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双山大队那条笔直的“官路”，此时已被不断飘落的雪花所覆盖，并与周遭的田野汇成一片雪的世界，使其暂时隐没于初冬的第一场大雪之中。这样一来，“官路”也就不再是之前的“官路”了；或者说，迫于无奈的“官路”，只能委身于皑皑白雪了，并在皑皑白雪之下痛苦地呻吟着。不过，这种“窒息般的痛苦”，只是暂时性的……只有等到温暖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等到积雪渐渐消融之际，双山大队社员群众引以为傲的这条“官路”，才会重新露出其本来面目，畅快地“呼吸”。当然，如果此时没有了道路两侧如士兵一样排列有序的白杨树——尽管树上已无半片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如果积雪的路面没有人的脚印或者车轮碾过的痕迹，那些从未踏足“官道”的外路人，则很难想象得到：双山大队与棋盘山公社之间，竟会有这样一条“官路”的存在。
　　眼下，刘建军和虞子俊正沿着被雪覆盖的“官路”踏雪而行。
　　“你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感觉？”默默走了一会儿之后，虞子俊忽然问刘建军，“当你独自一人置身于雪花纷飞的旷野里，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很孤独，仿佛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似乎只有你一个人存在呢？”
　　“我没有经历过你所描绘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就很难感受得到你所认为的那种‘孤独’的存在。”
　　“你可以凭借你丰富的想象力，感受一下那个场景……”
　　“我的想象力没你那么丰富……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何偏要独自一人置身于雪花纷飞的旷野里呢？”刘建军反问道，“除非你喜欢享受孤独的滋味或者说你的脑子有毛病！你脑子有毛病么？”
　　“我脑子如果有毛病，那一定是被哲学狂人尼采给传染了。”
　　虞子俊忽然想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
　　“尼采尽管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可他早就化作了一抔黄土。”
　　“但是他的伟大哲学思想，却依然在世界各处广泛传播。”
　　“说实话，我对尼采知之甚少，更别说读过他的书；可我知道，这个目空一切的德国哲学家最后‘疯掉’了，进了精神病院……”
　　“其实我也比你强不了多少。我只读了一本尼采的《偶像的黄昏》，而且是目前为止我所读过的唯一一本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记得当时我在读——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啃’书。由于书中的内容过于抽象，且又存在着复杂的推理和论证过程。因此我才‘啃’得十分艰难，同时也‘啃’出了许多的困惑——《偶像的黄昏》的时候，感觉屋子的某个角落里有两双眼睛同时在窥视着我：一双来自于哲学家尼采；一双来自于‘上帝’耶和华。不仅如此，每当我翻过一页时，又仿佛听到发自于他们两人喉咙里的尖叫声——他们似乎想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一个危险信息：小心，魔鬼撒旦藏在里面！然而，相较于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我倒觉得魔鬼撒旦并没有像基督教徒想象的那么可怕。若是我从书中的某一页里把撒旦翻出来，我一定把他交给阎王爷。”
　　刘建军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洗耳恭听虞子俊的喋喋不休：“据史料记载：从不相信上帝存在的尼采，在意大利都灵大街上突然失去意识、四处游荡，之后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于是我就在想，是否因为尼采写了《偶像的黄昏》这本书，亵渎了善于制造谎言的基督教，惹恼了乌托邦主义者信仰的无所不能的‘上帝’，故而遭受如此‘报应’呢？但如果尼采真的疯了，那也一定是他妹妹设下的一个圈套——极端反犹主义者伊丽莎白，强制性地给她哥哥戴上了‘疯子’的‘面具’，然后送进了精神病院——因为尼采实在过于狂妄。尽管如此，尼采依旧还是尼采，他依旧‘狂妄’地端着属于自己的哲学武器，横扫那些——包括伊丽莎白在内——善于制造“面具”的虚伪之人以及畸形的时代。于是我就在想，即便是精神正常、智力超凡的哲学家们，也未必能写出与‘狂妄至极’的哲学家尼采相媲美的不朽之作……毫无疑问，《偶像的黄昏》，是哲学家尼采对人生、对世界最疯狂的呓语。”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思想超越了意识（应该说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如果不是因为他诅咒上帝死了，尼采或许不会疯掉……”刘建军颇为感慨地说，“这是哲学的悲哀。”
　　“从哲学的角度上说，这是很抽象的一个定论。”虞子俊貌似大学课堂里的一个资深教授，面对莘莘学子们侃侃而谈，“……也正因为如此，尼采才敢于蔑视当代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家们，并自我嘲讽说，‘我是当代哲学家们的人身牛头怪兽。’才敢于鄙视所谓的上帝耶和华，诅咒囚禁他的那所如同牢笼的精神病院；并以此发泄他心中积郁的愤懑情绪：‘我已经写够了这个世界。现在让这个世界写我吧。’”
　　刘建军看了虞子俊一眼，非常认真地对他说：“子俊，现在，包括以后，我们都不要再谈论尼采了！较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尼采的哲学思想带有一定的超人欲望和权力意志，而且极具‘传染’性。”
　　虞子俊略显激动地说：“那你认为，我是被尼采的哲学思想给传染了，已经进入了膏肓状态？其实不然：我依然故我；而尼采，如你之前所说，他早就化作了一抔黄土。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尼采的哲学思想是永存的。趁此机会，我给你背诵《偶像的黄昏》中的两段经典语录：‘信仰就是生命的不死之药’。‘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感受任何一种生活。’……所以我们看问题，不仅要看其表面，更要悟其内容（用哲学的眼光）。譬如：‘一分为二’，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
　　“算啦，子俊，咱俩不讨论哲学，也不讨论尼采了。”刘建军将手搭在虞子俊的肩膀上，微笑道，“……尼采阴魂不散。哲学永无止境。”
　　“但哲学是需要逻辑推导的……我们之所以要学习哲学，‘就是让人懂得如何审视自己，并在有限的生活中发现无限的可能。’”虞子俊倔强地说，“尽管你十二分地崇拜马克思，就好比尼采十二分地崇拜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迪奥尼索斯是一样的。”
　　“你厉害！你是一个被埋没在丁家堡村的哲学家。我争辩不过你，我也不想再跟你争辩下去——我这么说，你感到满意了吧？”
　　“太令我感到满意了！”虞子俊朗声笑道，“我的苏格拉底式的大队副书记——刘建军同志，我们在初冬的第一场大雪中达成了共识。”
　　“苏格拉底与尼采，他们两个观点不一致，所以很难达成‘共识’的。”刘建军也如虞子俊一样朗声笑了起来。
　　“可是他们早已死在了永恒的虚无里；而我们却活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之中！”虞子俊展开双臂，如诗人般地抒发着内心的感慨，“我们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偏远落后的农村。我们由市民变成农民！啊……”
　　“行啦，子俊，别再刹车失灵似地‘啊’下去了。”刘建军用揶揄的口吻，制止了虞子俊发自于内心的感慨，“如果你再继续刹车失灵般地‘啊’下去，也许我的精神会崩溃，甚至像尼采一样疯掉。”
　　“有这么严重？”
　　“你以为呢？”
　　“所以，我必须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立即！马上！赶紧！”
　　不久，两位年轻的知青干部一同走进了大队办公室。
　　这个时候，大队书记梁增宽一边吸着用“亚布力”烟叶卷成的纸烟——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显得有些疲惫——一边举着手摇电话机的话筒，任凭话筒另一端的某个人无休止的啰嗦。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插队知青当中有你的孩子，有你哥你弟、你姐你妹的孩子，有你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或者说，你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你会怎么想？难道你还会坚持你所认为的‘正确’观点么？说句不顺耳的话，你或许对咱本地青年的思想动态都了解的不够深刻，更别说是深刻细致地了解插队知青的所思所想了。”
　　趁着话筒另一端的那个人端杯喝水、润其喉咙的当儿（情况大概如此），梁增宽终于逮住了机会——他似乎不想再给对方无休止的啰嗦机会——开始“回击”话筒另一端的让他耳朵听出了茧子的那个人。
　　“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假如我们把插队知青当作是一群羊，把你当作是一个牧羊人——以我对你的了解——我想，你是很愿意当一个坏脾气的牧羊人。倘若这个‘假如’变成了‘肯定’，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棋盘山公社的每一个插队知青，都是你这个坏脾气牧羊人皮鞭下的温顺的羊？你想把他们往哪个山坡上赶，他们就会乖乖地往哪个山坡上去？然而这怎么可能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作是一门艺术，是一门思考的艺术；而知青工作，更是一门基于人文关怀下的思考的艺术！当然，除非你栾凤翔改掉你的坏脾气，成为一个好脾气的‘牧羊人’——你手里的皮鞭指向哪个山坡，那群温顺的羊便去哪个山坡吃草。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么，即使是羊群里最弱的那只羊，想必也不会服服帖帖地听从你这个坏脾气的‘牧羊人’的指挥。所以，我对你还是要‘老调重弹’：统筹兼顾，全面协调，摒弃家长式的工作作风；其中也包括你故意戴在脸上的那张‘江湖’面具。总之，任何一种缺乏思考艺术的工作方法，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算啦，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儿，就不跟你没完没了地啰嗦了。”
　　梁增宽说完就把电话撂下了。
　　“唉，这个栾凤翔！”梁增宽阴沉着脸，样子看上去像是刚刚训斥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似的。长叹了一口气后，梁增宽对刘建军和虞子俊抱怨说，“我真是拿他没辙啊！好像棋盘山公社党委书记不是唐兴业，而是我梁增宽似的。只要得便，他什么事情都要向我汇报。就连喝水呛到了气管，放屁嘣了脚后跟之类的破事也要向我汇报一番。真是叫人烦不胜烦啊！”
　　刘建军笑着安慰说：“梁书记，栾主任是把您当作他的主心骨了……”
　　虞子俊在一旁帮腔说：“我觉得也是……您想想看啊，梁书记，对于知青工作出现的一些棘手问题，他栾主任既去不找唐书记拿主意，又不去找我们知青的优秀代表——艾冬梅副书记讨经验，为何偏要找您梁书记给他出点子呢？唯有一点可以解释：栾主任他十分信赖您……您是他心中的诸葛亮嘛！”
　　梁增宽猛吸了最后两口烟，朗声笑道：“你们两个文化人，就别给我吹喇叭抬轿子了。说句老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能有如此了不起的‘本事’——除非我梁增宽确实得了诸葛亮的真传——竟会让‘统领’你们插队知青的‘最高权力者’，一个刘备式的领导干部，隔三差五地给打电话骚扰我。虽说栾凤翔与我关系确实不错，‘情同鱼水’，可毕竟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凭啥要插手‘知青办’的大事小情呢？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既没有给他‘出’过什么比诸葛亮还要诸葛亮的‘计谋’——针对插队知青出现的各种事情——也没有给他‘划’过什么比诸葛亮还要诸葛亮的‘良策’（应该统称为馊主意）。即便是有那么一两次，那也是我在故意敷衍他。否则，他会像膏药一样贴在我身上。总之一句话，努力干好各自的本职工作，这才是最为主要的啊！”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了解，他还能了解别人么？”刘建军说，“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而言。”
　　“谁说不是呢！”梁增宽下意识地抽了一口已经熄灭了的“亚布力”纸烟，颇显无奈地说，“关于这个道理，我跟你们的‘最高权力者’不知唠叨了多少回。可是他呢？总是左耳听、右耳冒，完全不把我出自肺腑的唠叨放在心上。好像我梁增宽本来就应该是他身边的诸葛亮，本来就应该帮他出计谋、划良策……唉，我算是服了你们的这位‘最高权利者’了。我甚至开始怀疑你们‘最高权力者’的脑子——他的脑子好像不是用来思考，而是用来吃饭。再说了，他又不是光杆司令：他除了一个‘左膀’之外，身边还有两个‘右臂’。就算他的‘左膀’和‘右臂’是三个假冒伪劣的臭皮匠，或者说连假冒伪劣的臭皮匠也都算不上，但至少他们能够‘协助’他们的领导，也就是‘统领’你们的‘最高权力者’撑起‘知青办’的门面啊！同时，他们也可以轻松自在地完成一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光荣使命。这一点尤为重要。”
　　虞子俊趁机揶揄道：“那些懒于学习、懒于思考，又不喜欢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领导干部，其实就像是一个断不了奶的孩子一样没有出息！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祖先——战国时期‘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刘建军忍不住噗嗤一笑，说：“子俊，你这是在亵渎我们的祖先啊！……在我看来，这或许是齐宣王的错，而不是南郭先生的错。”
　　“为什么说是齐宣王的错？”虞子俊故作不解。
　　“因为齐宣王推行集体吹竽制度……故而，我们的祖先南郭先生便趁机混进300人的乐队里‘滥竽充数’去了。”刘建军解释说，“当然，如果我们的祖先南郭先生当时碰上的不是齐宣王，而是齐宣王的儿子，那结果也就不一样了，也就不存在‘滥竽充数’这个人尽皆知的成语典故了。”
　　虞子俊说：“《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经典之言，叫作：‘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话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古代先知者们对于当代后知者们的教化作用（尽管教化结果并不十分显著，甚至遭到了当代后知者们的鄙视）。遗憾的是，《道德经》里面的话，是带着‘子乎者也’的酸腐气，很多人是看不懂的。但倘若换成我们寻常百姓最直白、最粗俗易懂的口语方式来表达，应该会是这样的一个注解：有多大的屁股，穿多大的裤衩——这是最接近于我们寻常百姓的话糙理不糙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注解（文化人不必为此感到沮丧或者愤慨至极）。”
　　“这真是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啊！”梁增宽微笑着说，“……所以后来，‘统领’你们的‘最高权力者’再打电话跟我啰嗦你们插队知青的任何事情，我就用非常认真的口气对他说：‘不如这样啊老栾，你现在就把电话给撂下，然后去党委办公室请示唐书记，让唐书记把咱哥俩的工作调换一下：我去公社‘知青办’当主任；你来双山大队当书记……你看如何？’每当我这样说，他的耳朵立马就不听使唤了，立马就换了话题去啰嗦别的事情了。”
　　梁增宽扔掉手里的烟蒂，接着又从旱烟口袋里捏了一撮“亚布力”烟末，均匀地铺在烟纸上（所谓的烟纸，是用旧报纸撕成的约两指宽的长方形纸条），十分娴熟地卷成一支烟，点着后不紧不慢地吸着。
　　显而易见，梁增宽对他“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公社“知青办”主任栾凤翔，也是颇有些看法的。尤其是在知青工作的问题上，这位戴着“江湖面具”（他的“江湖面具”，是后天“定做”的，严格地说，应该是他担任公社“知青办”主任之后亲手“定做”的一张专门用来——在插队知青面前——“立威”的“江湖面具”）、性格乖张的插队知青的“最高权力者”，他不仅缺乏领导者所具备的思考的艺术，更是缺乏知青干部应有的主观能动性。
　　“算来，咱不在背后里谈论‘统领’你们的‘最高权利者’了。”梁增宽瞥了一眼窗外仍在不断飘落的雪花，语气里带着一丝戏谑的成分，“等抽出空来，我当面锣对面鼓地跟他唠扯唠扯。”
　　“您觉得当面锣对面鼓地跟他唠扯唠扯是为了栾主任好，但我却觉得栾主任未必能够坦诚接受您善意的‘唠扯’。”
　　“为啥这么说？”梁增宽问刘建军。
　　“您想想看啊梁书记，当面唠扯和电话里的唠扯，结果能一样么？当面唠扯，会让栾主任产生一种赤裸着身子和你说话的错觉，更是无法掩饰写在他脸上的内心情绪。”
　　梁增宽沉思片刻，嘴角泛着一丝笑意，说：“是不一样啊！好像我梁增宽的眼神能够轻易穿透你们‘最高权力者’的身体，轻易窥见你们‘最高领导者’内心深处都藏了些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刘建军接着说道，“栾主任或许会误以为您当面找他唠扯，是针对他工作能力有限的一种嘲讽……”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啊！”梁增宽对刘建军报以赞赏的一笑。继而又说，“建军书记，眼瞅着就到年底了，也不知道咱双山大队的知青心里有啥想法？”
　　“其实，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请假回家。即便不准假，他们也是要回家的——他们实在太想家了！”刘建军实事求是地说，“因此，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塔寺青年点和汤屯青年点的部分知青，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其他大队知青心理状态的影响。”
　　“如果我是知青，我的心理状态肯定也会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嘛！”梁增宽关切地问道，“建军书记，那你们丁家堡村青年点的知青，是不是也有跟其他青年点知青一样的心理状态？”
　　“当然，他们也不是铁打的，也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年轻人，如果说他们没有这种恋家的心理状态，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刘建军瞟了一眼虞子俊，接着说道，“据说，‘统领’我们的‘最高权力者’，对此颇有些看法。他说：‘……你们的这种行为，完全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种行为必须加以严格控制。’一言蔽之，我们插队知青，完全忽视了公社‘知青办’的存在，完全不把他这个‘知青办’主任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我们就是一群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我们的这种行为，完全违背并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方针政策。梁书记您说，他给我们‘量身定做’的这顶‘帽子’的号码，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才要当面找他唠扯唠扯……”梁增宽像是一个护犊子的家长。
　　“一个故意装睡的人，您是无法把他叫醒的。”虞子俊忍不住插了一嘴。
　　“那就让他继续装睡吧！我倒想看看，他能‘睡’到什么时候。”梁增宽像是忽然记起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拍着脑门说，“都说不再谈论你们的‘最高权力者’了，可我们怎么又把他拽进我们的话题里了呢？”
　　刘建军揶揄道：“因为‘统领’我们的‘最高权力者’，是一个‘磁场力’很‘强’的人。是他把我们给‘吸入’了他的话题里的。”
　　刘建军在揶揄“磁场力”很强的那个人的时候，虞子俊眼前似乎升起了一团朦胧的雾气，雾气中呈现出了一个虚幻而又荒诞的场面：棋盘山公社所有的插队知青，全都庄严地站在初冬的第一场大雪中——他们看上去像是参加一场某位领导者的追思会。诵读追思词的也是一位“领导者”，是“领导”插队知青战天斗地、甘洒青春热血的“最高权力者”——并以他们穿透力极强的目光，注视着站在公社礼堂门口夸夸其谈的他们的“最高权力者”，仿佛要看穿其灵魂深处最潮湿、最阴暗的那个地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戴着一张“江湖面具”（隐形的）的插队知青们的“最高权力者”，却用他那善于夸夸其谈、似乎能够发射一梭子又一梭子机枪子弹，不，应该是发射重机枪子弹的嘴，连续不断地向插队知青们发射类似于排比句式的红色“子弹”……于是，他们全都“壮烈”地倒在了公社礼堂门前的雪地上。
　　大约十几秒后，朦胧的雾气渐渐消散。而虞子俊的思绪，似乎还在刚才的那个场面中徘徊。直到梁书记的声音再度灌入他的耳朵里。
　　“我对他的‘磁场力’不感兴趣……”梁增宽显得有些不耐烦，“我们还是研究一下‘请假’的问题吧。如果这个问题不妥善处理好，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双山大队知青工作的顺利开展。说句老实话，在你们来到双山大队插队之前，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然这都是些废话。总而言之，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这个‘新问题’，我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是你们二位就不一样了，你们二位本身就是插队知青，跟你们大有作为的‘战友’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十分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和思想动态。所以，在妥善解决‘请假回家’这个问题上，你们二位是最有发言权的。”
　　梁增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的两个下属。
　　刘建军思忖了片刻之后，很自信地说：“梁书记，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
　　“哦？”梁增宽将目光聚焦在刘建军的脸上，微笑着问道，“你想到具体措施了？”
　　“算不上是什么具体措施。”刘建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依旧很自信地说，“但我个人认为，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请假制度，并用铁的纪律和制度来约束大家涣散的劳动态度；进一步加强对知青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之牢固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坚定信念。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铁的纪律约束个人行为，能有一个团结的整体的存在么？如果不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双山大队乃至棋盘山公社的知青群体，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梁增宽一边认真地听，一边默默地点着头。
　　“眼下我也只是在嘴上谈兵，关键在于后续的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的前提，必须要走‘嘴上谈兵’的程序。”梁增宽哈哈一笑，说，“在我看来，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虞子俊跟着补充了一句。
　　梁增宽似乎很满意刘建军的“嘴上谈兵”，以及虞子俊最后的那句补充。
　　“建军书记，我想再完善一下你的‘嘴上谈兵’。”梁增宽说，“对于我们双山大队的插队知青而言，除了用铁的纪律约束之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还是要多加运用的……”
　　正说着，就见大队长汤家旺顶着一头雪花走了进来。
　　“你们都在啊！”汤家旺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不然呢？”梁增宽笑着反问道。
　　“最好没有什么‘不然’。”汤家旺一脸认真的样子，像是要对在坐的三位领导（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位领导）汇报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听风是雨的“汇报。”
　　“我在来时的路上碰见了铁拐李。铁拐李神神叨叨地跟我说，就在刚才，他看见许芳璞拎着一个红布包裹，急三火四地往西沟去了；而且这种情况，他说他看见了不止一次。至于许芳璞去西沟干什么，红布包裹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还跟我开玩笑说，可惜秦忆军去‘边外’搞阶级斗争了，否则，他一定会坚定地认为：右派分子许芳璞，必是去西沟给台湾发电报了——因为红布包裹里装着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电台。”
　　汤家旺看了虞子俊一眼，仿佛在问：你是双山大队的治保主任，难道就没有看见或者听说过这件事情么？毕竟许芳璞是右派分子而不是贫下中农，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理应受到双山大队广大革命群众尤其是你这个治保主任的“特别关注”。之后汤家旺就看见虞子俊神色渐渐变得凝重，并且他的眼睛后面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东西。
　　汤家旺收回落在虞子俊身上的目光，接着往下说道：“铁拐李还厚着脸皮对我说，如果他是双山大队治保主任，或者他的腿不是一长一短的话，他肯定会跟踪许芳璞至西沟，证实一下许芳璞是不是真的给台湾发了电报。”
　　“我怀疑铁拐李的脑子出了毛病。”虞子俊忍不住笑道，“那你是如何回答他的？”
　　“说实话啊虞主任，不仅你怀疑他脑子出了毛病，连我也怀疑他脑子真的出了毛病。”汤家旺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旱烟口袋，麻利地卷了一支烟，点着后说，“我用敲打的口气地对铁拐李说：你个跛脚老头，你可千万别学秦忆军。秦忆军是因为脑子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所以经常出现幻觉，看谁都像阶级敌人。我这样一说，他便显得有些气恼，说我如何地讥讽残疾人，不把残疾人放在眼里，不把他这个‘腿残志不残’的‘革命’的孤寡老汉放在眼里；说我眼毛往上翻，拿着豆包不当干粮……我严肃地对他说，既然你说你腿残志不残，那我就跟你们生产队长商量一下，给你找点活儿干，省得你整天到晚像个幽灵一样四处乱窜。铁拐李吹胡子瞪眼地朝我吼：‘我老李头是正儿八经的‘五保户’，不是什么幽灵！就算我是幽灵，那我也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有正义感的幽灵，一个观察双山大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幽灵……你若不信我说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咱们大队那个年轻的治保主任。我曾向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几个月前的那场杀人奸尸案。’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来气。于是我也学着铁拐李的样子，吹胡子瞪眼地对他说：‘你还要不要脸了啊铁拐李？你咋不说你是伙同秦忆军破坏案发现场的幽灵呢！’铁拐李当时气得脸都绿了，继续疯狗似的朝我吼叫：‘狗日的汤家旺，你放再多的屁也都不管用！我老李头也算是立了功的！’铁拐李朝我吼了一通之后，就拄着他那根从未离手、睡觉时也极有可能搂在怀里的花椒棍，一瘸一拐地走了——想必是去观察双山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去了。”
　　梁增宽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我说家旺，下次你再遇见铁拐李，你就这么跟他说：梁增宽答应了你的要求，任命你为双山大队治保主任。”
　　汤家旺轻蔑地哼了一声，以示他对铁拐李这位“腿残志不残”的“革命”的“幽灵”的强烈鄙视。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你俩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汤家旺忽然将目光转移到刘建军和虞子俊身上，仿佛即将说出口的事情与他俩密切相关。“今天上午，丁家堡生产队差点出了人命。”
　　“怎么回事？在哪发生的？”梁增宽顿时收敛起笑容，一脸凝重地问。
　　“取土时塌方造成的事故。”刘建军回答的简明扼要（他省略了丁玉财是因为拉屎才碰上了倒霉的事情，以及把伤者送去公社卫生院进行救治的“车把式”三愣子和插队知青周炳忠）。他说，“地点在西沟。幸好发现得早，又及时送去公社卫生院进行救治……目前暂无大碍。”
　　“怎么又是西沟？”梁增宽禁不住咕哝了一句。
　　“想必是西沟阴气太重……招来了许多的冤魂和恶鬼。长此以往，西沟就成了冤魂恶鬼们伸冤、作祟的场所。”汤家旺用肯定的语气解释说。
　　“一派胡言。”梁增宽瞥了汤家旺一眼，揶揄道，“如果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西沟，而是发生在北沟、东沟、或者是南沟，你还会这么说么？”
　　“关键在于，咱们双山大队没有什么北沟、东沟和南沟。”
　　“诡辩，纯粹是诡辩。”
　　“谈不上是诡辩，实话实说而已。”
　　刘建军唯恐汤家旺和梁书记争论不休，便用一种介乎于中庸的口吻说：“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怪异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无法说得清楚。包括那些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们……”
　　刘建军的一番话，让正在冥思的虞子俊（在他的潜意识里，此时的西沟，冤魂与恶鬼似乎正在伸冤、作祟），顿然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立刻要去西沟的强烈冲动。他感觉这样的一种“冲动”，很像是一个处于瓶颈期的作家，忽然间有了创作的灵感。
　　“你们先聊着。我去趟西沟。”虞子俊态度坚决地说。
　　“你去西沟干啥？”刘建军不解地问。
　　“去找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暂时无可奉告。”