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活着

　　时间，像一滴被无限拉长的、粘稠的墨，在医院这条惨白的走廊里，凝固了。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昏过去了，还是醒着，也许两者都不是。我只是坠入了一个没有边际的灰色地带。胃部的绞痛像一把生锈的铁钳，死死拧着我的五脏六腑，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血腥气。而比这更尖锐的，是舅舅手臂上传来的、那股几乎要将我骨头捏碎的力量。他像一尊沉默的铁塔，用他整个人的重量，对抗着我身体里那股要把我拖入深渊的、下坠的力。
　　世界是一团模糊的光影。那盏刺眼的红灯，像一颗悬在头顶的、恶毒的星，把它的血色光芒投射在母亲佝偻的背影上，投射在彩霞煞白的脸上，投射在舅舅紧绷的、青筋毕露的脖颈上。我们像一群被钉死在画板上的标本，动弹不得，只能任由这红光一寸寸地、凌迟着我们最后一丝希望。
　　哭声早已停止了。不是不悲伤，是力气耗尽了。母亲靠着墙壁，像一团被抽干了水分的枯草，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彩霞抱着襁褓里的奎生，把脸深深埋进那小小的、温暖的被褥里，仿佛只有从自己孩子身上汲取一点点活人的气息，才能抵御这走廊里浓得化不开的死亡味道。
　　“熬……”
　　这个字，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从每一个因剧痛而痉挛的毛孔里渗出来的。我死死盯着那盏红灯，它不灭，我就不能倒。三哥在里面熬，我们就在外面熬。这是一场没有任何胜算的拔河，绳子的一头是死神，另一头是我们这几个卑微如蝼蚁的活人。绳子中间，是三哥那根比蛛丝还要脆弱的、游离的命。
　　时间不再是钟表上的刻度，它变成了母亲喉咙里偶尔泄出的一声压抑的呜咽，变成了奎生在梦里不安的扭动，变成了走廊尽头护士站里电话偶尔响起的一阵刺耳铃声，又或者是远处病房里一声含糊不清的梦呓。每一个细微的声音，都像一把小锤，在我们绷紧到极限的神经上，轻轻敲一下。
　　怀里的密码本硬得硌人。沈老师冰冷的遗物，此刻却像唯一有分量的东西。它提醒我，除了这具痛得快要散架的皮囊，我还有别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些被他称为“骨头”的字？可现在，我连支撑自己站立的骨头都快没了。
　　天，是怎么亮的，我毫无知觉。只觉得那片血红色的光晕，在某一刻，被一种灰败的、毫无温度的白色取代了。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片死鱼肚皮似的白。护士们推着小车，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她们的脚步声很轻，却像踩在我们的心脏上。她们看我们的眼神，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程式化的怜悯。我们对这种眼神再熟悉不过了。
　　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黎明前的死寂中，那声“咔哒”，又响了。
　　是重病房的门。
　　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都像被无形的线猛地提了一下，僵直地转向那扇门。我看见舅舅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母亲原本垂下的头猛地抬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濒死的人抓向最后一根稻草。
　　门，缓缓打开。
　　走出来的，还是昨天那位医生。他的白大褂皱巴巴的，眼窝深陷，满脸的疲惫几乎要溢出来。他没看我们，而是先抬头，看了一眼那盏依旧亮着的红灯。
　　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沉到谷底，准备迎接那最后的审判时，他伸出手，在那盏灯的开关上，“啪”地一下，按了下去。
　　红灯，灭了。
　　世界，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声音。
　　那片刺眼的、绝望的红色，就这样突兀地消失了。走廊里只剩下那种惨白的光，白得那么不真实，像一场漫长噩梦的终结。
　　时间仿佛静止了三秒，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那么久。
　　然后，我听见舅舅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类似于野兽被勒住脖子时才有的、粗重的喘息。他那铁箍般的手臂，猛地一松。
　　我整个人像一滩烂泥，顺着墙壁滑了下去。
　　母亲没有哭，也没有喊。她只是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无声地耸动着。彩霞怀里的奎生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醒，“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嘹亮、充满了生命力，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这间医院黎明前所有的沉闷和绝望。
　　医生疲惫的目光扫过我们，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烧退了。人…暂时…从鬼门关拉回来了。”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不过，底子还是太差，能不能彻底好起来，还得看后面的恢复…和他的造化。”
　　“造化”……
　　这个词，此刻听来，却是那么动听，那么充满希望。它不像“最坏的准备”那样，是一把直接捅进心窝的刀子，它像一粒种子，虽然埋在贫瘠的土里，却终究有了发芽的可能。
　　我瘫在地上，胃还在一阵阵地抽痛，但那种要把灵魂都撕裂的绝望，却像潮水一样退去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贪婪地呼吸着这夹杂着消毒水味道的、冰冷的空气。空气里，有生的味道。
　　舅舅蹲下来，蒲扇般的大手在我背上重重拍了两下，他什么也没说，但我能感觉到，他那只手，在抖……
　　
　　三哥从鬼门关前打了个转，又被硬生生拽了回来。这个消息，像一阵迟来的春风，吹回了陈家洼。父亲得到消息沉默了很久，久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最后只轻轻哼出一声闷闷的、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的“好”。
　　生活，这条看似已经断流的、干涸的河床，又开始有了一丝微弱的水汽。
　　我在省城的日子，重新回到了那种被切割成三块的、紧张而固定的轨道上。白天，是出版社里油墨和纸张的气味；晚上，是夜校教室里粉笔灰和旧书本的味道；午夜，则是我自己那一方小小的、属于“陈墨斋”的天地。
　　三哥的命是暂时保住了，可医院那张催命符一样的账单，却一天比一天厚。青霉素、链霉素、各种营养针，像一个个无底的黑洞，吞噬着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和稿费。我不敢停，也不能停。
　　转机，是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下午到来的。
　　我照例去报社的收发室取信，那个戴着老花镜的大爷，一见我就乐了：“小陈！你小子可以啊！出名啦！”
　　我一愣，不明所以。
　　他从一堆报纸信件里，翻出一沓厚厚的信，用牛皮筋捆着，往我面前一推：“瞧瞧！都是给你的！全是读者来信！指名道姓要找那个写《哭泣的墓地》的‘陈墨斋’！”
　　我看着那厚厚一沓信，脑子嗡的一声。
　　那些信封，材质各异，有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有印着单位抬头的公函信封，甚至还有用作业纸自己糊的。邮戳来自天南地北，省内的，省外的，城市的，乡镇的……
　　我颤抖着手，解开皮筋，随手抽出一封。信纸是那种乡下供销社里卖的最便宜的横格纸，字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写的。
　　“陈墨斋先生，你好。我是一个煤矿工人，你的小说，我们工友们都在传着看。你写的那些事，就跟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我有个工友，上个月就跟你小说里写的那个谁一样，咳血，送到医院，没几天就没了……我们这些人，就是拿命在换钱，可从来没人把我们当人看，更没人把我们的事写出来。你写了，我们谢谢你……”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手抖得厉害。
　　我又拆开一封，这是一个自称是代课老师的人写的：“……我教书的那个村子，比你小说里写的还要穷。孩子们冬天连双完整的鞋都没有。我每次读你的小说给他们听，他们都听得特别认真。他们说，小说里的那个人，很像他们自己。谢谢你，让他们知道，就算活在泥里，也可以抬头看看天。”
　　一封，又一封。
　　有退休的老干部，有工厂的女工，有同样在底层挣扎的文学青年，有替自己不识字的父母写信的学生……他们的文字或朴实，或笨拙，或激昂，或悲伤，但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强烈的、滚烫的共鸣。
　　我第一次知道，我笔下那些源于我们一家人痛苦和挣扎的文字，那些被我用血和泪浸泡过的铅字，竟然能跨越千山万水，抵达那么多素未谋面的、同样在苦难中跋涉的灵魂深处。
　　《哭泣的墓地》，不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不再仅仅是陈家洼的故事。它变成了一面镜子，无数的人从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被忽视、被遗忘的命运。
　　那天下午，我没有回宿舍，而是抱着那一大摞信，走到了河边。我一封一封地读，直到夕阳把江面染成一片悲壮的血红。晚风吹过，信纸哗哗作响，像无数个灵魂在我耳边低语。
　　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我的心上。
　　那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使命。
　　沈老师说，“字为骨”。我过去以为，这骨头，是支撑我自己活下去的骨气。但现在我明白了，这骨头，更是要撑起一方天地，为那些同样没有骨头、或者骨头正在被压断的人，提供一个可以喘息、可以被看见的角落。
　　我攥紧了拳头。
　　活下去，已经不够了。我得写下去。用尽全力，写下去……
　　
　　现实，总是在你最意气风发的时候，给你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哭泣的墓地》火了，报社副刊的编辑几乎是天天催稿。读者们的热情，像一把火，既温暖着我，也烤得我焦头烂额。他们渴望看到后续，渴望看到主人公如何挣扎，如何反抗。
　　可我的生活，却像一团被猫玩弄过的毛线，乱得找不到头绪。
　　下周，就是夜大的期末考试。几门专业课，我因为三哥的事，落下了大半。桌子上堆着的教材，每一本都像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如果挂科，拿不到学分，就意味着我得重修，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到了《哭泣的墓地》新一期交稿的日子。
　　我把自己关在那个只有六平米的筒子楼小屋里。窗外是邻居家孩子的哭闹声，是楼道里呛人的油烟味，是夫妻吵架时摔东西的刺耳声响。这些声音，像无数只手，拼命想把我从稿纸前的世界里拖拽出去，拖回到那个一地鸡毛、锱铢必较的现实里。
　　我点了支烟，烟雾缭绕中，目光落在书桌的角落。
　　那里，静静地躺着沈老师留下的那个黑色硬壳密码本。
　　它像一个沉默的、巨大的谜团，也像一个沉重的、无声的许诺。沈老师临终前，把他的毕生心血，把他那些关于“乡土营造”的残稿和秘密，都托付给了我。他说，让我替他活下去，让我写一本真正的《哭泣的墓地》。
　　那里面，藏着一个时代的伤痕，一个知识分子最深沉的理想和幻灭。它的分量，比我正在写的这部连载小说，要重得多。
　　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密码本冰凉的硬壳。一种复杂的、混杂着敬畏、愧疚和无力的情绪，瞬间淹没了我。
　　我知道，我应该立刻着手整理它，研究它，完成沈老师的遗愿。这才是对一个逝去的、高贵的灵魂，最好的告慰。
　　可是，我现在做不到。
　　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三哥苍白消瘦的脸，是医院那张每天都在增加数字的账单，是夜校老师那张严肃的、不容商量的脸，是报社编辑催促稿件的寒暄。
　　活人的事，永远比死人的事，要来得更急迫，更凶猛。
　　我缓缓地，把手收了回来。
　　沈老师的遗稿。
　　他临终前最后的托付。
　　“将来写一本《哭泣的墓地》，替我活下去。”
　　他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讽刺的是，我正在写的，也叫《哭泣的墓地》。一个是我自己的挣扎，一个是他一生的沉淀。
　　不是现在。我还没有资格去触碰您那么沉重的灵魂。我得先解决眼前的苟且，先让我的家人活下去，让我自己，能在这个城市里站稳脚跟。
　　我将那本密码本，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那个破旧的木箱子最底层，用几件旧衣服盖上。仿佛这样，就能暂时隔绝它那无声的拷问。
　　然后，我拧开台灯，在稿纸上写下了《哭泣的墓地》新一章的标题。
　　笔尖落在纸上的沙沙声，在喧嚣的筒子楼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必须先用我自己的骨头，为我的读者们，也为我自己，熬过这个冬天。
　　至于沈老师的遗稿，那片更深邃、更沉重的墓地，只能等待。等待一个，我能真正挺直腰杆，有资格为他立碑的春天。
　　我回到桌前，拉开椅子坐下。拧开那瓶廉价的蓝黑墨水，将笔尖浸入其中。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筒子楼里，家家户户的灯火一盏盏亮起，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夫妻的争吵声，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嘈杂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交响曲。
　　而我，在这片嘈杂的孤岛上，铺开了稿纸。
　　胃又开始隐隐作痛。
　　我没有理会它。
　　我只是盯着眼前那片雪白的、空无一字的稿纸，仿佛盯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即将吞噬我的深渊。
　　脑子里一片空白。
　　三哥在病床上挣扎的脸，母亲无声的眼泪，读者来信里的期盼，沈老师临终的嘱托……所有的画面和声音，像一团乱麻，在我脑子里疯狂搅动。
　　写什么？
　　怎么写？
　　我握着笔的手，悬在半空，微微颤抖。
　　最终，我在稿纸的最上方，写下了新一章的标题——《活着》。
　　活着。
　　这两个字，像两块沉重的墓碑，压在稿纸的最顶端。
　　我盯着它们，胃里的绞痛又翻涌上来，带着一股酸腐的铁锈味。活着，多么奢侈，又多么残忍的一个词。三哥在病床上，用每一次微弱的呼吸诠释着它。母亲在老家，用每一根新增的白发度量着它。而我，要用墨水和谎言，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去换取我们继续活着的资格。
　　脑子里那团乱麻，似乎找到了一个线头。
　　不是沈老师那种条分缕析的学者思维，也不是什么文学家天马行空的灵感。那线头，带着血腥味。
　　我想起了三哥被送去医院那天。
　　他躺在颠簸的板车上，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胸口像个破风箱，每一次起伏都发出“嗬…嗬…”的声响，仿佛有无数把钝刀子在里面搅。他的眼睛半睁着，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灰蒙蒙的天，没有焦距，也没有神采。那不是看，那只是证明他还没闭上眼。
　　娘跟在车边，一声不吭，只是用那双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徒劳地，想要抚平他额头上痛苦的皱纹。
　　那张脸。
　　那张因为缺氧而憋成青紫色的脸。
　　那张曾经在煤油灯下教我识字，在田埂上对我微笑的脸。
　　现在，它只是一张濒死的面具。
　　“咔哒。”
　　笔尖终于落在了纸上。
　　我不再去想什么结构，什么伏笔，什么华丽的辞藻。那些东西属于温饱有余的文人，不属于我。我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张脸，那种濒死的感觉，原原本本地，刻在纸上。
　　我的笔尖在稿纸上疯狂地刮擦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只饥饿的蚕在啃食桑叶。筒子楼的嘈杂，似乎在这一刻被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盏昏黄的孤灯，一瓶快要见底的蓝黑墨水，和我笔下那个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
　　胃疼得像有一只手在里面拧。我不管它。我只是机械地写着，把记忆里所有的苦难、绝望和不甘，都碾碎了，揉进墨水里，变成一个个铅字。
　　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间，已经从墨黑，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的灰白。公鸡打鸣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尖锐而遥远。楼道里开始响起稀稀拉拉的脚步声，有人在咳嗽，有人在打水，新的一天，在各种疲惫而麻木的声响中开始了。
　　我终于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我放下笔，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骨头，瘫软在椅子上。后背僵硬得像一块木板，脖子一动就发出“咯咯”的脆响。我抬起手，看到食指和中指的关节处，被笔杆磨出了一层厚厚的、黄色的茧，还带着几道被墨水浸染的黑线，像某种丑陋的刺青。
　　我拿起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字迹潦草，甚至有些地方因为手抖而显得歪歪扭扭。纸面上，还有几处不小心滴落的、被我匆忙抹开的墨点，像干涸的血迹。
　　但这稿子，是活的。
　　它有呼吸，有心跳，有挣扎的体温。
　　它是我用一整夜的痛苦和饥饿换来的。
　　周四的清晨，我揣着那叠还带着我体温的稿纸，走进了省城冰冷的晨雾里。早点摊的香气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肉包子的，油条的，豆浆的，每一种味道都像一只小手，挠着我空空如也的胃。我咽了口唾沫，把头埋得更低，加快了脚步。
　　出版社的大门还没开，我就等在门口。门卫大爷打着哈欠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见怪不怪的漠然。
　　夜幕降临，我回到了那间六平米的囚笼。
　　一个活人的命，一群活人的期盼，还有恩师的重托，像一座座大山，同时压了过来。
　　我没得选择，只能扛着。
　　灯光在桌面上投射出一块小小的、明亮的孤岛。
　　孤岛之上，壁垒分明。
　　一边，是夜大那几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专业课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汉语》、《文艺理论》……每一本书的封面，都像一张张严肃而刻板的脸，冷冷地注视着我。下周就是期末考试，任何一门挂科，都意味着我必须支付额外的金钱和时间去重修，那是我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代价。
　　另一边，是几叠稿纸，和一支灌满了廉价蓝黑墨水的钢笔。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却仿佛有生命一般，催促着我，召唤着我。那是《哭泣的墓地》尚未出世的新章节，是报社编辑的期待，是无数读者的精神寄托，更是三哥下一笔治疗费的来源。
　　我坐在这片孤岛的中央，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两股巨浪夹击的、即将倾覆的舢板。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一次飘向了床底下那个破旧的木箱。
　　箱子里，沈老师的密码本正静静地躺着。它像一个沉睡的火山，看似平静，内部却蕴藏着足以颠覆一切的力量。我知道，那里面装着的，才是一个时代真正的伤口，一个知识分子用生命和尊严守护的、关于土地和人的、最根本的叙述。
　　那才是真正的《哭泣的墓地》。
　　而我，现在却要用这个神圣的名字，去写一个通俗的、迎合大众口味的连载故事。
　　一种深刻的、类似于背叛的愧疚感，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像个无耻的窃贼，偷走了沈老师最珍贵的东西，却用它来换取一些碎银。
　　对不起了，沈老师。
　　我在心里又一次默念。
　　原谅我的懦弱和卑鄙。我必须先活下去，让我的家人活下去。那些更宏大、更纯粹的理想，对于一个连明天饭钱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人来说，太奢侈了。
　　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呛人的烟雾钻进肺里，带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我俯下身，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伸手，拿起了那本厚重的《古代汉语》。
　　先从最枯燥、最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开始吧。或许这样，就能暂时麻痹掉那些纷乱的思绪。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小声地念着。那些古老的、优美的文字，此刻在我嘴里，却像一把干燥的沙子，毫无味道。我的眼睛盯着书页，脑子里却全是三哥苍白的脸，是医院账单上不断攀升的数字，是我那本连载小说里主人公下一步的命运。
　　那个叫“陈石”的主人公，他应该怎么办？是被生活的重压彻底击垮，还是在绝望中找到一丝缝隙，像野草一样钻出来？
　　读者们想看什么？
　　他们想看反抗，想看奇迹。他们想在虚构的故事里，看到现实中难以企及的希望。
　　可现实呢？
　　现实就是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被困在这六平米的天地里，为了一场必须通过的考试和一篇必须完成的稿子，熬得双眼通红，心力交瘁。
　　我把《古代汉语》重重地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不行，我看不进去。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的脑子像一锅沸腾的粥，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随时都要溢出来。
　　我站起身，在狭小的空间里烦躁地踱步。一、二、三……三步就能从床边走到书桌前。这个城市的繁华和广阔，与我没有半点关系。这三步的距离，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我需要冷静。
　　我抓起桌上的搪瓷杯，走到楼道尽头的水房。冰冷的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我把头凑到水龙头下，让那股刺骨的凉意从头顶浇下来，顺着脖子流进衣领。
　　水流声暂时盖过了楼道里所有的噪音。我闭上眼，感觉自己像一块被丢进溪水里的、烧红的铁，那些灼热的焦虑，在“刺啦”一声中，被强行冷却，冒出一缕白烟。
　　回到小屋，我用毛巾胡乱擦了擦滴水的头发，重新坐回书桌前。
　　这一次，我没有再去看那些教材。
　　我拿起了稿纸。
　　考试，我可以凭着过去那点底子，在最后两天里拼命抱佛脚，或许能侥幸过关。
　　但是稿子，是万万拖不得的。那是实实在在的钱，是三哥的命。
　　我点上第二支烟，深吸一口，然后缓缓吐出。烟雾缭绕中，我的眼神变得专注起来。
　　笔尖在纸上艰难地移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个人在布满荆棘的荒原上跋涉。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筒子楼彻底沉入死寂。只有这六平米的小屋里，一盏孤灯，一支破笔，一个在绝望和重压的缝隙里，试图用文字凿开一条生路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