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马往事（十一）

　　饮马往事（十一）
　　
　　春暖花开的时候，总是给人以希望。
　　饮马的春天虽然比的地方都来得晚一点，但毕竟空气中已经微微有了潮意。
　　天津，山东的知青还在源源不断的到来。
　　连队里除了一部分人继续平田整地，其余的人都集中盖房。
　　老住地窝子也不是常事，时间长了，那种环境也会使人得上很多毛病，伤兵减员的情况就不可避免。
　　而上面下达的生产任务又很紧，没有人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机械几乎没有。
　　盖房子就成了最迫切的工作，再说，不断来的知青也实在没处安排了。
　　这里的条件和对外宣传的相差太大，接兵的连队领导心里也明白，这纯粹就是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都是上级的任务。上级只管下达命令，至于你下面如何做那就是你们的事了，不然要你们有何干？
　　冷瞳就是因为这一点和接兵的副连长尹建仁，结下了深深的芥蒂，冷瞳不怕苦，但最怕别人骗他，他觉得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事实上，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像瞿梅这样不堪忍受这里环境而逃跑者，各连队都存在。总部为此专门召开基层会议，强调改变环境的重要性，要求各团场、基层连队切实解决知青的生活环境，杜绝类似逃跑现象的再次发生。
　　会议结束后，孙大有从团里领来了一批木材，着手从盖房做起。
　　盖房的人，又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班组。手底下灵光一点的，跟着家里做过两条板凳略微知道刨子怎么用的“师傅”，修改木料，以备房用。
　　一部分看上去人高马大、有力气的，就去“倒土坯”，就是用泥做成砖的样子，再用来垒房。
　　这个“倒土坯”可是个力气活。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再把土加水和在泥坑里，不停地搅拌，再让它像发面一样“发”几个小时，估计土和水完全融合了，还搅上了点劲，这时就可以倒土坯了。
　　从泥塘里舀出一定量的泥，装在一个木制的长方形模具里，抹平抹瓷实，再倒在事先平整好的地面上，让它风干、成型，最后再搬起来，码好，码成垛，等着另外的小组拉到工地上，就可以盖房了。
　　整个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累人。土和水混合在一起，又黏又重，每次蹲下装泥，站起来端泥，再蹲下倒泥，这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几百次，每次这一套动作下来，都要抱着近五十斤的重物去做，一天下来，等于负重几万斤，跑上十几里地，人要付出巨大力量，往往是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浑身如散架。
　　杜辉带着他的班毫不犹豫的干了起来。
　　吴志民被分到搬运组里，搬木材啊，搬砖啊，搬些土石料啊等等的。
　　知道是给自己盖房，大伙热情都很高，干的是热火朝天。甚至还举行了竞赛。
　　那个年代不缺乏热情，激情一点就着。
　　无需过多的宣传，十几排泥皮包土坯的简易平房就盖成了，没等到完全晒干，知青们就迫不及待欢天喜地的搬了进去。
　　有房住和没房住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坐标。
　　知青们的情绪稍微好了一点，欢声笑语又多了起来，闲暇时，有会拉二胡的，坐在门前拉起了小调，但随后就被闻声而至的知青用歌声代替掉。
　　先是个人独唱，两人合唱，旁边的人随声附和，到最后一律变成大合唱，《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赞歌》《骑着马儿上北京》《翻身农奴把歌唱》，那些革命歌曲一首接一首地、一遍又一遍地被歌唱着，藉此来表达知青们心中激动却又有点惆怅的心情。
　　薄暮将垂，夕阳如血。
　　戈壁的黄昏，如泣如诉。
　　单纯的歌声，划破夜空。
　　那种一望无际的空旷，那种万物无声的寂寥，因了这歌声却愈发显得静寂，何需渲染，便是无言的悲壮。
　　知青们往往是唱的热泪盈眶，泪眼相看雪山，哽咽不止才作罢。
　　他们的心里有太多的话想说，有太多的情感想表达，他们正是多愁善感的年华。
　　六十年代，那是个注定不能平静的时代。
　　德国人干了件不得人心的事，在自身的心脏地带——柏林，人为的砌起了一道墙，把有着上千年血脉的同胞强硬地分割开来。在此之后的四十余年中，多少人倒在奔赴自由的墙下。
　　中国人，更不会闲着。在用另一种形式创造着离奇——不断的“运动”，在人们的心中建起一道一道的“心墙”，隔绝着人们最初的信任，甄别着假象的敌我，在“运动”中找寻快速奔向“大同”的捷径，并顺带着感受“运动”的狂热所带来的那种别样的快感。
　　美国人二战以来就没有闲过，哪里有火哪里救，“世界消防员”的角色当仁不让，忙完了朝鲜，又一头扎进了越南。
　　中东永远都不甘寂寞，时不时的放两枪，以便触碰人们渐感麻木的神经，好再一次关注他们走上舞台的表演。
　　是人都一样，不能闲着，闲着，无事生非。
　　劳动之余，大概觉着这些年轻人无聊之极，总是哼哼唧唧，加上越来越紧的政治任务，连队决定正式列一个工作生活安排表。
　　这个表中，从早上六点起床开始，直到晚上十一点半熄灯休息为止，工作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也就是说，知青的一切时间都在连队的安排之下，知青的人生尽在掌控之中。
　　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其余就是学习，反正不能让你闲着。
　　会议像饭，一顿都不能少，文件如咒，时时都得紧上。
　　这一天清晨，吃完早饭后，临时要求要学习。孙大有，贾强分别在传达着文件。
　　往常，这个时候就下地干活了，今天反了常，有些人就不习惯。坐在那又开始了打瞌睡。
　　肖萍是三班的一个天津知青，人很秀气，话不多，很有点女人味，是男知青们关注的对象。
　　她不太说话，就给人一种傲的感觉，不好接近。有些男知青就背后打赌，谁让肖萍多说话，谁就是英雄，一盒烟的奖励。
　　张万新，西安人，最爱开玩笑，也最能搞怪。
　　巧了，开会的时候他正好坐在肖萍的后面，也许还是他故意“安排”的吧，总之，在屋子的左后角，肖萍就坐在一个略高的长条凳上，紧挨在张万新的前面。
　　孙大有慢条斯理的讲话，贾强一本正经的念稿，开着开着，肖萍就睡着了。
　　姑娘昨晚又想家了，想完母亲想弟弟，想着哭着，哭了大半夜，刚睡着没多长时间，就又起了床，头昏目胀。要是直接干活去了，也不至于睡着。
　　张万新在后面，先是无聊的东张西望，想和谁聊两句，但大家都心不在焉。看着看着，张万新就发现了地上的一截红色的粉笔，那是刚才布置会场时，贾强在屋后面的黑板上写口号，掉下的一截。
　　张万新捡起了这截粉笔，在手里把玩着，忽然就冒出来一个主意，为这个主意之妙还偷着乐了起来。
　　看着周围注意的人不太多，张万新拿着粉笔偷偷的、轻轻的在肖萍的屁股上写了两个字，因为他坐的低，肖萍坐的高，肖萍又是弯着腰，撅着屁股，所以这两个字写的又大，又在正中，非常醒目。
　　会，终于开完了，大家又接着向农田出发。
　　大伙三三两两的走在路上，此时，天已大亮，太阳火红的从东边升起，走的也很快。
　　突然，队伍里就爆发出大笑，先是一两声，后是众多的哄笑。
　　只见肖萍在前面走着，屁股后面一左一右两个大字“文件”上下翻飞，极富动感，更是十足的滑稽感。偏偏还是个女生，男人们就格外的放肆和贪婪，笑的前仰后合开心无比，更有甚者，笑的捂住肚子蹲下去起不来。
　　连杜辉这样不苟言笑的，都露出了难得的一丝笑容。
　　张万新就更是乐不可支，居然还拍起了巴掌，打着暗语向曾经打过赌的战友炫耀。
　　肖萍起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不愿热闹，也不爱凑热闹，自顾自的走自己的路，由着别人胡闹。
　　没想到今天自己成了胡闹的主要对象，更不知尽是如此的下流玩笑。
　　走着走着，肖萍被知道情况的同伴拉了一下胳膊，肖萍还挺纳闷，回头看着同伴，同伴直挤眼，肖萍一脸的茫然，再一看，大伙都是冲着她们在笑，就慢下了脚步，征询的眼光看着同伴。
　　同伴也是一脸的臊红，没办法，凑到肖萍的耳旁低声告诉了她。
　　肖萍闻听之后，立刻停止了脚步，身子僵硬起来，脸上霎时涨红，随即又发青发白，片刻的惊呆之后，肖萍哇的一声哭起来，捂着脸，转身朝着连队没命的跑回去。
　　下班回来后，各班被通知，不准吃饭，马上到连队会议室紧急集合。
　　知青们有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觉得可能和早上的玩笑有关，但又认为不是个什么事嘛，不至于饭都不让吃就紧急集合吧。
　　孙大有脸气得有点发黑，本来就不白，显得都有点紫呢。
　　“俺的娘哎，这是谁干的？自己交代，让我查出来，没你的好果子吃。”孙大有声色俱厉。
　　知青们相互望着，一脸茫然。
　　“你们说不说，不说不要吃饭。”孙大有补充者。
　　有胆大的就问，啥事吗？
　　“俺的娘哎，啥事，这么大的事，你们还想装糊涂？肖萍的屁股是怎么回事？”孙大有看知青装傻充愣，索性直说了。
　　只是他的这个说法又太直接了，有点粗。
　　知青们再次哧哧的笑了起来。
　　孙大有也意识到刚才的不妥，却更加严厉的说：“俺的娘哎，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是直接向党攻击的问题，很严重。”
　　大伙不敢笑了，孙大有显然没有兴趣开玩笑，更不是在吓唬人，明显的上纲上线了。
　　那个年月，那种气氛，向党攻击，意味着什么？再不懂事再年轻，这一点还是掂得清的。
　　大伙沉默着，更多的人确实不知道是谁写的。
　　只有和张万新走得较近的几个知青，知道了情况，但也没认识到有什么严重的。
　　“俺的娘哎，是谁，就赶紧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晚了，俺也救不了你了。”孙大有看着知青没有动静也急了。
　　“俺的娘哎，把党的文件当屁放，这是要判刑的，知不知道？”孙大有一语中的。
　　知青们真傻了，张万新彻底傻了。
　　问题看你怎么看，看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
　　张万新不凑巧，正好生在了那个万事皆有可能的，往往因小失大的，黑白颠倒的，鸡毛当了令箭的，无中生有时刻不平静的年代。
　　他为他的恶作剧，为他的年轻，为他的单纯，为那个时代的荒唐付出了代价。
　　张万新被逮捕了，被判刑了，他这辈子也不再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