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五吴石：深潜于台湾高层而慷慨赴死的“

　　他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极为信任的“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
　　他曾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广西行营少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办公室中将主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
　　而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且不敢相信的是，他是中共潜伏于他身边的“密使一号”。他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江南等提供了大量绝密情报。
　　他为策动国民党海空军起义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向中共提供了许多绝密的台湾军事布防情报。
　　他因叛徒出卖在台北慷慨赴死，从容就义。
　　周恩来临终前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了台湾的朋友。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毛泽东一生做诗词无数，但是为极度赞赏的一个战略情报人员而写的诗，仅见此例。
　　这是1950年毛泽东在研究从台湾传回来的战略情报，询问这情报的来源时，周恩来回答说，这是打入国民党高层任中将国防部次长、参谋副总长的吴石将军传来的情报。毛泽东望着窗外即将天亮的东方，遥想即将打响的解放台湾的战役，深为深藏虎穴之中的地下党员感到骄傲，禁不住豪情满怀，欣然命笔。
　　吴石将军以自己的忠诚和鲜血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将永远为正直的人们所怀念。
　　
　　不满独裁倾向革命
　　
　　吴石，字虞薰，福建闽侯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张治中、白崇禧、刘建绪为同期同学，与白崇禧关系最好。求学期间，年终考试和毕业考试皆为全校第一，后来吴石以保定军校"状元"的身份到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因‘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又被称赞为‘十二能人’。1935年秋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是军届公认的“日本通”。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时期，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少将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代表团来南京，经张冲和何叙甫介绍，吴石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见面，席间相谈甚欢。叶剑英很器重熟悉日本军事的吴石。1938年，二厅在武昌珞珈山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吴石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课。周恩来所作的形势报告、叶剑英关于游击战的大课，都使吴石眼界大开，受益匪浅。武汉撤退后，吴石请辞军令部职务，转赴桂林行营。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后来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吴石在桂林期间，除了军务还热心公益事业。他组织福建旅桂同乡会，通过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关系，特去福建招募3000名闽人子弟入军校参加抗日。他创建黄花岗纪念学校，延聘福州名士林素园先生当校长教育闽籍子弟。他说：“闽人多志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闽人。”
　　他还支持日本友人鹿地亘先生在桂林创办日本反战同盟桂林支部，指派部属林长墉上校（林则徐重孙，留日军官）具体协助。日俘自发自编的话剧在当时后方城市演出，曾轰动一时。在昆仑关战役中，鹿地亘组织日本反战小组在前线喊话，效果很好。鹿地亘后来不幸被日机轰炸阵亡。吴石为此写了长篇祭文，并分别在重庆、桂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关于桂林军务，吴石曾有过寥寥数语的自我描述：他说：“桂南会战时余方病，力疾从事数夕不交睫，痛苦不可名状。长沙第三次会战计划，余亦参与其事，实负起草之全责。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亭即以此一战成名。”
　　后何遂（中共地下党员、同盟会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中将立法委员，建国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回忆说：“收复昆仑关时，吴石白天不离地图，晚上不离电话，不眠不休，取得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由于他出色准确的战场判断，1940年，桂南会战也取得了胜利。”
　　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吴石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与日军作战时，还救过被误当日军间谍抓住并差点就地枪决的胡志明（后任越共主席)。1945年4月，吴石辞去第四战区职务，到重庆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他卸下重担后，就有时间与诸多友好闲游山川，吟诗作赋。1946年1月，吴石同何遂、陈孝威冒雨登上重庆北碚缙云山，留诗画合璧于缙云寺汉藏教理院。诗曰：“旧境重寻叹独勤，任他春已尽三分；笋舆十里松阴路，细雨斜风上缙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已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此时，国民政府国防部改组，吴石任史政局局长，负责修战史，拟脱离内战干系。吴石在其《自传》中曾自我检讨说：“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吴石以爱国爱民赤子之心，极感焦虑，在家与挚友交谈，不断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他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
　　1947年4月，何遂、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吴石正式加入共产党，直接受何遂领导，单线联系。此后，吴石以何家为中转站，经常在往返于上海和福建，为党送来许多重要情报。1948年春夏之间，吴石又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1948年5月，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此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迺接上了关系，并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李以劻（原国民党将领）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片断表述：蒋介石通过亲信个别谈话调查下属的情景。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言论，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谈谈他的情况？
　　李答：我1940年考陆大时，吴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陆大毕业回九战区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战乱问题，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今年五月底他来福州，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说福州易攻难守，福建是山岳地便于打游击，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的诸方面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由“李白电台”发往中央。
　　1949年，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转战上海，挺进东南，吴石为这些战役提供了重要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如《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情报。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南的部署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国民党军在福建的战斗序列及兵力统计等。吴石还努力拖延了国民党军在福州外围构筑一道永久性防御工事的计划，使得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在解放时免遭战火洗劫。
　　
　　利用影响策动起义
　　
　　1948年11月，随着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配合江南广大城市的解放，中共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在张离沪期间由沙文汉负责。沙文汉则任命王亚文为策反工作组组长，负责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为安全起见，王亚文与上海局策反委其他人并不交叉往来。
　　此后，吴石接受上海局领导，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高级绝密军事情报，并帮助策划多起重大起义。如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在1948年12月16日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俞的父亲俞星槎在西南抗战中是吴石的同事，任桂林行营副参谋长。受吴石爱国爱民、反内战、亲共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不幸，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其子俞渤在吴石的关照下，继承父亲遗志，发动了国民党空军的这次首次起义。继俞渤之后到1949年解放前，空军方面八大队、四大队、十大队、空军军官学校、民航局等相继又有B-24型、和C-46、C-47运输机空军和民航机起义。此后在上海局和南京等城市秘密组织策动下，从南京、上海，杭州，青岛，武汉、台湾等地有20多架飞机起义，给了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制空权的解放军以极大的援助。
　　在国民党海军方面，吴石有更大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促成了“重庆”号起义。“重庆”号是英国送给中国政府的一艘巡洋舰，用以抵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英国当局曾没收并转用欧洲战场的中国招商局在港局订制的六艘港湾巡艇。无论在舰体规模上还是武器装备上，该舰都是当时国民党军海军中最强的主力战舰。
　　对海军的关系，早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周恩来与海军高级将领开始接触。沙文汉对王亚文说：“林遵、周应骢、邓兆祥等在海军是实力派，与我们有联系，这些人爱国主义思想浓，民族观念深，与董必武、周恩来同志交谊都好。董老与周恩来对海军策反工作做了多年，他们把海军关系交给我们，这项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于是，王亚文用张华志的化名到南京先联系上何遂。何遂是蒋介石尊敬的人，社会地位高。由何遂介绍，王亚文又认识了吴石。王亚文知道，吴石常往来宁沪，不时提供许多国民党军队调动与各种重要情报。何遂供给的情报也很多。他俩与海军有密切的关系，与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骢、“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都有联系。国民党江宁要塞司令胡雄也是吴石的邻居、挚友。
　　周应骢原是海军老前辈萨镇冰的表侄，曾留学英国，当时他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任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指挥着八艘主力舰，海军司令部下辖几个署（局）都归他管。由于他深孚众望，国民党全部海军机要都在他的控制下。在“重庆”号回国前，董必武就对周应骢进行过策反工作。上海局接通这个关系后，沙文汉代表中共委任周应骢为海军起义总司令，并委任王亚文为政委。吴石通过何遂对邓兆祥做工作时，邓兆祥曾问何遂：“现在形势吃紧，有人向我说国民党坏透了，应早点投共，你能有办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吗？我只怕碰上特务分子，丢了命而事又不成；有的人年纪轻轻的，也叫我学武昌起义，究竟共产党在何方？”
　　于是，沙文汉要王亚文对周应骢说，要加紧做邓兆祥的工作。周应骢多次与邓兆祥说：“要紧紧掌握情况，掌握可靠干部，特别是近身的干部，连一个士兵都要注意，时机成熟时，军舰立即开赴解放区。”
　　由于当时处在绝对秘密情况下，“重庆”号上有多条线，先后在下级官兵中酝酿着起义，但互不发生横的联系，而邓兆祥则在暗中进行保护。其中有一股力量是先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领导、后转交给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的王淇、蒋树德等21名“重庆”号下级官兵。另有王颐桢、武定国等27人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这两股力量最大，他们于1949年2月25日1时30分发动了起义，然后来做舰长邓兆祥的工作，说明起义是得到中共支持的，并持有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人张执一给的与解放区联系的暗号。邓舰长原来对起义就有思想准备，在询问了轮机情况后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26日7时许，“重庆”舰顺利驶抵山东解放区烟台港。蒋介石得知“重庆”号起义后，极端愤怒，立即责成空军司令周至柔炸沉“重庆”号。
　　已经停泊在葫芦岛的“重庆”号官兵对敌机的轮番轰炸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无奈有一颗重磅炸弹炸中了军舰右舷侧部，造成多人伤亡。为避免再遭轰炸，“重庆”号巡洋舰奉解放军之命，于3月20日夜间放水自沉。3月24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邓兆祥舰长暨全体官兵予以嘉奖。
　　
　　巧妙周旋留存档案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此时，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吴石又下达“死命令”，紧急成立了包括王强在内的4人遣送小组，于1948年12月下旬自南京押送机要档案500余箱经车、船联运，于1949年元旦抵达福州，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这是两位战友见到的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吴石迫于形势，不得不从。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后任民革福建省第一任主委)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即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十兵团司令部。
　　1949年元旦前后至4月，吴石还经常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在频频向南下大军提供情报的同时，还不止一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深潜孤岛心系统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委书记。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见到华东局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随后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委”，由蔡孝乾任书记。由于蒋介石对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血腥镇压，为迎接解放军而随时准备起义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与地下组织的联系被切断，1949年10月25日，我三野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进攻金门失利。同年11月，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为尽快取回重要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沪、港从事情报工作的朱枫（又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吴石将军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朱枫（1905-1950），宁波镇海人，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员。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华东局的下属企业香港合众公司工作，月薪400元。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当时，她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2月朱枫还没有和陈宜的妹妹陈莲芳联系上，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是当时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
　　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乘船来到台湾，按照事先的约定暗号，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戒严期”。蔡孝乾则因为和妻妹住在一起，成为一连串被捕人员提供的线索，他本人在国民党的秘密清查中很快受到注意。
　　自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朱枫与吴石一共见过7面，但接过的全是有关台湾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叛徒出卖从容就义
　　
　　1949年10月，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台湾警特机构破坏，多名负责人被捕。同月31日，“中共台湾省工委”分部高雄市工委又被破坏，书记陈泽民等人被捕。11月5到7日，高雄市工委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等37人先后被捕。12月29日郑孝乾第一次被捕，但由于特务们并不认的他，8天后，他又设计脱逃，但他的随身笔记本出卖了他。情报部门从上边发现了“吴次长”的字样和一个详细地址。1950年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从未用过的名字“威凤”。1950年2月7日，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兼组织部长张志忠被捕。3月1日蔡孝乾再次被捕，很快变节，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他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朱枫此时准备返回大陆。但是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紧急封锁。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朱枫乘船前往舟山。可是，叛徒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
　　朱枫前夫的女儿女婿都是国民党特务。朱枫在台北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保密局第一次搜查吴石家时，吴石怀疑问题出在台共及朱枫女婿家，让聂曦冒险通知朱枫搬离女婿家，住进台北阿里山大饭店。几天后，才安排坐海军交通船去舟山的。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朱枫到舟山后，首先还是探访了在舟山陈连芳的亲戚，然后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她的保密局女儿陈连芳及已经被监视的女婿因而得知朱枫的去向。保密局毛人凤立刻通过舟山站长沈之岳将朱枫抓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在定海看守所，朱枫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出于热心，朱枫曾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官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
　　吴石一案让蒋介石十分震怒和难堪。由于吴石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同学，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的好友，而且他还刚刚被授予了“宝鼎”勋章，连蒋介石也不相信吴石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参谋总长周至柔因此指示保密局再进一步取证。蔡孝乾则在吴石被捕前一天第二次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朱枫和吴石的身份和关系。同时，在朱枫的寓所搜出了吴石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罪名最后定了罪。
　　受吴石案牵连的还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长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由蒋介石委任的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50年6月11日，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
　　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这是吴石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狱中秘密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表达了他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和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生命无怨无悔的崇高气节。
　　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1973年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1994年，吴石夫妇的骨灰遗骸终于一起由其子女奉回大陆，由吴石的生死之交、革命同志何遂的儿子何康（曾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主持葬在北京福田墓地，与何遂夫妇墓地紧邻。
　　公墓墓碑上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经中央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审定，由吴石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碑文全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州。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后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主要参考文献：《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挥泪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吴韶成）、《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吴石将军及其牺牲情况补记》（唐宝林）、《《赢得身前身后名：吴石将军案真相考证》（平凉过客）、《螺洲出英才虎穴藏忠魂——探访吴石将军故居》（福州新闻网）、何遂家族的革命秘史》（海南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