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二韩练成：隐藏在蒋介石身边最危险的共

　　他是当代中国军界的一个异数，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在乱军之中救过蒋介石的命。
　　他不是黄埔军校出身，却被蒋介石“钦赐”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
　　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曾任“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第四十六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
　　他在著名的莱芜战役中关键时刻的突然失踪成了李仙洲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
　　他被国民党党史专家称之为“导致神州陆沉的军事共谍”。
　　他被蒋经国称为“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李克农称他为“隐形人”。
　　周恩来说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朱德称赞他立了奇功……
　　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1947年2月20日开始，解放军仅用三天时间就把盘踞在莱芜的5万多国民党军队歼灭，并活捉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时任国民党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惊叹骂道：“5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成功范例。归结为毛主席统帅部署有方，华东野战军集体领导得力，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此战役的背后还隐藏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莱芜战役中李仙洲部在决定突围的关键时刻，身为46军主帅的韩练成却突然失踪，造成李部立刻陷入万分混乱的状态，并推迟突围时间两个多小时，使得华东野战军有了充裕的时间从容部署军力，从容加以围歼，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韩练成将军为莱芜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乱军之中勇救蒋介石
　　
　　韩练成，1908年出生于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农家庭，8岁开始给人干活，12岁进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帮工。1925年，韩练成假借“韩圭璋”之名考进宁夏西北陆军第七师（师长马鸿逵）军官教导队，随军北伐。
　　1926年，韩练成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四路军（军长马鸿逵）。
　　韩练成当兵后，作战勇敢，先后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在北伐进军途中，韩结识了担任联军总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和任第四集团军政治处处长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志丹觉得韩练成本质善良，就向他讲革命道理，要他做革命的人。不久韩练成加入共青团。（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在刘伯坚、刘志丹的引导下，韩练成接受了进步思想，并被确定为入党培养对象。但由于他的联系人吴某因病未随军东进，故未能及时办理入党手续。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刘志丹被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礼送出境”，回到陕北组织革命武装。韩练成因此失去与共产党组织的联系，随冯玉祥部转战河南、山东等地，由于才干出众，屡立战功，韩很快被提升为五十九团团长，旋改任骑兵团团长，受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白将本部一团骑兵和韩部合编为骑兵集团，以韩为司令，后改为骑兵旅，韩为旅长。
　　1929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曾经称兄道弟的蒋介石、冯玉祥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精于权术的蒋介石派人以重金收买了西北军阀马鸿逵。马投蒋倒冯，被改编为讨逆军十五路军，马任总指挥，驻守徐州。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冯主力鏖战豫东。其间，冯玉祥得悉蒋介石在归德（今商丘）车站的“列车行营”坐镇指挥。事不宜迟，擒贼先擒王，冯玉祥派出得力部队，果断地包围了“列车行营”。马鸿逵接到情报，深知此次救驾非同小可，万一闪失，蒋委员长性命难保，自己也将命丧黄泉。他想来想去，认为只有智勇双全的韩练成才能担此重任。
　　韩练成时任马部六十四师团长，守备归德。他接到任务后，不惜一切代价，带队连夜杀进冯玉祥设置的包围圈。天亮时分，终于将蒋介石从重围中解救出来。
　　自北伐以来，这是蒋介石第二次遇险。危难过去，韩练成登上列车，以下级的身份郑重向蒋报告战斗经过。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连连称赞，询问他是黄埔军校第几期的学生——在蒋看来，这样临危不惧英勇善战的将领，一定是黄埔军校生。
　　问话令韩练成一时摸不着头脑，当他反应过来，如实报告自己并非黄埔军校毕业，并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蒋介石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据蒋身边的人说，蒋介石对下属一向不苟言笑，如果对人笑了，证明对这人十分欣赏或者将有重用。
　　果然，蒋介石亲下手谕：“六十四师团长韩圭璋，见危授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生，列入（黄埔）学籍，内部通令知晓。”这项特殊命令使韩练成立即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令人瞩目的人物。
　　在国民党的要人们看来，韩练成被蒋介石“赏穿黄马褂”，从此前途无可限量。然而，获此殊荣的韩练成，并不怎么看重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他向往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
　　1935年秋，韩练成由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深造，与冯玉祥等120名将官学员同窗3年。在这里，他结识了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副官石化龙。石多次将韩介绍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说他们重视这位战将。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白崇禧推荐韩练成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指派其为李、白两人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已被蒋介石钦点列入黄埔系的韩练成，此时进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
　　8月中旬，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高级将领，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白崇禧向周恩来等人介绍韩练成：“北伐时，他是我们东路军的骑兵集团司令，跟我一直打到山海关。”韩练成对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和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久仰大名，如今见面，感到非常亲切。像其他黄埔系军官一样，韩练成对周恩来、叶剑英敬礼，尊称为“老师”。会谈中，周、叶二人思路清晰、言简意赅，绝无一字一句多余，令韩练成十分钦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身上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给韩练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23日，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六次正式谈判，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初，侵占南京的日军北渡长江，侵占济南的日军南渡黄河，8个师团5个旅团约24万人以徐州为目标，北南对进，津浦路一线大战在即。
　　3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由韩练成联络、安排，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商讨津浦路作战方案。会见中，白崇禧告诉周恩来、叶剑英：“韩练成刚刚任了第十六集团军一七师副师长兼五八旅旅长，还是我们的联络代表。如果贵军在广西有什么事情，请不必客气。德公在，我在，找我们，我们不在，找他。”会见后，韩练成赶往广西就职。
　　3月22日，日军第十师团兵至台儿庄，被沿运河而防的孙连仲部强力阻击，激战及旬，4月7日，歼灭日军精锐部队近2万人，取得“台儿庄大捷”。
　　1940年3月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韩练成作为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出席，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座位相邻，交谈甚欢。会上，蒋介石把冬季攻势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十八集团军身上，说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摩擦”。随后，国民党有几个战区和集团军的参谋长相继发言，大肆攻击八路军。3月8日，针对国民党的种种恶意攻击，叶剑英在发言中以大量事实详细说明十八集团军抗日是坚决、积极和英勇的，并以具体事实证明华北敌后的摩擦问题，错误完全在国民党军队。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使韩练成等许多人心悦诚服。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这对韩练成刺激极大。他不愿意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期，看到他正在追随的白崇禧积极参与反共。“皖南事变”后，叶剑英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与韩练成的接触就比较少了。
　　
　　
　　让周恩来大吃一惊的“接头人”
　　
　　1942年2月，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晋升中将军衔。不久，国防研究院在重庆成立，蒋介石兼任院长，指名调韩练成为第一期研究员。
　　1943年5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同时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由于中原大战救蒋有功、军衔较高等因素，韩在侍从室内的地位比一般的参谋要高一些，也被人称为“组长”。蒋曾亲自介绍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与韩认识，他们称韩为“师兄”，韩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在大批黄埔将领中也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后来当蒋纬国得悉韩练成的真实身份时，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是“隐藏在老总统（蒋介石）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韩兢《“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练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
　　6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周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
　　由于与周已不是初次见面，又有“黄埔师生”关系，谈话直入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目前国共合作，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在谈话就要结束，准备分手时，周恩来突然问了一句：“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韩介绍了他与冯的渊源。周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周告诉韩，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
　　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韩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1944年7月，韩练成调回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在多次军事会议上，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座位相连，互通情况更为方便。
　　韩练成的夫人汪萍一向信任、支持韩练成，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
　　
　　
　　海南岛上暗中保护琼崖纵队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韩练成率部渡过琼州海峡，以第四十六军军长身份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
　　去海南之前，韩练成接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指示：
　　——蒋介石：他告诫韩练成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局观念统御海南。
　　——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一方面对外不承认岛上有共产党；另一方面密令韩练成加紧布置，“在一个月内消灭琼纵（琼崖纵队）！”
　　韩练成明白，如果他按照张发奎的命令去剿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去学做封疆大吏，他一定会向国民党的统治高层迈进一大步。但此时的他，却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
　　受降的任务最易完成：侵占海南的日军部队是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日本投降以后，韩练成陆续向琼州集中营集中的日本海军人员共4万多名，1946年4月将他们全部遣返日本。
　　关于“剿共”，韩练成的说法是：“海南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几个人，困在山里多少年出不来，还值得大军围剿？我想用‘抚’的方式把他们全收编了……”蒋介石同意韩练成自己拿主意、自己决断，但要做出个样子来。
　　韩练成只知道琼纵的负责人叫冯白驹，还有一个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无法联系。他只好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强令广东省政府海口办事处把从日军手中劫获的琼纵被俘人员和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部处理。在释放这批人员时，韩练成从中挑选了一个可能是县级的干部，亲自和他谈话，并亲手把写给冯白驹的一封公开信交他带去。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琼纵派人商谈整编游击队的问题。
　　不久，琼纵派出琼崖抗日公学校长史丹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在公开场合摆出一副“打官腔、摆架子”的姿态，说“现在要统一军令政令，琼崖纵队应该出来受编”等等，在私下接触中，向史丹交待了琼纵领导需注意的事项，要琼纵暂时停止或减少零星游击行动，隐蔽自卫，等待时机。因琼纵电台丢失，无法与中央联系，并不知韩练成的真实身份。在此情况下，韩练成只得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首先是限制海南岛保安团的扩编。其次是解散詹松年的伪军。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打算把这支部队改编成一个独立旅，作为对琼纵进攻的先头部队。韩练成冒了极大风险，借“整编部队”之名解散了部队，并处死了詹松年。
　　1946年1月，韩练成带少数随员乘小火车由三亚到石禄视察铁矿，并借机想有可能遇上冯白驹的琼崖纵队与之直接联系的途中，意外遭到琼纵一支基层小部队伏击，他乘坐的小火车被打翻，随行人员死伤过半，他的副官和卫士也死了，他本人腰骨炸伤，还被缴去几挺机关枪。在第二次公开谈判上，韩练成“指责”道：“你们不应该袭击我！”但在私下交谈时，他建议琼崖纵队写封信给他，表示这是误会，并将几挺机关枪交还他，以便他向部队作说服工作。琼崖纵队谈判代表允诺向领导汇报。但是，这次伏击不仅打乱了韩练成的精心部署，也挑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琼纵的全面进剿。正在此时，蒋介石急电召韩练成去南京参加全军整编会议，张发奎得以指派广州行营直接指挥，以四十六军为主力对琼纵展开围剿。2月底，韩练成返回海口，立即以整编部队为由，终止了对琼纵的进剿。不久，韩练成部被整编为整四十六师。9月，广州行营对韩练成通报处分：“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剿匪不力，应予申斥……”
　　
　　
　　莱芜战役关键时刻，他去了哪里
　　
　　1946年10月上旬，时任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调韩练成的整编第四十六师（即原第四十六军）在上海吴淞口登陆，表面上是负责警备宁沪线、策应江北、保卫南京，实质却是想将大别山区的桂系势力与其连在一起，等待时机，对蒋逼宫。
　　此时，韩练成列席了国民党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了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以及美蒋之间的关系。会议期间，韩练成得知整编第四十六师(原第四十六军)在调离海南途中，已改向青岛。“我想找到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但此时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和周本人都受到特务严密监视，无法见面。”韩练成回忆道。
　　经周恩来指示，韩练成立即转赴上海，在白崇禧公馆秘密约见董必武，把全部情报交董必武。董必武向韩练成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指示，约定了韩练成与中央及华东野战军联络的暗号为“洪为济”。《陈毅军事文选》中提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等返回延安，由董必武坚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其间，对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进行了有效的联络工作。”显然，由于韩练成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及中央军委直接联系的战略级内线，连陈毅这样的野战军级首长也不知真正内情，只知道韩练成是不想打内战，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
　　1947年元旦这天，中央军委以“绝密”电报通知华中军区(1947年1月下旬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局：整编第四十六师（原第四十六军）已由广东海运青岛，该军有起义的可能，望华野派人以“洪为济”的名义与该军军长联系。但军长具体情况不详。
　　陈毅与华野主帅粟裕、黎玉、舒同等商议决定派广西人陈子谷前往四十六军。陈子谷乔装打扮来到四十六军驻地兰底镇见到了韩练成，韩练成向陈子谷道出了不便率部起义的苦衷，因为四十六军的三个师长一个是李宗仁的外甥，一个是桂系的少壮派，他根本不好调令，但他把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和盘告诉了陈子谷。同时向陈毅提出恳请派一位级别高的代表前来谈判。陈子谷向华野首长汇报后，陈毅决定派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前往，韩练成依然摇头。此时，华野政治部主任舒同自荐请缨，愿深入虎穴。舒同与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科长杨斯德一同前往山东平度县兰底镇第四十六军军部。1947年1月10日，舒、韩坦诚相见，达成三点协议：第一，第四十六军目前不主动向解放军进攻，看情况再议第二步打算；第二，在情报方面，韩练成给予解放军帮助，第四十六军的行动，随时向解放军通报；第三，我方以陈毅司令员的名义派两名干部，进入第四十六军，帮助韩练成工作。第二天，舒同和杨斯德安全回到了解放区。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决定，派杨斯德和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科长解魁，作为解放军的正式代表，秘密进入第四十六军军部。为进出军部和工作方便，杨斯德化名李一明，解魁化名刘质彬。韩练成给予两位的公开名义是军部“高级谍报员”。随后又任命杨斯德为韩练成军长的秘书。韩练成并将对李一明和刘质彬的任命报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备案。
　　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回忆，当时双方“谈起义之事未成，只取得一协议，由我方派一机要员去，供给密息”（《董必武年谱》中关于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的说法是：“韩率部到山东莱芜一线后，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中举行起义”）。
　　1947年1月28日，韩练成到徐州参加蒋介石、陈诚召开的军事会议，制定了“鲁南会战”方案，由国民党济南绥靖区主任王耀武派遣副主任李仙洲率包括46军在内的3个军由胶济线南下，乘虚占领莱芜、新泰、蒙阴，对华东野战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国民党南线兵力为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的8个整编师)，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地区进行决战。回来后，韩练成马上把国民党进行鲁南作战、全歼临沂共匪的方案这一重要情报通过解魁传达到临沂的华野。
　　2月1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下达了占领新泰、莱芜的命令。韩练成马上把这一情报告诉杨斯德要他立即报告华野，华野在陈毅的领导下，由粟裕迅速制定了主动放弃临沂，集中兵力在莱芜一带打一仗的作战方案。
　　2月6日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发出三A级密电，同意了华野的作战方案。
　　2月8日，韩练成率部进占新泰。此时，南北两线前锋相距不过100公里，华野部队战役回旋余地已很小，形势急转直下。
　　2月12日，李仙洲的部队占领口镇、莱芜、颜庄、新泰，摆出“一”字长蛇阵。
　　在此紧要关头，杨斯德冒险出来送情报。但在寻找部队途中，被华野司令部侦察科长严振衡带领的侦察分队当作“特务”抓了起来。杨斯德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报告了国民党军部队在莱芜地区的最新部署和韩练成对我方的建议。严振衡科长当即向华野首长作汇报，并请标核查杨斯德的身份。陈毅、粟裕作了肯定的回答，指示要很好地接待，并对两位同志表示亲切慰问。
　　杨斯德和解魁先后回到第四十六军军部，带回了陈毅司令员给韩练成的口信：“对韩将军给我们的好多建议表示感谢。希望韩将军为民主事业和我们共同携手，不间断地联系。”韩练成听了连声说：“很好！很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华东野战军完全掌握了蒋军的动向和部署，在战场上就完全处于主动地位。2月14日，陈毅率领华野昼伏夜出到达蒙阴、新泰地区，20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莱芜地区对国民党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猛攻，李仙洲大惊失色，于21日晚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22日早八点向北突围。韩练成以46军部队分散不好集中为由建议推迟一天突围。他的建议得到了李仙洲的支持。李仙洲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推迟一天突围，他的部队会葬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为晚走一天，给了华野部队运动的时间，一天的时间不到，李仙洲的三个军就被牢牢地装在了华野的口袋里。
　　23日一大早，李仙洲就来到城北的北埠村，按照21日的约定，部队突围之前他和韩练成、73军军长韩浚要召开一个碰头会。到了突围时间，韩练成突然提出到城东高地找回一七五旅五二五团苏团长商量一件要事，李仙洲说“一个团长嘛，派个传令兵去就就行了嘛？”韩练成说：“别人找不到的！你先去集合，下令突围，我随后就到。”说完，带着杨斯德掉头就走。李仙洲在危机四伏的莱城中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他的消息，李仙洲隐隐约约感到事情不妙，派46军的人在全城寻找，并交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按照李仙洲原令，23日6时整，“国军”北方集团准时突围，10：30分，李仙洲下令突围，部队刚一行动就有稀稀拉拉的枪声，46军因为没有了主帅乱成一团。11时战役全面打响，华野的几个纵队一块出击，从莱芜到口镇的这片狭窄的土地上杀声阵阵，炮火连天，不到两个小时时间，李仙洲的六万大军被歼灭，莱芜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部、2个军部、7个师共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战斗中，国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左腿负伤被俘；此外，被俘的还有17名少将级军官。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逼迫华东野战军在不利条件下与其决战的计划，这一战役俘敌数量之多、歼敌速度之快，都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么，在莱芜大战的关键时刻，韩练成怎么会神秘失踪呢？他到底去了哪里？这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
　　26年后，李仙洲获特赦，从济南老家到莱芜重游，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周兴礼同志陪同李仙洲参观故地后泛舟雪野水库，谈到莱芜战役的往事，李仙洲说：“我对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只身突围一事曾长期存疑：我率六万大军杀不出一条路，韩练成如何只身突出重围呢？”李仙洲说，周恩来总理给他解开了这个谜。1973年，李仙洲获特赦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李仙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周恩来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李仙洲对周恩来执弟子礼。临别时，周恩来问李仙洲有什么要求，李仙洲就提出了他存疑20多年的上述问题。他得到了一个含蓄的答复：“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们可以相见。”李仙洲虽然没有去见韩练成，不过他的20多年的存疑已经得到了解答。原来，韩练成离开李仙洲后，他和谍报处长、参谋和卫士排共30多人就被杨斯德和解魁转移到莱芜城内的两个地堡里隐藏了起来。由于四十六军群龙无首，失去了指挥，部队立即陷入一片混乱，造成李仙洲司令长官指挥失控，第七十三军的战斗队伍也被搅乱，使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包围全歼二大主力军的机会，促成了莱芜战役的全面胜利。莱芜战役的胜利和随后进行的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彻底破灭了蒋介石全面进攻的美梦。
　　
　　
　　再入龙潭虎穴
　　
　　莱芜战役激战中，韩练成乘前线混乱，由联络员杨斯德引导，到了华东野战军前指司令部，见到了自己的同志，见到了他十分敬仰的陈毅、粟裕，举杯庆祝这一空前胜利之时，韩练成将军曾书赠陈毅将军七律诗一首：
　　下民之子好心肠，解把战场作道场。
　　前代史无今战例，后人谁写此篇章。
　　高谋一着潜渊府，决胜连年见远方。
　　我欲贺君君贺我，辉煌战果赖中央。
　　在同华野首长共同生活的一段时间里，他萌生了再入虎穴的想法。据前来迎接他的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社长康矛召回忆，陈毅见到韩练成，担心他的安全，但韩练成立即表示：“只要能为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周恩来年谱》中提到，两天后的2月25日，周恩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韩练成问题，如他本人愿意秘密放回，当然甚好。如他本人不愿回去，还请考虑，不要勉强，因韩与我及董老发生关系已经多年，他在去鲁前，曾向白(崇禧)辞职多次，反对内战，此次又单独投诚，恐在部队中已难隐瞒。”由于保密纪律的要求，周恩来在来电中也不能暴露韩练成的真实身份，只能含糊其辞。
　　陈毅后来高度评价韩练成的贡献，并说：“莱芜战役第一功，应是恩来同志和董老。”韩练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载入史册。（新华社发表的华东前线战报中唯独不提韩练成，实际上是为了配合韩练成继续潜伏。）
　　虽然在战前和韩练成有过间接的沟通，但在当时，陈毅等华东野战军及华东军区领导层对韩练成背景的了解是有限的。在1947年3月的讲话《关于增强纪律性，反对不良倾向，加强政治工作等问题》(收录于《陈毅军事文选》)中，陈毅提到：“像韩练成这种人，将来还是有的，看到人民蓬勃，法西斯腐朽溃败，他们会更动摇。”
　　在征得周恩来同意之后，韩练成带两个中共联络员日夜兼程赶往青岛，经上海回到南京。在国防部召开的战役汇报会上，韩练成和王耀武一起“据实”报告，把莱芜战役失败的原因推给了指挥不力的陈诚。韩练成向蒋介石递交了《纵横匪区八百里》“突破”共军的重重包围，安全抵达南京的“脱险”经过报告，把自己早已编好的故事向蒋介石表述了一番，什么孤身突围啊，什么扮成乞丐啊……蒋介石听后不但不怀疑他，而且对他格外热情，赞扬他是“孤胆英雄”，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
　　1947年3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调韩练成入国民政府参军处任参军。参军处由上将参军长1人、陆海空三军将级参军10～15人组成。这是韩练成第二次在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要，但这一次的参与程度要高很多：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飞赴各个战场，韩练成时时在侧；送蒋介石看的战报最后要经韩练成过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练成过目。韩练成意识到，这正是周恩来的“高谋——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
　　战事频仍，韩练成经常随蒋介石一起飞赴各个战场，失去了与中共方面的联系，韩练成只能切断一切对外联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完全独立地去做”。他相信自己“一支铅笔”的作用。
　　在同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前，关于张灵甫的整七十四师到底是走还是守，韩练成在关键时刻对蒋介石说了一句：“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中吃的亏。”促使蒋介石命令七十四师死守孟良崮、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歼灭陈毅主力。结果却是七十四师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整四十六师新十九旅五十五团团长卢玉衡逃回、华野有个团级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练成在莱芜战场的失常表现，杜聿明把这些迹象向蒋介石秘密汇报：“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咋个打法？”所幸蒋介石素知韩、杜不睦，并未置疑，但韩练成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一天，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到他家找他谈话，进行审查。他身边的服务人员也安插有军统特务。不久，南京宪兵司令部通报：在长江边发现了韩练成的副官邢松全（中共秘密联络员）的吉普车，几个小时后邢副官的尸体从长江里打捞上来，宪兵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联合检查的结论是“投江自尽”。
　　危险正在步向他逼近。
　　1948年春节前后，为防不测，韩练成两次去香港休假，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定下了经香港脱离国统区的路线。
　　4月上旬，蒋介石单独召见韩练成，派他去作甘肃省的保安司令。但当韩练成飞赴兰州，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报到时，接到的国防部任命居然是“西北行营副参谋长、甘肃省保安旅旅长兼兰州保安司令”。
　　
　　
　　全身而退堪称奇迹
　　
　　10月初，国防部长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但碍于蒋介石对韩练成的信任，不便公开抓捕，便密电张治中立即派人“送”韩练成回南京。张治中并未照办，却交给韩练成一个未封口的信件，要他立即赴南京直接面呈蒋介石，韩练成在飞机上看“信”时，发现只有一份当天报纸！韩练成领悟到这是给自己提供出逃机会，于是，他便趁飞机在西安加油时通知总统府：有要事面见校长。韩练成一抵达南京就被总统府专车接走，令何应钦派来“接”机的人无从下手。
　　在总统府子超楼小餐厅，在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征的陪同下，蒋介石召见了韩练成并共进午餐。蒋介石也认为韩的任命有问题，让他去军校或陆军总司令部待命。一场危机暂时得以化解。
　　10月下旬，关麟征邀韩练成去苏州阳澄湖畔一小酒楼对饮，畅谈东北战局，越谈越扫兴。次日晨，关麟征突然病重送苏州陆军医院就治，但经军医检查后悄悄低声告诉韩练成：副总司令一切正常，请放心。韩练成顿悟：这是关麟征给自己一个脱身逃走的机会。临走，韩练成走近床前握住关麟征的手说：“雨东兄，我走了，你多保重。”关麟征仍在昏睡，一动不动。
　　关于韩练成的这次脱险经过，韩练成之子韩兢在《韩练成小传》中写道：“韩练成听到风声后，只身前往上海，拿着总统参军处参军唐君铂在年初提供的空白护照，填上了昆仑电影公司摄影师‘许冰’的名字，由潘汉年接应，乘飞机潜入香港。”时任作战厅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郭汝瑰回忆的情节是：“时在侍从室第二组工作的唐君铂同志，带信叫他逃走，并给他到香港的护照一张。于是韩当夜逃到香港。”
　　同时，韩练成也安排在南京的妻子只带孩子和现金、票证迅速逃往乡下居住。
　　1949年1月，在潘汉年的精心安排下，韩练成会同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一大批民主人士逃过特务的追踪监视，历经艰险辗转大连、成山头来到解放区。在海上，同船的有个民主人士惊讶地发现了这只开往解放区的轮船上竟然有这么一个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感到不可理解，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微微一笑，要他不要声张，以后会知道的。在河北省平山县东黄坭村，与李克农住在同一个农家小院，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从龙潭虎穴平安归队的韩练成在见到周恩来后，急切地询问自己可否正式入党。周恩来说：“可以和(李)克农谈。如果需要的话，要克农把材料交给我。”1950年5月，韩练成由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介绍，履行了正式入党手续，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前，周恩来评价韩练成：“他是没有办理正式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韩练成到西北工作，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随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建国后，韩练成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常委等。
　　
　　
　　“要党员不要上将”
　　
　　1950年1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习仲勋的面说：我问过周总理，韩练成“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共产党走？”周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韩兢《“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练成》）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学院初创之际，刘伯承院长广罗人才，聘请郭汝瑰等上百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到军事学院任教。曾在南京陆军大学深造、在重庆国防研究院做过研究员的韩练成，虽然远在兰州，也被刘伯承院长“收入囊中”，邀请他为军事学院做了部分教学研究工作。韩练成对刘伯承的兵学造诣非常钦佩，欣然从命，将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全盘托出。刘伯承则对韩练成撰写的“合成军队”、“瘫痪战略”、“训练基地”、“军官养成”等学术论文颇感兴趣，认为很有创意。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典礼仪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评定军衔过程中，叶剑英和韩练成均要求低评一级，表现了高风亮节。当时，中央议定，中央军委委员一律评为元帅。叶剑英因病没有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讨论军衔问题的座谈会，当他看到彭德怀、罗荣桓给毛主席的报告时，作了注明：“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郭志刚《关于新中国元帅军衔的评定问题》，《军事历史》2007年第1期）韩练成时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授衔前，周恩来曾征求他的意见：根据他的坎坷经历和条件、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可考虑授予上将军衔，但若按他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将被授予中将军衔。韩练成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韩坚持按自己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不仅没有接受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对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连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
　　1978年2月，韩练成作为军队特邀委员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此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向韩练成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问询，韩练成无意复出，以诗词代言寄达叶帅，有《中秋夜坐偶得（兼答叶帅）》一首：
　　年年秋雨送秋光，今夜天晴净夜长。
　　老去时逢新际遇，梦回屡省旧词章。
　　身闲不觉人心险，风疾犹闻桂子香。
　　绣女炫工她自得，庸才碰壁我何妨？
　　早惊白发羞看剑，肯为浮名斗巧妆？
　　吟罢哑然无说处，半窗落月照清凉。
　　1983年6月，中央军委将韩练成的行政级别调整为大军区正职待遇。这时，他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
　　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韩练成以录音形式留下《后事遗言》：作为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党外的时候，还是入党以后，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可以说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眼睛。我生前没有个人打算，死后也没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唯一愿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幸福。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走完了传奇的一生，终年76岁。在简单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摆放着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常委送的花圈。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其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他长期的“隐形将军”身份，也逐渐向公众公开。
　　
　　
　　（主要参考文献：《韩练成小传》(韩兢，中共党史资料第六十七辑)；《韩练成诗词选》(洪流等编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隐形将军》(韩兢，群众出版社)；《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董必武年谱》(《董必武年谱》编撰组，中央文献出版社)；《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解放军出版社)；《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夏继诚，中共党史出版社)；《杨斯德将军所知道的韩练成》（黄继阳、程绍昆）《莱芜战役纪念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