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七阎宝航：曾与蒋介石共处一个办公室的

他是张学良的挚友。
他是蒋介石及宋美龄极为信任的身边“红人”。
他是第一个惟一通过中共向苏联通报希特勒进攻苏联准确时间的人。
他是成功截取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人。
他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搜集了敌方大量战略级情报。
他是中国的“佐格尔”。
他是周恩来直接单线联系的中共特别党员。
他传奇的一生一直不为人所知。

1995年11月1日，在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罗高寿大使向肃然而立的人们宣读了由当时的总统叶利钦签署的授予一个中国人以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的命令。这个人就是直接受周来恩单线联系，在国民党上层德高望重、风流倜傥、呼风唤雨、纵横驰骋而从来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的中共战略情报家阎宝航，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特殊人物。
罗高寿大使评价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阎宝航的经历堪称一部传奇，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士，真实身份却是我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他一生有很多卓越贡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3次重大情报的获取：1941年成功获取德军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的情报，使苏军取得了战略上的重大胜利；截获了日军策划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945年，他还取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部署。比起电视剧中《英雄无名》唐国强饰演的英雄，真实的阎宝航更见精彩和传奇。

少帅张学良的挚友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小高丽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
18岁时，阎宝航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堂。因待人热情，诚挚笃厚，被同学戏称“阎老佛”。毕业前夕，出身寒门的阎宝航崇尚“教育救国”，深感贫苦子弟读书之难，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便和昔日同学好友魏益新、张泊等，利用景佑宫3间破庙，在沈阳创办了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当时的东北是首创。
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6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阎宝航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人士。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少帅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积极捐款，而且还兼做义务教员，所以阎宝航与郭松龄夫妇的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阎宝航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重新复出。
差不多同时，阎宝航受聘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阎宝航比张学良大5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阎宝航也非常赏识。阎宝航最终成了张学良的政治“知己”，日后为其长期所倚重。
1927年，在张学良赞助下，阎宝航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尔后又去丹麦等大学考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结下深厚友情。西欧、北欧之行使阎宝航萌发了最初的革命思想。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济南惨案发生后，东北民情激愤，组成“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阎宝航被公推为常务会主席。这无疑是旧中国最早的民间外交团体。也许，这为阎宝航日后的官方外交生涯吹奏起第一声号角。
1934年1月，从欧洲返回国内的张学良拥戴蒋介石，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同时，蒋介石在全国发起了所谓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并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蒋介石、宋美龄分任会长和指导长。在张学良的推荐下，蒋介石聘请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实际主持“促进会”的日常工作。那个时候，阎宝航和蒋介石还曾共用一个大办公室。阎宝航以其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和非凡的工作能力，博得了宋美龄的信任和众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敬重，为沟通东北军与多方面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张学良的保举下，阎宝航还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武汉会战期间，他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党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阎宝航成了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这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国际情报工作制作了一件漂亮而华丽的“外衣”。
1935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众人劝阻，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终遭软禁。
阎宝航开始努力搭救张学良。他四次前往蒋介石当时的居住地奉化，都无功而返。最终，蒋介石同意让阎宝航和张学良见一次面。
12月28日，宋子文请阎宝航到位于南京近郊的北极阁公馆。在那里，阎宝航见到了被软禁的张学良将军。阎宝航事后回忆道：“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从上海包了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这次相见，是两位莫逆之交的最后一次见面。
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抵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
晚年张学良得知阎宝航在“文革”期间惨死秦城监狱中，很是痛惜，表示要为大陆成立的“阎宝航教育基金会”捐款。1995年，张学良亲笔题写了“阎宝航纪念文集”、“阎宝航书画集”和“宝航图书馆”。

从基督徒到中共特别党员

阎宝航少时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12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是他的求知欲极强，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阎宝航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阎宝航考上了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阎宝航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阎宝航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聪明能干的青年阎宝航。
早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是各种思潮交汇碰撞之地，也是共产党在东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阎宝航也在这里得以结识不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那时他们从广东运来了很多介绍共产主义以及列宁、苏共的书籍，就放在青年会里，阎宝航有时听他们讲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对此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1927年，他曾向他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提出入党要求，结果因为苏子元去了苏联学习而不了了之。
1929年，阎宝航从西欧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阎宝航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阎宝航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在阎宝航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4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
阎宝航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领引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阎宝航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阎宝航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那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吗啡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阎宝航出面组织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由他出任会长，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将3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还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前往现场观看，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阎宝航的举动大快人心，沈阳人称他“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阎宝航在半夜里听到枪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其他几位群众领袖来到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英国领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建议他去日本领事馆交涉，阎宝航等人于是又来到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领事馆对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正好到关东军的驻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阎宝航的身份，让他们在那儿等。阎宝航等人后来觉得形势不对，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并悬赏5万大洋拿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阎宝航乔装成牧师，由奉天迫击炮厂的英国工程师泰尔斯开车，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皇姑屯车站，然后接去北平。
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来敲门。原来是父亲的好朋友、开表店的赵世涛大爷，他猜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所以找过来。母亲担心我们一大家子跟着赵大爷走会连累赵大爷，但赵大爷非常仗义，还是坚持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皇姑屯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是要到关内逃难的流民。车厢也早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赵大爷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这时奇迹出现了：车厢里自动让出一条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双手，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扶到车上。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阎宝航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回东北。
也许同为基督徒，蒋介石和宋美龄阎宝航十分信任。除了任命他为“新生活促进会”有实际负责之职外，蒋介石还任命他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阎宝航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由他去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1937年元旦，阎宝航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阎宝航还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在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1937年4月，“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立，阎宝航任会长，直接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博古、刘澜波介绍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从1921年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时就学习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成了共产党员。
几十年后，刘澜波告诉阎宝航的女儿阎明诗：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阎宝航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也不参加任何集体组织活动，也不与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也就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特别党员”。这层身份使得阎宝航身上又多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真正身份，只有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与李克农知道。不过，他也公开地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陶行之、范长江、李公朴夫人、杜重远夫人等，都曾住在阎家，所以国民党内部对他身份的猜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阎宝航有六个子女，其中四个被送到了延安，并且很多国民党高层都知道此事。有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曾很意外地邀请阎宝航到他的司令部见面，门口站满了持枪荷弹的国民党兵，身后还站着两个士兵。刘峙单刀直入问他：“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6个孩子，4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阎宝航平静地反问了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接着又说，“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也不能够拿脚镣、手铐把他们拷上，不让他们自由行动，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刘峙说“孩子大了以后往哪儿去？是不是共产党在那儿指引方向啊？”这句话惹怒了阎宝航。他针锋相对地说：“我阎某人这么多年来，跟日本人斗，主张抗日，疾呼抗日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为了收复我们的白山黑水吗？为了收复我们的肥沃的中原吗？如果这样做就是共产党，那你把我抓起来，你把我送到委员长那儿还可以记你一大功！”结果刘峙没办法，只好把阎宝航送了回去。
解放后，人们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了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文件，其中一份赫然写着“阎宝航”的名字，上面有军统特务写的阎宝航的活动记录，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最终也没敢对他动手。加之阎宝航和宋美龄关系很好，他家的轿车都是宋美龄送的，戴笠也不敢轻易冒犯。张学良曾经跟前往美国看望他的阎宝航之子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直到15年后的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阎宝航在外交部公开了中共党员身份，但也还是没有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谜一样的“神秘人物”

对阎宝航而言，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真是如鱼得水。阎宝航的职业掩护，三教九流、黑道白道几乎都有，这使他的各方面条件“得天独厚”，几乎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阎宝航在担任国民党内的一些要职之外，还是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长、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四维学会”理事，并通过在以提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也是蒋介石极力推行和赞赏的“四维学会”的旧时相识，阎宝航还发展与复兴社骨干分子的关系，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各个“派系”、“山头”的主流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与之建立“特殊关系”。他巧妙周旋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觥筹交错，衣香鬓影，广泛应酬天南海北的各路头面人物。
半个世纪后，阎宝航的亲属这样回忆:“阎宝航认为情报工作如大海捞针，除抓住重要关节展开活动外，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无时无刻不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有时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阎宝航在很多人眼里是谜一样的“神秘人物”。中统一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1939年，带着周恩来、李克农关于建立情报机构和设置电台嘱托的阎宝航举家迁移，抵达重庆。他在两路口一带，一个非同寻常的住宅区——重庆村17号安下身来。从此，这里成了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即“阎家老店”。周恩来常轻车简行来到阎家二楼上客厅或顶楼举行会议，商讨布置工作，董必武代表中共南方局也曾在这里安排重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事宜，还曾邀请民主人士进行宪政问题座谈。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阎宝航在重庆村17号的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阎宝航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钱不够用，有时阎夫人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一类的，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阎夫人是东北妇女，即便在炎热的重庆，她也坚持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来改善生活。家里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紧张，但阎夫人从来没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开始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褒奖阎家的仗义疏财。一位老友曾这样评论：“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于是也有人称父亲“阎老佛”，“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阎宝航最合适这个工作，决定让他去做这项工作，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经中共中央郑重决定，由周恩来授命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和设置无线电台，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阎宝航和北碚的秘密电台曾经一起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在后来的回忆里，他也只是淡淡地写了一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其实，他也有过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1942年夏天，当时在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任处长的徐仲航等三人被捕。徐仲航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重要成员，他不仅知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他本人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徐仲航也由于沈安娜的关系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别党员”。所以徐仲航被捕后，沈安娜也非常紧张，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其他两人，一个被活活打死，一个已自首，但不知阎宝航的真实身份。
徐仲航被关在渣滓洞里，他是否会叛变，还是个未知数。阎宝航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按理说，他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自己领导下的情报小组将不复存在。有一天夜里，周恩来带着机要秘书王梓木到阎宝航家里，商量对策。但是阎宝航坚信徐仲航不会将他出卖，于是商定进一步了解徐仲航在监狱里的表现。
阎宝航让夫人和大女儿连夜做棉衣和棉被，托人给徐仲航送去。通过曾任张学良的秘书，后任“军统”少将的王化一了解徐仲航在狱里的表现，确认他没有叛变。另一方面，他找到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时任国民政府战地动员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说：“徐仲航是我老乡，跟我在‘东总’多年，忙的都是抗日这些事儿，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他们恐怕是抓错人了。”在他的再三请求下，李济深亲自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这样，在阎宝航的担保下，徐仲航走出了吃人的渣滓洞。
在“军统”的牢狱里，徐仲航遭受到种种酷刑；老虎凳、烙铁烧、灌辣椒水、电击……在这样一次次严刑拷打下，他已经体无完肤，特务还用竹竿子把徐仲航肋条骨之间的肉皮都割掉了，遍体鳞伤，打得不成人样。由于徐仲航一直没有结婚，没有家，被保出来后阎宝航亲自接到自己家里。事后徐仲航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对特务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这样，徐仲航以自己的坚强的党性和威武不屈的意志，用东北汉子的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坚持斗争、毫不动摇，始终没有说出党的秘密，保护了阎宝航，保全了党的地下组织，使整个危机不致演变成为一场灭顶之灾。解放后，徐仲航先后任东北农学院教授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61年7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革”浩劫中，徐仲航和多数“地下工作者”一样，也未能幸免于难，他和阎宝航一样被林彪、康生一伙打成“东北反党集团成员”，带着叛徒的罪名，被长时间关押在牢房里。1976年12月7日，徐仲航去世，年仅67岁。1979年，徐仲航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2年，阎宝航的长女阎明诗由周恩来一手安排，从延安调回重庆养病，协助阎宝航进行情报的翻译和整理。她主要负责将情报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设法交给重庆郊外北碚的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员。阎明诗的密码本其实就是一本《圣经》。她是共产国际情报战线在中国唯一的女电译员。40多年后，1995年俄罗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这位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女战士和已长眠28年的父亲同时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功勋纪念章”和证书。

智取改变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形势的绝密“情报”

在阎宝航长期的情报生涯里，侦获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中苏边境详细部署，是其最足称道的3件“杰作”。
希特勒的参谋本部远在欧洲，数万里外，它的核心谋略、超级机密，怎么会在当时的中国重庆浮出水面？究其原因，还是法西斯德国太想“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太想“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所以，它明确地告诉国民党政府驻德武官，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1941年5月的一天，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一个德国军官闲谈时，慨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听后便吹嘘说:“中国问题太简单了，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会全部解决了。”
桂永清密报蒋介石:“纳粹德国决定6月20号左右约1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希特勒实际上用明确无误的语言向国民党蒋介石暗示:苏联将很快灭亡！这个消息很快在重庆国民党高层不胫而走。而苏联高层和苏联的真正盟友——中共，却都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此后不久，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到访举行酒会，阎宝航作为政治设计委员也应邀出席。但见烛光摇曳，气氛不同以往，宾主把盏碰杯之间弹冠相庆。阎宝航见状便不解地问于右任、孙科:“今晚诸位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右任拉过阎宝航，和孙科一起在其耳边喜不自禁地悄声说道:“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了！”还嘟嘟囔囔地说什么“饮马莫斯科河”、“会师红场”之类的话。国民党顽固派欣喜若狂，他们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是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当然北进与之配合，中共的敌后主力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而国民党可堂而皇之收复失地，坐收渔翁之利。何况，苏联被消灭后，日本就有更多精力打击共产党。阎宝航听罢，极力使自己在很短时间里镇静下来，不动声色来到孙科身边。阎宝航努力用平静的口吻向孙科“取证”。谁料孙科将“绝密”和盘托出，并且补充了一句极为重要的独家“佐证”：“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
阎宝航当即借故匆匆离席。如何火速报告周恩来呢？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大使馆找罗申武官。天无绝人之路，阎宝航回家后，发现此时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阎家！于是，受阎宝航之托，机智的李正文立即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
李正文的晚年回忆是：“阎宝航通过孙科等一些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我，我当即报告了周恩来，同时转交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不久，苏联塔斯社‘辟谣’说，近来英美政客无中生有地挑拨苏德关系，胡说德军将在6月进攻苏联红军。”这当然是苏联政府的虚晃一枪，
1941年6月21日凌晨，斯大林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才使阎宝航及苏联间谍佐尔格从日本发出的情报得到确切证实。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小时，得以免遭灭顶。1941年6月的最后一天，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一封感谢电。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前夕，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的池步洲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将这一情报上报上级特务机关的过程中，被阎宝航所获知，他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
在苏联将阎宝航提供的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傲慢的美国海军将军们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但是，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1944年秋，阎宝航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唯有其精锐部队——关东军还在东北挣扎顽抗。弄清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对中共抗日和苏联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接到命令后，阎宝航着实下了一番工夫。经过努力，他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关东军兵力部署的详细资料，就存放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三厅。于是，阎宝航通过他的老朋友宁恩诚，和他的任军委三厅副厅长的内弟钮先铭开始了频繁往来。正巧，这时候陈诚也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要他了解和研究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阎宝航更加名正言顺地做起钮先铭的工作，说陈诚请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阎宝航看。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拿到材料后，阎宝航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及时转交给苏联使馆，他们很快照了相后退给阎宝航。阎宝航研究了一番后，如期交还给钮先铭。后来的事实表明，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了一份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分布、秘密要塞位置、军事交通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等等。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尽得先机。按阎宝航事先提供的情报，“按图索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了号称日本“王牌军”的“关东军”。因苏联进攻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使东北解放之后很快恢复生产，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基地。阎宝航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但是他后来却十分低调地说：他所提供的“这份材料对于苏军出兵东北，很快消灭了关东军也是有帮助的。”李克农高度评价阎宝航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这三大战略情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阎宝航成为了中共情报史上的一座辉煌丰碑。

含冤辞世英雄无名

1946年9月，鉴于阎宝航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黑名单，党中央决定安排他回东北家乡，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阎宝航不辞辛劳，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为己任，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春平津解放后，阎宝航调到中央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召开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出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3月，周恩来举行茶会招待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号召各方面老年人士将亲身经历记述下来留给后代，全国政协随即根据周恩来的号召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展史料征集工作。阎宝航此时年近七十，已难以胜任外交部的繁重工作，遂辞去外交部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常委。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2000件，1500余万字。
“文革”爆发后，林彪、康生炮制了一个“东北叛党集团”的大假案。阎宝航看到周围的一个个人被打倒，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有所预感。1967年一天，他对家人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我一旦被抓，你们不要认为我是坏人。”并嘱咐家人他一旦被抓，就赶快去找周总理。然而，他预感到的一天很快到来，1967年11月6日晚，阎宝航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吃上面条，就被抓走。被抓走后，其家人抱着给他的衣服找遍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都没有他的下落。1971年，阎宝航的妻子在近4年时间不知道他的下落情况下，在上海病逝。病逝前，她还一再交代子女要打听到阎宝航的下落，而她至死也不想到，阎宝航已早在3年前被以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要员”的罪名，投入上个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专门监禁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随后阎家多次被查抄，子女们也都受到株连，并被关押。阎宝航被当作“叛徒”、“特务”一直被关押，经受着身体上、精神上的迫害与折磨。在一次提审中被殴打昏迷不醒，因脑溢血在秦城监狱医院去世，终年73岁。当时，阎宝航的在火葬场的编号是“反革命671000号”，并特别备注“不保留骨灰”。
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被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代表中央在悼词中对阎宝航同志无私奉献、长垂青史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从1995年6月到1996年1月，辽宁省、国家安全部相继举行阎宝航百年华诞纪念大会。
其子阎明复，深受其父思想影响，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俄文翻译，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革中被非法关押入泰城监狱，出狱后任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主要参考文献：《我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红色间谍”阎宝航 》（肖岱 ）、《阎宝航：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口述 ：阎明光。主笔： 李菁）、《阎宝航上演中国佐尔格的潜伏》（北方新报）、《中共红色间谍阎宝航：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凤凰网专稿）、《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阎宝航》（北京科影厂《发现之旅》）、《一生无私奉献　风范长留青史——纪念阎宝航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吕正操）、《怀念潜伏英雄徐仲航》（阎明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