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连载』深度潜伏之一阎又文：潜伏在傅作义身边去世31年

　　他是统帅六十余万军队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最信任的心腹、秘书、国民党少将；
　　他曾代表国民党起义将领与中共签署《北平和平协议》和《绥远和平协议》；
　　他是从未失过手、从未引起过怀疑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
　　他的情报，可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跟随在傅作义身边工作；
　　傅作义去世时，仍不知他的真实身份。
　　他逝世31年后的1993年，其真实身份才由中共解秘；
　　这时，他的子女们才明白他临终前的遗言“有事找组织”的含义。
　　而他的故事和功绩，仍不为大众所知。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一场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正在进行。
　　平津前线，战云密布。一边是远走绥远还是南撤江浙正犹豫不定的傅作义集团的六十万重兵，一边是刚刚结束辽沈战役，正准备休整待命的林彪的百万雄师和西下太原的徐向前的华北野战军二十兵团及配属部队，战机稍纵即逝，历史有可能改写。然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却在西柏坡那间简陋的指挥部里像吃满汉全席大餐一样，笑谈战场风云变幻，从容调遣各方兵力，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先打两头，后打中间，使傅作义这位曾经的抗日名将在毛泽东面前步步失着，处处受制。兵围张家口，引郭景云的王牌35军前往增援。四野前进途中攻打密云的消息，让傅作义梦中惊醒，急令35军速返北平，但又被华北野战军的杨（杨得志）、罗（罗瑞卿）、耿（耿彪）兵团堵截于新保安。前去增援新保安的傅部104军又被急速赶来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全部歼灭，军长安春山只身逃回北平。然后，便是围北平，打张家口、新保安、天津，迫使被十面埋伏，围困的如铁桶一般的傅部在北平城下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才知道，决定这场史无前例的北平和平解放模式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除了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战略指挥和解放军英勇无比的拚死冲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情报的及时获取和对敌方统帅的影响。当时，作为战场一方统帅的傅作义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严密注视之下，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迅速通过各种系统直线密报毛泽东及统帅部。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发生的单向透明的战争奇观，而创造这一战争奇迹的除了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在内的三千多名地下党员之外，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在这场战役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就是中共战略级特别党员，时任傅作义的秘书、国民党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的阎又文。
　　
　　
　　充满风险的“会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但是，国共内战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
　　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仍然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出生，与傅作义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按照中共秘密工作“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没有暴露身份的阎又文在傅作义的部队中长期潜伏了下来。
　　王玉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组织和阎又文的联系。可阎又文在哪里？在傅作义的部队中任何职？王玉一概不知。
　　王玉化装成皮货商人，购置了一批皮货，雇了一个驼队，向傅作义部队所在的归绥（今称呼和浩特）进发，一路寻找。但中途遇到军事行动，被滞留近两个月，无功而返。
　　1946年春节后，王玉再一次化装来到包头。当时，傅作义司令部驻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城郊一个原日军营房里。身为上尉译电员的薛起禄正好受派出差到包头。正在发愁阎又文无处可寻时，一天在餐厅吃饭，王玉听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口音与自己相近，于是上前攀上了老乡。
　　此人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王玉又是上烟又是敬酒，两人越聊越近，越聊越投机，快称兄道弟。
　　王玉报上了自己的化名“张治公”，并编造了个在绥远工作的弟弟张治忠，说弟弟曾给家里来信嘱咐，家里要给他去信，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
　　王玉假意向薛起禄打听弟弟的下落，并“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
　　无中生有的“张治忠”，薛起禄自然不知道，但他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更加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第三天，两人同行回到归绥。王玉被安置在离兵营不远的旅社里，在这个旅社里，两人结成了盟兄弟。薛还利用自己在机要室的方便，为王玉开了自由出入部队防区的路条。两天后，王玉以薛表兄的身份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办公，薛起禄也在身旁，王玉只能按照自己以前的说法，把找弟弟的事说了一遍。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王玉一番，说了一句“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低头继续看报，不再理会王玉。
　　王玉只好退身出来。虽然这次没有相认，但见到阎又文，任务已经成功了一半。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
　　阎又文的母亲把王玉领进屋。对这个莫名其妙通过自己来找弟弟的王玉，阎又文很是警惕。阎母在场，王玉也不好亮明身份，仍旧不住嘴地絮叨着找弟弟的事。
　　待到阎母转身出屋，王玉一改进门之后点头哈腰的姿态，直起身子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了：“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这是根据解放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王玉回忆整理的双方相认情景，但这样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认，对双方都太过冒险。如果阎又文此时已经叛变，那王玉就会立刻被逮捕；如果这个王玉是军统或保密局派来试探的特工人员，阎又文又会立刻陷入极度危险之中。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处长陈静，对王玉和阎又文相认的这一情节，也有着同样的疑问。她在整理“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历史材料时，才知道阎又文这个隐蔽战士的，随即展开了研究。她曾听到过两个版本的“接头”：一说王玉提到了阎又文的入党介绍人潘纪文；一说王玉的衣领中就缝着一封潘纪文给阎又文的密信。不过，这仅仅是传说，目前还没有史料佐证。
　　但据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说，阎又文与组织断线7年，根本没有预定的接头方式。对方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只能冒险求证了。
　　但无论当时的情境如何，阎又文在失去组织关系7年后，终于通过王玉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绝密的点与线
　　
　　由于王玉是以“找弟弟”的借口上门的，两人不便在阎家长谈。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两人进了经理室，把门一关，这才畅谈起来。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
　　王玉来之前，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
　　彼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而且傅作义在他的部队中有绝对权威，指挥调度灵活，战斗力很强。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归绥距延安有2000多华里，就是骑马也要走十多天。王玉决定先把情报汇报给我军绥东部队。
　　王玉拿着盖有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公章的公函，一路畅行无阻通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区。他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王玉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好在部队副政委详细记录了王玉的情报。
　　后来，王玉见到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人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谈到与阎又文联络和获得情报后，驻丰镇某部领导对情报的不信任和轻敌，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是懂得这一点的。”
　　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绥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傅作义部队大有“横扫千军”的气势，骄横不可一世。
　　此时的傅作义，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若只是一篇文稿，阎又文手到擒来，倚马可待，可这样一封公开信着实让他为难：按照傅的意图写，就要公开诽谤、污蔑自己的党和领袖；不写或是写得不合傅的心意，又会让傅对自己生疑。
　　阎又文左思右想均不得法，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
　　此时的王玉，公开身份是包头一家商店的老板。开这家店的资金还是傅作义机要室秘书薛起禄等人出的。
　　原来，在寻找阎又文的过程中，王玉为拉拢薛起禄，不时会根据自己皮货商的身份大谈生意经。薛起禄当真觉得王玉做生意手段了得，便拿出20两黄金让他帮着经营。王玉顺势收下，还拍着胸脯说来年翻倍还他。
　　有了这个商店，王玉拉上了薛起禄当靠山，持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大模大样地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与阎又文保持着密切联系。
　　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这一次，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份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事乃日益扩大。
　　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而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
　　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个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杀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文章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开文笔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文章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文章发表之后，在敌我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朱德总司令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事后有文章写到，毛泽东看到公开信后拍案而起，厉声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其实这完全是作者的演绎。殊不知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只是在场的诸人中，除了知道阎又文身份的几位中共高层领导和阎又文自己外，没有人能听出这句话的一语双关。
　　
　　
神秘的“深喉”
　　
　　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７日清晨，５名男子因闯入美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偷拍文件被捕。后来查明这５名男子均是共和党“暗探”。为避免影响自己竞选连任，时任总统尼克松施加压力，下令掩盖事实真相。同年１１月７日，尼克松竞选成功。
　　此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得到“深喉”提供的消息，对该事件穷追猛打。１９７４年８月，尼克松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当年首先揭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一直拒绝公布告密线人身份，时任总编霍华德·西蒙斯引用一部色情电影片名《深喉》，作为线人的化名。从此，“深喉”成为秘密线人代名词。
　　直到２００５年，奥康纳在《名利场》杂志上撰文披露，当时的联邦调查局高层马克·费尔特正是水门事件中的“深喉”，是把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拉下马的线人。“深喉”马克·费尔特于该年的12月18日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95岁。
　　作为水门事件中最后一个谜团，“深喉”的真实身份瞒过３０年时间。
　　而阎又文正是这样远比费尔特伟大的多的英雄“深喉”。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坐镇北平，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掌握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作用至关重要。
　　几乎就在阎又文跟随傅作义进驻北平的同时，他的单线联系人王玉也接到了调令，从延安来到了靠近西柏坡的河北省平山县东黄泥村。这个至今仍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却曾经是中共情报史上书写传奇的一个指挥中枢——中共中央情报部就设在这里。
　　阎又文这条情报线从边保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直接领导，情报室主任罗青长具体联系。
　　1948年5月，李克农找来王玉，派他进入北平联系阎又文。其时，党中央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进行大会战。阎又文的任务仍然是搜集战略层面的情报：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
　　王玉还是第一次进入北平。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所虑甚详，不但亲自讲授了在大城市开展情报工作的注意事项，而且告诉王玉：“这次去北平，要把傅作义机要室秘书薛起禄的黄金还给人家了。但不是20两，而是40两，我们要言而有信嘛。要让他对你进一步信任。”
　　当年王玉夸口把黄金给薛起禄翻倍，如果这次进北平见他时不兑现，当真无法交代。
　　王玉一进北平，就先给薛起禄打了电话。40两黄金奉上，薛起禄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于是王玉又被请进了傅作义司令部。
　　和阎又文接头后，阎又文把王玉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这里常住国民党要员和大资本家，是国民党特务、宪兵不敢轻易检查的安全落脚点。
　　此时的阎又文，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但军衔已升至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他给王玉办了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
　　每周六，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王玉就持记者证参加。有关的绝密情报，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秘密传送出去了。
　　同样是以《平明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刘光人，也在那时与阎又文有过很多接触。60多年过去，老人忆及往事不禁莞尔：“那时候阎又文常在会后单独找我，交待写稿的某些要点。谁能想到这个满口‘党国’的新闻官竟是我们的人。”
　　不但阎又文，就是自己在《平明日报》工作时的许多同事，刘光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份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中，竟然有20多位记者编辑是中共地下党员。采编部主任李炳泉也是其中之一。平津战役期间，他还成了傅作义的秘密代表，参加了第一次谈判。
　　平津战役后来被视作中共情报工作的巅峰之作。根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统计数据，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
　　平津战事未开，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地下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其中甚至包括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阎又文，这个平津战役胜利40多年后才解密的隐蔽战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
　　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
　　针对傅作义制定新的战略，又到了启用阎又文的时候。李克农派王玉再次潜入北平，限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
　　此时的北平城中，已经是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机关近乎疯狂地在全城搜捕着中共情报人员。王玉在回忆中曾谈到，行前，李克农特意关照他：此次进北平，要有可能被捕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捕，不要落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手里。如果被傅作义特务抓住，就是身份暴露了，他也不敢杀你。要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
　　仅仅一个多星期后，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宣告全面胜利。在沈阳解放的第二天，11月3日，傅作义接到南京急电，赴南京参加最高军事紧急会议。此行，傅作义要汇报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蒋介石还没有听到他的汇报，整个计划就先被毛泽东洞若观火。
　　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影响。
　　研究平津战役20多年的北京卫戍区退休干部董世贵，详细整理出了中央对辽沈和平津战役战略不断临机调整的全部过程。
　　10月31日，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
　　直到11月9日深夜，中央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心还是要先攻克太原，而后再解放平津。发给华北野战军的命令：“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
　　但时隔六天后的16日凌晨，中央军委突然作出决定，4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令其“早日入关，防止敌人逃跑”。5时，致电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迷惑和稳住傅作义。为了同样的原因，对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兵团也暂缓攻击。
　　“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董世贵这样分析。
　　1997年，阎又文的身份解密之后，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文中概述了这份情报的主要内容：傅作义打算在平、津、唐地区和我第四野战军、华北部队会战，他正用他统帅的六十万军队做这样的部署和配置。这一仗打赢了，整个华北就是他的天下。这一仗打不赢，他考虑有两条退路：一是由塘沽从海上南下，与蒋介石在南方会合；另一条是退到绥远、后套一带，与马家军部队会合，负隅顽抗。傅还认为我第四野战军进关不会很快，最早在1949年5月才能进关。这次获得的情报，从其它方面核证，完全可靠。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断绝了傅作义西逃之路。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与傅作义“共同进退”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他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甚至拿着蒋的“手谕”命其南撤。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农再次派王玉进入北平，要阎又文随时提供傅作义的思想动态。
　　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围成了一个铁桶，傅作义的十万守军也从城里封了个严实。王玉还没到达城门，在海淀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就被扣住了。
　　搜身、盘查的结果只有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但守军却没有放人之意。情急之下，王玉厉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剿总’司令部的，有重要情报进城上报！”
　　他借用守军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阎又文，报上自己的名字后，又在电话中恶声恶语地说着“剿总”谍报人员如何被守军为难。阎又文自然听得明白，当即派车把他接到北平饭店。
　　获悉了自己的任务后，阎又文详细汇报了傅作义的情绪波动。
　　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驻守在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特别是新保安战役中，傅作义的“王牌”35军被全歼，给傅的军事力量和他个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
　　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
　　看到自己被列为战犯的消息后，傅作义抓起一把牙签，暴怒地塞到嘴里，狠狠地咀嚼。忽然他站起身，把桌子上的茶杯、文件统统横扫落地，嘴里念叨着：“完了，全完了！”
　　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高压，让傅作义几近崩溃。他召回和谈代表，准备自行解除兵权，飞到南京去。同时让阎又文准备一份呼吁北平和平解决的声明。
　　阎又文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在罗青长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傅作义整日愁眉苦脸，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坐卧不安。当我大军压境、傅作义处于无可奈何之时，阎又文又根据党的指示，紧随傅作义左右，对傅作义展开政治攻势，把中共方面发表的声明送给傅，逐段边读边讲，针对傅的思想、疑虑，提出一些劝告。”
　　对傅作义冲击最大的是被中共列为了头等战犯。阎又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猜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
　　不久之后，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不过，为给自己留后路，傅作义还是有南逃的准备的。围城期间，东单公园的秘密机场停着一架飞机，随时都能起飞。另外，他还在天坛南门开辟过飞机跑道，准备修一个更秘密的机场。此事被刘光人侦知，并及时将情报送出城。当天晚上，两发炮弹准确地命中秘密机场的工地。爆炸声告诉傅作义：“南逃是没有出路的。”
　　然而,所有这一切,阎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点都不知情。阎又文回到家后是一个话很少的人。
　　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阎又文匆忙回家,在看望妻子、做了医护安排后,对大女儿说:“傅伯伯那边需要我,家里的担子你要分担一些,帮大人们照顾妈妈。”才11岁的女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不知所措。她长大后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
　　阎又文与傅作义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间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来了，觉得一时还出不了什么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要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城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在城门洞里下了车，迎上国民党特务的车，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
　　就在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当时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么——难道阎又文也是地下党?
　　从与王玉接上头，直到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方案，阎又文几乎每日提供一份报告，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和具体表现一一汇报。同时，傅冬菊也将其父亲的情况通过另一情报系统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这些情况，对及时掌握傅作义心理、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傅作义与解放军的最后一次谈判，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并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阎又文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作义阅。
　　傅作义看后沉思良久，最终说道：“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意气风发地开进西直门。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丹心素裹，潜伏终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日，傅作义携邓宝珊、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不过，他的身份仍未公开，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最后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上，代表国民党部队签字的正是这位中共地下党员。
　　从西柏坡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大振，积极配合部队改编和促成绥远和平解放。同时他又让阎又文替他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通电全国，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份和平宣言发布于1949年的4月1日，时值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傅作义的宣言在会上宣读后，全场掌声雷动。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曾先后在绥远军区、华北行委和水利部任职，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
　　1959，阎又文调农业部任粮油局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1962年9月25日，因患食道癌去世。
　　弥留之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年仅48岁。
　　阎又文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碑文：
　　“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这段碑文，有几处措辞让人颇费思量：既为共产党员，按常理该写明参加革命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代之以语焉不详的“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但在1962年，阎又文的家人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碑文，心中有许多问号却无处释疑。
　　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父亲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自己家人也解不开的谜团。
　　谜团集中出现在一家人入党、提干时的政审上。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一到政审就卡壳。”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小六8岁。阎又文生前逝后，阎家六子女填写家庭出身时皆为“革干”(革命干部)并以此为傲。然而，六子女及配偶的政治生命皆因政审后出现逆转，都是在风华正茂、青春舒展的年代，一瓢“政审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他们参军、入党、提干、婚恋的正常路径，甚至一生的人生安排。职业生涯中顺理成章的上行轨道被迫向下向下……不可逆转，直至退休。“一外调就卡壳”，老六阎颐兰感叹。
　　老大阎恩兰的入团入党屡屡受挫。老二阎绥兰曾就职某机关，后被调离。老三阎绥平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后被分配到张家口一民用工厂当炉前工。阎绥平未婚妻是他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结婚前夕，空军叫她在婚姻及继续服役之间作出选择，未婚妻经考虑后决定复员。老四阎海兰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即被列为发展对象。清华大学与优等生的她签订了报考意向。“当科学家”，心气高远的阎海兰自认该梦已不遥远，然而她被分配到外文印刷厂当工人。心高气傲的她不死心，屡交入党申请书，终在49岁时遂愿，翌年便退休。老五阎京兰立志参军，但命运不仅让她无缘军营，还剥夺了去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格，她只能孤身前往山西插队。老六阎颐兰15岁半入伍，17岁成代理排长，部队领导只等她满18岁后入党提干。阎颐兰所在的成都军区向农业部发出商调函，回复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于是，阎颐兰频寄航空信催促家人“搞清楚”，部队连发四封商调函，然而农业部从中组部处获取的信息极其有限。无奈，为阎颐兰准备的支部大会被迫取消。阎颐兰服役八年，最后以“兵”的身份复员到地方，24岁的她一切从头开始。
　　阎又文妻子丁宴秋与其子女一样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在街道工作的她要求入党几十年，遗憾的是，最终没遂愿。惟一顺遂的一件事是了却了她与丈夫同穴的夙愿。
　　横亘在阎家人面前的“历史不清楚”，即特指1939年至1945年间，阎又文的脱党问题及不清楚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父亲去世后，阎海兰记忆中“不愿回家，家里气氛非常非常压抑。母亲老哭，周恩来送的绢花花圈，摆在家里好几年”、“一次回家时，家里黑着灯，以为家里没人，原来母亲在黑暗中抹泪……”
　　阎家人不仅承受着“历史不清楚”的煎熬，而且还要承受歧视、侮辱及误解，如有人对阎绥兰说：“像你这种家庭出身(国民党反动军官)的人，必须在思想上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有人给“文革”期间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写信，说丁宴秋是反动军官太太。阎又文的一个地下党同事出差北京，路过阎门而不入。不入原因即阎又文替傅作义撰写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革”中，阎又文墓碑上的照片被砸碎。
　　“历史不清楚”煎熬着家族每一个成员。
　　“父亲到底是黑(国民党)是白(共产党)？”阎家子女苦苦求索。他们遍寻有关部门，但没有一个部门给出答案。阎家子女由此得出结论“父亲被包得很严，只有极高层极少数的人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你爸这一辈子就没风光过”，阎又文妻子丁宴秋生前对子女评说丈夫。阎家子女明白父亲的特殊身份、特殊工作、特殊使命注定不能风光，注定默默奉献，注定任劳任怨，注定承受牺牲，这种牺牲不见外伤，其内伤又不足向外人道。
　　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
　　线索到此中断了。熟悉的父亲似乎被重重迷雾笼罩了起来。
　　直到1993年，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求索才出现了拐点。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这位北平解放前的老地下党得知阎家情况后意识到什么，但无从求证。
　　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而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因为《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报纸，阎又文对刘光人还多有关照，但双方皆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统的一次老干部聚会时，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开的谜底证明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和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在48年短暂的生命轨迹中，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
　　一个是国民党起义将领，解放军政工干部，政府部门高级领导。即便是妻子儿女这样至亲至近的人，也只能接触到这个阎又文。
　　这个阎又文，博闻强记，和蔼可亲，生活朴素，恪尽职守。在水利部工作时，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读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自然灾害期间，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有特供证，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蔽身份，直到此时才得以揭开，他的子女才想到，父亲“有事情找组织”的遗言。
　　这个阎又文，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丹心素裹，默默奉献，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从不表达却无限忠诚。
　　王玉见到了阎家子女后，很快又带着他们面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见到阎又文的后人，这位中共情报战线的老战士、阎又文当年的直接领导情绪激动。不顾年迈，他为六兄妹讲述着他们的父亲，一讲就是一天，几次声音哽咽。
　　罗青长提到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
　　此次会面后，罗青长出面为阎又文证实了身份。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单位发去公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公函还提到：“过去，因阎又文同志党员身份未公开，而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应有的影响，现在特函告，请予消除，并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改正为盼。”
　　王玉、罗青长的出现与证明终于解开了阎又文身上的谜团。然而，证明仅局限于其子女单位。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把阎又文描写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罗青长于1997年7月10日专门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为阎又文正名。
　　文章说“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上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同许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一样，阎又文这个名字无论同时代人还是当今人们都是陌生的。我的战友阎又文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1939年下半年，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与党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依然执行着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机出现在1948年。
　　1948年10月初，我第四野战军即将进关，为歼灭傅作义集团，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要我(时任主管秘密情报业务的主任)派王玉绝密单线联系阎又文，要阎又文搞到傅的作战计划。阎又文不负重托，一周时间，王玉便将情报交给我。这次获取的情报是取得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一环。毛泽东为隐蔽战线题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49年1月10日，李克农再次指示我让王玉联系阎又文，要他摸清傅作义思想动态并做攻心工作。阎又文安排王玉住进北京饭店，每日向王玉提供书面报告。
　　1949年2月22日，邓宝珊、阎又文陪同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我随杨尚昆迎接他们。毛泽东见到傅作义便说：“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你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血性男儿。”毛泽东又对阎又文说：“好啊！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生动啊。”(指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大振。他要阎又文起草一个表明自己态度的政治宣言。1949年4月1日，该宣言通电全国。通电中有这样的话“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
　　解放后，按照党的安排，阎又文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并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
　　文章结尾，罗青长饱含深情地写道：“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在又文同志诞辰83周年之际，我借毛主席的《咏梅》词怀念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罗青长发表该文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在《金盾》杂志撰文《隐蔽在傅作义身边的共产党员》(1995年)，该文首次公开披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
　　党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据党史研究专家称，如果说傅作义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毛泽东语)被广为人知，那么阎又文则是鲜为人知的大功臣，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主要参考文献：《阎又文：身在大陆去世31年才“曝光”的潜伏者》（2010年09月01日《北京日报》）、《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董世贵）、《上上之役》、《李克农》、《“潜伏者”阎又文》（中国网——文化中国）、《丹心素裹的阎又文》（中国·万荣县政府网）、《北平和平解放史料》、《为信仰牺牲的中共“潜伏者”》（黄艾禾、黄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