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空气里浮动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气息。无论是周遭的环境，还是身边人的状态，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悄悄调换了频率。
　　楼道忽然变得异常空旷，从前赶早八时的那种熙攘不见了，如今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墙壁间轻轻回响。听说，有些人还没返校，有些则终日奔波在各个招聘会的展厅之间。
　　宿舍里也是同样的寂静，梁玉洁、张霞和韩悦——我的三位室友，如今都名花有主。梁玉洁和张霞的男友恰巧都是我们同班的男生，韩悦的那位，则是新学院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据说是在图书馆考研复习区结下的缘分。如今，她们中有两人尚未返校，剩下的一位，也终日与男友相伴，不是在羽毛球馆挥拍，就是在排球场腾跃。从前，宿舍里从早到晚难觅我的踪影；如今倒好，四方天地间，常驻的只剩下了我一个。
　　这学期课表上仅有的两门选修课，我也没有选。也就是说，我的大学生活，在形式上已然提前结束了。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当别人或在求职路上步履匆匆，或在复试前焦头烂额时，我却被一种奇异的真空包裹——不焦急，也不担忧，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事可做的闲人。
　　就这样，在宿舍里靠着借用舍友的电脑，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周后，我心里那根弦终于绷紧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总得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呢？
　　挣钱。这两个字忽然清晰地跳了出来。虽然读研不用交学费，可住宿费、生活费总还得自己应付。导师或许会发些补助，但究竟多少，够不够用，全是未知数。
　　怎么挣？做兼职。
　　做什么？去饭店端盘子？恐怕没人会要我——就凭我这身高……熟悉的卑怯又悄然漫上来，打住。
　　对了，做家教。之前听说有人去榆中县贴过家教广告，后来怎样却不知道。可我心里对榆中县有些排斥，想起自己家乡那个的小县城，哪有什么正经请家教的习惯。再看这儿，西北小城，估计也没几户人家会为孩子找家教吧。
　　要做，就得去兰州。
　　这个念头一动，我的心却悬了起来。太多实际的难处，第一关便是自己这关——刚想到要站出去，心里就响起另一个声音：要是你站在那里，家长嫌你个子矮，连问都不问，怎么办？那该多丢人。
　　是啊，要是没人理我，岂不难堪？何必自找这份尴尬，安安稳稳待在学校，轻轻松松过完这学期，不好吗？
　　去，还是不去，在脑子里翻来覆去。
　　电脑也关上了，就那样直愣愣地躺在床上。两天过去了，就在我又盯着雪白的天花板纠结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自己站在凳子上抄题的情景。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脑子瞬间清明——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就是没人问，大不了就是被人盯着看。那，又怎样？如果——万一——万一真有家长来问，真请了我做家教呢？那我就能自己挣钱了！
　　这么一想，那股想挣钱的劲儿，慢慢压过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怕。我咬咬牙，决定就趁这回，跟自己心里那头时不时就冒出来、反复作祟的怪兽——“自卑”，实实在在地较量一次。
　　决定去之后，第二个问题便摆在了眼前——住哪儿。
　　我们这一届，是唯一完整在榆中校区度过整整四年的学生。上一届，大四时全搬回了兰州；到了我们，又说今后大四都不搬了；谁知到了下一届，新校长又说大四还是得回本部——于是我们就成了夹在中间、始终未离开榆中的那一届。当然，这都是后话。眼下最实际的是：去了兰州，我住哪？总不能住宾馆吧？还没挣着钱就先花一笔，怎么可能！
　　正为这事发愁时，学院忽然发来通知：需要去兰州本部跟着导师做毕业论文的同学，可以报名，学院将统一安排住宿。真是瞌睡递来枕头——来得正好。我高高兴兴填了表，欢欢喜喜卷起铺盖去了兰州。
　　住宿条件自然和榆中的宿舍没法比。那是临时腾出来的房间，里头挤着四张上下铺，中间摆一张大方桌，倒和我们大二实习基地的住处差不多。不过也无所谓了，有张床就行。毕竟我来的初衷又不是为了享受，就是为了做家教、挣生活费。和我一同被分到这间屋的，还有学院里另外七个女生，在榆中时，大家本就住在同一层，彼此都认得，也算都是熟人了。
　　那时候，校门口那片空地，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家教市集”。不光兰大的学生在这儿等，附近其他学校的学生也会过来，三三两两，或站或蹲，手里大多举着张纸，上面写着“家教”和科目。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把这三年来攒下的证书全拿了出来——红彤彤的厚厚一摞。里头有各类奖学金证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甚至还有英语四级证书。当时榆中离开的时候我也说不清究竟哪张有用，只是隐约觉得，多带上一张，或许就能多换来路过的家长一瞥、一问。
　　我确实是鼓足了全部的勇气，才抱紧那摞证书走出校门的。心里打着鼓，脚步也发虚，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今天能不能找到家教不重要，只要你今天能站到校门口，就是最大的成功！
　　可奇怪的是，当真在路边站定，混入那些等待的身影中时，那份慌乱反而慢慢沉了下去。就像初一那年，站上凳子在黑板上抄题；就像大三那年，自荐当班长——迈出那一步之后，一切悬着的反而落了地。此刻也是如此，风迎面吹来，我站在那里，内心一片平和宁静。
　　所以，当很多年以后，听到《哪吒》的导演饺子那句话“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出来”时，我是深以为然的。很多时候——或者说大多数时候，真正打败我们的不是别人，也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那道坎儿。缺的，往往就是那“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刚把证书在地上摆好站定，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走到了我面前。他蹲下身，翻看了几本证书，抬头问：“能教初中数学吗？”
　　我一时竟没反应过来——这么容易？这么快就有人来问了？只慌忙不迭地点头。
　　“那你给我留个电话，等我联系。”他接着说，我几乎带着点慌乱报出了号码。
　　直到那人走远了，我还沉浸在一种恍惚的喜悦里：我......这是被看上了？环顾四周，其他同学面前空荡荡的，他们都只在身前铺了张白纸，写着所能教的科目。看来，那人是径直朝我来的。目标这么明确，总不会是因为我个子矮吧？——开玩笑，一定是那摞红彤彤的证书吸引了他。
　　正想着，又一位阿姨在我面前停下，也蹲下来翻看证书。紧接着，一位叔叔也站到了我身旁，伸手拿起一本。那一刻，我仿佛成了被人争相探看的珍宝，喜悦涨满了胸口。
　　阿姨抬起头，朝我竖起大拇指：“小姑娘，你真厉害，加油！”她笑了笑，“我不找家教，就是被你这堆证书吸引啦。”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也笑着走了。
　　一个叔叔也停下来了，说他就住在对面巷子里，儿子上初一，每门功课都不好，所以样样都得补，问我愿不愿意去。
　　愿意啊！当然愿意。
　　他也留了我的电话，说回头联系。
　　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已经有四五个家长来问过我，记下了我的号码。我心里开始偷偷乐——幸亏把证书都带来了，就知道证书管用。再瞧瞧周围安静等待的同学们，甚至觉得他们投来的目光里都带着羡慕。一种淡淡的优越感飘了上来：看，连找家教，我都是最厉害的那个。完全忘了来之前的焦虑与惶恐，仿佛换了个人——从极度的自卑，忽然转向了扑面而来的自信。我开始主动和每个驻足的人打招呼，热情地告诉他们我什么都能教，时间也都可以安排。
　　那一整天，我的心情前所未有地明亮。所有我曾担心的事一件也没有发生——没有冷落，没有轻视，更没有嘲笑，我甚至成了最受家长注意的那一个。原来，关于身高的所有担忧都是多余的，都是我独自想象、反复放大的一场噩梦。至少这件事证明，没有一个成年人真正在意这个。在他们眼中，值得关注的永远是实实在在的能力，而非外表。
　　回首过往的二十多年，那些因“个子矮”而滋生的自卑感，虽然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堆积在心里，数也数不清，但仔细想来，竟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校园里——那是一个由单纯的好恶与未经世事的眼光构筑的世界。那些或明或暗的打量、无心或有意的调侃，从来都与真正的能力无关，只是他人一时的情绪投射。
　　也就是说，我竟一直在默默为别人的情绪买单。虽然，与当时自身不理性的认知也脱不了干系。
　　这个领悟让我心里泛起一阵复杂的涟漪。难过的，是自己曾将那些轻飘的视线、随口的言语，都接过来，在心里反复称量，铸成一块块否定自己的砖石。那么多年来，每一次的退缩与委屈，如今想来，竟像是对着一场本不属于我的风雨，一而再、再而三地躬身道歉。但紧接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感又漫了上来——原来，在校园围墙之外，在那些真正需要你站稳、需要你做事的地方，没有人会因为个子矮小而轻易否定你的能力。他们看的是你的手能否解决问题，是你的心能否担得起托付。
　　这迟来的清醒，像一盏灯，既照亮了过去那条灰暗隧道的来路，也为我面前展开的路，铺下了一层踏实的光。
　　很快，我便接到了两位家长的电话。第一位是住对面巷子的叔叔，试讲安排在当天晚上。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那孩子对学习极其抗拒，不是摔书就是大哭。最终叔叔只能抱歉地说：“要不……先这样吧。”我也如释重负，只想赶快离开。事先说好一节课25元，一次两节共50元，可连一节课都没好好上完，我怎么好意思收钱？叔叔却执意往我手里塞了25元，我推辞不过，攥着那张纸币匆匆告辞。
　　第二天去的是个初二男孩家，教数学。这孩子调皮得坐不住，心思全然不在书本上。“老师，我给你弹吉他吧？”“老师，我唱首歌给你听？”“老师，你知道我们班昨天发生什么事吗？”——他屁股上像长了刺，一会儿都静不下来。父母不在家，我只好捺着性子连哄带劝——既然接了这份工作，就得对得起人家付的酬劳。
　　同时还带着两个初三女生，一个聪明伶俐，心思却飘在别处：不是兴致勃勃跟我聊怎么逃课，就是满面红光地说起班里谁喜欢谁。我常接不上话，只能苦笑。另一个很安静，几乎不开口，可任凭我怎么讲，她总是眼神茫然，似懂非懂。
　　带了一段时间家教以后，我才渐渐发现：原来在有些孩子眼里，学习竟是这样痛苦的事。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对我而言，学习虽说谈不上多快乐，但至少能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
　　后来，那个总想给我弹琴唱歌的男孩，因为和同学打架手筋被砍断，住进了医院，补课自然停了。他父亲结清费用时，说孩子想见我。我买了水果走进病房，男孩一看见我，眼泪就掉了下来。那时的我，乃至现在的我，骨子里都带着一种认真的严肃。即便在那样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对他说了一通道理：以后好好读书，别再冲动打架。
　　而那始终学不会的女生，补了一学期后，家长婉言辞谢：“算了，孩子不是这块料。”至于那个爱聊早恋、同性恋话题的女生，中间停过一段时间。升入高中后，她母亲又联系我，继续帮她补了一段时间。
　　后来，陆续开始带高中的学生，高一的数学、高二的英语……最忙的时候，同时带有五份家教，一周上十二次课——平时晚上、周六周日全天都排得满满当当。课时费也从最初的一小时二十五元，慢慢涨到三十至五十元不等：初中低些，高中高些。我从不挑剔，有课就接，一次课六十到一百元的收入，对我而言已相当丰厚，足够支撑一整个星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