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四侯镜如：“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国军兵

　　他是毛泽东在上海负责招收的黄埔一期生。
　　他是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共的早期革命军人。
　　他是参加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成员。
　　他是参加过武汉会战、鄂北会战、枣宜会战等著名战役的抗日名将。
　　他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的第十七兵团司令官、津塘防守区司令、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国防部中将参议。
　　他作为蒋军援锦东进兵团司令参加了著名的塔山攻防战，以绝对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没有攻下这座不是山的塔山，促成了辽沈战役的顺利结束。
　　他秘密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又指示其部下在福州率部起义。
　　他曾担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会长。
　　
　　
　　塔山，这个在史书上鲜见的地名，却因国共两军在此发生的一场极其惨烈的攻防战而载入了史册。这就是决定整个辽沈战役成败的关键之战——塔山阻击战。
　　塔山其实不是山，它是北宁路上锦州、锦西间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距锦州三十公里，距锦西十公里。它虽然没有险要地形，但东面濒海，西面是白台山、虹螺岘山，是国军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孔道。塔山东靠大海，易受海上军舰侧射火力威胁。中间的塔山村左右有8000米的开阔地带，基本上无险可守。左边虽是略有起伏的丘陵地带，但最高点白台山也才不过海拔261米。就其地形而言，是一个易攻难守的据点。如果此处被国军攻下，正在围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将处于进退失措、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曾让率近百万大军决胜东北的林彪听说蒋军东进兵团前来援锦时，紧张的想放弃打锦州而回去打长春，却不知这个率领十一个师的国军主力前来攻击塔山的兵团司令，此时早已和中共取得了联系，深知内情、决胜千里的毛泽东当然不许可林彪的错误决定。于是，就出现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在蒋介石的亲自督战下，拥有海、空军配合和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国军硬是没有越过塔山半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东北的咽喉要地锦州被围攻被占领被拿下，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国军一步步走向覆灭。可以说，这个兵团司令在决定国共两党决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那么，这个兵团司令是谁呢？他又是如何成为蒋介石心腹嫡系爱将而当上兵团司令的呢？他的最后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主考，入黄埔第一期
　　
　　侯镜如，原名心朗，一九○二年十月十七日生于河南永城县侯楼村。永城在河南省的最东部，是河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也是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的地方。当地之穷，从当地流传的“四眼粥”之说，可见一斑。何谓四眼粥呢？“四眼粥”就是一碗米汤飘着几粒米粒，喝粥时，一低头，两只眼睛倒映在清汤中，两眼可以望见两眼，因而称之为“四眼粥”。侯镜如出身贫寒，从小下地务农，十岁才开始在私塾中识字读书，一边学习还一边下地干活。虽然上学较晚，但他很有灵气，小学时作文中，还懂得形容“麦浪如水浪……”。他平时功课平平并不突出，但到了考试，确每每能取得成功：十五岁时，就考入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列强入侵的深渊之中。腐败政府丧权辱国，爱国志士忧国忧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民主救国，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侯镜如的国文教员魏松声曾经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受其影响，他抱着救国救民之志，决心放弃继续深造和出洋留学的机会，投笔从戎，与同学王之宇一道离开学校去投考黄埔军校。1924年春，侯镜如把介绍信写在一块白布上，然后缝在衣服里，赶了七天七夜的路，来到上海租界区一个女子师范学校，及时地赶上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是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委员之一。经毛泽东主考，他初试合格，领了路费乘船经香港去了广州，再经过复试合格，侯镜如、陈赓、郭安宇等11名河南青年被录取，同编在黄埔第一期第三队。
　　初入黄埔军校，侯镜如就按校方规定，统一填表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侯镜如却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无限的好感。入校后不久，侯镜如就加入了中共在黄埔军校内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
　　虽然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创办的，但是校内却暗流涌动。军校存在两派势力：一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是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侯镜如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相关活动，联名签署了具呈控告孙文主义学会公开赞成西山会议派反动行为，以及扣发政治书刊及进步刊物的无理行为。也正是以黄埔军校时期为始，侯镜如开始踏上了与“国民党”分裂的道路。
　　侯镜如在黄埔受训六个月后，旋即入伍，担任教导一团一连排长。
　　1925年1月31日，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战斗中的侯镜如左手负伤。9月，侯镜如返回广州参加第二次东征，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三团一营副营长。此时的营长是侯镜如教导团时的连长郭俊，而一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三师三团的党代表为包惠僧，团党代表办公室干事是李默庵。在这些中共党员的勉励下，侯镜如提出了入党请求。1925年10月，在潮州西湖笔架山上，由周恩来、郭俊介绍，侯镜如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运动，驱逐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取消党代表。陈独秀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清党案，交出了第一军内跨党的三百多名中共党员的名单。由于侯镜如入党不久，并不在名单之列，尚未暴露党员身份。因此，在此特殊情况下，党组织作出决定，令侯镜如继续留在第一军内，做秘密工作。同时潜伏下来的中共党员还有廖运泽和周邦彩。
　　1926年7月，侯镜如随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参加北伐，任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一职。当东路军接近福州的时候，原袁世凯的“模范团”改编的陆军第二师起义。就在此时，侯镜如接到命令，说是要调他到这个师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听到命令后，侯镜如感到很迷惑：“我虽然在军校及部队中，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自己也勇于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但我却一向是个带兵打仗的人，突然要改做政治工作，行吗？”正在困惑之时，周邦彩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和邓演达的指示。
　　1927年初，该师奉命前进到建瓯时，遭到东路军指挥何应钦的怀疑，认为它有异动，遂被包围缴械，侯镜如便进入何应钦的东路军总部。
　　
　　
　　在周恩来安排下，参加上海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
　　
　　当北伐战争进入浙江金华时，党指示侯镜如秘密赶到上海，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于是他用声东击西法，向何应钦自告奋勇，说他的亲戚和乡亲，有在北洋军阀中做官的，他可以去做策反工作。何应钦见此喜出望外，不仅批准辞职，还给了一笔路费。他拿着这笔路费赶到上海后，周恩来告诉他，党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让他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于是，在周恩来、赵世炎(革命烈士)领导下，再加上徐光英(后下落不明)、顾顺章(1931年叛变)、侯镜如，组成了暴动指挥部五人领导小组。当时赵世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浙江地区书记。在指挥部中，周恩来给了侯镜如两大任务：一是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如何作战；二是夺取枪支弹药，武装工人纠察队。在交通员的带领下，侯镜如秘密前往租界区的几个军训点，向亳无军事常识的工人纠察队的干部们，进行从武器到巷战战术、射击、刺杀、运动等的培训，同时上政治课，讲述北伐的形势和在上海举行暴动的意义，秘密组建起一支五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
　　3月21日中午，上海总工会命令上海的工人举行第三次总罢工。当天上午，周恩来派侯镜如到南市，指挥工人纠察队攻打上海警察厅和高昌庙兵工厂。侯镜如和伍镇率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乔装来到上海市警察厅门口，趁敌不备，侯、伍二人突然冲上去，用手枪顶住门卫的头说：“党军到了，还不投降！”(当时的“党军”指的是北伐军)此刻，工人纠察队员全都亮出了左臂的红袖章，冲进警察厅的大院。警察们看工人纠察队员人多势众，纷纷缴械投降。工人纠察队员打开警察厅的武器库，工人们分到了枪支弹药，个个喜笑颜开。这时，侯镜如立即召集队伍，迅速奔赴高昌庙兵工厂。沿途又有不少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到纠察队的队伍里来。当队伍开到龙华车站时，遇上奉军毕庶澄的一支队伍，约有200之众，摆开阵势，企图拦截工人纠察队的进攻。侯镜如当机立断，指挥工人纠察队员迅速分兵两路，从两翼包抄上去，将敌军团团围住。敌军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随后，侯镜如指挥队伍直扑高昌庙兵工厂，在厂内工人纠察队员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很快就占领了这家兵工厂。至此，南市的战斗胜利告捷。随后，侯镜如带领工人纠察队员，把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拿到手，立即送往闸北，支援了由周恩来指挥的关键性的闸北激战。正当闸北工人武装纠察队，与毕庶澄的几千名正规军队，浴血奋战时，抵达上海南郊的北伐军的胡宗南部却停步不援。最后，在得不到北伐军支援的情况下，工纠队几乎赤手空拳地，前仆后继，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最终占领了整个上海，获得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侯镜如为革命事业写下光辉的一页。
　　但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成果，迅速被蒋介石所窃取，并以反革命政变来血腥镇压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军队向工人纠察队总部(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发动了疯狂进攻，工人纠察队在俱乐部大楼内仓促应战。侯镜如在指挥作战中不幸右肋中弹受伤，在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后，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在交通员的引路下，顺利地撤入了英租界，抬往私人诊所治伤。他成了上海武装起义中少有的幸存者。
　　1927年4月底，侯镜如在上海租界区的医院里获得了基本上的治疗后，奉命化妆乘一艏英轮到达武汉，任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武汉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由于地下党提前一步获得了情报，并及时通知了侯镜如，他才带了武汉保安总队学兵队的部分队员，得以安全逃出武汉，去了鄂城。按照周恩来与贺龙商量的结果，由侯镜如将所带出的武汉保安总队学兵队的队员，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逃出的学员，与由湖北湖南逃出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一个军官教导团，放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编制中，侯镜如就任此军官教导团团长。中共烈士周邦采、冷相佑等人当时都在此教导团中。而且，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荣誉奖“范长江奖”所纪念的范长江同志，当时也在此教导团中。
　　后来，贺龙率领的二十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向南昌集结，并参加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八月一日成为了中国的建军节，八一旗帜从此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光辉旗帜。在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下，侯镜如率领军官教导团一举解决了驻大校场营房的敌七十九团。
　　7月31日下午，侯镜如以新换防为名，率领本团连排以上干部“拜访”敌军团长，进入敌79团驻地“小营盘”，侦察敌情和地形。晚饭后，敌军士兵穿着白色衬衣，在操场上打球、游戏，教导团的将士们围在那里看热闹，对方毫无觉察。
　　当晚9点多钟，侯镜如召集了大队以上的干部，宣布起义命令。部署完毕，又向他们详细交代起义的时间、标志及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各总队都分头回去作了周密的布置，一切均已安排妥当。
　　这天午夜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8月的第一天已经来临。这时，南昌城头鸣枪三响，各总队都已开始行动起来。营房内穿衣声、低语声、板凳的撞击声，开始零乱地响起来。一总队派人来报告，他们已向敌营大门运动了。正在这时，副官进来告诉侯镜如：79团派人来了。来人是位年轻的副官，一见侯团长就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团长让我来问问，你们这里在干什么？要我禀告侯团长，都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误会！”侯连忙安慰他说：“哪里哪里，我们是夜间演习，请不要误会！”说着便向自己的副官使了一个眼色，暗示他把来人稳住，便走了出来。不一会儿，忽然三总队来人报告：敌人的营房里开始有动静了。侯赶紧跑到墙根听了听，果然敌人好像在起床。看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同时听到市内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事不宜迟，他当机立断，立即向各总队下达命令：“开始攻击！”刹那间，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在敌人的营房里响作一团，教导团和6团的将士分别包围了敌人。教导团一总队从正面大门冲进去，其他大部分队伍翻墙而入，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敌人受到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烈袭击，一时间晕头转向，除了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外，大部分敌人从梦中惊醒，连喊：“不要误会！”等明白时也只好纷纷缴械投降，敌79团的士兵大部分就这样成了俘虏。随后侯镜如又指挥教导团配合我军第10师歼灭了驻在附近老营盘的敌肋团。
　　战斗结束很快，前后1个多小时，整个大校场营房里的枪声就停止了。侯镜如迅速派人向军部报告：任务完成，敌79团已全部解决。
　　侯镜如又一次为革命事业写下光辉的一页。
　　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反动势力疯狂反扑。起义军决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作为贺龙第二十军的先锋部队，侯镜如率领教导团一路南下，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在任田击退敌两团后，八月底抵达瑞金。这时教导团由贺龙的右翼军团，调编入左翼兵团的战斗序列中。侯镜如所率的军官教导团，在左翼军团前敌总指挥朱德指挥下，与进入会昌的蒋嫡系的钱大钧部的三十二军九个团，万余兵力交锋。在作战中，侯镜如率教导团五个总队从正面攻击会昌，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起义军共歼灭了敌人四个团，但自己也损失严重。战斗中，在他用左臂为依托，使用驳壳枪射击时，敌人一颗子弹从左臂进入，穿过整个左上臂，而后由背部穿出，身负重伤。朱德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第一线指挥，见到了侯镜如己身负重伤，不容分说，立即派人护送侯镜如从阵前撤下。侯镜如带伤在汕头同仁医院治疗时，国民党军张发奎部包围了潮州，他即与黄埔一期同学陈赓(解放后授勋大将)一起，假装难民，互相照应和掩护，避过了反动军队的搜捕和检查，乘英轮离开汕头，逃离虎口，来到香港。这次因伤势较重，由党组织出钱，在香港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才得以痊愈。也正是南昌起义中这段与陈赓一起带伤逃出汕头的经历，使他与陈赓有了段患难之交，为他后来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埋下了伏笔。
　　侯镜如伤愈之后，又按党的指示回到上海。1928年春，党中央派他到河南，任河南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河南兵运工作。但他来到河南时，却不知河南省委机关早已被破坏，蹲堵省委机关的特务把他抓住，与安子文等同志一起被囚禁于开封第一监狱。在狱中，侯镜如、安子文等团结难友（其中有河南大学中共地下党员李杰民、周世昌等11名师生），计划组织狱中暴动，侯镜如被推选为暴动总指挥。由于情况变化，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而取消。在监狱里，他与敌斗智斗勇，，狱方也一直没有弄清他的真实身份。1929年秋，蒋冯战争暴发，侯镜如在中共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特别是黄埔同学会的积极营救下，侯镜如、安子文等人才获得人身自由。
　　事隔30余年后，人们在安子文的自传中看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追忆：“当时，侯镜如的年龄大一点，经验也多一点，又有军事知识，他实际上成了这个地方的中心。我们虽然没有正式建立起党的组织，但大家对他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听的。因此，在蒋、冯大战中，当冯玉祥在军事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时，我们策划了一次暴动，并推侯镜如为总负责人。我们通过看守把脚镣上的锁都打开了，准备在冯玉祥军队从开封撤退时，利用混乱的机会，用碗、盆为武器，夺取看守的枪支，然后闯出去。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恰好韩复榘倒戈，冯军西退，开封南关的一个兵工厂被炸，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但正当我们即将发动时，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不但没有慌乱，而且增加了警卫，我们不得不被迫临时停止行动。现在看来，当时决定停止行动是对的。如果当时不顾形势的变化，还是按原计划发起暴动，可以肯定是会完全失败的。”
　　侯镜如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中止这次计划中的暴动，是明智的，这样避免了无谓的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上海接受党组织培训后，他先后被派往香港中共华南局军委和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军委工作。1931年春，在侯镜如出差返回上海前夕，中共地下党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天即叛变。他知道南京中统特务机关的大本营里有中共地下党员，恳求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告诉南京，以免走漏消息，好赶回上海把周恩来等人一网打尽。但何成浚为了向蒋介石邀功，于当夜，也就是1931年4月25日的晚上向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发去电报。而这封电报又恰恰被打入中统内部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所看到。钱壮飞立即采取措施向中央告急。党中央立即决定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当夜周恩来、陈云、陈赓等上海地下党人员全部撤往苏区和出走外地转移潜伏，这一次，上海地下党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
　　正是在上海地下党中央遭到“百分之百破坏”的严峻情势下，侯镜如在完成了地下党的外派任务后，毫不知情地回到了上海。他日夜奔波四处寻找组织关系，都只能是毫无结果，始终联络不上。最后，他用掉身上所剩的最后几个钱，使用了与地下党约定的假名“侯志国”和联络方法暗号，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出“寻人”广告：“XX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来，没有办法就自去找工作了。……我始终是孝敬父母的。侯志国。”登报多日，依然杳无音讯。就这样，他这次在上海前后逗留了两个多月，生活无着，又十分危险不可多停。他只得做出决定，先离开上海回河南老家再作打算。至此，他犹如断了丝线的风筝，丢了父母的孤儿一般，与地下党失去了一切的联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一肚子疑云，一肚子委屈，我是派出去工作后回来的，走前已通知我回来后就可以安排好交通，送我去江西苏区，而且我又非单线联络，怎么会一下子就联络不上了？是组织上故意不要我了？还是组织上怀疑我什么了？”“直到解放后，我才从陈赓大将口中得知，当时是中央保密局局长(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一下子抓了很多人，已分不清谁奸谁忠，就是踫了面也立即避开，根本不敢相认。那时候，我哪晓得这呀。”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进行了大转移，他找不到联系人了，从此失去党的关系。
　　
　　
　　凭黄埔金字招牌，潜伏于国军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上海暴发抗战事件，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的侯镜如十分期望能回到军队中去，抗日救国。当时，已在国民党中央任政治部副部长的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也一直在寻找他在一期的同学侯镜如。1933年，袁守谦特意派人到河南永城老家打听，这才找到侯镜如的下落。当两人在南京重逢时，侯镜如凭着他在地下党时的经验，向袁守廉隐瞒了他曾经加入中共及在中共参加两次起义和地下党活动的那段历史，只推说其间他回老家照顾老母去了。在袁守廉及其他黄埔校友肖洒、艾圣绪等人的推荐下，侯镜如暂时就任河南开封行营咨议。后又以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的代表的名义到山西省晋城与永城的同乡、第41军军长孙殿英联络，担任第四十一军住南京代表。1933年春，任三十师参谋长，不久就调任三十师八十九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爆发时，侯镜如正在庐山暑期团学习。7月底，侯镜如奉命中止培训，返回驻扎在江苏淮安一带的第八十九旅。八月底，率部队到北平外围房山周口店堵击日军，八十九旅官兵同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予敌人重大杀伤，坚守住了阵地。接着又奉命转移到潼关地区，阻击南下之敌，有力地配合支援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忻口战役。从此之后，在抗战八年中，侯镜如又在豫东重建、抗日援鲁、徐州会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中，展转华北华中，与日伪多次恶战，几度生死之间。其中，仅在湖南平江的上塔市与九岭一线，参加守土抗战、阻击日军的长沙会战，达两年之久。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时，侯镜如任九十二军中将军长。他率部从常德出发，沿长江向金口、蒲圻、咸宁、葛店迅速进军，一路上解除和收檄日军八十八旅团、八十六旅团等武装。于9月15日进驻武昌青山、洪山、大东门，参加了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内举行的日军受降仪式。此时的侯镜如寄希望于国共重庆谈判能够成功。在进入武昌二十多天后，据说可能是因为九十二军的驻地最接近汉口机场，而且侯镜如又系“黄埔军校系”，因而奉命空运北平，九十二军共用了七天时间，将全军空运到北平南苑机场，进入北平，接受日军第三战车师团等部投降。
　　
　　
　　与周恩来、陈庚重逢于北平
　　
　　在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中，侯镜如在北平军调处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见了面。让侯镜如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竟在这种公开的场面中，作为对立的双方与自己秘密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和“两次中共起义的老领导”见面，一时语塞。但是周恩来反应超人，敏捷地首先开口：“二十年未见面了，好久好久了。”侯镜如心里很明白，周恩来这“二十年”之说，把“上次见面”的时间推到了黄埔军校的年代，从而把侯镜如在地下党(参加两次起义及其后在地下党工作)的五年时间，巧妙地掩护了起来。侯答道：“是呀，是呀，军校一别，二十春秋了。”这极其简单的一问一答，周恩来巧妙地保护了侯镜如，而侯镜如也希望能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在中共地下党的历史“尚未暴露”的状况。
　　在与周恩来见面的同时，侯镜如也与陈赓见了面。十五年前，两人在南昌起义后同生死，共患难，一同南下汕头疗伤，一同在上海特科工作。十五年后竟在“双十协议”签订后的北平，以国共两党高干的身份相遇握手。侯镜如在解放后曾对人说过：“十五年河东，十五年河西，我虽然并非叛党退党，但却是无脸面见江东父老兄弟呀。”突然而至的与“江东父老兄弟”之会面，在场的外人并不知情，但两人心中各自一惊，陈赓为了保护侯镜如，很镇定地，若无其事的装作“从不相识”一样，一带而过。当时陈赓并非军调处的中共正式代表，但是侯镜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陈赓为何却是与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们一起住在北京饭店里。相见不相认，那只因是相见在公共场合中。之后，陈赓让一位不抢眼的人把侯镜如请到饭店的一房间中，秘密会了面。侯镜如向陈赓简述了自己当年“登报寻找组织”的情况，陈赓没有直接回答什么。为了了解侯镜如脱党后的经历，陈赓就把话题巧妙地转到两人分手后“各自参加抗日的共同点”上，当陈赓说他抗战时在太原XX军分区任司令员，侯镜如插问道“不是刘伯承任司令员吗”？陈赓解释说自己是在军分区，而刘伯承是大军区。俩人虽然秘密见面，但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督，时间不敢太长，特别是在当时的国共合作形势之下，也不好冒然深谈。另外，当时侯镜如还不知当年为什么失去联络(解放后才知顾顺章叛变的事情)，也不知党会否对当年自己失去联络“会怀疑自己”及“能原谅自己”；而陈赓一方也因巧遇北平，临时决定安排一见，他一人也无法对侯镜如的历史问题做即时表态。两人话虽不多，但己经“走近”不少，也“摸了底”，而且侯镜如也为自己有机会能向自己人讲出当年“登报寻人”一事而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之余，两人以“不打内战、合作建国，再会”、“好，再会”这两句极其简单而又大有深意的话，匆匆结束了这次极其秘密而又极其重要的会面。回家后，侯镜如非常兴奋，决定要为中共代表做点什么，回想到陈赓和周恩来的穿着比较单薄，并感觉周恩来、陈赓在穿着上，与美、蒋两方相比“不太相配”，就偷偷地买了几件呢子大衣，秘密地设法派人送到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的下榻处，一并送给他及其它中共代表，以“暗示心意”。
　　陈赓同志回去后，就此次与侯镜如的秘密会晤，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作了报告，并且和已在中央工作的安子文通了气，组织上对侯镜如脱离组织关系的那段历史作了调查和结论。
　　1947年底，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派侯镜如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通过侯夫人李嵩云之手，向侯镜如转交了一封安子文同志(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周(恩来)贺(龙)二公关心你，让我给你写此信，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封有三页纸的安子文的亲笔信，向侯镜如传送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一句“周贺二公”肯定了他在地下党的那段历史，又一句“可以原谅”这等于是对他脱党后的历史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这封密函的出现，是侯镜如一生中的又一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这封信让侯镜如又一次地听到了党的召唤。另一方面，这封信让侯镜如证实了李介人的中共身份，为此他任命李介人为副官，留在自己身边，专责与中共的秘密联络。从此，李介人多次冒险穿过两军交战的前线，穿梭住来传送信息和情报，并护送和陪同第九十二军的谈判代表去解放区与解放军进行谈判。至此，侯镜如与地下党恢复了联系。同年9月，侯镜如升任国军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国防部中将参议等职。为了准备伺机“归队”，其间，侯镜如凭着他以前在地下党时的策反及领兵的经验，首先开始了积极而谨慎的人事准备，调亲信黄翔(其夫人与侯夫人系金兰姐妹)接任九十二军军长，将妻妹嫁给了担任师长的张伯权，并任命张伯权为十七兵团参谋长。
　　
　　
　　消极援锦终致国军塔山失利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置沈阳、长春于不顾，南下北宁线”，先拿下锦州，造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总体部署之下，林彪率70余万大军在黑土地上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辽沈战役。
　　1948年10月5日，林彪致电4纵：“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两锦相距约50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威胁”“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蚬山下一线约20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援锦行动，林彪命令四纵、十一纵和热河独立四师、六师和炮兵旅，由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统一指挥，迅速向塔山地区集结，组织坚守防御。
　　1948年10月6日，蒋介石乘当时国民党最先进的“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54军军部，部署锦、葫国军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他对众将领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2个军及烟台1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5个军夹击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我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匪……”并交代以后葫芦岛部队归侯镜如司令官指挥，在侯镜如未到以前，由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海军司令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庄指挥海军以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
　　由于时间短促，加之没有经验，到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之时，解放军所依托的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野战工事。国民党方面先后调至锦西、葫芦岛的部队有华北的九十二军（最后只来了二十一师）、六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以及由烟台来调来的三十九军。再加上原驻锦西的五十四军和暂编六十二师，一共11个师的兵力。参加塔山战斗的还有驻北平的国民党空军、海军第三舰队的三艘军舰，包括国民党最大的水面舰艇重庆号。
　　也就是说，解放军是以8个师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局面下进行阻援，而国民党方面则是以装备精良的11个师发动进攻。国民党军不仅在兵力上优于解放军，在火力方面更占有绝对优势，仅五十四军第八师和第一九八师就各有一个美式山炮营（拥有76.2毫米山炮12门）、一个美式榴弹炮连（拥有105榴弹炮4门）。就重火器数量而言，国民党军一个师几乎等同于解放军一个纵队。此外，国民党军还能得到重庆号巡洋舰上152毫米重炮以及空中的火力支持。
　　以国民党军当时的技术条件，进攻这样的以土木结构为主的阵地，可以先用远程重炮、舰炮及航空火力对目标进行饱和轰击，摧毁地面工事，大量杀伤防守兵力，然后用重炮压制敌方炮火，同时命令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冲锋。坦克可以进行抵进射击，逐一摧毁阵地上的火力点，然后反复碾压破坏阵前的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打开突破口。而步兵的山野炮则可以向解放军阵地后方进行阻断射击，打击守军增援部队。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讲，国民党军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内突破塔山防线，与锦州的守军会合。
　　一旦国民党军突破了塔山防线，东进兵团将成功地与锦州守军会合，同时加强锦州城防。同时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将会更加积极地向锦州方向挺进，从东北侧翼攻击解放军。而一旦三大国民党主力在锦州城下会合，那么锦州就会变成第二个四平。
　　重点进攻塔山，蒋介石是抓住了解放军浩大攻势中的唯一致命弱点，但在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这五天里，国军士兵却始终不能跨越解放军塔山阵地前的铁丝网。蒋介石输掉了塔山也就输掉了东北，进而也就失去了他在大陆的统治。其实在东北战场，他是有相当的机会获胜的。
　　一个看起来非常轻而易举的方案，但在国民党军进攻塔山的实际战斗中，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长久以来，塔山之战成为军事史家热中的话题。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携优势炮火，占尽地利，激战五天，为什么就攻不破解放军两个师据守的临时野战工事？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作为蒋介石钦点的援锦总指挥官的兵团司令，同时又是随时想起义归队的侯镜如此时正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不打，也不能真打，更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让蒋介石把他识破而杀掉。那么，他是如何达到这个最大最佳效果的呢？
　　迟缓调兵。侯镜如在10月1日就奉命组建东进兵团，此时，跨战区跨体系的调兵才是头等大事，但是他却忙于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各种会议，大搞漫无边际的空谈。所有被调集的军队距离葫芦岛的车船行程都在一昼夜以内，可是直到10月10日下午，独立第九十五师才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10月11日，总指挥官侯镜如才率自己的嫡系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到达葫芦岛，他借口傅作义不给换防军队，只带一个师来。而三十九军则等到战役快结束才从烟台到达葫芦岛。侯镜如也没有忘带坦克来，只是太晚了些。战车队从北京车运塘沽港，这些野战攻坚的重型坦克经海路到达葫芦岛时，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军队调动是怎么延误的？可以说，每路军队迟延责任都与侯镜如无关，这正是微妙之处。个别延误错误发生，可以追究个别人责任；而多路延误发生，正说明总指挥难辞其咎。塔山战役中，国民党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和独立九十五师，都先後突破过前沿阵地。终因后续部队跟不上，一个反击，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吃掉。除去指挥不当外，兵力末占绝对优势也是个原因。
　　坚持失败战术。10月11日，总指挥官侯镜如召集各军将领幵会商讨作战方案。会上五十四军参谋长提出将主攻方向改在塔山和白台山之间，突破之后可以绕到解放军阵地之后，全歼守军。而十七兵团的张伯权参谋长（侯镜如亲信）仍主张依照10、11日两天的方案，全力攻击塔山和白台山，然后沿着铁路、公路，大兵团迅速展开向锦州前进。第一个方案实际上指向了解放军防守的薄弱地段，是五十四军通过两天失败血的教训得出的。此计若能实现，将会陷东野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是侯镜如还是果断采纳了张参谋长的方案，使国民党军在后三天的攻势中重蹈覆辙。塔山之战，国民党军从始自终采取单一的战术。每次进攻以密集炮火开始，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的顺序一拨拨发起冲锋。而且每次进攻都在凌晨四、五点钟开始，中午前后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每日攻击不成会在黄昏撤退。国军士兵在共军阵地面前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却不肯改变战法。久而久之，形成了模式，使解放军容易抓住机会反击。解放军四纵在塔山堡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配置了16挺重机枪、49挺轻机枪、9门六○炮及团属迫击炮。在这种空前猛烈的火力面前，国民党军仍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必然要遭到重大伤亡。为了巩固这种拚死战法，侯镜如还亲自向部队训话：凡参加突击者，一律奖金圆券500万元，如有后退，一律枪决！反复组织敢死队搞集团冲锋方式，即使遭到重大挫折也坚持不改。
　　故意附和错误主张。10月10日下午，国民党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带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独立第九十五师号称赵子龙师，战斗力极强，在华北战场上被称为是能攻能守的部队。如果此援军抵达战场立即投入战斗，不给塔山守军以喘息之机，战斗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但作为该师的前任师长，罗奇却坚持让部队休息一天，以熟悉地形和敌情，然后一鼓作气攻破守军防线，以使独立九十五师抢得头功。结果给守军东野官兵休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天时间，阵地前原本已支零破碎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等障碍物也得到了修复。那时军情紧迫，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属极为可贵，锦州的范汉杰集团正冒着漫天的炮火急切地等待着援兵的到达，主张休战一天的主意肯定荒诞，而且属于越权。总指挥官侯镜如完全可以径直向蒋介石建议，制止这种可笑的做法，但是他却心中暗喜，极力附和罗奇的错误主张，也为将来推卸失败责任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散布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侯镜如在对塔山阵地攻击开始后，不仅不及时到位指挥（晚二天），而且到位指挥后也明确告诉他的参谋长：“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维持几天。”他指示参谋长拟定的方案，就是稳扎稳打，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也能应付蒋介石。急于抢头功的阙汉骞率领的五十四军在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向塔山发起进攻，战地督查组长罗奇胡乱干预指挥，却告密于蒋介石，说阙汉骞援锦态度不积极，也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的发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10月14日，国民党军对塔山的攻击进入了第五天。凌晨五时，各军的炮火就开始向塔山阵地轰击，海军的大炮也同时开始。在猛烈炮火鼓舞下，国民党军士兵的士气振作起来。第八师仍采取三路密集冲锋的战法，反复冲锋，曾一度攻入塔山铁路桥头堡的防御阵地，黑压压的士兵有的爬到了地堡盖子上面。在塔山以南阵地观战的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正准备调二十一师的部队上去增援，第八师已经被解放军的反冲锋赶出了阵地。
　　上午10时，塔山阵地的后方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炮声，锦州总攻开始了。塔山之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军不顾一切地向解放军防线冲击。双方一直激战到黄昏。独九十五师几乎被打残，全师缩编起来不过三个营多一点。其它部队也是伤亡惨重。国民党军的斗志被完全瓦解，塔山阵地真正成了他们不可跨越的铜墙铁壁。
　　14日晚，期待已久的战车部队终于海运抵达葫芦岛。15日，从烟台来的第三十九军也已抵达。然而这都为时已晚。15日之后，锦州方面的炮声渐渐减弱，敌东进兵团仍在塔山地区未能前进一步。战斗到15日拂晓，东北野战军攻城各部队在锦州市内胜利会师。到晚上18时，锦州城内的所有残敌全被清剿，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
　　10月16日，蒋介石带着满脸的震惊和沮丧飞临葫芦岛，一进东进兵团会议室，就痛斥痛骂罗奇连小小的塔山都冲不过，实在无用。罗奇忙解释说解放军的塔山阵地坚固，独立九十五师已打得只剩三个营，仍然未见进展。
　　蒋介石转而大骂阙汉骞：“塔山如此靠近，共军修建了这么多的坚固工事和障碍物，你身在葫芦岛，却不闻不问，不加破坏！你还是黄埔学生吗？我看不是，你是蝗虫！”蒋介石气急败坏，已语不择言，并高叫要枪毙了阙汉骞，吓得在场众将谁也不敢说话了。
　　当时任国民党秦、葫港口副司令的惠德安在追忆葫芦岛作战时说：“侯镜如对于蒋介石的打内战，我看是不大感兴趣的。特别在他所指挥的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于一九四七年秋季在东北失利以后，对东北局势感到严重，不愿沾边。这次蒋介石一再拉他来指挥，他总是设法推脱，对蒋敷衍也是煞费苦心的。我以后从葫芦岛去塘沽时，曾在塘沽新港办事处与侯氏晤谈，问他东北已经解放，对平津看法如何？他慨叹地说：‘谁还要打内战？军民厌战，士气不振，哪一个队伍是完整而有战斗力的？看不出傅老总（指傅作义）会有什么办法。’”
　　塔山阻击战，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15日结束，共进行了六天六夜，东北野战军四纵等部歼灭国民党军计6549人，解放军伤亡3774人。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时间。坚守塔山堡的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战后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称号；十二师三十五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称号；十师二十八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守备团”称号；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炮团”称号。
　　
　　
　　秘密联络中共，组织92军北平起义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束。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京津战役在迅速形成之中。12月初，十七兵团司令部及直属三一八师驻守塘沽，而所属的基本部队九十二军，担任了天津守军任务。但是担任华北剿共总指挥的傅作义，突然将九十二军从天津调入北平南部永定门一线，由傅直接指挥。侯镜如见情况有变，且时机己趋成熟，就命令副官李介人去北平联络张伯权、黄翔等九十二军军官，让他协助他们立即与解放军直接联系起义。李介人去北平后，为开始工作之便，要求侯镜如先给张伯权通个电话。12月14日，侯按李介人的要求与张伯权直接通了无线电话，指示他与李介人合作，与解放军进行起义谈判：“北平的事情，你和介人商量着办吧。”12月19日，张伯权向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参谋宋衡夫传达了侯的电话指示，让他作为九十二军的谈判代表与中共李介人、季洪会面。宋衡夫又名宋铨夏，自己也接到了侯的电话指示，就于当日下午，在侯镜如家(北平市前园恩寺14号)，与地下党领导卞立中、韩自励等会议起义。决定由宋衡夫代表九十二军，与李介人、季洪三人秘密潜出北平城去，12月20日出城失败，21日再次出城成功，在与解放军四野萧劲光会谈后，定下了起义计划，以及一旦起义企图被发现时的应急方法：将部队带至解放军占领区，解放军会放开缺口让九十二军进入……。此后，又与解放军确认了通过电台及最前线的师团间的其它直接联络方法。宋衡夫回城汇报后，侯镜如立即升他为九十二军三一八师上校参谋长，为方便联络，命令他搬入北平长住。实际上，傅作义己发现九十二军要起义，因迫于形势而未敢骤然采取行动，只是派法警和特务严密监视。此后，九十二军多次与地下党在北平会晤，待命行动。并在前园恩寺14号家中的地下室中，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渡过了北平黎明前最黑暗日子。
　　与此同时，傅作义通过他所办的“平明日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九十二军与解放军谈判的同一天，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为代表，配备了一部电台连同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五人，出城与解放军进行了正式谈判，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共进行过三次谈判，这次是其第一次。在听取了中共一方的要求后，代表们数日后返回北平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听取报告后，傅作义对其“剿总”中将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傅不满中共方所提条件，另一方面，傅感到中共所提的投降方案无法实施，傅的办公室主任王克俊少将回忆说，“听完报告后，傅和我均感到此方案无法实施，因为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是傅自己的部队的十几倍。”基于他与中央军的矛盾，傅身为华北剿共总司今，统领中央军作战己很困难，更别说他根本就没办法统领城内的中央军部队起义了。例如，他很清楚，驻守在永定门一线的“中央军”九十二军的三个正规师，机械化装备优良，就是名义上由其指挥而暗地里听命于侯镜如指挥的。
　　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协议后，中共又得知傅作义与中共的第一次谈判尚没有诚意，为了能和平解放北平，几天后，刘仁带着九十二军谈判后刻意留下的李介人，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进行了会晤。在听取和讨论了侯镜如和九十二军起义的谈判情况汇报后，决定派李介人穿过前线去塘沽与侯联系十七兵团其它各军的起义。李介人回亿说，“接见时，聂总亲切地问起侯镜如的情况，谈及与侯是老朋友，曾在香港同住一处。罗政委接着郑重地说：‘现在，党交给你一个任务，到塘沽去找侯镜如。……后天拂晓前无论如何要赶回来。’”
　　当时的侯镜如，名为津塘防守司今，其下名义分管天津防守和塘沽防守，但是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由傅直接指挥，而塘沽防守司令段云则有事就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同时傅又将侯镜如可完全控制的十七兵团的基本部队第九十二军调到北平，把十七兵团的建制部队第六十二军和第八十六军摆在天津，……因而令侯对津塘两地的名下各军指挥失灵。当时中共中央及华北军区对傅与蒋的矛盾非常了解，但对蒋嫡系军队的内幕就不甚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李介人受命立即秘密潜到塘沽，向侯简报了九十二军与解放军会谈起义的情况，并转达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对驻守北平的九十二军及天津塘沽守军起义的具体指示和聂的问候。侯镜如听后十分高兴，马上与张伯权参谋长通话交换了情况。而后，侯将平津蒋军布防地图交与李介人看，说明了华北蒋军布防形势、兵力布署。并且解释了自己的处境：除兵团总部三一八师，塘沽其余几万人都是临时划拨他指挥，因为塘沽临海，海上有舰队接应，可随时经海上逃生，因而不会听命于他和随他起义。因此，就是他能率318师起义，也无法切断北平和天津守敌至海上退路，难于逼和北平。而后，侯交了份天津防守图给李介人，让李介人带去向林彪和聂荣臻报告，建议他们首先打下天津以切断北平蒋军的海上退路。李介人回忆录中写到：“侯镜如还把军事地图摊在一张大桌上……说：‘你看，如果攻塘沽，我就撤走，留出空位；如果攻天津，我认为天津的国民党守军战斗力不强，解放军从西北方向的河堤接近和进攻最为有利。’”事不宜迟，侯即刻派人护送李介人穿过防线，到解放军的王平司令部，向王平、邓华，又向刘仁汇报了与侯镜如会面情况。之后，李介人又亲自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与侯见面及天津部防情报。而后又带聂之信赶去肖劲光前线司令部。
　　聂荣臻对李介人所报告的侯的建议和情报，十分看重。这是因为早在1929年秋，侯镜如在香港做地下党工作时，侯夫妇与聂荣臻夫妇同住一个地址，共同工作过一段日子，而且同一个月里，聂夫人怀上聂力，而侯夫人怀上老二伯宇。因而聂荣臻对侯镜如的为人和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其实，傅作义早已发觉在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已随时准备起义，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事后就曾对张伯权说：“我们知道你们第九十二军早已同共产党接好了头，准备起义”。但无奈于围城形势之下，特别是在其与中央军矛盾之下，傅作义对于第九十二军准备起义，口说无凭证，兴师无令箭，无法“出师问罪”，只好采取措施加派军警和特务密切监视。同时，傅作义也不知九十二军的起义行迹是否与侯有直接关系，当然更想不到九十二军的起义就是由侯指示和安排的。事实上在解放后很久之后，蒋介石才得知侯镜如参加过中共和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历史，但是，在蒋介石死后，海外及台湾的传媒中“各是各的帐”，都还是把第九十二军北平起义与侯镜如分开来看的。
　　傅作义曾经在九十二军与中共谈判后，借由头命令九十二军出击，九十二军当然消极执行，傅作义大骂九十二军的军事行动“这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借机提出撤换九十二军的军长黄翔，因为被侯镜如坚决反对和形势紧张而未能照办。
　　根据华北地区的战况、情报和华北军区与第九十二军及傅作义的起义谈判情况，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制定了京津地区的作战方针，把京津塘分成三个战场，解放军准备首先攻克天津，切断北平的海上退路，争取北平和平解决。在进攻天津前夕，聂荣臻再次约见李介人，听取了天津布防情报。
　　一月十一日，傅作义从天津得知，解放军已向天津守军发出了最后的正式通谍，知道解放军进攻天津在即，但是他自认天津工事比北京坚固很多，无论如何也可以守住十天半月。因此，一方面由他的参谋长李世杰直接指令天津守军“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另一方面，于一月十四日，傅作义第三次派代表出城，派周北峰、邓宝珊，邓的副官王焕文和总部参谋刁可成出城谈判。谈判代表们首先见到中共地下党的李炳泉后，傅的谈判代表当即被告之，这次谈判的范围，已不包括天津，只是北平，因为，就在当日上午十时，解放军总攻天津开始。傅作义万没有想到解放军只用了不到一天，在十五日凌晨，解放军就攻入了自认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市区，解放军突击部队直接插入到陈长捷司令部，俘虏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天津市。
　　1月17日，侯镜如接到傅作义转达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南撤”。次日，侯指挥塘沽地区的八十七军、独立第九十五师、第三一八师等部五万余人从海上撤离塘沽去上海、常州一带。
　　天津失守，塘沽撤走，九十二军侍命起义，……步步紧逼之下，傅作义及北平守军已是瓮中之鳖，除和平起义外已无路可择。特别是因为九十二军已准备起义，一方面，九十二军准备起义，逼迫其起义：如不起义有人起义，如何能守住或者能撤走呢？另一方面，九十二军准备起义，也解除了他一旦宣布起义时，会面对“被中央军反对和动武阻止”的顾虑。当年安排和参与傅作义与解放军谈判的关键性地下党员崔月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卫生部部长)，曾撰文写到：“九十二军暗中保证起义，这促使傅作义下定了起义决心。”
　　面对现实，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们，只得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北平和平解放的全部条件。1月21日，傅的代表阎又文（中共秘密党员）在北平和平解决协议上签字。一直保持高度警戒，保持与地下党紧密联系和待命行事的九十二军，立即接到了地下党通知，奉命：取消单独起义，随傅一起起义和改编。此后，傅作义召集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及军以上人员开会，宣布和平改编。一时间，会场上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喝骂，……无奈之余，傅系军队和蒋系的李文、石觉、袁朴等，决定抽调师长以上军官，并由每师抽出了轻机枪五十挺，而后乘飞机四架南逃。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该军师长因事先已接头准备起义，借辞推脱，全部留在北平没走。1月22日，傅作义公布北平和平解放文告，1月31日，解放军胜利进入北平城。
　　北平的和平解决，保护了北平地区多少宝贵的、不可再造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免除了多少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悲剧……。同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升起。
　　北平能实现和平解放，作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因他在最后时刻作出他正确的选择，永垂青史。
　　侯镜如在与地下党联系后，凭着他在中共地下党工作中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安排了九十二军的北平起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了他的重要贡献。
　　有一段有趣的父亲对话。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侯镜如的儿子侯伯文上高中时，曾问他父亲：“你要是在上海地下党时，去了苏区，参加了红军长征，你现在不是元帅也是大将了。”侯镜如说：“也说不定早死了。……我黄埔一期的好友（许继慎）在长征路上，被张国涛随便扣以一个‘敌特’之罪名，拉出去就枪毙了。”
　　儿子又问：“为什么你不能率部在塘沽同时起义，而选择南逃呢？”侯镜如说：“你懂得啥，一个部队，控制得再好，只要不是被围死，走投无路，谁说起义也不行。……塘沽军队有五万多人，只有十七兵团总部318师是我带出来的，其它的部队都是名义上归我指挥。天津一打响，就纷纷逼我把军队向船上撤。蒋介石南撤的命令，我还没收到，别的部队都先知道了。”“当时地下党要我从海路撤去秦皇岛，而且指示我说，就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但我想，九十二军名义上是随傅作义起义的，我的身份并未暴露，不如撤去南方，再干一场。”
　　正是在这个“身份并未暴露”“再干一场”的思想之下，侯镜如随军舰去了上海，且立即去信李介人：“南方有一批生意，能否来做。”也正是在这个“再干一场”的思想之下，侯镜如为报效祖国，为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直干了下去，一直干到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医院去逝为止。
　　
　　
　　起义、起义、起义
　　
　　1949年，侯镜如率部撤到上海后，很快和廖运泽会了面，并商定由廖运泽部的廖运升师和侯部的第三一八师一同起义。不久，侯改任驻徽州的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副司令。4月底，解放军渡江后，廖运升师在浙江义乌县成功起义。他率三一八师撤到福州后，中共方面再次派李介人来福州与侯镜如联系。此时，第十七兵团的直属部队被编入第三一八师，侯镜如被调任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任华东军官团总团长。不久，侯镜如到香港去探望母亲。为了商议部队起义的事宜，李介人和廖运泽特地来港会见侯镜如，共同商议起义大计，最后决定：一方面让第三一八师准备在福州起义，一方面派人到海南岛、四川、河南做策反工作。侯镜如又把第三一八师副师长曹仁凤召到香港，面授机宜，并令其与中共华南局在香港的张铁生、范剑崖联系。然后，曹仁凤回到福州即与第三十二军军长王修生秘密商定，做好准备工作，就等福州解放时，请侯镜如赶回福州，直接率领第三一八师和第三十二军同时起义。未料及解放军进军神速，势如破竹，包围了福州。侯镜如事先未接到通知，没能如期赶回福州按原计划率部起义。曹仁凤和赖惕安便按侯镜如原在香港的指示精神，率第三一八师起义，然后编入解放军叶飞独立旅。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在中共决定推迟解放台湾后，李介人从香港调回北京。在他离港前后期间，侯镜如和廖运泽一起，在香港作了很多工作，曾经过孙连仲的关系，成功策动四川鲁崇义三十军的起义，曾派十七兵团军法处长孙吉甫去海南，策动三十二军军长赵琳、师长李鸿慈起义。同时联络一些在台湾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副司令、台湾防总副司令等，准备待解放军对台行动时，相机在台湾澎湖起义，准备迎接大军“解放台湾”。这些工作，分别收到地下党转来的周恩来、安子文、李克农的秘密电报，对他和廖运泽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中央社会部办好手续，侯镜如与廖运泽一起于1952年7月1日离开香港回到北京。
　　2002年，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对侯镜如的一生作了全面总结，她十分动情地说：侯镜如同志戎马半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早年就怀有以国家和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曾就读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河南大学理工科班，后在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下，毅然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军事。毕业后他随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次东征，并在周恩来、郭俊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侯镜如同志先后担任东路军十四师四十八团参谋长、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曾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先后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和南昌起义，并担任部分指挥工作。1928年，侯镜如同志在担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期间曾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仍坚持开展对敌斗争。1931年，在上海工作时，因中共组织遭国民党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侯镜如同志先后担任国民党八十九旅旅长、九十一军参谋长、九十二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型战役，与日军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侯镜如同志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并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利用自身影响，组织和带动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布起义，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7月，侯镜如同志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怀着对新中国的希望和信心，从香港回到北京定居，并担任政务院参事。此后历任中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黄埔同学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和第七、八届副主席，并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以及为民革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侯镜如同志毕生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他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都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建国后，他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工作，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共事。1988年春，他已经85岁高龄，又被选为全国政协七届常委，第二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令人瞩目的成就时，他倍受鼓舞，并以“更开放才更有希望”为题，亲自撰文盛赞改革开放。
　　侯镜如同志一直念念不忘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论是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或提案，还是在集会或报纸上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出国访问或者接待台湾和海外来访的朋友，他都不失时机地阐述自己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意见和主张，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1984年，他联合三位旅美的黄埔军校的老校友李默庵、宋希濂、蔡文治，在美国华盛顿发表《黄埔军校老同学及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宣言》，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由于他在美期间广泛联系黄埔军校校友，并积极倡导和推动，终于在1984年6月促成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1990年冬，他在接受《中华英才》画报社特邀记者采访时表示，愿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台湾国民党中央进行接触对话，就“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中国统一不容外国干涉”达成三点共识。面对“台独”分子公然主张把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嚣张气焰，他寄语台湾当局：今后十年，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时期，对于台湾国民党来说，也是面临考验的关键时刻。不管今后由谁上台执政，只要做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事，就名垂青史，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分裂祖国的事，必将成为千古罪人。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和平统一祖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兴衰的大事，需要海内外炎黄子孙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我们必须有紧迫感，使命感，不要把这一历史任务留给后人。”直到病危时刻，他仍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念念不忘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侯镜如同志1955年参加民革，长期担任民革中央的领导职务，是民革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民革其他领导人一起，为保证民革继承和发扬老一代领导人所创立的优良传统，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维护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以及为民革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侯镜如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和无私奉献的一生。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民革中央，也是人民对侯镜如同志的盖棺论定。
　　
　　
　　
　　（主要参考文献：《战斗在大校场营房》（侯镜如）、《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缅怀民革名誉主席侯镜如》（魏世元）、《身经百战铸辉煌——忆抗战时期的侯镜如将军》侯伯文）、《参加九十二军北平起义活动的回亿》（宋衡夫)《我和侯镜如同志联系的前前后后》（李介人）、《平津战役亲历记》、《我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一段经历》（张伯权）、《侯镜如非沙场降者》（白薇，香港某报，1989.3)、《第九十二军在北平和平起义经过》（黄翔）、《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侯镜如梁述哉黄翔刘春岭）、《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侯镜如同志生平》、《团结报》第1557号、《斯人已逝范长存》、《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中华英才》画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