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童年往事 第一章

　　1973年的春天，在广袤的华北平原大地上，麦苗已蹿到小腿肚高，绿浪随风起伏，浩浩荡荡地铺向天际。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零星而均匀地散布着一些身影。他们手握铁锹，是生产队里负责浇灌麦田的人。
　　通常三四人一组，要管护方圆几百亩地。从田地一边开始，一垄一垄地浇过去，浇完一遍，差不多个把月就过去了。紧接着，第二遍灌溉又得开始。从麦苗返青到籽粒饱满，一片麦子得浇上三到四遍。这些负责浇灌的人，除了换洗衣裳或有要紧事，基本上都守在地里，轮流歇息。算下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几乎是以地为家。
　　吃饭有专人送来，可那年头，粮食是真不宽裕。送是有人送，但那筐里的分量时多时少，谁也拿不准，饥一顿饱一顿便成了常事，肚里总缺那么一口踏实。好在春夏的田野从不吝啬，它沉默，却丰盈。地头垄沟边，沙葱挺着细长的身子，野韭菜散着辛烈的香气，还有马齿苋、灰灰菜，各样野菜都正当时令，鲜嫩得很。等到饥饿难耐，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他们就去田埂上、土坡边，蹲下身，用指甲掐那最嫩的尖儿，掐满一把，也不洗，就在衣角上蹭蹭土，便忙不迭地塞进嘴里。那股带着土腥气的清苦汁液在口中漫开，虽说不顶饿，倒也能暂且压一压肚子里那股饿劲儿，糊弄一下咕咕叫的肠胃。若连这都顾不上，便用手捧起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直到胃里沉甸甸、凉飕飕的，这也算是饱了。
　　等到天气再暖和一些，盼头就更具体了。生产队菜园里的茄子、黄瓜、辣椒，一天一个样，渐渐舒展了叶片，开出不起眼的小花，而后，便悄悄地挂上了果。看着那小小的、深紫的茄子，或顶着蔫花、浑身是刺的嫩黄瓜在夕阳下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们的心思也跟着活络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有虫鸣时，也有人会借着这“近水楼台”的便利，猫着腰，溜进附近的菜地，凭着白天的记忆，在藤蔓叶影间摸索着，悄悄摘下那么一两个，揣在怀里，像揣着个宝贝似的溜回来。
　　说到底，野菜终究是野菜，有些带有一丝香甜或者一丝甜辣，尚能入口；有些则满口都是生涩味道。而一颗实实在在、沉甸甸的茄子就不一样了——当厚实绵密的茄肉在嘴里化开，带着蔬菜特有的甘甜，更能抚慰辘辘饥肠，也更算是“食物”。
　　在那些散布于麦田的身影中，有一个姑娘格外显眼。因为她实在太瘦小了，不足一米三的个子，单薄的身子，远远望去，就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只有走到跟前，面对面时，你才会发现——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两条麻花辫安静地垂在胸前。
　　这就是我娘。
　　别看她身形瘦弱，干起活来却丝毫不输高个子男人。铲土、挡口、拍实，每个动作都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经她手的水渠和田埂，从不会出现冲开或跑水的状况。
　　只是身高的劣势无法忽视——别人站在干爽的田垄上就能完成的改水动作，她却必须跳进水渠里才能完成。于是，双脚连续在水里泡上近一个月，成了家常便饭。虽说穿着胶鞋，但经历过的人都懂：凉水浸泡的冰冷刺骨，并不会因此减少半分。穿胶鞋与否只是脚有没有与水直接接触的区别而已。
　　我娘是个“狠人”——干活狠，对自己更狠。为了少请假、多挣工分，她甚至不回家换洗衣服，只托人把干净衣裳从家里捎来。她能一个月不回家，也能一天不吃饭，只靠一把沙葱撑过去。若是能偷偷摘到一个茄子，再配上一根沙葱，对她来说，便是无上的美味了。
　　据我娘说，当年她曾以拔尖儿的成绩，考上了“高小”，好比后来的初中。在那年头，这已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新书都发下来了，厚厚的两本。我娘欣喜的一遍遍抚摸，憧憬着开学的情景。
　　然而，家里的现实，比书本更沉重。大舅是当家做主的人，他一声令下，没有半点转圜的余地，就要她在家照看年幼的侄女。我娘没有选择的权利，从此再没踏入校园一步。
　　就这样，那些崭新的书被放置到了窗户顶上最高处的暗格里，真正的“束之高阁”。此后经年，它们在那里积满尘埃，再未被翻开过一次。那未曾读过的文字，连同那个被掐断的读书梦，成了娘心底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遗憾。
　　后来，侄女长大了，生产队的活儿她也能上手了，为了多挣工分，她专挑工分重的活儿干。
　　浇地、割麦、挖红薯、拉人力车……地里的大多活儿都需要两三个人搭伙干。起初谁也不愿跟她搭伙——瞧她那身板，任谁都觉得她是个拖后腿的无疑了。她也不多话，只是闷头把每一样活儿都干到了别人前头。倒不全是赌气，她是真的必须拼尽全力。不多挣些工分，到年底别说分红了，家里还得倒欠队里的钱。她没别的路，只能把一身力气都使在地里。
　　就拿拉人力车来说吧。通常得三个人：中间的是“主拉”，肩上挎着绳套，双手撑住车把，掌控方向和速度；两边是“帮拉”，各挎一个绳套，往前使劲。主拉的人得身强力壮，才能稳得住车。要是主拉力道不够，帮拉的反倒使猛劲，车就得东摇西晃。就她这身量，按理说也只够做个帮拉。可她偏不，非要站在中间当主拉。最后车是稳稳当前行了，两边的帮拉却跟得气喘吁吁——谁也想不通，她那副瘦小的身子里，到底憋着多大的一股劲。
　　挖红薯的时候，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一个人闷头就挖到了地头，而且她经手的那一垄，断在土里的红薯最少；摘棉花的时候，她那一行永远摘得最快、最干净，棉桃上不留一丝白絮。
　　就这样，我娘一句话不说，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堵住了所有说她“个子矮、没力气、准拖后腿”的嘴。再到后来，分组搭伙的时候，她反倒成了大家都想抢的“香饽饽”。
　　娘在家里排行老六，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底下还有一个妹妹。
　　那时，我的两个舅舅早已成家生子，大姨二姨也相继出嫁。三姨妈虽生得高挑，有一米六五的个子，却从小体弱，是个离不开汤药的病秧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常年待在炕上门都不出，更别说下地干活了。
　　姥姥和娘个头差不多，一样瘦弱，却要操持一大家子的琐碎。这样一来，能出门挣工分的，就只剩下娘和五姨。娘常年在农田劳作，与农活为伍，而五姨则是在村子柳编厂的地窨子里，起早贪黑的编外贸。
　　两个瘦弱的女孩子，扛起了这个家。
　　娘直到二十四岁才出嫁，嫁的是同村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我爹。
　　在当时的农村，姑娘家通常十五六岁便开始说亲，十七八岁出嫁是正常，若过了二十，便不免要承受“老姑娘”的名声和街坊四邻揣度的目光。而娘撑到了二十四岁，五姨更是拖到了二十六岁。原因再现实不过——家里需要她们做劳力。一大家子的吃用开销，全靠她在地里、五姨在柳编场两个人挣的工分。她们若早早嫁了，这个家的日子便难以为继。于是，一年拖过一年，她们用瘦弱的肩膀，扛着家庭的重担，也错过了那个年代通常人的婚嫁年纪。被归到“找不到好婆家”的一类姑娘。
　　我娘的婚姻就像个儿戏，由她的大哥——我大舅和我爹的大伯——我大爷，两人三言两语就拍了板。两个坐在炕沿上的男人，抽着旱烟，就把另两个人的一辈子安排得明明白白。
　　而真正要结婚的两个当事人，我娘和我爹，只是在一个寻常日子里，被各自告知：“某月某日，你结婚。”
　　没人问过她愿不愿意，也没人在意他怎么想。亲是别人定的，日子是别人选的。他们俩，一个像田间沉默的稻草人，一个像屋里不起眼的旧桌椅，被无形的手摆放在了一起，从此便算是一家人。
　　其实那时候，早已不是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了，有媒人说亲，双方是可以正常见面的。只不过，拍板此事的两个人都没觉得两个当事人没有见面的必要。那时我爹也在村子的柳编厂编簸箕，小姨偷偷跑去看过他，回来无不担忧的跟我娘说：
　　“姐，那人莫不是个傻子？走路顺着墙根，头都低到脖子了，问他话也不搭理。”
　　顿了一下又语气欢快的说：“不过人长的是真俊，个子也高，得有一米八了！”
　　我娘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头也像别的姑娘一样，充满了对往后日子的期盼和向往。在吹吹打打的唢呐声里，这场迟来的喜事，给她在娘家的日子画上了句号，另一段生活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