国回国。6月的一天，熊向晖在北京去中南海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我们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熊向晖真实身份由周恩来主动曝光，蒋介石不再信任胡宗南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粉碎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至22日，国民党吹嘘的“不可超越的长江天堑”几乎全线崩溃。30万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
　　当日午夜，南京来电，催促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的张治中率代表团返回。张治中犹豫不决。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到六国饭店劝阻张治中说：“你们现在不管回上海、广州都有受国民党特务分子加害的可能。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周恩来词恳意切，张治中深为感动，经过思索决定留下来。李宗仁、何应钦仅收到一封“代表团不归”的电报。实际上，这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抛弃了蒋介石反动集团，集体起义了。
　　11月6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举办的酒会上，张治中、劭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原和谈代表见到了他们熟悉的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十分吃惊。张治中无比惊讶和感慨地对熊向晖说：想不到熊老弟也起义了。周恩来向张治中介绍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熊向晖早就是中共党员，是周恩来特意在胡宗南身边安排的一枚只有在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的“闲棋冷子”。
　　很快，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你的特务里，有像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
　　这一消息的透露，使得蒋介石勃然大怒，非常震惊。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胡宗南早就知道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却竟然瞒天过海，不让他知道，而让这个年轻的共党分子到美国完成了学业，又成功回到共产党身边，为共产党所用。于是，胡宗南从此不再被信任。从1949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蒋介石连续4次拒绝了胡宗南放弃四川、通过西昌、进军滇西的请求。12月9日，蒋介石第三次拒绝胡宗南时，竟要他自杀成仁。直到胡宗南集团外逃通路全部被人民解放军切断，解放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12月19日，蒋介石猛然意识到自己又铸成大错，马上批准胡宗南第五次弃川的请求。但是此时，胡宗南集团大势已去。
　　毛泽东、周恩来用公开熊向晖真实身份的方式，离间了蒋介石与胡宗南的亲密关系，取得了顺利实施大迂回战略，彻底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1950年2月下旬，胡宗南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在台湾的蒋介石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要胡宗南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国防部”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甚至向蒋介石直言道：“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胡宗南抵台后，蒋介石、陈诚都没有接见他，他只得携家眷前往台湾东部的花莲海滨定居，曾一度担任大陈游击司令与澎湖防守司令等职。1962年2月14日去世，时年66岁。
　　
　　
　　毛泽东向林彪集团“掺沙子”，熊向晖的汇报决定了林彪集团的命运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步入新中国外交界，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1961年随陈毅副总理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67年1月，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熊向晖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这是毛泽东在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所用的所谓“扔石头”、“掺沙子”策略的一部分，以打破林彪集团对军委办事组和总参的一统天下。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这是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破冰之旅。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熊向晖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了会谈。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
　　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老熊是个烟鬼。”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毛主席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该听周总理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此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回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做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
　　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2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8月初，熊向晖为了治疗两年前一次车祸的后遗症，住进301医院，住院50多天。
　　这期间，他仍然没有脱离工作。8月中，根据周总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让熊向晖也参加。9月13日下午，在乔家再次讨论、修改。不多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乔冠华叫走了。过了一会儿，乔打来电话，说他回不来了，改稿的工作暂停。紧接着，熊向晖得到通知：周总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向北飞去，要密切注意动向。当天晚上，熊向晖得悉，这架飞机上坐着林彪和叶群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
　　第二天，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到人大会堂，研究我驻蒙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报告说：蒙古副外长约见许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许大使遵照总理指示赶往出事地点调查拍照，然后回电说，已到温都尔汗，飞机全部烧毁，没有残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证实，林彪、叶群等人确已粉身碎骨。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当晚9时许，周总理和叶帅、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一见到熊向晖，毛主席就笑眯眯地问：“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主席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离京返美的当天，传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当晚7时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同叶帅和有关同志讨论此事。讨论尚未结束，毛主席要周总理和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处。
　　毛主席还是穿着浴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熊向晖参加了中美建交重大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熊向晖任首次出使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任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他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主要参考文献：《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向晖）、《情报英雄熊向晖》（熊蕾）、《史海钩沉——红色情报战线之特大劫难》（新浪军事网）、《揭秘"北平谍案"：王石坚系统不是中共情报"半壁"》（北京日报）、《胡宗南的最后岁月》（胡鉴稠）、《红色间谍——熊向晖》（朱华）、《间谍王熊向晖：卧底在胡宗南身边12年》（人民网）、《熊向晖保卫延安他立下头功》（三晋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