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若问我何以写出这样一部小说？这源于我在淮北地区一个农村的一次所见所闻。
　　淮北地区有个滨淮县，县里有个王集乡吉庄村，村里有一户教师世家，祖父吉儒昌曾是清末的秀才，他本想考举人走仕途之路，不料父亲在军阀混战中身亡，他母亲伤心过度，哭瞎了眼睛，丢下家里十多顷土地无人经营管理，母亲便叫他下学回家经营土地。吉秀才是个读书人，自幼入学读书，成绩优秀，寄予厚望，因此他把读书看得很重，长年以读书为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经营土地既无经验，更无兴趣。但家庭悲惨的现实就摆在面前，让他无法继续安心读书。他反复考虑，并征得母亲同意，把家中土地以当时最低价租给本村几家诚实守信的佃户，自己就在家里开馆授徒，当起私塾先生，一边照顾母亲和家庭，一边教授学生，闲暇时间，自己还可以继续读书学习。由于他知识渊博，教书认真负责，勤恳踏实，成绩显著，声誉颇佳，深得学生、家长及村民信任和称赞。他也颇有成就感，欣然自慰，视为终身职业。受他的教育和影响，他的后人也把读书和教书看得很重，视为终生职业。他年老退休后，他的儿子孙子继承他的事业，也相继做了吉庄的私塾先生。因此提到他家，村里人都称为“教师世家”。
　　到了他的孙子吉海明时，新中国成立，实行土地改革。他家因为有十多頃土地出租给贫下中农，收取地租，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吉海明自幼读书，后来接替父亲做了私塾先生，十多年来一直在村里开馆授徒，教书育人，算是脑力劳动者；加上他教出的学生，多数参加了革命，入了党，成为革命军人和乡村干部，因此他在吉庄一带，声誉颇佳。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和吉庄村的贫管会共同研究，就没有把他定为地主分子，而是叫他继续在村里开馆办学，教书育人，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可是新中国废私塾，兴学堂，他原来的私塾馆是他自家的房屋，已经分给了贫下中农；他在私塾里教授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都是封建社会的教材，不能作为新中国学校的教材了。所幸国家已经编印了新的教材。但是学校、教室设在哪里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去向贫管会请示。吉庄贫管会的会长叫赵来福，原来是大地主吉老三家的长工，解放后，他积极参加革命，入了党，当上贫管会领导。他有个八岁的女儿叫玉荣，正好要上学。他见吉海明来请示在哪里办学校，就积极想办法，找房子做教室。农村人一家一户，哪里有多余的房子？地主富农家房子多，土改时已经分给贫下中农了。他想来想去，只有吉老三家打谷场上还有几间场庵子闲着，就决定改作学校教室，叫吉海明在那里办学校，招生教书。
　　场庵子，就是建在打谷场旁边的临时仓库，夏季小麦，秋季的大豆、高粱、玉米、稻子收打下来，尚未晒干扬净，就临时堆放在里面，等待在打谷场上晒干扬净后，再运回家里收藏。这种房子一般都很简陋，室内的窗户又小又少，光线暗淡。即使大地主吉老三家的场庵子，大致也是如此，只不过多了几间。这样的房子本来不适合做教室，但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要办的事情太多，哪有钱建一个村里的小学校？整个王集乡也只在王集街上利用街头的庙宇建了一所小学，至于各村的小学校政府根本没法顾及。吉庄要建学校，只好自己想办法。赵来福想叫女儿上学，孩子小，到王集小学太远，无法去。他知道吉海明是把教书的好手，就叫他利用吉老三家的场庵子做教室办学教书。他叫来村里的几个泥瓦匠，把场庵子室内的墙壁泥抹整齐，窗户开大，装上木格窗棂；又在室内筑起几排泥台子给学生做课桌，在泥台子前面筑一个高台子给老师做讲台，在讲台前面的墙壁上挂上一块大木板做黑板；吉海明又找来一块长木板做校牌，写上“王集乡吉庄小学”，挂在场庵子门前，这样吉庄小学就算建成了。吉海明把教室打扫干净，写了几幅标语布置在室内的墙壁上，然后贴出招生广告开始招生。村里人听说吉海明又当上新学校的教书先生，纷纷把孩子送来上学。
　　赵来福的女儿赵玉荣和吉海明的大儿子吉方良，也一起来这里跟吉老师上学读书，使他们成了同班同学，吉庄小学首届毕业生。由于他们当时都是八九岁的小孩子，只图性情合，谈得来，并不介意家庭成分的差别；他们每天一起学习，做作业，一起玩耍、游戏，又使他们成为一对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小学毕业，他们一起考取了王集初中，又成为同班同学，而且都来自吉庄村，于是两人周一一起结伴到王集上学，周六一起放学回吉庄家里，同来同回，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有时赵玉荣带的东西多，吉方良就主动帮她背着，这使得他们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赵玉荣为了感谢吉方良，竟然改口叫他“方良哥”。开始，吉方良不习惯，对玉荣说：“我们是同学，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无奈赵玉荣不肯，依然叫他“方良哥”；时间一长，吉方良听习惯了，也就随便她这么叫了。
　　吉庄小学办学初期，学校只有几间场庵子，课桌都是土台子，条件差，学生少，吉海明就单班独教，无论语文、数学和其他课程，都由他一个来教。后来，在他的积极努力和各级政府大力支助下，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又在打谷场上建起两排高大的草顶土房子，室内的土台子课桌也换成了长木板的桌子，黑板又进行了加工油漆。外面的校牌子也换成了正规的长条木板，白油漆打底，红油漆写字，十分显著。由于学校条件逐步改善，本村和周围村庄的适龄儿童都送来上学，于是学校又招聘、调进几位老师。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吉庄小学已经办成了一所有二百多名学生和十多位老师的完全小学。吉海明因为建校有功，不但没有受家庭是地主成分的影响，还被提拔做了吉庄小学的校长，这使他十分感动。因此，他常对家人和孩子们说：“教师是个积德行善的好职业，我如果不是教书，当教师，而是一心一意经营家里的十多顷土地，土改时一定要被划成地主分子，受到村里人民群众的批判斗争。就因为我下学后，一直在家里办私塾，开馆教书，为家乡服务，培养人才，所以解放后，人民政府才会继续叫我教书，还提拔做了吉庄小学的校长。真是一念之差两种命运，两种身份两重天！让我对做教师、教书育人，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更加热爱教育事业，甚至是感激这份工作！我一定用尽毕生精力，办好学校，教好书，为祖国和家乡人民，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他擦了一把眼泪，又说：“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一定要拥护人民政府，听政府的话，跟着政府的方针政策走。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饱读诗书，尽多掌握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将来有机会，也来学校教书育人，力争把咱们这个教师世家发扬光大，延续下去，为国家和家乡多多培养人才。”所以，他的大儿子吉方良初中毕业，他叫他报考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做了教师，使他这个教师世家又延续了一代。村里人称他父子为老吉先生和小吉先生。
　　由于受私塾教育的影响，吉海明管理学校，教育教学，特别注重师道尊严，师表形象，对教师的思想行为、知识技能、仪表形象，都有严格要求。他经常对老师们说：“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做教师的，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做到为人师表。不仅要有丰富的文化知识，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平时为人处事，也要做到懂道义，讲礼仪，知礼节，讲礼貌，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语言、表情、表现，力争做到，上符合国家政策，下符合人情道德、礼节，符合做教师的人品人格。”他还常说：“人无完人，知难尽知，所以，我们虽然做了教师，也还要不断学习，以丰富自己的智识。古人云，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所以，我们学习新知识要做到不懂就问，不知就学，不耻下问，活到老学到老，以弥补自己文化知识和为人处事各方面的不足。”放初期的小学教师，多半是私塾教育出身，教书语文知识有余而数学知识不足。他就请师范毕业的青年教师，利用星期天时间，给这些教师补数学课，使他们成为语文数学都能教的全科教师。吉海明更是带头学习，以身作则，他不仅学会了小学数学，还跟和他搭班教六年级数学的李文清学会了初中的数学。他见李文清不仅知识渊博，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能力很强，就申报他做了教导主任；不久，还推荐给王集中心小学校长郑国胜，郑校长经过考察，认定李文清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提拔他做了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吉海明对学生也有类似的要求。他不仅要求他们要学习好各科文化科学知识，将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更要求他们要讲文明，懂礼貌，尊老爱幼，见老师要敬礼，见同学要问好，见到老人，要主动称呼问好，需要帮助的给予帮助；对小同学、小朋友，要多多关心爱护。三年级有个学生叫孙晓明，父母早逝，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年纪大，缺乏劳力，多次叫晓明辍学劳动；吉海明就动员大同学帮助他家劳动，还在班上开展捐一分钱、一块饼的献爱心活动，多方帮助孙晓明，使他一直坚持学习到小学毕业。他还要求全体学生，日常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形象，衣服无论新旧，都要洗干净，穿整齐，纽扣要扣齐全，不许敞怀露胸；说话要讲文明，多用文明用语，不许说脏话、粗话、下流话，做讲文明、懂礼貌的新中国的好学生，好。
　　吉海明是校长，由于他的严格要求和带头作用，使吉庄小学各项工作都做得很优先，成为王集乡的模范小学，他自己也被评为模范教师，受到乡政府和文教局领导表扬，推荐为学习榜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进入特珠时期。吉海明和他一贯信仰奉行的教育教学方法受到长期严批判，他隐忍以待。该时期过去，他恢复工作，恢复职务，恢复名誉，可已是两鬓斑白，接近退休。他痛悔不已，决定写回忆录，记录下这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